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內政外交不是玄學，“國家智庫”必須大換班　　

網絡很好，它能夠讓一部分有思考能力的人獲得支撐自己的信息資料，也可以幫助志同道合者實現實時交流溝通。目前，真正善于利用信息并加工信息形成自身思想的人并不很多，很多人仍然漂浮在初次信息的認知上，即便是高級知識分子和黨政高官，很大一部分人在吃透信息方面也有文盲的特性。

中國的大多數百姓并沒有從唯上、唯官、唯書的舊思想中走出來，對國家內政外交的高層決策更是看得神不可測，國家級決策在某些人眼中就是“玄學”，一般人是不配參與的，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群眾，談點國事，會被某些人嘰諷：你懂什么？上面那么多高人，他們不知道決策嗎？你哪里能夠知道高層的內幕啊？實事果真如此嗎？不然。我想對所有關心國家大事的人說：沒那么多神秘的大事，也沒有那么多神秘的高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政府把決策看成是“玄學”，相反，民意才是決策的基礎。只有無知者才會天天在“神秘”的世界里做夢，天一亮，其實什么都顯得那么自然。

國家決策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大體都只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戰略層面，二是戰術層面。戰略層面的決策更多地著眼于中長期，戰術層面的決策則著眼于中短期。內政的長期戰略是國家對于自身發展的定位，外交的長期戰略是國家對于自身國際地位的定位和規劃。國家內政外交的戰術問題則主要取于對形勢的判斷和微觀的信息對比。不管是戰略決策還是戰術方案，都不是某一個人的思想成果，任何領導人在作出任何新的決策之前都有一個多層次信息攝取的過程，而信息的來源多為國家智庫的高級智囊和研究機構。當代社會，并不會有哪位領導人敢于靠一個人拍腦袋決定國家大事，大國領導人更是如此。

發達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自上世紀中期實際上就已經進入“民意政治”的時代，內政和外交的神秘性早已經被政府主動拋棄，唯一保留有些許神秘性的是政策微觀形式的新奇與獨特，這是個性領導人體現自身獨特個性的必然需要，但大的方向肯定是不會與戰略戰術相矛盾，因為，嚴重違背民意的決策會失去民意基礎，下臺是必然的事。外交其實也不神秘，所謂的神秘性只是體現在國家層面才能得到的“外交信息”，然而，這些信息多半只能影響政策調整的依據，國際關系的宏觀特性沒有可躲藏的大空間，大國之間都了然于心，應對是否正確才是根本。一個和平國家的內政和外交具有天然的穩定性，只要不發生動亂和政治體制的巨變，國家宏觀政策具有內在的推動力，絲毫都不會表現出“玄學”特征。把決策看成是“玄學”的人要么是無知，要么就是阻止人民參政。

中國的最高決策為什么長期會給人某種不可觸摸的神秘感呢？恐怕更多的原因還是中國人擺脫不了“皇帝深宮”的封建意識，宮里的事豈是草民可以弄懂的？愚民意識幾千年來一直籠罩在中國老百姓的心中，很多人不是被某某統治階級愚弄，而是自己有意無意地愚弄自己，面對上層建筑，心甘情愿作賤自己的人非常之多，民不開智，則官必愚之。實際上，中國政府早已經非常開放了，并沒有過度壓縮人民議政的網絡空間，老百姓應大膽挑戰主流專家和智囊，因為他們經常做出逆人民、逆時代的弱智事情。近幾年，決策過程的外泄事例也有很多，有些人在有了參與部級決策過程的經歷后便感嘆：原來一個國家級政策就是這樣隨意出臺的啊，不可想象！有些人在參與到國家最高外交決策的過程以后也會感嘆：難怪今天的中國是如此國際環境？！中國人過去都認為國家級政策不是“人”制定的，而是“神”制定的，普通百姓哪有“神”的能力?。∪酥荒苁锹犐竦闹甘埂Ｈ欢?，神是不存在的，我就從不相信裝神弄鬼者。

老百姓要想真正做一個能主導國家進程的人，就決不要忽視自己的能力，一個人做不了什么，但億萬人民都參與到國家決策的過程中，每一個人的影子將都會或多或少體現在最終的政策中，如果每個人都漠視自己的權力和能力，“神”定下來的規則將都不適合于自己，只會有“神”自己能得到好處和利益，凡人就只有牢騷和哀怨的宿命。

