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乎？政治乎？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一、到底是什么問題？
最近在一個學術研討會上偶遇顧秀林教授。回到成都以后，我總要想起顧教授的一句話，她告訴我：她之所以對轉基因技術如此念茲在茲，是因為知道了那些驚人的真相之后，一種毛骨悚然、墜入深淵的恐怖從此無法釋懷。
從顧老師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對生命的強烈關懷。這個關懷，不僅僅是對個人身家性命的在意，更是對整個中華民族甚至全人類的身家性命的憂慮。
當一組組令人痛心的數字，一幅幅觸目驚心的畫面在我眼前揮之不去的時候，我聽到了一位法學家的悲憤提問：明明它正在危害人類的生存權，為什么能夠在全世界流行開來？這個提問促使我不得不去思考：轉基因技術到底是個什么問題？
無論從內容上看，還是從形式上看，轉基因技術都應當屬于科學視閾的問題。所以，用科學態度、科學方法來對待轉基因技術，討論轉基因技術，研究轉基因技術，應當是大家的共識。既然如此，那么，只要堅持科學的態度和方法，關于轉基因技術對人類安全客觀存在的巨大風險，人們就不會有什么歧義。可是很遺憾，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轉基因技術與人類安全），科學家和科學家打起來了。
問題在于，同樣是自然科學家，為什么差別就這么大呢？我意識到，科學不僅僅是自然科學的事情，也是社會科學的事情。
二、立場就是政治
顧秀林教授在《道理講得清，利益講不清》這篇文章里寫到：“生命科學30年來的進展，已經在實質上顛覆了當年分子生物技術的核心部分——遺傳基因決定論。但是，以錯誤理論體系為基礎開發出來的所謂農業‘生物技術’，仍然在大規模使用”。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利益、政治、科學技術糾纏在一起”。
講得清的那個道理，是自然科學的道理；講不清的那個利益，則是社會科學的利益。
利益之所以“講不清”，在自然科學看來是因為“不講科學”，可在社會科學看來，則恰恰是“講科學”的結果——只不過這個“科學”，不是自然科學的“價值無涉”，而是社會科學的“價值關聯”，也就是通常說的“立場”。關于“立場”，說來話長。
從研究對象來看，自然科學以自然界為對象，研究“自然與人的關系”。從方法論來看，自然科學的特征是“實證”加“理性”。實證是“拿出證據”，理性是“要講道理”——這個道理不是“神的道理”，而是“人的道理”，也就是“形式邏輯”、“數理邏輯”和“辯證邏輯”。
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研究“人與人的關系”，它的對象不是自然界，而是人類社會。社會科學既然也自稱“科學”，那么它的方法論當然也要“講證據”，也要“講道理”。但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是，除了“講證據”、“講道理”之外，社會科學還要“講立場”。不論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不論是法學還是社會學，都擺脫不了“立場”的糾結。
什么是立場？當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人與人的關系”落實到國家之間的關系、民族之間的關系、階級和階層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不同的立場便由此形成。這就是“政治”，這就是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
于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孟山都和共濟會，蔣高明和顧秀林，他們之間的分歧其實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一個“立場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政治問題”。
三、科學超越不了立場
同樣的事物，由于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簡直有著天壤之別。但是，不要以為立場與科學不共戴天，更不能把政治排除于科學之外。科學超越不了立場，政治本身就是一門科學。就像量子力學里的“測不準原理”：位置與動量，時間與能量，波與粒子，哪個能夠得到“科學”地確定？這取決于觀察者的“立場”所在。沒辦法，在立場面前，連自然科學也不能免俗，更何況社會科學。
所以，即便用自然科學的游戲規則來衡量，社會科學背后的“立場”依然是一個科學問題，這其中的道理早已經被馬克思所看破，那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
我注意到，許多科學家在轉基因技術問題上的思考，已經遠遠地超越了自己的專業范圍——比如：對風險的把握、開放與代價、消費者知情權、公眾發言權、管理者責任，以及糧食、能源與政治的重疊，等等。說到底，這種思考的內容都是“政治問題”。這讓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的自然科學家們，居然有著相當自覺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意識，也就是所謂的“政治意識”。
所以，當自然科學家已經在關注“權力、貪婪和控制”的時候，如果經濟學者還在轉基因技術上大談“投入產出”、“價格調節”和“市場自動出清”，如果法學家們還在高談法律的“中立”與“超脫”，而回避根本立場問題的時候，我覺得這只能是社會科學的恥辱。
四、“反轉”背后的政治
事情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怎么辦？有人強調，要依靠教育；有人強調，要依靠專家；還有人強調，要依靠法律。“教育+專家+法律”，這些元素一個都不能少。但是，如果轉基因技術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的話，那么，“教育+專家+法律”的展開就離不開一個基本的政治支點：人民群眾。
什么是政治？孫中山先生說：“政治就是眾人之事”；毛主席說：“政治就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只有得到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支持，“教育+專家+法律”的作用才會得到充分發揮、才能落到實處。
記得一位“反轉”人士說過：中共建國歷史最成功的一條經驗，就是走群眾路線。與“挺轉”的專家相比，“反轉”專家的力量對比十分懸殊。所以，只有依靠人民群眾來辦這個事情，才能和某些強勢利益集團去抗爭。
我以為，這位人士所言就是轉基因技術背后的政治。如果用公式來表達，“反轉”背后的政治就是：“教育+專家+法律∕人民”——教育、專家和法律是分子，人民是分母。
當然，別忘了還有政府。既然是“眾人之事”，那么政治就是政府的本職工作。所以，“反轉”背后的政治還得加上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政府。它的責任是什么呢？兩個關鍵詞：“指導”和“推動”。至于這個元素是放在分子里，抑或放在分母里，我想，還是留給實踐來回答吧。
很多人現在已經意識到，國防安全并不僅僅是真刀真槍的“打仗”，基因控制也是更為殘酷的“戰爭”。在當今資本主義國家，一些有良知和責任的政府官員，對孟山都的轉基因技術也保持高度警惕，不遺余力地促進本國有機農業發展。我想，資本主義國家尚且能做到的事情，“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政府理應責無旁貸，做得更好吧？
五、余 論
2011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王立軍同志等439人聯名提出了一個議案：“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法》，以嚴刑峻法誠摯食品、藥品領域嚴重犯罪”，引起了社會強烈反響。面對食品、藥品領域日益猖獗的犯罪行為，當有良知的學者正在痛心疾首而主流學界卻仍然淡定自如的時候，當民眾的生命健康正在遭到嚴重威脅而某些官員卻嚴重缺位的時候，這個議案就是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出的最好詮釋。
作為“轉基因技術”的門外漢，我對那些敢于起來捍衛人類健康和生存權利的科學家表示崇高的敬意；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學者，我卻深感慚愧，在這個關乎國家穩定、民族安全和人類前景的重大問題上，與自然科學工作者的擔當相比，社會科學工作者發出的聲音實在是遠遠不夠的。
（20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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