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011年8月4日的南方周末報道: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云杉統計1978~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現,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2010級王斯敏等幾位本科生在清華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占總人數的17%。那年的高考考場里,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僅僅是北大清華。教育學者楊東平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調研得出,中國國家重點大學里的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開始不斷滑落。
為什么從1990年開始,上好大學的農村孩子為何會越來越少呢?這不是一個好回答的問題,但我愿意結合我的人生經歷做一點膚淺的解讀。
我出生在洪湖岸一個以捕魚為生的漁民家庭,今年48歲了。我的四年半小學是在周河公社紅華大隊的茅草學校里斷斷續續(因為淹水)的度過的,但5位老師有3位是正規師范學校畢業的,只有2位“背米袋子”的代課教師(現在稱“民辦教師”)。我上小學時基本上是不花錢的,勤工儉學就解決了書本費。幾乎所有的孩子都上學了。90年代,我的侄子在村子里讀小學的時候,教師基本上是民辦教師了,每生每學期的學雜費不少于250元。經常有學生因為交不起學雜費而輟學。
我的兩年初中是在監利縣周河(漁業)公社中學度過的,教師全是公辦教師。每學期的學雜費不到2塊錢。我那個年代的孩子80%的能夠讀到初中畢業。到90年代,周河中學每生每學期的學雜費不會少于500元(收費是全縣最低的),只有60%左右的孩子能夠讀到初中畢業了。
我的兩年高中是在監利縣棋盤公社中學讀的。當時的棋中盤學師資力量和縣一中相比不算差的。我80年考大學,棋盤中學80年的高考上線率不比監利一中差的。我讀棋盤中學的時候,每生每學期的學雜費不到5塊錢。80年代,棋盤鄉70%的孩子都能讀到高中畢業。到90年代的時候,棋盤中學已經沒有高中年級了。我2000年出任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時候,走馬上任的第一天第一站就去了棋盤中學,學校衰落的不成樣子了,棋盤鄉的孩子要到很遠的地方上高中,每生每學期的學雜費至少1500元以上,如果分數不夠線,差一分要交100元。2000年的棋盤鄉只有30%左右的學生能夠讀到高中畢業了。
今年5月,我回監利周河老家,我家所在生產隊的二十幾戶家庭的十幾個孩子基本上都在四十里外的縣城上小學、初中、高中。村里的小學垮了,周河中學也垮了。現在雖然實現了義務教育,讀書反而更難了、更貴了。
80年代以前,教師在鄉下教書的工資高,在城里教書的工資低。加上那個年代很多教師思想上追求上進,主動申請到農村教書育人的老師也不少,農村師資力量相比城里差不了多少。所以,農村孩子在農村是可以接受到比城里孩子差不太遠的教育的。
到90年代,我擔任鄉鎮主要領導職務了,我經常對上級發問:為什么在鄉下教書的教師的工資反而比在城市教書的教師的工資還低呢?鄉下的孩子也是祖國的未來,為什么好老師都進城了呢?好老師進城了,有錢的農村孩子跟著進城了,農村的窮孩子讀書也沒什么勁頭了,農村的教育從90年代就開始滑坡了。
2000年后,我離開了體制,經常在媒體上發問:教師教書為什么不下鄉了?學生讀書為什么要進城啊?我在2010年寫過一篇文章:《警惕以教育作為推動城市化的手段》。文章說,在中國的縣市一級,快速推進城市化或城鎮化的辦法有三個:其一是搞經濟開發區,就是利用特殊政策把投資全部吸引到開發區來,剝奪其他地方(特別是農村)的發展機會。其二是黨政機關“遷都”,只要黨政部門等權力機關從老城區搬家到了新城區,新城區就自然會快速建設起來了。其三是辦教育園區或教育城,讓教育成為城市化或城鎮化的工具,假改善教學條件、辦第一流教育之名,把全縣(市)的優質教育資源全部集中于縣(市)新城區,老師進了城,孩子不得不進城,家長怕孩子學壞,家長也得進城“陪讀”。一個50萬左右人口的(市)縣,在縣(市)城邊上搞2000畝的教育園區,可以在短期內聚集5萬人左右,等于再造一個新縣(市)城。教育成為了官員們搞政績工程的手段。受害的是農民和農村孩子,特別是貧困的農民及其孩子。
農村很小的孩子要去數十里外的縣城上學,讀書難、讀書貴是可想而知的。孩子課外無人管,上網、加入組織、吸煙、早戀、厭學等等壞習慣很普遍,家長陪讀成本極高,能夠讀到高中的農村孩子自然越來越少了。我村子里每年上大學的人在逐年減少了,今年只有 6人考上了大學,其中夠一本線的只有1人。最高峰的2005年,我們村考上了17人,其中有8人夠了一本線。
我80年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才1100多億元。國家每月給大學生23元補助、35斤糧票,23元我每月還可節約1-2元錢,基本不要家庭負擔。我現在在大學教書了,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國企收入、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學自有收費收入等等加起來可能數十萬億元了,學校的收費卻高得離譜。現在,窮人的孩子讀大學真不容易啊!過去,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有1100億元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還給錢吃飯。現在,政府和大學的可支配收入數十萬億了,還找學生收高的離譜的錢。每當面對貧困的大學生的時候,我經常會發問:錢都干什么去了!
現在,窮人的孩子讀大學不容易,大學畢業了找到好的工作可能更不容易。
我這代人大學畢業后,進大機關、大國企、大學校、大醫院多得是,幾乎與出生無關,主要與成績、品德和表現有關。80年代對于大學生來講,真是一個有理想就能飛揚的時代。現在的大學生畢業了,沒門第、沒關系、沒長相、沒金錢,考個小公務員都是萬人同擠獨木橋。如今農村的窮孩子進大機關、大國企、大學校、大醫院等等,估計敢想的人都不多了。
現在這個時代,理論上給寒門子弟的上升空間特別大,但現實理想的平臺很少了、門檻很高了。能夠跳上平臺、跨過門檻的寒門子弟越來越少了。這樣下去,不僅上好大學的農村孩子越來越少,愿意上大學的農村孩子也會越來越少的。我常常對農村的來的大學生說:對多數農村孩子來說,讀大學可能是得不償失的!我知道作為一個老師,這樣說是不妥的,甚至是殘忍的!
教育改變人的命運!在這個年代,教育未必能夠改變人的命運!?
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一個能夠讓底層人獲得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的社會。其實這不難做到。1100億財政收入的時候可以做到,有了數十萬億的可支配收入了,做不到嗎?!
一個好的社會,更應該是一個能夠讓底層人可以獲得平等上升機會的社會。其實這也不難做到的。我們曾經做到了,難道現在做不到。帝王將相焉有種乎!
上好大學的農村子弟越來越少了,貧困地區、貧困家庭的子弟尤其是。這表面上看,是一個錢的問題,實際不是。是公共資源配置不均的問題,是公共權力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產生的問題。公共資源姓大公,不能姓小私;公共權力姓大公,也不能姓小私。只有依法配置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才能保證其大公屬性。這既是一個民主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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