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正在展開的此時此刻，注定是一個“大時代”（GreatTime）。

　　2011年，中國GDP達到47.2萬億元人民幣，約合7.45萬億美元。2012年1月27日，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GDP占美國GDP比重近半，達到49%。相比較，奧巴馬上臺的2009年這個比重為30%，十年前的2001年為13%，二十年前的1991年為7%。

　　為此，2011年2月，在與美國硅谷頭面人物的晚餐會上，奧巴馬詢問蘋果公司老板喬布斯，“要想在美國制造iPhone都需要什么？這些工作為什么不能在美國進行。”蘋果公司2011年出售的7000萬部iPhone、3000萬臺iPad和5900萬件其他產品，絕大部分都在中國制造。蘋果公司創始人直言不諱地告訴奧巴馬，“這些工作機會不會回來了。”

　　已經持續了3年多的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快了全球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對比的變化。2010年，中國制造業以1.995萬億美元的產值，有史以來首次超過當年1.952萬億美元的美國制造業產值，從而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這是自1885年美國制造業產值超越英國以來，世界經濟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變化。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1年美國貨物對外貿易總額3.734萬億美元；按中國海關統計，中國貨物貿易總額為3.642萬億美元，中美差距已經縮小到區區920億美元。商務部研究院外資部主任馬宇就此預測，2012年，中國將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

　　這意味著，在全球經濟的三大“制高點”——全球制造業總額、全球對外貿易份額和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已于2010年在制造業領域和今年將在對外貿易領域超越美國。

　　2月11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了一篇題為《為什么世界需要美國》的文章。這位受到奧巴馬欣賞的國際政治研究者直言，“現行國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塑造并且反映美國利益的。如果力量的重心開始向別的國家轉移，那么國際秩序也會相應向有利于這些國家的利益方向轉移。”

　　事實上，2011年，美國的一連串戰略舉措，已經詮釋了其不惜一切代價全力阻止這一力量轉移的動向。

　　“60多年的新中國建設還只是剛剛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實現‘強國夢’還有相當長的道路要走。”2月19日，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認為，此時此刻，“中國的民族復興大業正處在關鍵時刻，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拷問，執政黨帶領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選擇什么樣的方向，決定著13億多國人的前途和命運。

　　資本主義大變局

　　1月25日，2012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瑞士召開。這次國際會議變成了“資本主義大辯論”。第一天第一場討論一開始，主持人問，20世紀的資本主義制度，能否適應21世紀的現實？將近一半在座者認為，資本主義無法應對21世紀；兩成左右覺得資本主義并無大礙；余下的是謹慎的游離派。

　　討論中，美國凱雷投資集團董事總經理大衛·魯賓斯坦警告，“我們現在還有3~4年的時間來改進我們的經濟模式，如果不盡快行動，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而我們的制度也會終結。”全球工會聯盟總干事長巴羅女士抨擊說，“高失業率和貧富差距拉大，顯示資本主義制度正在失效。”在現場親歷這一幕的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轉述了FT資深同事對這場“全球資本家俱樂部”內部爭議的評價：資本主義碰到了百年來的大變局。

　　李慎明認為，對于這場危機的根源，不僅僅是金融家的貪婪、銀行監管制度的缺失和公眾消費信心不足等，更不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所說的美國消費方式和中國匯率與外貿政策的聯姻，“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為主導的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推力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

　　因特網的廣泛使用，使國際資本流動速度以幾何級數加快。現在，全球GDP為70萬億美元，而債券市場則為95000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1000倍以上，各種金融衍生品的價值則達到466000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6657倍還多。世界上每2.4小時流動的資金總額，就相當于一年全球GDP的總值。

　　“如此龐大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不通過生產環節便能將其盤剝的觸角伸往世界各國、各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直至家庭直接攫取金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科學技術和金融產品的大發展，從本質上講，只是為貧富兩極分化提供便利的工具罷了。”

　　李慎明指出，在全球范圍內，已經出現這樣一個最基本的經濟現象：極少數富人愈來愈富、愈來愈少，絕大多數窮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階層愈來愈窮、愈來愈多。而且，包括發達國家在內幾乎所有國家都愈來愈窮，其標志就是各國主權債務都在急劇增多。比如，僅僅30萬平方公里、6000萬人口、2011年GDP為2.04萬億美元的意大利，目前竟然積累了1.9萬億美元的主權債務。

