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說過：“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圖謀的思想陣地，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雖沒有迷漫的“硝煙”，但同樣“驚心動魄”。做好意識形態工作，關乎黨和國家工作全局，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關乎社會和諧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在信息化飛速發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環境下進行的，更加嚴峻復雜，尖銳激烈。我們要高度關注和準確把握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深入細致地做好思想工作，確保部隊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

    日前，沈陽軍區某集團軍炮兵旅以高度的政治自覺，積極開展“打好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主動仗”專題教育，通過靈活運用故事啟迪、案例剖析、疑難辨析、時尚引領等方法，幫助官兵打牢高舉旗幟、聽黨指揮的思想基礎。本刊今日選登炮兵旅部分官兵的心得體會，希冀能給讀者以啟迪。

“軍隊非政治化”兜售的是什么貨色？

    ■政治委員 金維森

    西方國家以自己為標桿，鼓吹什么軍隊同政治分開，不代表或支持任何一種政治觀點或任何一個政治黨派。這就是所謂的“軍隊非政治化”觀點。國內一些“異見分子”鸚鵡學舌，搖唇鼓舌這一觀點，胡說什么“軍隊應當保持中立”，其實質都不過是為了改變我軍的性質宗旨，不是什么好貨色。

    眾所周知，軍隊因政治而產生，因政治而存在。世界上的任何軍隊都從屬于一定的政治集團，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而階級屬性本質上就是政治屬性。而且任何階級和國家建立軍隊，進行軍事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本階級的利益，軍事只是實現一定政治利益的手段。用恩格斯的話說，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軍隊就是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政治工具。早在蘇聯紅軍創建時，列寧就曾指出，“專制制度的奴仆們的所謂軍隊中立，所謂必須使軍隊不問政治等論調都是虛偽的”，“軍隊不可能也不應當保持中立”。古今中外，沒有一支完全“中立”的軍隊，也沒有一次非政治性的戰爭。現代社會，不管是戰爭行動還是非戰爭軍事行動，仍然都具有政治性。

    一些人宣稱的“軍隊非政治化”，僅僅是指軍隊不介入資產階級各政黨之間的政治斗爭，這種“不介入”恰恰表明西方軍隊是整個資產階級政治利益的忠實捍衛者。“軍隊非政治化”論者無視軍隊源于政治和政治斗爭的歷史事實，剝離軍隊的政治屬性，歪曲軍隊與政治的關系，在政治邏輯上是荒謬的，在軍事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當今世界，不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都是政黨政治，不管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國家，軍隊都必須執行和完成執政黨提出的各種政治任務，各國軍隊都被“熔化”在執政黨的政治運作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軍隊非政治化”的問題。一些人鼓吹“軍隊非政治化”，其目的在于，讓我軍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脫鉤，把我軍“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之中。“軍隊非政治化”的實質也就是讓我軍“非無產階級政治化”。

    堅決抵制這種錯誤思潮影響和敵對勢力意識形態領域的不斷滲透，我們要不斷強化軍魂意識，深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根子，從建軍原則和國家制度的結合上，充分認識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歷史必然性，自覺劃清我國基本軍事制度和西方軍事制度的界限，堅持用黨的創新理論建連育人，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貫徹到部隊發展各領域，貫徹到部隊完成任務全過程，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落到實處，始終高舉旗幟、聽黨指揮。

誰說軍隊只有“非黨化”才能建成信息化？

    ■參謀長 曹寶元

    教育中，我聯想到三連司務長唐英偉外出采購時遇到的一件事。那天他被幾個自稱“救國救世”的人圍住，這些人勸其退黨退伍，邀請加入他們的組織并為其“封官”，同時塞給他一本“宣傳冊”，讓他“學習學習”。唐英偉歸隊后和連隊干部打開一看，上面寫著什么“一黨化、政治化，軍隊就走不到信息化”。

    把“非黨化”與“信息化”胡亂地扯在一起，是國內外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鼓吹所謂“軍隊非黨化”的一個新手法。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推進，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公然提出所謂“政黨組織應從軍隊退出”等政治主張，使得“軍隊非黨化”日益成為對我軍滲透破壞的一個重要思想武器。

