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2014年02月21日發布署名“笑蜀”的一篇文章《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揭示了實現中國繼續穩定與發展的關鍵：“通過共富和改革承諾的兌現來穩住民眾”。其實，所有人類的問題，無非就是民眾的生產與生活問題;所有社會的危機與動蕩，無不是民眾的不滿與反抗。社會層面上如此，經濟發展的關鍵也是如此。只有“共富”的社會經濟，才是真正健康合理的經濟，也是人類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趨勢。人類文明發展至今，貧窮與失業、經濟危機、階級分化與對立等事物存在的本身就代表著一種畸形和變態。

　　當今中國只有走通共富之路，才有前途和希望。馬克思主義為共富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資本主義社會與經濟的發展為共富提供了現實基礎。共富之路無疑就是一條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它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科學為基礎，以按勞分配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特征，以克服和解決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貧窮與失業、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社會動亂等社會弊端為目標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

　　其實，真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共富。作為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應是有理論基礎和客觀現實需要的社會發展理念，而不是那些泛泛而談、內容空洞的民主、自由、富裕、平等、正義、法治等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用來標榜、粉飾自己的概念和名詞。

　　從習近平執政一年來的政策、言行上來看，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其實已經初露端倪。正如笑蜀的這篇文章所認識到的：“在習近平眼中，‘毛左’和自由派都屬于所謂的‘極端’。他要排除兩極干擾，爭取中間群眾。拿什么爭取?第一是‘共富’，這是對薄熙來重慶模式的‘拿來主義’”。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雖然會繼續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稱號，但將明顯烙下習近平自己的印記。這個印記目前來說就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真正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即非老路也非邪路卻可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實現民眾共同富裕的理想和需要的公有制市場經濟之路。走通這“第三條道路”無疑是真正的大智慧!

　　笑蜀把“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簡單定位于“高度實用主義，但絕不逾越紅線”，明顯是過于膚淺，是小看習近平的智慧了。迄今為止，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表述明顯與以往不同。在各種場合的表述中，雖然還沒有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內容，但已無中共以往那種內容空洞、含糊其詞、自相矛盾的官話、套話，并以實際行動在走自己的道路，堅決、果敢、明確地不走老路和邪路。這說明習近平已胸有成竹，只待時機以恰當方式去推行而已。

　　笑蜀在其文章中說習近平實現其“第三條道路”存在兩大根本性障礙或不確定性因素，一是政治危機，二是價值危機。笑蜀所謂政治危機是指官僚集團的阻礙;所謂價值危機是“警惕憲政”，即拒絕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制度。笑蜀的這種認識明顯表現出其思想的局限性。

　　第一，官僚集團并非鐵板一塊，并非頑固不化。習近平完全可以堅決的態度和柔性的手段，在確保一定官僚集團利益的前提下，實現其“第三條道路”的改革與發展目標，滿足中國社會和人民穩定、發展與共富的客觀需要。通過某種方式，以國企和政府官員為主體的官僚集團完全可以轉化為“第三條道路”的支持者。對于官僚集團成員來說，逐步走向與國人共富的道路未必是一件壞事。只要習近平讓官僚集團看到其決心，看清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趨勢，官僚集團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是可以轉變的。習近平的反腐敗戰略無疑就是這種努力之一。

　　第二，在沒有實現共富目標，成功構建科學的、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前，搞“憲政”無疑是一種錯誤的極端行為。接受憲政，就是戈爾巴喬夫一樣的所謂叛徒，就是在走邪路。笑蜀一方面認可共富對于社會穩定與發展的決定行作用，一方面又把“憲政”置于首要地位，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充分表現出笑蜀本人極右派思想者的本質。

　　“憲政”其實是一個淺層次的、表象上的東西，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決定性因素。憲政是個問題，但憲政并不能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真正具有根本決定性作用的其實是“理想和主義”，即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發展道路。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狀態。對于中國來說，至關重要的顯然并非是是憲政，而是基本經濟制度。走通習近平“第三條道路”的根本關鍵是建立科學合理的基本經濟制度，而非憲政民主。構建出科學有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決定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敗與否的根本關鍵。一個社會的穩定發展取決于民眾的意志和要求，而當前中國民眾的意志和要求不是憲政民主，更是平等的經濟地位、共同富裕的生產與生活。笑蜀把“警惕憲政”當作習近平的“價值危機”，表現出一個資本主義自由派思想者的思維局限性。

　　笑蜀說：“當下社會最抵觸的，恰恰是絕對黨權，以及保衛絕對黨權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暴力，即專政體制”。其實，抵觸“絕對黨權”的只是少數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利益訴求，并非是占社會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觀點和利益訴求。在當下環境與條件下，憲政其實與人民共富的目標需要背道而馳。因為當下中國的經濟特點是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加上憲政民主，這對民眾來說是種“利空”，勞動人民將進一步貧窮與失業，中國社會會進一步貧富分化、出現不斷的政治和經濟危機。

　　勞動人民的要求之一可以是“憲政民主”，但在“憲政民主”之前，應該有一個更為重要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共富”。沒有共富，憲政民主對于普通勞動者人民來說其實只有壞處，沒有好處。因為一旦建立資本可以決定一切的資本主義，憲政就只會成為資本剝削勞動者的工具，勞動人民的利益將受到巨大危害。憲政對于當前中國來說意味著現在泰國、印度或烏克蘭的那種社會局面。在憲政民主與共產黨的領導之間進行選擇，要看那一種方式更有利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習近平“警惕憲政”所表現出的是真正的大智慧，而不是什么“勇氣可嘉，但識見有限、智慧不足”。只有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的傻子，才會搞什么憲政，步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解體、社會動亂與民族倒退、人民貧窮困苦的后塵。

