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出百年激進：近期中國發生的歷史階段變化

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　溫鐵軍

　　摘要：改出激進的觀點立論于兩個階段性變化：一是經濟上已經從百年資本短缺走向三大資本全面過剩；于是中國的“單一制”政府試圖在國家發展戰略上從“親資本”轉為“親民生”。二是政治上從世界最大“小資國家”得以使交易費用內部化的“大眾民主”轉變為中資崛起爭取利益的“精英民主”；但后者即使得到默許，也勢必致亂于小資仍占絕對比重的社會結構；何況精英群體堅持百年激進而模仿之西方體制業已陷于過高負債的政治危機。

　　中國執政黨對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意見，體現出新世紀以來政策思想領域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改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主導中國發展和制度演變的“百年激進”。

　　中國人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自1840s至1940s有百年屈辱；由于“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而不論何朝何代何黨何派都力圖參照西方列強的現代化模式發展“跟進型”工業化。據此，占據主流話語地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秉持的激進思想體系當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客觀上和中國快速的產業資本原始積累及其形成之后的大規模擴張與結構調整是吻合的；是故，歷代政府政策體系之內涵性地具有親資本的本質特征也是類似的；據此形成共識，應是文化崛起、和諧社會之思想基礎。盡管無需依據外來之意識形態化理論做是非判斷，但對本國資本化的不同階段經驗過程及相關制度演變之不同，仍有做比對分析之必要。

　　之所以說近年來的戰略調整是告別百年激進，在于幾個重要經濟社會結構階段性的變化。

　　一，經濟領域從短缺向過剩的變化

　　中國人在上個世紀的一百年所作的，不外乎是以西方制度為派生物的產業資本從形成到擴張、再到過剩的歷史進程。老一代學者馬洪早在1998就提出我國的生產過剩問題，中青年學者林毅夫則于1999年分析了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據此，我們近年來進一步提出討論的經濟上的歷史階段變化的判斷是，不僅上世末我們就已經告別短缺進入產業過剩，而且進入新世紀的十年，則是金融資本在生產過剩條件下只能異化于實物產業并走向金融相對過剩的十年。

　　也許是在新世紀這第一個十年感受了進入資本過剩階段所帶來的一系列矛盾、痛苦和海外困局之后，才很快就有了與時俱進、統籌協調的國家創新戰略。

　　我在新世紀以來的有關討論中多次提出：中國在經濟基礎方面遭遇的是三大資本同步過剩——從上世紀末的產業資本過剩進入到新世紀初的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過剩。現在的投資環境之所以劣化，主要在于大量的過剩金融資本難以投入到愈益過剩實物經濟領域，投資者無論辦商店還是工業，都有利潤迅速攤薄、企業生命周期縮短的困境；而只要實物經濟領域沒有投資機會，就一定會導致金融資本異化于實物經濟追求投機領域流動性獲利。

　　但在中國，國家壟斷下的金融資本雖然過剩，也仍有另外的作用——實際上，任何現代政府運作都是高成本的，一般要靠不斷制造負債轉嫁制度成本。與此同時，放棄金本位約束之后的政府也得不斷增發貨幣擴張信用；因為，而只要不誘發嚴重通脹的貨幣總量擴張就能夠縮小債務壓力。因此，以主權獨立的國家把握貨幣主權，以政治強權不斷制造貨幣信用，是向社會轉嫁政府負債的直接手段。

　　歷史地看，自二戰以后，世界上的所有的跟進型追求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都有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就是資本極度稀缺。因此任何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都比較激進，而且實質性地具有政策體系的親資本內涵，我國也不例外——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內涵性地親資本——不論意識形態如何解釋。直到1999年中央政府在十五規劃討論中明確提出以人為本，表明試圖改變親資本的政策體系；接著，從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后相繼強調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開始轉向親民生、親貧困；因此現在叫做“民生新政”。2007年提出“生態文明”，則進一步趨向于親環境的政策體系。

　　至此，中央政府層次上已經表現出告別百年激進的思想傾向。

　　既然我們有了半個多世紀的親資本政策，那我們就還得有至少二三十年的親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戰略，因而，這些改出親資本體系的政策變革當然不能激進，需要比親資本時期單一制政府強力推進資本化的政策更緩和些。