    “軍隊非黨化”有著極強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里，根本不存在所謂“非黨化”的軍隊，只不過對不同國家和政黨政治類型來說，其具體的領導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實行一黨制或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的國家里，由執政黨直接領導軍隊在所必然；在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國家里，政黨則通過政府間接控制軍隊。政黨以間接方式控制軍隊，從表面上看軍隊不屬于哪一個政黨，執政黨也不能直接領導和指揮軍隊，軍隊表面上是“非黨化”的、超越政治的，但實際上不僅執政黨可以通過國家權力機關，運用相應的行政權力對軍隊實施領導和指揮，就是那些在野黨，也可以通過議會等平臺，通過參與有關軍隊的人事任用和政策制定等事務，來對軍隊施加影響。因此，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中，執政黨領導軍隊是一個普遍規律，軍隊與政黨具有必然聯系是一種客觀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和不能被掩蓋抹殺的事實。實踐證明，正是因為有了黨的正確領導，才保證了人民軍隊不斷發展壯大，從勝利走向勝利。

    毋庸諱言，在這場以信息技術為基本特征的世界新軍事革命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充當了“領頭羊”，走在了前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積累了一些有益經驗。但決不能由此得出西方的做法就是惟一正確的新軍事革命和軍隊現代化道路的結論。學習借鑒一切反映時代要求的科學有益的東西，必須堅決反對那種把新軍事革命及軍隊現代化與西方軍事制度及治軍模式等同起來、與堅持我國基本軍事制度及我軍優良傳統對立起來的觀點。世界現代化的歷史說明，現代化的方向雖然是既定的，但現代化道路卻是多樣的。現代化可以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政黨制度下實現，新軍事革命及軍隊現代化道路同樣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個模式。改革是國家發展的動力，也是軍隊發展的動力。軍隊改革發展必須堅持正確的正確方向，堅決反對以“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的觀點裁決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信息化建設的錯誤傾向。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科學發展的源泉和優勢。“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是黨為軍隊確立的戰略目標。這些年，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軍信息化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人的信息化素養不斷提升，新式信息化武器裝備不斷研發并列裝部隊。不僅性能優越的殲－10戰機裝備部隊，而且新型戰機又試飛成功，我國還將在2020年前建立全球導航系統。這些都將成為軍隊信息化建設的有力支撐。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國情出發創造的以黨絕對領導軍隊為核心的軍事制度，是中國惟一正確的軍隊現代化道路。國內外別有用心的人鼓吹“軍隊非黨化”，妄圖使我軍脫離黨的領導的圖謀是不能得逞的。

“國家的軍隊”等于“軍隊國家化”嗎？

    ■政治部主任 汪占軍

    最近，我軍派出飛機和軍艦參與從利比亞撤離海外中國公民行動，成為廣大官兵及社會各界關注和議論的熱點話題。我軍此番出色履行多樣化軍事任務，再次生動詮釋了我們國家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也反映了我軍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維護國家利益能力的進一步提升。

    鄧小平同志曾說過，人民解放軍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這是對我軍的科學定性。但卻有人別有用心地斷章取義，認為既然是國家的軍隊就應當實現“軍隊國家化”，否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是十分荒唐的。軍隊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是國家的，具有國家性質。但“軍隊國家化”論者利用人們對“軍隊是國家的”這一概念的認同心理，把“國家的軍隊”與“軍隊國家化”等同起來，誰反對“軍隊國家化”，就給誰扣上反對“軍隊是國家的”帽子，這是一種偷梁換柱的行徑。軍隊是國家的，它在所屬上是一個子概念，同時也屬于其他；而“軍隊國家化”，只剩“屬于國家”這個唯一概念，不再屬于其他。“軍隊國家化”論者其重要企圖就是挑動軍隊脫離黨的領導，使軍隊脫離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歷史和現實都說明，軍隊一旦背離了自身的政治性質、脫離了共產黨的領導，不僅談不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更不能正常履行維護主權領土完整的國家職能。蘇軍脫共實行“國家化”，導致政權解體就是一個沉痛的教訓；“軍隊國家化”論者打著政治民主的旗號，對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持久的“民主化”改造，以達到搞垮社會主義國家、搞倒所謂“集權”國家、搞亂所謂“不聽話”國家，進而稱霸全球的險惡用心。事實也充分證明，這樣做已給東歐、非洲、南美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等地區造成了嚴重后果。

    眾所周知，社會主義革命初期，黨一手締造了我們這支人民軍隊。中國人民和軍隊之所以能夠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就是依靠“黨指揮槍”這個原則。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黨直接領導的人民軍隊，便自然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有機組成部分。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三者完全一致、高度統一。“黨的軍隊”強調的是我軍軍魂，“人民的軍隊”表明的是我軍的本質，“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反映的是我軍存在形態，因為黨代表的是人民利益，軍隊歸根結底還是屬于人民的。回顧我國現代化的輝煌歷程，我們之所以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風云劇烈變幻中始終站穩腳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一支黨絕對領導下的忠于祖國和人民的英雄軍隊，這是我國最寶貴的政治優勢、最值得珍惜的政治資源。

