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看到劉圣中和趙士誠兩位在《清風》月刊2012年第11期的文章《反腐必須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下簡稱《反腐》)，是對本人寫的《整治腐敗無需等待體制改革》(刊于同一期《清風》)一文的批駁。現寫一篇短文回復。

　　針對一篇文章寫評論，有一條道德底線，就是引用作者觀點必須忠于原文。很遺憾，《反腐》從頭至尾沒有正確引述我的觀點，而是將一些明顯愚蠢的話按在我身上，然后對這些不是我表達的觀點大加鞭伐，雖然慷慨激昂，但那是對風車開戰。僅舉《反腐》一開始的兩例存照：

　　(1)《反腐》正文的第一句話就春秋筆法，稱方鯤鵬“認為整治腐敗無需體制改革”。而我文章的標題明明是“整治腐敗無需等待體制改革”，你把最重要的限定詞“等待”故意抽掉了，這還能保持原來的意思嗎?我文章的最后一句寫得清清楚楚：“整治腐敗不依賴社會體制，所以不需要等待體制改革，體制問題不能作為腐敗蔓延的借口;而認為體制改革就能解決腐敗問題，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體制改革是個漫長的過程，任何一位嚴肅的評論者都不難看出，我的文章從標題直到結尾，用意是表達“整治腐敗刻不容緩，不應等待體制改革”。

　　(2)《反腐》第一節用“中美腐敗的差距真是五十步笑百步嗎”作標題，而我的原文是：“總的來說，兩國腐敗程度如果有差別，大約就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離。誰在五十步，誰在一百步?沒有公正客觀的信息可作評判。大家的感覺，中國的腐敗程度更嚴重。”我的意思是中美兩國腐敗的性質相近，根本不存在“五十步笑百步”這種明顯可笑的語句和語氣。

　　我那篇二千多字的短文，不是討論政治改革和民主選舉這樣的大問題，只是就事論事，談了“整治腐敗不依賴社會體制”的觀點。表示“不依賴社會體制”，不等同于反對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我的文章還點明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確實很重要”。但是《反腐》作者把我“不需要等待”的話篡改成“不需要”后，又宣稱我“對政治改革和民主制度如此反感”，以致得出了“民主制度易導致官員合法腐敗的結論”，等等。就更不可取了，不僅根據假設情節胡亂推演，還上綱上線，有文革大批判的遺風。

　　做學問的態度應當實事求是。我的文章指出“腐敗同社會體制有關，這是民主理論的推導;而腐敗同社會體制無關，則是從實證得出的結論。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事實是，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原來腐敗現象嚴重的國家或地區，改成民主體制后就自然解決問題了。如果你不同意這個結論，請找出一個實例給大家看看。

　　因為越南和俄國政治體制原來與中國相同，我的文章分析了這兩個國家“透明國際”最近13年的清廉度指數，不是要說明它們的腐敗程度如何，而是考察體制改革對防止腐敗的影響，目的是突出文章的主題，即“整治腐敗不依賴社會體制，不需要等待體制改革”。然而，《反腐》對我舉出的有可比性4個例子(另兩個是香港和臺灣)，一聲不吭，卻另使用中美兩國“透明國際”2009年的清廉度指數，做沒有意義的比較。這種找一個年度的數據作比較，固然能說明美國的清廉度指數較好，但并不能反映動態相對變化。

　　此外，中美兩國對腐敗的定義不同，這兩國的“透明國際”清廉度指數實際上不具可比性。比如說，你向一位總統候選人資助了50萬美元的選舉資金，這位候選人獲勝后，雖然你毫無相關的外交經驗、學識和訓練，但你可以要求到一個條件優越的國家去當大使。這相當于買官賣官，在中國屬于腐敗案例，但在美國，無論是法律還是民眾的感受，都不會視之為腐敗。