　　任何物質發生演變客觀上都有范疇之間相關性，中國產業資本擴張和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的發達國家經濟結構變化過程相關。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本身是一個資本主義從產業資本進入金融資本主導競爭的正常演變——二戰后美元不斷增發，所創造的過量貨幣信用破壞了其承諾的對黃金的穩定兌換率。當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再以黃金儲備作為貨幣發行的依據的時候，當然會導致政府憑借權利壟斷貨幣發行權派生的貨幣信用的無限擴張，這又導致最吸納增量貨幣的虛擬經濟領域不斷的擴張，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金融化、資產泡沫化。而當發達國家因國家競爭而普遍促進實物產業外移加速自身經濟泡沫化時，又會以自己泡沫化的貨幣信用來要求其他實物經濟國家讓出金融主權，以使西方的泡沫化的經濟能夠得到實物經濟領域中的資本化利益。這就是1994年GATT轉變為WTO的實質：把以往只能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不能納入自由貿易制度框架的金融和農業納入進來。遂使之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適應西方結構變化的逐漸完善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而對其具有維護性作用的意識形態，也就被主導國家當成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

　　可見，西方從產業資本階段的自由主義向金融資本全球化階段的新自由主義的演變進程本身也是有其客觀依據的，也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這個人類資本主義文明的階段性演變影響到中國，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體系的思想界也會認為這就是跟進型發展的新方向。如果不帶任何派系觀點來看，中國人要思考的只是如何應對這種全球金融化和全球資本化帶來的危機代價和盡可能保護自身利益的實際問題。

　　1971年是個歷史性的重要年份。

　　一方面當西方的主導國家美國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殘存的黃金本位，開始自發進入貨幣無限擴張，促使這個資本主義的“自我調適”演變成金融化，最后演變成全球資本化，其實也就是西方主流金融體系的全球資本化。

　　另一方面，就在1971年，中國也發生重大變化——產業大轉向——從1950年代戰爭需求形成軍重工業，到1960年代初開始的、地緣環境緊張條件下的經濟方針仍然主要是發展戰備經濟，實行軍重工業經濟在空間布局的調整，這樣以軍工為重點的經濟是不創造可供社會消費的商品和收益的，并不滿足民生對經濟的需求。就出現了60年代的經濟困難。而從經濟結構調整角度來說，啟動的年份恰是1971年毛澤東問政四位老帥，請他們對國際形勢做評估；給出的結論恰是未來20年不會打大仗。于是我國1971年開始，試圖將軍重打頭的工業轉向民生。最初要通過調整與西方的外交關系，配合周恩來親自制定的“四三方案”——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來改造中國偏軍重的工業結構——朝向民生。

　　所以，中國的經濟制度調整也起步于70年代初期。我們認為，任何發展中國家要引進外資來改進本國經濟結構的時候，都會相對激進地按照外資適應的制度要求來改造本國制度；從而產生了一系列矛盾。這當然會有嚴重代價，主要表現為1974年財政赤字超過100億，以及第三次上山下鄉。

　　從經濟發展的客觀過程來看，70年代經濟結構調整的代價雖然很重，但是，當時的領導人并沒有意識到經濟發展規律所造成的約束性困難會是如此深遠，于是乎有了1976年毛澤東臨終委任的政治領導人進一步提出“八二方案”——幾乎成倍地繼續引進82億美元西方設備！越是大規模引進越造成嚴重財政赤字，遂有1980年累計赤字超過當年工農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一，發生了經濟危機及相應的改革……

　　鑒于，中國建國以來大部分時期是典型的“資本即國家”，所以才是典型的強政府經濟。西方當代是已經從殖民主義早期的重商主義時期的國家主義——資本與政府合一，發展為產業資本崛起之后的兩個主體分開，其間是必然是有對立統一矛盾關系的。

　　1950年代的一五計劃是蘇聯人手把手地教中國人做，二五由于蘇聯人停止投資沒有出臺，三五本來打算調整結構卻趕上戰備、導致計委撤銷，四五和五五趕上文革10年……

　　可見，中國全面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計劃經濟其實是從1980年代后才有條件實行的，亦即五五以后。所以，中國以前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其實主要是激進地親資本政策惹的禍，而非計劃經濟之禍。