　　第三，除了以國企和政府官員為代表的官僚集團的阻礙之外，習近平實現其共同富裕的“第三條道路”目標還有一個更大的障礙，就是資本家集團的阻礙。的確，“要推進全面改革，官僚集團一定損失巨大”;但同時，要推進以共富為目標的全面改革，資本集團的損失會更加巨大。這將讓資本集團喪失綁架社會，主宰國家和人民命運的手段和方式，讓其無法再持續高效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官僚和資本向來都是阻礙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水平兩大反動勢力集團。官僚的反動作用表現在傳統政治經濟制度弊端上，資本的反動作用表現在資本主義經濟弊端上。習近平要想解決中國的問題，推動中國社會的繼續穩定與發展，不僅要克服官僚集團的阻礙，更要化解資本集團的綁架和要挾。

　　資本集團不等于私有企業主集團。事實上，只有站在資本金字塔頂端的少數大資本家階級才構成反動資本集團，廣大中小企業主沒有條件，也并不太關注社會與國家政權事務，他們的關注與普通勞動人民的關注基本相同，就是如何實現自己更好的生產與生活。因此，共富的社會經濟與局面可能有損于大資本集團的利益，卻未必有損于廣大中小企業主的利益。

　　資本集團代表極右勢力，以資本經濟的絕對基礎地位來維持和發揮自己具有根本決定性的影響力。要想在中國走通共富之路，必須克服極左和極右這兩股反動勢力的束縛才行。官僚利益、資本利益與民眾的利益在當下的社會制度中，是對立和沖突的。沒有共富之路，民眾的利益就會受損，中國就不可能繼續穩定與發展下去。而民眾的意志和需要才是決定一切的根本因素。官僚和資本家們各個聰明能干，普通的老百姓和民眾們現在也都不想再做傻瓜和墊背的。資本家想要通過爭取“憲政”來獲取國家政權，進而維護和實現自己的利益;民眾則需要通過實現共富的社會制度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平等權利和地位。

　　笑蜀說：“所有薄弱環節中，最大的薄弱環節在于，習近平和鄧小平一樣怕社會，怕失控，怕亂，所以不敢動員社會。他也知道社會這個基本盤的重要，渴望通過共富和改革承諾的兌現來穩住民眾，打造他的基本盤，但在承諾兌現之前，沒有誰會真的相信他。而兌現承諾并不容易”。那么，習近平兌現“共富”的承諾，實現其共富的“第三條道路”真的不容易嗎?只怕也未必。

　　一方面，共富已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完全可以在穩定、繁榮的前提下，實現共富的目標。關鍵在于，中國要確立出一種真正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所有問題的關鍵都在于我們社會的生產方式。私有企業的生產必然產生和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系列弊端;國有企業的生產也必然產生和導致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一系列弊端。我們只有建立一種更為科學有效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克服和解決我們整個社會的各種問題和弊端，實現一種共同富裕、真正自由民主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因此，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能不能行得通，關鍵取決于這是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社會制度。如果不能確立一種真正社會主義的，比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都先進合理的企業制度、社會生產方式，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第三條道路”可走，中國社會就只能要么是極右的資本主義，要么是極左的封閉僵化的老路。那種國家和資本家混合的“混合所有制”顯然不倫不類，不符合經濟常識，也不可能持久。“混合所有制”的實行，客觀上只能導致國企的私有化，導致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垮臺和失敗。

　　馬克思主義其實并不支持傳統社會主義的老路，國有企業、國有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都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勞動價值論和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是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而這種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老路卻是權力分配，是統一、計劃和服從。

　　因此，實現一條以共富為目標的“第三條道路”其實也不難，只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要求，創新發展出一種真正按勞分配的，真正由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企業生產方式就可以了。共富的社會，必然是按勞分配的社會，從而必然也是由人的勞動，而不是資本來決定收入分配的社會。以資本決定一切生產與分配，按資分配的私有企業制度符合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導致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以國家權力決定一切生產與分配，按權力分配的國有企業符合官僚階層的利益，導致全社會的“共貧”，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失敗;而以勞動者的勞動決定一切生產與分配，按勞分配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生產方式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將導致全社會的“共富”，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

　　推行和發展一種真正集體所有制、按勞分配的企業制度顯然并不困難，也并不直接侵害官僚集團和資本家階層的直接利益。因為推行這種集體所有制企業生產無需剝奪資本家的資本，也無需剝奪官僚集團的權力，而只是為社會上的勞動者提供一種生產與創業的新方式、新途徑而已。按勞分配的集體所有制生產方式將以其自身內在的積極性、科學性、合理性，有效滿足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與生活需要，贏得勞動人民的認可，逐漸占據社會的主體，從而一個嶄新的社會和文明得以在自由、穩定與繁榮中誕生。集體所有制企業生產方式不破壞，只建設，有百利而無一害，顯然有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只要習近平愿意，并切實地去執行，則沒有不成功的道理。

　　顯然，笑蜀說“以我為主，雜糅百家，就是‘第三條道路’，就是習近平模式的靈魂。也可以說不倫不類，很可能屬于新的政治烏托邦，而且是沒有實力支撐的政治烏托邦”，這大謬不然!只要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是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充分尊重勞動者的權利和意志，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經濟性、政治參與性，滿足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那“實力”就會大得不得了，上下結合，左右開花，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具有劃時代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將在習近平“等三條道路”的指引下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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