　　2007年9月12日，英國《衛報》報道，聯合國協會世界聯合會的一份報告顯示，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與最貧窮的27億人的收入相等，相當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即使美國，其國內貧富差距更甚。2011年10月24日，德國學者托馬斯·舒爾茨在《明鏡》周刊撰文稱，目前，美國400個最富的美國人占有的財富超過1.5億底層美國人占有的財富總和。

　　“什么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就是在積累財富的同時積累貧窮。”對于這種全球范圍急劇擴大的貧富差距，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向本刊記者引用了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的這句名言。在他看來，在資本社會里，無論銀行家、企業家還是工人、消費者，每個人都感到自己缺錢，每個人都被深刻的“貧困感”所驅動，“而這種貧困感正是市場社會的產物，它就深深地植根于對人永不能滿足的財富積累欲望的制度性肯定之上。”

　　李慎明給出的結論是：從一定意義上說，目前這場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是對美國這種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特別是其中金融霸權肆意泛濫的絕地“報復”，是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理論的一種“清算”，還是對美國基本制度的根本挑戰。

　　“美國秩序”的邏輯

　　2009年5月9日，奧巴馬通過電視鏡頭向全世界明確宣布，“如果十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并不想限制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奧巴馬此言后的注解是，不到全球5%的美國人口，消耗著全球20%的能源、16%的淡水、15%的木材，同時排放10%的垃圾和25%的二氧化碳。奧巴馬的潛臺詞非常明確，美國將會千方百計運用各種手段維持乃至擴大這個比例。也因此，羅伯特·卡根這位同時受到美國兩黨領袖青睞的美國新保守主義學者，對中國的未來不以為然。

　　在那篇《為什么世界需要美國》的文章中，他的分析是，中國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距世界最富有的國家還有非常大的距離，“中國龐大的經濟總量是龐大的人口所創造，在人均方面仍然屬于比較貧窮的國家。美國、德國和日本的人均GDP都超過4萬美元，而中國只有4000多美元，與安哥拉、阿爾及利亞和伯利茲大致相同。即使根據樂觀估計，中國2030年人均GDP也只能達到美國的一半，也就是斯洛文尼亞和希臘現在的水平。”

　　“過去我們總講‘地緣’，現在應該加上‘貨幣’、‘信息’、‘軍事’和‘資源’。可以說，‘地緣’、‘貨幣’、‘信息’、‘軍事’這前四種都是手段，最終是為掠奪和占有資源服務的。”李慎明告訴本刊記者，現在看來，只有這五種因素相加，似乎才可以解釋現在世界上所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

　　他的判斷是，由于新一輪金融危機在未來幾年內可能存在的進一步激化，在今后一些年內，各種國際力量特別是世界上一些大國和強國，將會圍繞金融、能源、糧食、主權等根本性問題，既有多樣的合作與競爭，更有著激烈的博弈和較量，“其手法和手段將是多種多樣甚至是十分殘酷的。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經濟危機發展的結果必然是政治危機。”

　　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議會的講話中明確表示：“作為美國總統，做出了一個深思熟慮的戰略性決定：美國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將通過維護核心原則及與盟國和伙伴的緊密合作，為亞太地區的發展和未來發揮更重要且長期的作用我的國家安全團隊將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和任務視為重中之重。”

　　幾乎同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撰寫了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文章，“從印度洋經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太平洋的海上狹長地帶包括了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和貿易途徑”，“全球一半商品都要經此運輸的南中國海”則是美國全球戰略的焦點之一。為此，“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等5個主要區域伙伴簽署的結盟協議構建起美國在亞太的戰略轉變的未來”，印度將是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南方軸心和亞洲中心的結合”。

　　由于天文數字般的金融衍生品在今后一些年內將要破滅，全球GDP將必須回歸以實物經濟為主。從這一視角出發，美國推行“重返亞太戰略”也就順理成章。前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員、美國戰略學家托馬斯·巴奈特曾說，“美國用美元這種‘小紙片’換取亞洲的巨量產品，這當然不公平。所以，美國在美元之外提供了真正的有用之物，這就是太平洋艦隊。”