我認為，中國目前的被動局面責任并非全在決策者身上，決策者背后的智囊們也是罪孽深重，領導只能負拍板的責任，而智囊則要負大部分責任。領導為什么要給那么多高級智囊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待遇？不就是寄望他們能奉獻出利國利民的智慧嗎？無論是哪個領導人，日常事務眾多，不可能有精力專注做全方位研究工作，他們決策的對錯取決于他們身后智囊們的努力程度和認識能力，領導的錯誤往往是智囊們不學無術或者饞言令色的結果。

目前的國家智庫組成成員具有多重不足，主要體現在：一是不具有制衡性，全是以右傾思想為主的清一色人士，改革開放以后，人才是“非右不用”，缺少左、中、右的全面性；二是留美人士和親美人士過多，上世紀80年代前，中國采取留蘇人員一邊倒的做法，現在又采取留美人員一邊倒的做法；三是智囊們的獨立性不夠，絕大部分成員都是官方機構或政府內部的官員，思維方式沒有獨立性；四是智囊們的私利心過強，一部分人的觀點取決于其資金的來源和自己所代表集團的利益走向；五是智囊們的生活與社會脫節，智囊們的生活條件大多比較優越，官僚味和資本味很重，不太走入真正的中底層社會進行調查研究，閉門造車是普遍現象，給國家提出的國內政策最后脫離了社會現實，政策的無效性嚴重消蝕了政府的公信力；六是智囊們缺乏適應時代變化的國際視野，多數智囊年紀較大，思維方式還停留在傳統時代，有些人的思想還停留在書本之上，對世界的新型變化表現出天然的抵制性，不能預測到國際形勢的新特點就無法制定出符合中國利益的國際戰略，國家外交被動挨打也實屬正常。

中國的“國家智庫”必須進行全方位大換班，以適應國內國際越來越復雜的形勢變化，春秋戰國時代為什么會產生中國歷史上最為豐富的思想和最為龐大的思想家隊伍，原因就在于“思想者”總能找到自己最后的歸宿，　暴　君也好，　明　君也好，“尊賢用賢”成為當時的社會風氣，求賢若渴的君王和權貴很多很多，最最值得推崇的用人思想是“智無貴賤”。實事上，中國不但只有人口眾多，而且是智者眾多，智者的存在與其身份地位毫不相關，“民間”是智者最大的貯存器。中國智庫的“缺智”已經是不爭的實事，因為他們蔑視“民間”，大換班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怎么換是一個問題，繼續到所謂的主流精英中去尋找，結果仍然好不到哪里去，到人民中間去尋找才是明智之舉。信息社會給了政府廣泛選才的條件，網絡是其中的一個很好中介，網絡不代表民意的全部，網絡人才也不是最全面的人才集散地，但是，絕對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渠道。

智庫人員，從道理上講，不應當是依靠政府吃飯的人，但因歷史和社會模式的特殊性，用一部分帶餉的智囊也未嘗不可，更多的智囊應當來源于與政府無關的人員，智囊不但不能擁有官銜，而且必須要求是純中國籍公民，任何依賴國外資金和擁有外國國籍的人員都不應納入智囊團。智囊團的人選應當具有全國普遍性和能力代表性，更應當具有實事上的思想獨到性。智囊團的獻智獻策也應當打破過去“人對人”的方式，某些智囊可以永遠不接觸高層，網絡問政是相對更好的問政方式，高層領導的智囊班子可以組成一個專門的網上溝通平臺，具有相應較高的保密性，不是特別特別重要的決策，智囊之間應該可以交換信息。越是以“見大領導為榮”的智囊越是當不了智囊，趨炎附勢之輩多以小人居多，豈能獻出治國安邦大計？

中國過去幾十年，無論從路線、制度還是決策上都走了不少彎路，不同時代的智囊團均應負重責，現在，對各級智囊團進行清理調整正當其時，讓一些吃干飯的退出來是必須之舉，讓一些賣國奸臣退團是利國利民利政府的好事，不調整“國家智庫”，中國還要走更多彎路。

——孫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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