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有企業飽受爭議，國企“與民爭利”的觀點在眾多媒體中頻頻出現，似乎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企業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于如何看待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以及國有企業是否“與民爭利”等問題，關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健康發展，需要認真研究。

一、國有企業不是“與民爭利”而是“為民爭利”

所謂“與民爭利”中的“民”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指民眾，二是指民營企業。因此，“與民爭利”既可以理解為與民眾爭利，也可以理解為與民營企業爭利。如果國有企業通過讓廣大消費者支付高價來獲得高額壟斷利潤，并把壟斷利潤用于企業內部的分配，這樣的“與民爭利”要堅決反對。因此，政府要對煤、電、油、氣、水等的價格制定進行干預，不能完全由國有企業自己定價。國有企業在履行經濟責任的同時，也要履行好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不能把營利目標建立在讓民眾支付高價的基礎上。事實上，國企、特別是央企在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上的定價權是受國家嚴格控制的，如果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定價，人們早已不能享受目前煤、電、水等的低價。

通常指責國有企業“與民爭利”并非指它與民眾爭利，而是指與民營企業（主要是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爭利。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以競爭來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提高經濟效率，正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目的。因此，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只要是公平競爭，爭利行為就無可指責。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推動公平競爭，不斷拓寬非公有制企業的經營領域，改善其投融資環境，以營造更好的競爭環境。通過不斷推進改革，當前絕大多數領域都已允許非公有制企業進入。即使過去被認為應該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包括一些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實踐證明，允許非公有制企業適當進入，可以促進競爭、提高效率。今后我國還會繼續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努力降低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的門檻。但允許非公有制企業進入并不是要求國有企業退出，而是要形成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提出的“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形成這樣的格局，一方面能夠促進國有企業效率提高、資產增值，增加人民群眾作為國有企業所有者的權益；另一方面能夠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因此，與其說國有企業“與民爭利”，不如說它是“為民爭利”。我們既要允許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與國（國有企業）爭利”，也要允許國有企業“與私（非公有制企業）爭利”。如果以不“與民爭利”為理由，要求國有企業退出所有競爭性行業甚至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既是對全民所有權的侵害，也是對公平競爭原則的破壞。在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上，應當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對于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一些關鍵行業和領域，國有經濟要起控制作用；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

二、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有利于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國有經濟“為民謀利”的基本屬性。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看，正是由于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國有經濟牢牢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并不斷發展壯大，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較好發揮，增強了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促進了全國人民整體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首先，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是實現生產資料以公有制為主體。生產資料公有制使勞動人民擺脫了被奴役、被剝削的地位，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當然，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其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保證了私人資本不能左右國家的大政方針，保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不會受到損害。但如果國有經濟的力量被削弱，控制力、影響力下降，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將很難得到保障。

其次，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有利于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通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能夠提高經濟效率，但市場也有盲目性，會出現“市場失靈”現象。發揮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能夠比較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國有經濟既能夠在產業結構調整中起示范、帶動作用，又能夠堅決地落實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因而有利于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在西方國家，雖然政府也要進行宏觀調控，但各項政策受到壟斷集團的影響和制約，宏觀調控的效果很有限。以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例：危機發生前，美國的金融壟斷資本為了攫取高額利潤，不斷吹大金融泡沫，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卻置之不理；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效果不佳，難以遏止經濟下滑的趨勢，造成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生活水平下降。而在我國，中央政府及時出臺一系列以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和改善民生為主的危機應對措施，國有企業緊密配合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政策效果迅速顯現，很快就遏制了經濟下滑的趨勢，不僅保持了經濟高速增長，而且改善了民生。

