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斬”及隨之而來的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軍留給中國人民的刻骨記憶。對于無差別屠戮的反人類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早就做出了公正的裁決，當年的《東京日日新聞》(即今《每日新聞》)等相關報道，也留下過翔實的記錄和照片。因此，凡有正常思維者，都不會懷疑上述鐵案的真實性。

　　日本右翼妄圖否認侵略罪行

　　然而，幾乎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翻供”的輿論和事件，即開始起伏于日本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一個“情緒隱微”卻“學理充分”的學術式“謝罪反問”，也開始興起于日本學界。溝口雄三宣稱：“我們日本人對于戰爭要謝什么罪?謝罪到什么范圍?是僅就殘酷暴行謝罪，對出兵侵略中國本身謝罪，還是對明治以來的近代化全過程謝罪?可是，一個國家的歷史全過程就這樣成了對其他國家的罪孽，這難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嗎?”當說到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是否成立時，他還制作了一個離奇的比喻：“有個國家遭到鄰國軍隊的侵略，在該國的一個城鎮，鄰國士兵入侵后實行了掠奪。后來，一個少女控訴說，那時她被一士兵強奸，該兵是身高兩米多的大漢。但是，這個鄰國承認入侵及掠奪行為，卻不肯承認強奸這一事實。理由是當時在軍隊中不存在兩米高的士兵。這個比喻揭示了感情記憶與事實記錄的差異。對那個少女來說，兩米高這一數值并非事實記錄，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記憶。在鄰國一方則以此數值為事實的記錄，并以兩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來證明強奸事實的不存在。”

　　在溝口雄三看來，“南京大屠殺‘被害者三十萬’”的說法，就成了“復雜的政治性數值”，而這一“數值”又“足以顯示日中之間圍繞感情記憶與事實記錄產生的認識上的錯位，同時因為各自所處的語境互不相通，使之成為兩國間在歷史認識上的隔閡之象征”。他大概想說明，既然與戰爭有關的明治維新是東亞公認的“文明進步”事件，既然戰爭的后果已被解讀為“政治性數值”而不是“事實性數值”，既然要求日本人謝罪的根據只出自“感情記憶”而不是“事實記憶”，既然這一切都發生于“日中之間圍繞感情記憶與事實記錄”之“認識上的錯位”，那么，侵略一方就無需對被侵略者謝什么罪，無論是代表“近代化”的日本歷史“全過程”，抑或“兩米高”士兵的“強奸罪”與“三十萬人”的屠殺罪等，在他看來似乎均應作如是觀。

　　一些日本學者慣用強盜邏輯

　　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換“加害”，以“定量”否決“定性”，是近年來一些日本學者在研究中日戰爭史時的慣用套路。在如此兜來繞去的敘事中，原本直觀的道理被展現為極大的迂回，十分簡單的事件也總是被涂抹得高度復雜。其中，最先需要關注的，應該是利用“近代文明”之“善”來消解對外侵略之“惡”的學術手法。

　　他們喜歡這樣設問：“為什么日本的侵略戰爭行為與日本近代化的過程被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呢?……就是說，在這里存在著以近代化的遲早、先后為衡量其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之優劣標準的歷史，而且，基于這種歷史意識上的記憶仍以現在時態存在著。”于是乎，“不管中國人是否意識到，通過控訴日本人的殘酷暴行，中國人是在對從自尊心上無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優越意識之傲慢進行焦慮的抗議。而且，當中國人站在西洋標準的近代史觀上，身處不得不承認日本近代的優越性這一兩難之境時，則更加焦慮。所抗議的對象輪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議之矢不知何時如同‘歸去來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這時其焦慮便越發嚴重。”然而，如果說“國強必霸”的道理是成立的，那么，長達五百年的文明強國明清兩朝從未侵擾過東亞近鄰卻反而屢遭日本入侵的事實，便無法得到解釋;如果該道理并不成立，那么，福澤諭吉的強盜邏輯倒是令鄰國諸邦“大開眼界”。在他看來，在“文明”改造“野蠻”這一新的國際通則面前，落后的清國和朝鮮無疑需要改造;亦由于“野蠻”的持續存在違背了近代國際通則，因而“征亞”也就意味著改造“野蠻”的“義舉”——“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這種“為了讓你活得更好，需首先剝奪你活的權利”的直露性陳述，比日本今日的閃爍其詞更為赤裸裸。

　　健忘癥候群在日本頻繁發作

　　那么，究竟誰是戰爭的受害者呢?對此，片面的健忘癥候群頻頻發作于日本人身上，即：與南京大屠殺相比，他們只記住了美國對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炸。相對于日本對亞洲的涂炭，他們只記得“下町燒夷彈”和“東京大空襲”。于是，在討論戰爭勝負時，日本人便出現了以下說法：“日本是與歐美對抗、與歐美爭戰，最后敗于歐美特別是美國，而非敗給了亞洲。”在這種情況下，一連串潛在的反問似乎亦同步成立：既然日本自己才是“受害者”，又怎么可能會變成“加害者”?既然日本沒有敗給亞洲，為什么要向亞洲謝罪?既然“帝國主義無權裁判帝國主義”，那么除了實力不逮于其他列強外，日本人又錯在哪里?這些在正常人看來匪夷所思的反問，竟然“同時也成為從戰敗中站起來之不屈精神及國民困苦與勇于奮斗的象征。而誘導這些思考的就是關于近現代的歷史認識”。

　　但是，問題在于，日本學者似乎更應該將事實的因果真相告訴其國民，而不是文過飾非和學理饒舌。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罪行，才導致了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日本人在哭訴“東京大空襲”的同時，不應忘記他們曾經對重慶進行的無差別屠戮的大轟炸。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副校長、教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