“諾貝爾和平獎”變味說明了什么？

    ■六連指導員 于 洋

    從媒體上得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讓人極為震驚：一個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正在服刑的囚徒，怎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背后因素到底是什么？

    翻看西方一些媒體的報道可以發現，劉曉波被依法判刑后，西方反華勢力和境內外敵對勢力看到他在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價值”，便不遺余力地向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游說施壓，要求頒獎給這位中國“異見人士”。說穿了，授予其“諾貝爾和平獎”，是西方反華勢力有預謀、有組織精心策劃的事件，是對我意識形態的公然挑戰。

    根據諾貝爾的遺愿，“諾貝爾和平獎”應授予“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但在西方某些人主導下，“諾貝爾和平獎”越來越受到意識形態的左右，最終淪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工具。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因推動實現韓朝最高領導人首次會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同樣為此作出努力的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卻與該獎無緣。這曾引來國際輿論的強烈質疑，普遍認為“諾貝爾和平獎”打上了西方價值觀的深深烙印，也使得該獎項的權威性大打折扣。就連挪威學界也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組成的合理性、執行諾貝爾遺囑的忠實性以及實際獨立性不斷提出質疑。

    通過別有用心地提名或頒獎給中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異見分子”，目的不過是以此宣揚所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明目張膽地推銷西方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兜售他們所謂“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普遍民主”的政治體制，顛覆我國的政治制度。根本不是為和平，而是圖謀以此給中國社會撕開一個口子，使中國社會因政治分歧陷入無窮無盡的紛爭，為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制造麻煩。

    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諸如“諾貝爾和平獎”之類的做法，其實不過他們這場“大戰”打出的一枚“臭彈”，早已被世界上許多愛好和平的人們所洞察。20多個在挪威有常駐機構的國家拒絕出席“頒獎儀式”，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明確支持中方立場，這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

“棒殺”和“捧殺”的背后隱匿著什么？

    ■宣傳干事 姜玉多

    當今中國不僅平穩度過金融危機，而且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中國奇跡”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中國機遇”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一些高帽子不斷地飛到我們的頭上，諸如“中國領導世界”、“G2”、Chimerica(中美國)等等，西方一些媒體甚至把世界的“新主人”這頂大帽子也送給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

    面對如此高調的“熱捧”，筆者不禁想起此前與之截然相反的聲音：也就在十多年前，“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其指責范圍覆蓋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科技甚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還有“中國崩潰論”也不斷花樣翻新，甚至在全球引發“誰來養活中國”的大討論，使盡渾身解數揮舞大棒，大有一種不將中國置于死地不罷休的架式。

    無論“吹捧”還是“棒打”，都讓人覺得對中國的發展存在著別樣的用心。西方媒體、學者和政府以“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進行“棒殺”的背后，有著多重動機：在國內政治層面，主要是藉此掩蓋本國政府的政策失誤，把本國出現問題的責任推到中國的發展上，以此轉移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在國際政治層面，一方面為了打壓中國，在中國前進的道路上制造駭人聽聞的輿論，給中國制造心理壓力；另一方面則為了離間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系，以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并阻止發展中國家效仿“中國模式”，走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而蓄意高估中國實力、夸大中國作用、過度渲染中國影響，企圖設置“美麗陷阱”，不切實際的、不合理的要求中國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其實質是期望將中國的經濟發展步調和節奏納入其主導的“戰車”，為其全球的戰略和國家利益服務。

    我們清楚地知道，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過30多年的發展，國力雖然有很大的提高，但在經濟總量、資源總量、消費總量和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被13億多人口基數一除，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09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78美元，排在世界98位，僅相當于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7.93%。在農村有4000多萬貧困人口，還有近2億的富余勞動力；在城鎮有2000多萬人靠領取最低生活費過日子，每年還有2400多萬人需要解決就業問題……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需要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無論是此起彼伏的“棒殺”，還是花招迭出的“捧殺”，其最終都是想扼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這是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攻勢的又一招。既然他們出招了，我們當然不能不接招，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接招，最好的方式就是既要識招，又要破招，我們既不要被他們的“中國威脅論”所嚇倒而停滯不前，也不要被“中國領導世界”的迷魂湯所迷惑而沉溺于“幻覺”之中，我們只專心致志地做好一件事，那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讓中國人民得到更多的福祉。