　　在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分散的作坊手工業經過漫長的作坊時代進入工場手工業，才發生了對設備和動力的要求才需要有K，但這個K卻是主要通過殖民擴張得來的，而非中國人這種一點點的內向型資本積累。中國過去的資本原始積累雖然還是馬克思所說L與K的關系，但創造了L代替K的模型。我們是在資本為零甚至是對外嚴重負債的條件下，主要是通過高度集體化及其伴生的制度建設，才得以把成規模勞動力集中起來近乎無償地投入于國家基本建設，不僅替代了稀缺成度為零的資本完成了工業化原始積累，而且還主要用農產品償還外債。

　　所以從大的階段來判斷，中國在前100年雖然激進，但那主要是為了形成國家資本為主的工業化，完成的是從資本積累到產業擴張，再到過剩的歷史進程。

　　1999年中央政府提出以人為本是改變過去以資為本的發展前提，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則是戰略性轉型，表明經過了長時間的跌宕起伏，我們終于意識到不能再向過去一樣激進地親資本了。此后，轉向了親環境、親民生的政策體系。

　　二，政治上從小資社會轉向中資主導

　　很多人接受外來意識形態影響，遂以為過去的政治斗爭、社會矛盾都是社會主義體制的問題。需知，這也缺乏事實依據。其實中國1949年以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產者國家。若搬用西方理論，算是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的國家，此后所發生的復雜矛盾具有典型的小資人群特性。

　　1950年的人口結構分析很清楚指出，工業人口只占不到5%，那時候，客觀上沒有社會條件形成西方經典理論意義的無產階級。我國的土地革命戰爭，也是國內戰爭或者叫做國家獨立戰爭，是用幾千年傳統的農民動員口號“耕者有其田”為目標實現土地平均分配為內容才完成了所謂“國民動員”，才得以進入“現代國家”的政治建設的歷史進程。

　　相對而言，大多數農民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因沒有完成土地革命，也就沒有條件進行國民動員，連進行國家政治建設都沒有前提條件；其中很多國家的社會還處在游牧或采集文明的族群、或者傳統的農耕部落階段，與現代政治國家是完全不同質的。

　　總之，沒有發動大多數農民加入土地革命，就等于沒有完成國民動員，就無條件實行現代政治意義的國家建設，也就進入不了西方引領的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的國家間縱橫捭闔的現代政治競爭。可見，參與世界現代化政治體系的競爭是有歷史條件的，對此，需要結合現實問題加深認識。

　　可以說，當年我們在土地革命為主的國家動員之中，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全球最大的小有產者群體----農民，這個小有產者群體在整個社會變革中間一定表現為小有產者群體的特色，既有競爭優勢又有劣勢。

　　如中國1990年代初期開始大規模的農民工流動打工，在差不多20年的高增長期間，進城農民工能夠忍受低工資，沒社會福利、沒失業保險、沒醫保……，當然不是農民工愿意忍受，而主要因為他們仍然屬于受“小有產者家庭勞動力組合投資追求綜合收益”機制影響的、以維持小農經濟簡單再生產為目標而追求短期現金收入的、農民家庭派生的剩余勞動力，在本質上還不屬于西方經典理論的那種工業人口，也沒有條件表達作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訴求。此外，1994年分稅制的作用下，他們的生老病死也由沿海發達地區和城市甩給內地政府和農村社區，當然就加劇了內地的財政困難和社會矛盾。

　　據此，可以理解中國在20年高增長的很長時期內雖然對1-2億農民打工者構成超強剝奪，卻沒有形成經典意義的工人階級的有組織反抗。這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中國產業資本得以在民族國家框架下通過占有“勞動力租”來參與國際競爭的得天獨厚的特殊條件，所以才有西方人無法理解的“鐘擺型”農民打工潮現象和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比較優勢——低工資無福利的打工者創造的低成本的大規模出口。

　　現在，當我們要激進地把農民地權私有化的時候，新的實質性變化出現了。2003年的農村集體土地承包法實行之后，本質上屬于“成員權集合”的村社所有權事實上被剝奪，很多地區農民也不能按照人口變動再分地了；于是80、90后新生代打工者，概因不能回家分地而變成無地流動人口，遂迅即成為西方經典理論意義的城市產業工人后備軍。于是，中國工人階級在新世紀短短五年之內成為世界工人階級中的最龐大群體（發達國家制造業勞動力總量不足一億），中國也隨之從最大的小有產階級國轉變為突然擁有2億新生工人階級的國家。