　　不做細致的研究，不查證資料，對自己不熟悉的事務憑自以為是的“常識”推理，常會鬧出與事實相距甚遠的笑話還不自知。《反腐》作者說，一人一票的選舉，形成選民對官員的有效約束力，那些鉆法律空子的“軟性腐敗”即使存在，一旦被曝光，也必然在下次選舉中慘敗。但事實呢?以美國為例，除了總統之外，選舉產生的聯邦官員只有國會議員，而據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剛公布的民調結果，2012年民眾認為僅有7%的國會議員具有可以接受的道德水準。此外，大選前三個月的多次民調結果，民眾對國會議員的滿意度只有10%，甚至于個位數。按所謂“常識”推理，90%以上的國會議員會被改選掉，然而2012年的選舉結果，91%的國會議員獲得連選連任。這方面的原因，由于超出本文討論的范圍，就不作展開了。

　　出現這種認識偏差，也不能全怪《反腐》一文的作者，部分原因是國內信息失衡造成的。舉一個例子。名稱動聽的一人一票“民主選舉”，大家耳熟能詳，但是名聲狼藉的“選后分贓制”，雖然也是西方選舉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特征，民主啟蒙教育家們卻蓄意視而不見，不作介紹，因此絕大部分國人從沒聽說過這個詞。

　　“選后分贓制”并非筆者杜撰的名稱，英語有其專有名詞spoil system，由美國第7任總統杰克遜在1829年官方確認。二百年來，“分贓制”成為美國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其特點是獲得選舉勝利的候選人，把政府官職獎賞給那些助選有功人士，而不論他們的品格和能力如何。

　　共和黨人小布什，在2000年的總統競選中，授予241名替他籌款達到10萬美元以上的積極分子為“布什先鋒”的榮譽稱號，他們中有19人，小布什2001年上臺后即獎賞了大使職位。

　　民主黨人，不徨相讓。現任民主黨籍總統奧巴馬在2009年1月上任，到當年11月，已任命了24個助他競選的捐款和籌款大戶為駐外大使，其中絕大多數人完全沒有外交經驗。中外媒體曾報道，西雅圖一位沒有任何外交經驗的女商人辛西婭•斯特羅姆(Cynthia Stroum)，因為她本人和拉來的捐款為奧巴馬競選總部貢獻了50萬美元的選舉資金，奧巴馬總統回報她美國駐盧森堡大使一職。然而她上任后對下屬極其苛刻，任意侮辱謾罵，不到一年就搞得使館里怨聲載道，不僅大使館所有的工作都沒有達到預期功能，甚至國務院還需要派遣醫療小組到盧森堡，為使館雇員診療精神創傷問題。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算計再好的規章制度，也能被活人找到空子可鉆。打個比方，微軟的視窗系統，從出生以來，從不曾停止打補丁，而常常為堵一個漏洞設計出的補丁，產生了幾個新漏洞，結果補丁加補丁，漏洞越補越多。迷信法治萬能，就同微軟補丁一樣，法規套法規，層層疊疊，結果什么樣的損公利己之事，最后都變成有法可依，依法貪污。

　　治理國家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能以偏概全，在建設和完善制度的同時，一定要重視社會道德和文化觀念的建樹。法律規章是必要的，但是法律不可能巨細無遺，面面俱到。約束和規范人們行為的根本之道，應該是道德。而社會的道德文化是上層建筑，需要由上而下引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和美國的基督教文化，曾在歷史上對于各自國家的穩定起了很大作用。然而中國的現代歷史，或者提倡精神萬能，或者迷信法規萬能，造成對自己的文化破而沒立。而美國的基督教文化，現代也日漸式微。于是乎，兩國的社會觀念由贊賞“知恥者近乎勇”，轉型為信奉“不知恥者為勇”、“無恥者無敵”。道德觀念整體下沉，是社會亂象之源。

　　中國最近20多年出現的一些老百姓痛恨的社會問題，在美國的社經政策下都不能得到解決，只是合法化了。請看看，美國債臺高筑，走向破產崩潰，絕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過去30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可這時期極小部分人的財富卻急劇膨脹，但是政府很“廉潔”，居然會“沒有”一個腐敗貪官。

　　美國過去二、三十年的歷史，證明美國模式不可行。民意調查也表明，絕大多數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走向迷茫、不認同。中國的改革不能以美國模式為藍圖，不能步美國的后塵，在反腐敗問題上，也一定要有超越美國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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