　　極力維護“美國利益優先”的羅伯特·卡根，在其新著《危險國家》一書中坦然承認，美國歷史上就是一個危險的國家，擴張成性，“今天，當大多數的美國人了解到，世界視美國甚至幼年時的美國為一個非常危險的國家，將會感到驚訝在南美大陸、西半球和歐洲的人民和國家出于多種原因認為美國是危險的。首先是美國人侵略成性，對領土和占統治地位的追求欲壑難填。”

　　然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邏輯在道義上難以成立。“今天的主要勢力，美國和歐洲，尤其缺乏關于未來的創見，它們試圖維持已經不再現實的想法，缺乏理性精神。”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趙汀陽否定了“美國利益優先”的邏輯，“美歐試圖維持肥水如百川入海似的流向美歐的世界秩序，以便維持高消費高福利的奢華社會。這種單邊主義思維是非理性的和無效的，它無法超越的難題是：他人不同意。這是最樸素的事實。”

　　中國道路

　　1992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在其《21世紀的角逐》一書中做過統計，在1870年至1988年的118年間，世界上以人均收入為標準排名最富的國家幾乎變動不大，僅有兩個人口很少、自然資源卻十分豐富的石油輸出國——阿聯酋和科威特進入這一行列，而自然資源豐富但資源價格較低的新西蘭、阿根廷、智利甚至從富國行列中消失。他由此得出結論：“窮國要想擠進富國行列幾乎沒有可能。”

　　李慎明就此向本刊記者提出了自己的疑問：“現在世界上共有21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192個國家），搞社會主義制度的僅有5個國家，即中國、越南、朝鮮、古巴、老撾。除此之外，其他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搞的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但富國卻只有20多個。而其中許多富國遭遇到嚴重的債務危機。這說明什么？”他的結論是，窮國擠不進富國，也就是資本主義救不了窮國。

　　“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績，包括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的、舉世矚目的成就，靠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將其簡稱為“中國道路”。

　　基于新中國建設60多年的經驗和探索，采訪中，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為本刊記者總結了“中國道路”的三個決定因素：

　　其一，不斷增加現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擴大生產、創造財富，最大限度利用現代知識、科技、教育和信息要素。

　　“從本質上來看，中國作為現代化的后來者、落后者，其現代化過程是一個不斷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包括經濟追趕、教育追趕、科技追趕、信息通信技術追趕等。”這位擁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國情研究者描述了中國的雄心，“凡是發達國家所具有的現代化技術，中國都要擁有，并普及于全國城鄉。凡是發達國家正在創新的現代化技術，中國都必須創新，成為領先者，同時惠及于中國和世界。”

　　其二，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資本主義因素可以使人們富裕起來，但是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因素不僅使人們更快地富裕起來，而且使人民共同富裕起來。”胡鞍鋼認為，社會主義在中國本身也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不成熟、極不發達階段，80年代不發達階段，至今才形成了比較適應、比較成熟、比較成功的階段，“但還不完善、還不均衡、還不平等，今后還要走向更為成熟、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階段。”

　　他強調，只有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才能真正凝聚十幾億人民，有效動員社會各種力量，充分激發人民的創造力，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才能保證政治上實現民族團結、多元一體、國家統一、長治久安。

　　其三，不斷增加獨特的中國文化因素，對構建中國特色的理想社會有重大創新，如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共同富裕社會、學習型社會、健康型社會、安居樂業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等等。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和發展現代文化，增強和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為增進世界豐富多彩文化作出貢獻。

　　“這三個基本因素的發展，也決定了中國道路的路線圖。”從發展水平及階段來看，胡鞍鋼認為將分四步走：第一步(1978～1990)從絕對貧困到溫飽水平；第二步(1990～2000)從溫飽水平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000～2020)從小康水平到小康社會；第四步(2020～2030)從小康社會到共同富裕社會，“大體經過四個階段完成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幾億人口的現代化。”

　　“中國道路的原創性決定了這條道路不是一條筆直的大道，而是一條曲折復雜的、歷經艱辛的萬里長征之路。”這位中國國情研究領軍者30余年如此分析判斷。

　　“不過，歷史與未來都將證明，中國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他說。

　　世所罕見的挑戰

　　萊斯特·瑟羅不相信。這位被《紐約時報》稱頌為“經濟論辯中，極具說服力的分析家及優秀的闡釋者”認為，作為一個不發達的經濟體，中國要在人均收入上追上美國，至少需要100年的時間。”

