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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勤德:“正本舉綱” 勝利在望——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

張勤德 · 2013-12-25 · 來源:烏有之鄉
毛主席誕辰120周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性質,仍然決定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救黨,是極有利的合法半合法反修手段;反修,才能真正挽救共產黨。要和體制內以及國內外的愛國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在當前形勢下紀念人民領袖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到對毛主席最好的紀念,是進一步提高和端正對“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認識并務求實效,抓好結合當前具體實際貫徹執行毛主席路線這個綱,在防止和渡過近幾年可能發生的大危機中決戰決勝,把復興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向前推進。

  關于真正把兵民放在勝利之本的位置上,必須更自覺地認清和處理好依靠領導人和依靠人民群眾的關系。

  領導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不充分肯定這一點就不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在當前這種形勢下,尤其是這樣。因此,在十八大結束時,我們便提出對新領導人要“一看二幫三促進”。一看,就是不僅看怎么說的,還要看怎么做的;二幫,就是說得對又做得好的,要幫助和支持;三促進,就是對說錯的搞糟的,要進行批評和斗爭,促使形勢向有利于撥亂反正、復興社會主義事業方面轉折。從整體上看,當前仍有堅持這一點的必要。實踐告誡我們,在現實環境中即使領導人有回歸毛主席社會主路線之心,過以下“四關”的難度也不小。這些關口,就是敢于同美帝國主義決裂甚至不惜一戰;敢于堅決反對邪改(邪路改革)利益集團特別是其中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司令部;敢于承認文革的“七分成績”并搞社會主義大民主(簡稱民眾民主);敢于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并自覺糾正自己在這方面的錯誤。并且,即使能過這“四關”,也必須堅持“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條。這是在于經過30多年的培植,資產階級已有相當大的實力,其中的官僚資產階級特別是最反動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即帝國主義的走狗,掌握著相當大的實權;修正主義理論至今還毒害著不少人,其中相當多的中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還相信補一段資本主義的課,搞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那一套才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霸權主義在多個領域還占有優勢,正重點演變和圍剿中國,從而使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特別瘋狂。因此,雙方的較量最根本的是靠實力,是在于大多數人站在那一邊。

  這就要求我們務必進一步提高對領導人和人民群眾關系的認識,切實堅持人民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的唯物史觀。毛主席認為,人民是決定的因素。“應當突出‘決定的因素’,不應當突出‘非決定的因素’。就是說,應當突出人民,絕不要突出個人。”(《毛澤東傳》,第935頁) 這就決定我們依靠群眾路線救共產黨要注意抓好兩個方面:黨內健康力量能夠相信、依靠、發動、組織群眾;人民群眾能夠以主人公的姿態,關心國家大事,發揮歷史主動性和創造力。在這個問題上缺少哪個方面都不行。這樣,我們才能在西化派搞“街頭政治”時,將他們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轉化成紅色革命。從這里不難看出,在這場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極其廣泛、深刻的生死決戰中,不把人民群眾作為決定的因素,過分地強調個人的作用,甚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那是既不利于堅持兵民這個勝利之本,又不利于領導人在群眾的支持下發揮應有作用,即對上層和下層的結合、體制內外的配合,都會產生不利影響的。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只有通過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全面徹底地揭露黨的黑暗面,才能逐步地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逐步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產生的條件,最終實現《共產黨宣言》所說的“兩個徹底決裂”。社會主義事業之所以既非常偉大又特別艱難,甚至每前進一步都既很輝煌又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原因就在這里。也正因為這樣,毛主席當年搞反和平演變大演習,不使用下令撤職查辦的方式而采取了大民主的辦法。對此,我們務必要進一步加深理解和掌握。

  關于進一步認清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提高結合當前具體實際貫徹執行毛主席路線的自覺性。

  有些戰友仍然認為,在沒有武力侵占我國大片領土的情況下,是不能把它(指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看作主要矛盾的。