第三，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有利于提高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主動權。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大型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它們在國際競爭中占有絕對優勢。這些跨國公司掌握著巨額資金、核心技術和銷售網絡，并在全球范圍組織生產和銷售。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私營企業只能通過低價競爭進入國際低端產品市場，或者只能做加工貿易，結果資源耗費很大，但勞動者工資難以提高，企業所獲得的利潤很少。當前，盡管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但我國出口貿易的主體是外資企業，出口的方式以加工貿易為主，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較低。要使我國真正成為貿易強國，還需要發展我國本土的跨國企業，使它們真正掌握核心技術、自主品牌和銷售網絡。國有企業具有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它們最有條件與國外跨國公司在高端產業展開競爭，為我國謀取更大利益。對此，中國美國商會主席狄安華認為，中國國企向全球擴張，現在不僅在中國國內、甚至在海外的商業競爭中，都可以擊敗美國企業，“中國國有企業才是美國的最大威脅”。（《環球時報》，2011年5月4日）

第四，國有企業歸全國人民所有，其利潤最終要用于全體人民。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實行統收統支，所有利潤都上繳國家，由國家統一支配。應該說,在實行統收統支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為民謀利的性質體現得很清楚。但統收統支不利于發揮國有企業的積極性，因而需要進行改革。多年來，通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對放權讓利、利潤留存等各種利潤分配模式的探索，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有了顯著改善。2007年，財政部會同國資委發布了《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明確國有資本收益的主要形式是國有企業上繳的稅后利潤，國有資本收益收取對象為中央管理的一級企業，中央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分三類執行：第一類為資源型特征的企業，上繳比例為10%；第二類為一般競爭性企業，上繳比例為5%；第三類為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上繳比例3年后再定。國有企業當前的利潤分配方式同樣體現了國有資本歸全民所有，利潤用于全體人民的原則。目前，一些人質疑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認為最高10%的上繳比例太低，沒有很好地體現國有經濟為民謀利的屬性。筆者認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國家應該適當提高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并把這些資金更好地用于改善民生的領域，但也不是上繳利潤的比例越高越好。國有企業要繼續做大做強，就要進行積累，把國有資本金的部分收益轉化為投資，形成新的國有資本。這些新形成的國有資本同樣增加了全體人民的所有者權益，為今后國有企業上繳更多利潤打下了基礎。

三、壟斷行業由國有企業經營更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

國有企業存在壟斷行為是它經常受到批評的重要理由，因為壟斷行為通常被認為是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高額利潤的行為，是與市場經濟相違背的。有的學者甚至把央企稱作“權貴資本主義”。事實上，市場經濟不可能完全排除壟斷，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不存在的，也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國家為了特定目的，如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宏觀經濟協調發展，需要在某些領域允許壟斷的存在。即使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也大量存在。以美國為例：洛克菲勒財團旗下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龍等幾家石油公司壟斷了美國絕大部分市場；波音公司上世紀末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兼并了麥道公司后，成了美國惟一的民用飛機制造商；微軟公司雖然因為壟斷吃了不少官司，但最終還是沒有被分拆；等等。

許多國家的《反壟斷法》及其他相關法律都明確規定了合法壟斷的范圍。這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對某些特定部門壟斷行為的豁免。包括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公用事業，如供水、供電、供熱、供氣、鐵路等部門；與國計民生有關的經濟部門，如銀行和保險業等；某些自然資源開采業，如石油、煤炭等；國家指定專營行業；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的某些重要原材料生產和關系國家安全的國防科研領域。二是在特定時期、特定情況下，對某些壟斷行為的豁免。如行使知識產權權利的行為、經反壟斷主管機構許可的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等。當前我國由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120余家央企以及鐵路、國有銀行等，絕大多數屬于上述第一種情況。這些行業的壟斷，即使在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合法的。