　　瑟羅給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人口。中國人口在不久的未來，將呈下降趨勢，然而美國與此相反，到22世紀初，其人口將是目前的兩倍以上，兩國目前巨大的人口差距將會持平，“并且，美國并沒有止步不前，經濟增長仍快于其他許多大國。一個人口規模正在拉近中國、仍在發展的美國，怎么會被中國超過呢？”

　　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2011年8月24日，美國企業研究所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與全球經濟展望》顯示，到2040年時中國的老齡人口比例將由目前的8.3%提高到22.6%，老齡化程度可能超過美國，“中國在未來二十年可能將要經歷的人口老齡化軌跡，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上幾乎是前所未有的。盡管日本正在經歷這樣一個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節奏，但日本是未老先富，而中國將是未富先老。”這毫無疑問會降低中國經濟的增長水平、加大社會負擔。

　　與此同時，在能源方面的挑戰更為激烈。2月14日，在《BP2030世界能源展望》發布會上，BP集團首席經濟學家魯爾告訴本刊記者，美國“頁巖油氣革命”正在大大降低美國能源進口依存度，到2030年，美國對石油的進口依存度將由2010年的50%下降到32%，將成為天然氣凈出口國；而中國2030年石油進口依存度將達到80%，天然氣達到42%，并成為煤炭凈進口國。

　　“2030年，美國可以依靠加拿大油砂和墨西哥石油完全實現能源的自給自足。”魯爾向臺下的中國記者問道，“20年后，美國總統會關注什么？不知道，但毫無疑問，世界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他的潛臺詞是，如果這一重大戰略調整完成，一個難以回避的局面將形成：一面可能是中國對中東能源的日益依賴，另一面是毫無能源負擔的美國可以放手在全球施展自己的意志。

　　事實上，在李慎明眼中，未來中國面對的挑戰遠遠多于此，“我個人認為，在未來一些年內，我國所面臨的所有新情況、新困難中，可持續發展的七個資源可能出現相對匱乏的情況，這是最重要、最基礎性的挑戰。”

　　土地資源。2020~2030年，我國人口可能達到15億~16億，每年需要糧食5.6億到6億噸，但若無大的科技進步，每年我們僅能生產5億噸左右，而現在國際上每年商品貿易糧不過是2億噸。如果出現極端困難的情況，糧食就會成為比黃金還要珍貴的物品。我國這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其糧食的生產與供應必須立足自力更生。因此，要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

　　政府性投入資源。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在相當多的時期我國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國債、銀行直接貸款，絕大部分已經貸出，并且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有的項目回收投資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時間。這一資源在今后也會明顯減少或受到限制。

　　物質資源。今后，糧食、石油、水、礦產等各種戰略性資源都將受到很大制約。我國經濟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長。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國600多個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嚴重缺水。現在國內石油資源對需求的保證程度僅在40%左右，對外依存度將逐年提高。在已探明的45種主要礦產資源中，可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僅有21種。

　　環境資源。全國七大水系約有一半河段存在嚴重污染問題。全國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堿化的面積達1.35億公頃，占草原總面積的1/3，并仍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大氣環境處于嚴重污染水平。過去不少地方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現在不僅不能這樣做，而且對過去已形成的污染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

　　國際國內市場資源。目前，國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中國可以占領的已經基本占領，今后中國進出口再繼續高速增長的潛力有限。在多年30%以上投資率的推動下，國內市場中基礎設施投資已趨于飽和，未來高投資率很難維持。當前我國經濟上最大的隱憂就是城鄉居民內需相對不足。在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是消費最終決定生產。東西賣不出去，誰還敢投資？投資得少，較高的GDP增長率就很難較長久地維持。

　　勞動力資源。目前，我國已進入準老齡化社會。到2015年，勞動年齡（15～64歲）人員將明顯減少。已經或正在進入勞動年齡的“80后”、“90后”，有的可能要兩個人撫養兩個孩子、四個老人。此時，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將不復存在。按照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屆時我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將明顯下降。