  實際上,由于社會主要矛盾是由社會的性質決定的,毛主席在指出“自從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即進入近代社會后便強調:“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當然還有別的矛盾,例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第三節)這就是說,只要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即使處于帝國主義沒有武力侵占我國大片領土的時期,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仍然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當然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大片領土后,這種矛盾更突出了。正是根據這一點,毛主席提出了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大眾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指引我們奪得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性質,仍然決定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這是在于毛主席不僅一直講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而且在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做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前奏》,第16頁]中國的現實證明毛主席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當前中國不僅私有制已取代公有制占據了主體地位,而且28個主要產業被外資控制了21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和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原來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轉型成了為西方國家提供廉價商品的“外向型經濟”,早在2008年對外貿易的依存度便達到70%以上,幾乎超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明明知道美帝國主義等西方國家不會償還卻仍然堅持將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絕大部分買了它們的債券,基本上有去無回;西方國家發生嚴重經濟危機后,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救歐洲就是救自己”的口號下,又大量增購了西方國家的債券,可得到的回報卻是美國對中國企業的嚴厲封殺和歐盟對中國貿易的大規模制裁,目的是要引發中國經濟的衰退和危機;美帝國主義剝奪全世界所獲得的霸權紅利,大部分來自中國。并且,中國和美帝國主義建立了互利共贏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這是我國決策的一條隱形線索”(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喬良,烏有之鄉網,2009年7月18日)。美國公開宣稱,已出現的“中美國”就是“依附于美國的中國經濟體”(華盛頓郵報,2008年9月21日)。《2030年的中國》制定的“改革路線圖”即那個要使中國全面殖民地化的“6000天計劃”,就是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轉任世界銀行行長后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伙搞的。中國赴美特使則把中美說成“夫妻關系”,實質上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小老婆。這些鐵的事實,足以證明中國已基本上演變成半附庸主義、半修正主義實質上是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會主義(這主要是在于它象歐洲一些國家那樣搞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社會。

  關于主要矛盾問題,毛主席還有一個重要論斷。1957年他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全國勝利以后,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后頭沒有公開提,但是事實上在那里做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75頁)。毛主席為什么一直堅持“事實上在那里做”呢?這就是說,雖然根據外交策略的需要不公開提,但是如果輕視甚至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生死威脅,直至導致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那就談不上抓好國內矛盾,甚至加速蛻化變質,使修正主義上臺。這是因為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正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由此可知,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在主要矛盾問題上,事實上堅持的是國內國外雙主要矛盾論。

  正確認識當前的主要矛盾,特別需要注意當前的新形勢。這主要表現在:美國在蘇聯解體后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更加瘋狂地大搞霸權主義;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的經濟更緊密地聯成一體,使美國霸權主義成為中國人民最大的剝削者、壓迫者;美國霸權主義為了擺脫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急于促使中國不僅接受“中美國”而且接受“中美共治”,就是使中國不僅做經濟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美國新軍事戰略把中國列為第一打擊目標,把主要軍事力量部署在中國家門口;戰爭的形式更加多樣化,金融戰、網絡戰、基因戰等新冷戰形式或者說沒有硝煙的戰爭正使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劇作家趙華認為這種對中國的戰爭是處于正在進行時而決不是合作共贏時。他的看法是有根據的。

  從上述情況中不難看出,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所說:“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系呈現著復雜的情況”。首先要肯定,中國現階段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同時要認清,從中國現階段基本上處于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并且社會主要矛盾由社會性質所決定的角度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一般來說或者從總體上說,是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正象毛主席在《矛盾論》中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時所指出的,在國內資產階級或者修正主義路線成為主要威脅,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成為主戰場包括這種斗爭集中反映在兩條路線斗爭上的時候,國內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便會在這種條件下成為最主要的矛盾。恰如毛主席所說,這不是唯心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有些戰友仍然認為,由于毛主席說過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因此不應當把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