　　這個涉及農村財產關系的制度演變在以往的農村基本制度基礎上多跨出了半步，便具有推動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勢所必然地演變成資本與勞工之間的對抗性矛盾的歷史作用。遂使經典理論百年難以“落地”的難題陡然得到解決……

　　以前，因為小農經濟或稱小有產階級非常弱小，無法抵抗風險，當然會擁護一個集中的政權代表。因此，現在的激進思想者們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為了穩定而加強投入的新農村建設，不僅是對于現代國際經濟競爭而言打破了中國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也同時打破了中國這個仍然維持了“弱者想象”的集中體制最主要的社會基礎。

　　可見，在農村領域的變革中，任何激進的制度演進都會有比較嚴重的制度成本。執政黨若想維持集中體制，就得維持廣大農民作為小有產者的地位，不能過于激進地打掉農民借助于村社維護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財產基礎。

　　另一個更為重要的社會結構變化，就是今年年初社科院作出的結論：中國出現了3億多中產階級人群，是為中資。

　　中資與具有壟斷地位的大資利益差異顯著，遂在政治主張上試圖與官方壟斷的大資分權——其要求的政治改革本質上是中資參與分權的精英民主。這種作為階級的政治訴求不僅與以往小資群體的大眾民主勢成水火，而且與大資談判如同與虎謀皮，遂普遍有借助外力而認同西方普世價值之客觀需求。

　　過去執政黨推進國家工業化時期曾經面對與小農經濟和小資交易費用過高的制度成本、而有效地利用小資產階級認同的大眾民主，內部化地分化、弱化了社會矛盾。而產業資本擴張到過剩階段執政黨調和大資、中資利益矛盾已然困難；如果再努力代表當代崛起的中資利益、滿足其所要求的精英民主，則如何將精英民主與小資產階級所習慣的大眾民主相結合，就會成為一個新的挑戰！結合好，社會就穩定；結合不好，甚至激進地按照西方的精英民主的政治制度考慮政治改革，可能就會使得以往得以內部化解決的矛盾轉化成外部性最大化，也就要出很大的亂子。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政治主要矛盾有二：

　　第一，新生成的工人階級迅速成為自覺的獨立階級，而民間資本卻比民國年間還不成熟，主要原因仍然是其路徑依賴般地大部分和地方政府結合在一起，不可能演變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執政黨如何調適這個經典理論意義的對抗性矛盾，當然是一個新的挑戰。

　　第二，不同于官方壟斷大資的、新崛起的中資階級要求精英民主，和已經運作了半個世紀的利于小資產階級矛盾內部化處理的大眾民主之間的矛盾形成政治傾向的對立。如何調和？這種政治矛盾決定了我們不能依據激進思想家對西方民主的想象來調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國還不具有照搬過來的客觀條件。

　　必須警醒過去百年激進遺留的政治想象。客觀地看西方從1971年放棄金本位以后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其實質是政權信用危機。而新世紀以來的西方政府債務攀升到占全球政府債務70%以上，債務危機引發政府破產和政治動亂（如最近希臘、法國、英國的罷工等），則是政治危機——發達國家政治體制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導致過分負債。

　　亦即：今天西方政府維持“體制優勢”的過度債務危機實際上既是政治體制危機，也是西方推行的普世價值危機。因此，這套危機迭起的政治體系不能作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模式。

　　中國人過去雖然百年激進，但近30年可以說是“天佑中華”——我們剛要按照這套東西搞，發明這套東西的地方危機就爆發：我們1980年代中期剛要市場化改制，1988年通貨膨脹爆發迫使我們停下；而蘇東激進地搞了全面改制就垮了。1990年代中期我們剛要學日本韓國的大財團制搞“聯合艦隊”，東亞金融危機爆發財閥體系垮臺，我們又收住了。新世紀我們剛完成金融商業化改制要像美國學習金融化加入全球資本化，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了我們不得不打住了……

　　綜上所述，近年來中國政策的特點，就是告別激進。

　　附言：

　　最近我的研究成果是討論建國以來工業化進程中的4次外資外債和8次經濟危機，及其如何向三農轉嫁。結論是：只要能向三農轉嫁代價的就在城里軟著陸，只要不能向三農轉嫁的就在城里硬著陸，就砸出來了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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