　　外資資源。過去30年，由于以上六個資源充裕，加上我國各項政策到位，外資進入我國后其利益能夠得到保證，中國吸引外資水平繼續提升，連續19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如果未來上述六個資源都有明顯萎縮或受到限制，賺錢難度增大，外資也可能逐漸乃至大量減少。因此，在近些年內，要高度重視防范和化解在特定的條件下外資大規模撤離時給我國帶來的金融及社會等風險。

　　共同富裕之路

　　采訪中，一位相關部門研究人士告訴本刊記者，保守估計，到2015年底，中國國內消費市場規模可以達到4.8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消費市場規模的90%；到2020年，中國國內市場將遠大于美國市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買方市場。

　　“只要我們下定決心，徹底將‘擴大消費’這扇大門打開，如此龐大的中國消費能力，將對全球經濟乃至國際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這位人士指出，目前全球不少跨國公司已經看到了這種趨勢，正在將過去“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向“一頭在內”、“兩頭在內”、“三頭在內”乃至研發、生產、銷售全產業鏈轉移向中國市場，“全球最大的制造業與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的‘合體’，將煥發出無與倫比的市場想象力。”

　　李慎明對此抱有強烈的信心，“創新的主體，首先是國家，只有國家才可以有財力、物力、人力集中起來辦大事。如果能夠拿出‘兩彈一星’的精神，在新能源上實現突破，不但能大大緩解未來發展中能源約束的壓力，更將一舉占領決定國家命運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制高點’。”

　　事實上，在胡鞍鋼的觀察中，60多年的探索，就是不斷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國家建設創新史。這其中，他認為最具挑戰也是最具歷史創新的壯舉，就是實現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二個目標——共同富裕。

　　未來中國將從小康走向富裕，從中低收入走向中高收入，共同富裕成為社會主義中國最重要的發展主題、最核心的發展目標和最大的發展任務。”胡鞍鋼將這個目標具體為三方面內容：

　　一是中國的共同富裕社會。胡鞍鋼指出，“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富裕，其核心是“共同”，使十幾億人能夠共同擁有發展的機會，共同提高發展的能力，共同提升發展的水平，共同分享發展的成果。只有具備這四個“共同”，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的底線是防止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消除各類絕對貧困人口，使他們也能富裕起來。

　　“‘共同富裕’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旗幟”，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執政為民的基礎，也是中國社會穩定、長治久安的保障。他認為，我們不僅是唯物主義者，客觀承認社會差異，而且還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創造條件使人民更努力地學習，更智慧地工作，更積極地創業，更大膽地創新，在創造個人財富、社會財富、國家財富的過程中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二是中國與世界共同繁榮。在胡鞍鋼看來，日益開放的中國與日益一體化的世界，誰也離不開誰，“只有世界特別是南方國家（指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發展了，中國才能得到更大的發展；只有世界特別是南方國家繁榮了，中國才能得到更大的繁榮；只有世界特別是南方國家富裕了，中國才能得到更大的富裕。”

　　為此，需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不但要“引進來”，也要主動“走出去”，特別是投資南方國家提高發展能力；不但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特別是幫助南方國家盡快富裕起來；不但要參與全球化，還要推動全球化朝著更加公平、合理、均衡的方向發展。努力促進同世界各國在政治上的平等互信，共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挑戰，共同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和持續發展的綠色世界。

　　三是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生態安全、減災防災既是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之一，也是中國長期發展的基本國策。”胡鞍鋼強調，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優先發展綠色產業，投資綠色能源，倡導促進綠色消費，將大大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社會福利，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生態安全、適應氣候變化的“多贏”，為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作出重大貢獻。

　　胡鞍鋼感慨地說，毛澤東50年前曾經說過，21世紀中國應該對整個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什么才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胡鞍鋼為本刊記者給出的回答是，除了經濟貿易方面和扶貧方面的巨大貢獻，中國還應該在以下關鍵領域貢獻自己的力量：人類發展、科學技術、綠色革命和文化傳承，“這四個方面的貢獻代表了中國在國內和國際意義上的現代復興。”

　　“當然，考慮到中國目前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事務中最大的利益攸關方之一，中國不僅要兼顧自己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選擇發展模式時，也需要考慮到發達國家的利益。”胡鞍鋼最后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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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健君王仁貴

　　實習生牟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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