  滿清政府的腐敗,確實是使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內因。日本侵占我國大片領土也確實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造成的惡果。但主要矛盾看的是這個矛盾在所有矛盾中的地位。大敵當前,這時不把反帝而把國內的其他事情作為首要任務,那是根本談不上民族獨立甚至會亡國滅種、喪失一切的。

  有些戰友仍然認為,黨內已無走社派甚至健康力量,早就變質為資產階級政黨,因此“通過反修來挽救革命挽救黨”便是改良主義,只有“另起爐灶,推墻拆廟”才行。在這一過程的第一階段,甚至可以實行“左右合流”,以共同用暴力推翻當局,爭得資本主義民主,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有的戰友最近則公開提出,要重建真共產黨,取代假共產黨。

  必須指出,不承認黨內存在健康力量,從而把他們和西化賣國集團的斗爭說成“狗咬狗”,實質上是對毛主席所說一些人會逐漸認識修正主義特別是其中的西化賣國主義的真面目,逐步向馬克思主義回歸;要組成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等等政策和策略重視不夠;對合法半合法斗爭這一反對修正主義虛偽性特別有效手段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當前形勢的尖銳復雜程度和人民群眾覺悟程度的實情缺乏真正感知的表現。救黨,是極有利的合法半合法反修手段;反修,才能真正挽救共產黨。我們一直講通過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指的都是救真共產黨,救祖國和人民。至于“左右合流”,先爭得資本主義民主,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蘇聯特別是東歐一些國家在修正主義的黨垮臺后,公開的資產階級政黨甚至把宣傳馬列主義、共產主義視為“非法”,以及我國近代實行多黨制時陷入了更混亂局面的鐵的事實,都足以證明這條路更危險。“重建爐灶,取而代之”比籠統地“另起爐灶,推墻拆廟”的提法大大前進了一步,對此必須充分肯定。但是由于事關黨和人民的前途命運,我們覺得仍有提點不同的探討性意見的必要。首先,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霸權主義,今后會把和平演變中國的重點放在通過鼓動顏色革命,“推進憲政改革,結束一黨專政”上;國內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正通過宣揚他們的憲章和“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和權貴資產階級(實質上是指共產黨)的矛盾”,拼命推翻黨的領導。其次,西方憲政民主即實質上主張實行三權分離和多黨制,在黨內和社會上尤其是干部、知識分子中有不小的影響。再次,前面所說的“左右合流,共同先爭得資產階級民主”的主張,在馬列毛派內部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這就要求我們,對于在半新型殖民地、半修正主義條件下的新式革命的具體辦法,必須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新的探索。根據毛主席路線及其戰略策略和現實斗爭經驗來看,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形勢下,還是堅持“通過反對修正主義來挽救革命挽救黨”的方針更“有理、有利、有節”一些。換句話說,也只有在這一步完全走不通時才能走下一步。這多多少少有一點象西安事變時的情況。從國內主要矛盾來看,當然繼續扣蔣甚至殺蔣都順理成章,但是從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這個最主要的矛盾來看,則逼蔣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有利于穩定政局,防止內亂,救亡圖存。正是由于正確處理了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關系,我們黨領導人民群眾不僅使自己的力量由于在統一戰線內積極抗戰而發展壯大,而且在隨后的解放戰爭中摧枯拉朽,打垮蔣匪軍,建立了新中國。我們現在進行半新型殖民地、半修正主義條件下的新式革命,也應當處理好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關系。“重建爐灶,取而代之”,有可能增加否定共產黨領導,形成實質上的多黨制,從而導致我國陷于內亂甚至內戰危險境地的風險。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務必要慎之又慎,否則那是會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無法彌補的天大損失的。