豈能用“多樣化”取代“一元化”？

    ■政治部副主任 呂新勝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小老板等“新生代士兵”走進軍營，逐漸成為部隊建設的主體。他們生長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更加多樣、多元、多變。通過學習、授課，我深切體會到，無論價值觀念怎樣多元化，都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的一元化。

    社會的意識形態如同一張網，由綱和目組成。如果說不同的價值取向是目，那么指導思想就是綱，只有綱的統領，目的連結，才能形成主次分明、密而不疏的思想體系。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都是一元的。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是君主統治下的封建專制主義，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是以資本為前提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流意識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一元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存在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一個普遍規律。人類在資本主義階段，盡管思想的多樣化和自由度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但指導思想一元化的原則并沒有改變，只是其實現方式披上了自由主義的外衣。我們通過發生在世界各國的事件可以看到，任何主張改變私有制，實施革命，改變現行制度的思想，都會被禁止，更不可能處于支配地位，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不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占有統治地位,而且是資本擴張的武器。

    馬克思主義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性與價值性相統一的科學思想體系，對世界進步人類發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們知道，在全球面臨金融危機巨大困難的時候，西方重新興起“《資本論》熱”、“馬克思主義熱”，這一切都表明馬克思主義仍然具有征服世界、影響世界的巨大理論力量。我國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是由其科學性、真理性決定的，因為其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社會實現了巨大的進步。

    指導思想不是政策，而是基本價值，它一旦被否定或發生根本轉變，那就要地動山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經濟成分日趨多元化，社會經濟生活日趨多樣化，必然帶來社會精神生活、價值追求的多樣化。既然我們制度上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那么，反映不同經濟關系的思想道德觀念、價值追求，就必然是多樣的、多元的。但是，在這個基本經濟制度中，經濟成分的多樣化并沒有改變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主體地位，沒有改變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因此，作為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筑相適應的指導思想必然是一元的，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個主旋律。

“皮革奶”等問題是社會制度造成的嗎？

    ■十六連大學生士兵 周志軍

    近來，國內有人用“皮革水解蛋白粉”加入奶粉中，以提高蛋白成分，謀取不義之財，人稱“皮革奶”。對此，境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便覺得有機可乘，把諸如此類的熱點敏感問題聯系到一起進行炒作，將其根源說成“社會制度弊端”所致。

    “皮革奶”的出現，從根本上暴露的是目前社會“趨利”之風嚴重，奸商損人利己，食品監管機制有缺陷。對此，國家有關部門不僅對這些人進行了嚴肅處理，對各級監察部門監管中的失職、瀆職等違法違紀行為也進行嚴肅處理。前不久，農業部就下發了“2011年全國生鮮乳質量安全監測計劃”，把“皮革奶”列入了農業部監測的黑名單，并出臺了更具體的監管計劃、更嚴格的安全要求。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隨著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深入人心，隨著各種監管和追究機制的建立健全，類似的事件會越來越少。而這也恰恰說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所需會更加安全可靠。

    其實，奸商造假并非中國獨有，發達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去年我的一位同學出訪歐洲給朋友帶回香水，經有關部門檢測其中有的就是假的。對此，我就想問，他們怎么就不說他們存在“制度弊端”呢？

    既然制假造假并非中國獨有，既然中國已經為杜絕此類事情發生而采取嚴厲的打擊措施，為什么境內外敵對勢力依然大肆炒作攻擊。聯系起以往炒作拆遷、就業、房價、腐敗、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等社會熱點問題，渲染“仇官”、“仇富”等情緒，我們不難看出，在這種“熱心”中國事情的背后，卻是那只操縱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看不見的手”。他們在按照“極力把個別問題擴大化、單一問題復雜化、一般問題政治化”的邏輯操縱輿論，借題發揮、大肆炒作，將所有問題都說成是“制度弊端”造成的，把群眾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意見引向對我基本制度、基本政策的不滿，挑唆群眾跟黨和政府對立，企圖動搖黨和政府的民心基礎，進而顛覆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

    不能否認，有些問題的產生有制度體制的原因，但這也只是制度體制不完善造成的，而不是根本制度的問題，只要我們對制度體制加以完善，這些問題大都能解決。西方敵對勢力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深蒂固的，炒作中國社會當前的熱點問題，就是活生生的例證。我們要從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充分認清社會制度的不同、根本利益的沖突、價值觀念的差別，絕不讓敵對勢力的政治圖謀得逞。

    （本稿件由杜善國、姜玉坤、范建立、郭克鑫、本報記者張心陽整理，圖片攝影：鄔江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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