當然，我國的壟斷行業與西方國家的壟斷行業存在根本的不同：我國壟斷行業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而在西方國家主要是私人大企業。究竟壟斷行業應該由國有企業經營還是由私有企業經營好呢？應該主要從兩個方面看：一是怎樣才能更加有利于經濟發展；二是壟斷利潤歸誰。從第一個方面來看，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做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反觀一些發達國家的壟斷企業，為了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不惜爾虞我詐，甚至采取欺騙的手段，坑害消費者和投資者（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大規模爆發，美國的壟斷機構難辭其咎）。從第二個方面來看，壟斷行業會產生壟斷利潤，這些利潤應該歸誰呢？壟斷利潤并非來自于企業經營有方，而主要來自于國家賦予（或認可）的壟斷經營權，顯然壟斷利潤應當歸國家所有，也即歸全體民眾所有。但在西方國家，這些壟斷利潤都進了壟斷資本家的腰包。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些壟斷資本平時攫取高額壟斷利潤，陷入困境時卻要求政府用納稅人的錢為它們填補財務窟窿。可見，壟斷行業由國有企業來經營，所獲得的利潤歸國家即全民所有，更具有合理性。

當前，防止權貴資本主義在我國出現很有必要，但把國有企業看作權貴資本主義則沒有道理。一般認為，權貴資本主義是指權力與資本合謀，以霸占和壟斷社會的財富，斷掉非權貴通過勤勞與智慧公平獲得財富的出路。按照這一定義，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才真正屬于權貴資本主義，因為它們不僅擁有大量的財富，而且能左右國家的政策，是典型的資本與權力的結合體。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有經濟本身不是權貴資本主義，它的財富屬于全體人民，不存在著社會財富被誰霸占的問題，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也就是全體中國人民財富的增加。但如果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則可能產生權貴資本主義，因為私有化往往是金錢與權力的結合，少數人一夜之間成為千萬富翁，普通職工則面臨失去工作、淪為赤貧的威脅。蘇聯解體前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大量國有資產落入個人（其中大量的是政府官員和原企業領導）的腰包，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即權貴階層，他們可以被認為是權貴資本主義。

四、發揮國有企業的支柱作用有利于促進收入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

有學者認為，國有企業的存在加大了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確實應當引起重視，但國有企業會擴大收入差距嗎？

我們不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國經濟完全由私人資本控制，我國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就能改善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私有制經濟必然存在著剝削，資本家通過掌握資本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因此，私有制會導致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事實正是如此。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興起，私有化浪潮席卷歐美等發達國家，而后向拉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傳播，導致世界范圍內收入分配不平等急劇加大，勞資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嚴重。一些發展中國家因此陷入動蕩，一些發達國家的民眾也對本國的兩極分化表示強烈不滿。美國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本世紀初美國的貧富分化是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主要問題是在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所占比例過低，農民、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過低。對于絕大多數中低收入者來說，勞動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來源，甚至是惟一的收入來源，他們的勞動報酬過低導致了社會收入差距過大。國有企業由于實行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的原則體現得較為充分，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會高一些。因此，與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內的收入差距比較小，職工的工資相對較高。當然，國有企業也存在收入差距拉大、普通工人工資過低問題。全國總工會的調研表明，“據上市公司年報分析，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從2006年6.72倍擴至2008年17.95倍。”

可見，當前在我國，大多數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外資企業，都存在著勞動報酬過低的問題。其中，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勞動者收入過低，是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應當是加強對勞動者（包括國有企業的職工）的權益保護，努力提高他們的收入；而不能認為私營企業工人的低收入是合理的，要求所有國有企業的工人收入向他們看齊。此外，確實在少數壟斷行業，國有企業的職工整體收入遠遠高于其他行業。毫無疑問，這也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進一步規范國企的分配制度，解決部分國企存在的不合理高收入問題。