  毛主席社會主義革命路線,集中體現在他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上;毛主席社會主義建設路線,集中體現在他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上。不僅提出了新民主義革命路線,而且提出了中國式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路線,再加上指明了中國復辟后必然變成附庸資本主義,并為進行附庸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新式革命提供了文革和武革兩種有中國特點的成功歷史經驗,這是毛主席的三大貢獻。從根本上說,正是這三大貢獻,使他成為人類的大救星,成為永遠不落的紅大陽。這一點,一定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被更多的實踐所證明從而為更多的人所認知。因此,我們只有進一步領會好毛主席的有關論述,認清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和當前的客觀情況,認真總結實踐經驗并切實接受沉痛教訓,從而不斷提高結合新的具體實際貫徹執行毛主席路線的自覺性,才能干好復興社會主義這個偉大事業。

  在當前極其錯綜復雜并且今后幾年發生大危機的可能性在不斷增加的特殊時期,我們應當怎樣具體、切實地“正本舉綱”,進行現實斗爭呢?

  由于水平所限再加上對實際情況了解不夠,我在這里只能談一點粗淺意見,作為引玉之磚拋出來,以求集思廣益,共同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第一,要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確定斗爭的重點目標。即使在毛主席強調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時候,他也指出根據中國的特殊情況民族資產階級一般要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文革的重點是斗走資派即黨內資產階級。由此看來,在西化派炮制出憲章并提出要在十八大之前進行“三年決戰”這一特定時間內,把反擊這個叛黨賣國集團作為斗爭重點,在十八大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把反對修正主義作為重點,并不違背毛主席路線的要求。今后,也應當這樣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工作方針。

  第二,要把反帝和反修緊密結合起來。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集團的斗爭中,要充分講清造成今天這樣一種使中國成為美國附庸的既可悲又可憐的局面,正是修正主義路線帶來的最大惡果,或者說修正主義是制造投降賣國罪惡的罪魁禍首;在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中,要充分講清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特別是他們在黨內的代表西化派,本身就是最兇惡的修正主義集團,揭露和反對他們屈服于甚至勾結帝國主義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既是反對修正主義的最好突破口,又是對修正主義的最沉重打擊。這樣使二者結合在一起,才既有利于反修,又有利于反帝。

  第三,充分地利用合法半合法甚至打點“擦邊球”的手段進行更英勇頑強的斗爭。在推翻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附庸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斗爭中,具體方式方法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當時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決不應當忽略合法半合法的手段。例如,創立網站、上書建言、組成學習小組和紅色網友聯誼會、建立定期活動基地、操辦合作經濟組織,特別是去年“918”發動以“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為主要口號的九月愛國運動和今年湖南的“新五四運動”等等,對于宣傳教育群眾,揭露打擊敵人,都發揮了不小的作用,應當抓得更有實效。這樣,才能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揭露政治騙子的真面目以給修正主義致命的打擊;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宣傳、動員、組織群眾搞出既避免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又繼承反和平演變合理內核的新式科學文革,推進復興社會主義的革命斗爭。

  第四,通過建立“中美國”使中國成美帝國主義的經濟附庸即新型殖民地,通過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使中國成為美帝國主義政治上的附庸即“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的“小老婆”;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敢于公開宣揚并推行“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路線,敢于公開宣揚并推行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都表明美帝國主義的頭子,才是實質上的主子即帝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則是兒皇帝。“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就要敢跟他們斗。特色派首腦雖然表面上是最高領導,實質上是受到很大制約的。對茅于軾這樣敢于公開承認自己拿美帝國主義的資金、公開宣揚汪精衛當漢奸有理的賣國賊多年至今不但不敢動根毫毛而且捧成在全國各地官場演講的大紅人,而對馬列毛派則動不動就動用專政機器來鎮壓,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應喊響“敢打最大老虎,才是真正反腐”、“最大漢奸受審,才是以民為本”等口號,結合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結合反修,掀起一個揭發批判漢奸賣國賊的新高潮。

