在“12.13”公祭活動舉國哀傷肅穆的氛圍中，蔣介石銅像在浙江悄悄登陸。這一下子觸發了筆者思維的某個關聯點：南京大屠殺的發生，國民政府與蔣某人該承擔怎樣的責任?這就理所當然地牽扯出公祭活動所刻意回避的而理應彰顯的另一主題——追究國民政府的歷史罪責!不知當局是出于統戰需要，還是兩黨兩岸關系的現實考量，對這一重大問題只字未涉，但歷史不容虛無。

　　現在，我們來看看在南京失陷、30萬軍民遭受日本侵華獸軍大屠殺這個過程中，國民政府和蔣某人都干了些什么!

　　首先，最高統帥戰略上的無知和愚蠢，是造成這場悲劇的根本原因。淞滬會戰失敗后，國軍已完全喪失制空權。作為首都，南京的虎踞龍蟠已失去空中庇護，首都軍民和所有的戰略目標都成了日本飛機大炮的靶的。淞滬會戰后的南京，就跟幾年后法國色當會戰后的巴黎一樣，最理智的做法是棄城。可老蔣不干。他不是不知道南京守不住，而是礙于面子——堂堂大國的首都輕易放棄，“有礙國際觀瞻”。于是，就把南京幾十萬軍民強行捆綁在一起作焦土抗戰狀，誓與南京共存亡了。其結果，必然是撈不到面子，還輸掉了底褲。

　　其次，軍事舉措嚴重失當，斷送了南京軍民的求生希望。南京的長江水道，既是天塹，也是在日軍逼近時唯一的逃生通道。按軍事常識，南京保衛戰應重在外圍周旋，重在縱深做“氣孔”，重在搶占戰略要點。可國軍的這批精英們，開戰沒多久，就稀里糊涂的把南京城周邊的據守要點丟個精光。最要命的是，連滿清八旗子弟都毫不含糊的以江北大營為依托對付太平軍的軍事要則，我們的國軍將帥們卻沒有見機把握。來自蕪湖方向的日軍便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江北，既堵死了越江轉移的出路;也使沿江西向的通道徹底暴露在長江兩岸日軍的槍彈之下。

　　另外，主帥唐生智的臨陣逃跑，直接導致南京軍民的人心渙散和防御體系的徹底崩潰。這位受國民政府重托的南京守軍最高統帥，開始還信誓旦旦：“誓與南京共存亡”，可當日軍逼近南京城時，就撒腿開溜了。如果是偷偷的人不知鬼不覺倒也罷了，可據他的警衛回憶，偏偏在南京市民擁擠著要突出逃命的城門口，親自下令開城門乘坐停在江邊的鐵甲船逃命。這造成的消極影響該有多大?這對南京守城部隊官兵的抵抗信心的打擊該有多大?群龍無首的部隊還能進行有效的抵抗嗎?

　　如果說前面這幾點還是國民政府危機處置和應對方面失策的話，那下面這一點的性質就顯然不同。當國民政府的軍政大員們大箱小柜的車載船運、源源不斷流向武漢甚至重慶時，可曾想到南京城內眼巴巴望天祈禱的幾十萬“草民”?劉備敗走新野尚且拖帶幾十萬居民一同撤退，這批標榜為三民主義信徒的黨國精英們，居然遠不及封建軍閥，壓根兒就沒有組織過一次像樣的人員疏散工作。大敵當前，國民政府非但沒有動員組織民眾投身抗戰，保家衛國，還故意封鎖消息，隱瞞真相。明知道南京守不住，卻欺騙南京軍民固守必勝，把幾十萬生命至于被遺棄的絕境。還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為托詞，管制了長江岸邊的船只，不許底層官兵和居民逃生。而師旅級以上的將官，卻私下里早已為自己備好了船只。按照當時官方宣傳的口徑，既然要長期固守南京，就必須做好堅守的各方面準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員的疏散轉移。日寇不是仁義之師，幾十萬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對殘暴成性的侵略者來說，絕不是投鼠忌器的人質，只能是屠宰對象!再說，及時疏散群眾，可以減少物資消耗，更有效地把有限的后勤物資用在刀口上。這些基本道理，相信國民政府無人不懂。問題是，從最高領袖到軍政要員到普通官員，都在考慮如何確保自己身家性命的絕對安全，如何在轉移后的內地搶占有利地盤等等，誰還會有空顧及南京城那幾十萬生靈!作為一個自稱國民政府的政權實體，對人民生命的漠視，已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可幾十年來，這丑陋的一幕，卻一直在譴責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呼聲中被掩蓋、被疏忽。

　　那位“蔣公”的銅像已在南京公祭的警鐘聲中登陸浙江了。如果“蔣公”地下有知，對南京的三十萬亡靈該作如何表示呢?而那批熱心促成“蔣公”登陸的國粉們又該作何感想，又有何種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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