五、國有企業應改進工作，更好地為民謀利

在現實中，存在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盡管廣大人民群眾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而且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為何社會公眾對它們有這么多的批評，尤其是互聯網上批評國有企業的言論會受到這么多網民的追捧？這在理論上是一個悖論。出現這一悖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一些人有意丑化和詆毀國企，以促使政府出臺不利于國有企業發展的政策。但這一悖論更多地體現了人民群眾對國有企業還有不滿意的地方。國有企業應正確面對這些批評，查找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首先，要加強理論研究和輿論宣傳工作，改善國有企業形象。應該認識到，人民群眾批評國企是他們作為所有者的正當權利，他們提出批評和表達意見并不是要反對國有企業，而是為了促進它們改進管理，更好地為民謀利。國有企業及相關政府部門應該及時收集人民群眾提出的各種批評和建議。對于其中合理的批評和建議，應盡快改進相關工作，并及時給出答復；對于人民群眾存在誤解的，應及時向公眾作出解釋。對于惡意丑化國有企業的言論，國有企業及相關政府部門應該主動出擊，用理論和事實把真相揭示給人民群眾。國有企業及國有資產管理部門不能寄希望于公眾自發對錯誤言論進行批駁。對于大多數普通百姓而言，他們不直接參與國有企業的管理，不能直接受益于國有企業，因而不易感受到自己是國企的所有者，不會主動為國企說話、為國企辯護。國有企業需要加強對社會輿論的引導，扭轉對國有企業不利的社會輿論，讓更多的人民群眾認識到國有企業的重要作用和它為民謀利的基本屬性。國有企業應當加強同理論研究機構和新聞媒體的聯系，主動為研究機構提供研究課題和相關材料，深化對相關理論問題的研究，并通過新聞媒體廣泛公布理論研究成果，宣傳國有企業的作用和成績。

其次，要進一步協調國有企業的營利目標與老百姓的效用目標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行業的央企，政府給予了它一定的壟斷權利，因此不能單純以營利為目標，還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讓人民群眾真正感覺到國有企業是為民謀利的。尤其是在水、電、煤、油、天然氣、通訊等與普通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央企的首要任務應當是保證產品的基本供應，維持社會生產、生活的正常運轉，次要目標才是營利。目前，人們不滿意的主要是有的行業定價過高。例如，人們對手機話費、高速公路收費等存在較大意見，因為這些行業的價格水平比某些發達國家還要高，而企業每年獲得的利潤也很高。鮮明的對比必然引起一些群眾的不滿。那么，這些壟斷行業是怎么定價的？高價格的理由是什么？對于這些問題，央企及政府相關部門應該認真做好調研，有條件降價的應盡快降價，沒有條件降價的應及時向社會公眾說明。

第三，要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的民主化、透明化管理。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與其他類型企業的一個很大不同是，它們是“公眾”企業，即歸人民所有、為人民服務、受公眾關注的企業，這決定了人民群眾對國有企業的要求會比對其他企業的要求高得多。當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健全規范的，大多數企業負責人的思想政治素質、文化程度、經營管理水平都比較高。即使如此，少數國有企業經營不規范，利益內部化，也很容易導致社會公眾的不滿。例如，一些企業投資不合理、資金使用不透明、領導職務消費高、員工工資高等曝光后，會引來社會公眾的強烈批評；少數國有企業領導貪污腐化被查處后，媒體往往會非常關注，用大量的版面進行報道。一些人甚至將對個別國有企業的批評泛化為對整個國有經濟的批評，把個別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中出現的問題上升為對國有制的否定。解決國有企業中存在的這些問題，關鍵是要加強民主化、透明化管理。重大決策要民主討論，不能少數人說了算，更不能“一把手”個人說了算，以減少決策失誤和防止決策中出現腐敗。有關企業的收入分配、職務消費、管理成本等，應該盡量向社會公布，接受全體社會成員的監督。

總之，搞好國有企業有利于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由于目前國有企業自身還存在定位不準、管理不嚴等問題，其為民謀利的職能還沒有充分發揮，在有些領域甚至還存在著企業利益與公眾利益的沖突。顯然，國有企業還需要進一步協調企業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的關系，加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意識，改善管理，以更好地為民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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