  第五,要乘勝痛打落水狗,追究這些年來一些漢奸賣國賊配合美帝國主義大量進口轉基因食品和種子的累累罪行。最近退回了幾批美國的轉基因玉米,是馬列毛派和人民群眾多年來堅持反對轉基因主糧商品化斗爭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我們要乘勝追擊,千方百計使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近年來已有許多嚴肅的科學家經過大量實驗,證實轉基因食品與腫瘤、不孕不育、胚胎異常等數十種疾病有高度相關性;美國軍方曾提出‘新型生物戰劑可以作為戰略武器針對敵國平民人口長期施用并達到使目標人口絕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轉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為這種武器,如今向中國大肆推銷轉基因農產品的孟山都公司正是當年生產投向越南戰場的橙劑生產商;早在2000 年全球的828位科學家就向各國政府緊急呼吁,叫停轉基因,指出轉基因作物違反生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使我們的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些年農業部在不讓自己的幼兒園吃轉基因食品、嚴禁奧運會等所有外國人活動場所銷售轉基因食品的情況下,批準進口和種植轉基因主糧讓全國人民吃,把13億老百姓當作小白鼠,并把人民的質疑斥為“無知”;轉基因利益集團不顧我國大面積種植轉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德美亞等)造成嚴重生態災難并嚴重摧毀養殖業(尤其是養豬業)的惡劣后果,在繼續一意孤行大規模全面迅速地推進轉基因糧、油、菜、果等產業化;有資料顯示,中國轉基因的積極推動者不少有美國資金和機構培養的背景,中國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里的專家不少在銷售轉基因種子的公司都有兼職。這樣,才能使轉基因主糧商品化的宣揚和推行者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第六,抓好聯系、組織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堅持兵民這個勝利之本,關鍵是抓好骨干分子這個密切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要通過多種多樣的方式方法,發現、物色、培養、訓練、提高他們,按照毛主席關于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嚴格要求他們,在大風大浪中考驗和鍛煉他們,使之盡快成長起來。象毛主席那樣高瞻遠矚、博大精深,兼具文韜武略,創建豐功偉績的人類大救星,不但前無古人,恐怕也很難后有來者。但是,他們應當有“千百萬毛主席的小學生,合成一個新世紀的毛澤東”的雄心壯志。梅子網友說得好,每個骨干都學會“串葡萄”,“我們完全可以想象,當全國有幾十萬串‘葡萄’野蠻生長,一旦橫向連接起來,那就成為誰都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這情勢下,我們無產者的政治訴求,才不會被人忽視“(紅歌會網2013年12月12日)。

  第七,要和體制內以及國內外的愛國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陳奎元當年在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時就突破了主要防“左”的方針,提出重點反右,并抓了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重慶模式的首要創立者說中國只有走毛澤東的道路才行,從而大搞唱紅打黑、三進三同、共同富裕;最近國防大學等單位推出《較量無聲》等等,都說明黨內并不是鐵板一塊。對國內外的愛國者尤其是黨內健康力量,一定要更大膽地進行聯合。關門主義是很有害的,必須堅決糾正。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講了一段革命者不僅應牢記而且要竭盡所能去實踐的話:“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 (《毛澤東傳》第1420頁)容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附庸資本主義禍國殃民的罪惡,就是對毛主席的背叛,就是人民的罪人。由于今后5年內中國發生大危機的危險性在迅速增大,大危機會帶來大災難,但也會帶來大機遇,引發一場大決戰,因而在紀念毛主席120周年這個我們革命者最重要的節日里,我常向自己提一個問題:毛主席最希望我們在當前干好什么,自己應當怎么干?回答是,毛主席最希望我們決不容忍反共右派復辟變天甚至賣國投降帝國主義;我們應當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我屬于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那代人,已經67歲了。能在毛澤東時代生活幾十年,是一輩子最大的幸福;能在反帝反修反附庸的斗爭中做點應當做的事,是生命的最大價值。因此,應當象魏巍、馬賓、秦洪達、林伯野、李成瑞、惲仁祥等老同志那樣,永遠革命,決不投降。在即將到來的這場生死決戰中,要象過河卒子那樣,只向前不后退。

  毛主席在天之靈在看著我們的實際行動,人民群眾這些衣食父母在盼著我們打勝仗。同志們,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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