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始終在進行，而且同樣是假漸進主義，真多次休克療法。所謂“不換腦代就換人”式的砸鐵交椅，同行如暴風驟雨般的所謂砸鐵飯碗，取消大鍋飯具有無比的震懾威力。市場資本無形之手操控加上生計大山重負，足以摧毀一切心智，帶來恐懼震撼療效和特色記憶。形式“完美”，程序“合理”的新規新制，就如同法制建設和經濟改革一樣，在五光十色、光鮮亮麗的背后，導致嚴重的社會不穩，社會斷裂，社會對立。這哪里是什么“成長中的煩惱”、“茅盾鼎顯期”、“多元利益”等等所能解釋了的？成長的煩惱好像是發展的社會必然代價，宛如“少年維特之煩惱”那般浪漫和僅僅具有階段性特征。度過去、成熟了，也就自然消解了。新階級大規模、暴發式生成與積累，階級根本性的對立和矛盾沖突，已經在各個領域、各條戰線全面展開。改革趨向不是所謂喪失共識，而是改革反思和回歸方位的根本性的對立，在空前又動態惡化的兩極分化下，業已表明這是一種無助的危險的奔向深淵的大棋局。

       以為非熱戰、非冷戰加上世界經濟困局下的中國經濟與財富崛起，將會最終走向中國世紀，并完成中華復興。這實則是一個戰略幻想式的誤判。中國國防現代化近十年的躍進，尤其是“做好軍事斗爭準備”的軍隊國防戰略指向調整，表明最高當局對戰略幻想的重新審視。但內政外交的全局性的突破轉型尚未見統籌大政。重慶的沖擊，尚未變成舉國性的全民皆兵的全方位戰略動員和社會主義強國大政的全方位整合。中國的危局態勢，還在動態積累。這一切決非源于所謂的坡腳的政治改革，而是“相得益彰”的政治-經濟改革的雙簧聯唱。即令如此，政治改革和經濟走向的最終攤派也已經提到議事議程上了。

       中國政治改革的最大誤區，就是在黨政分離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綱領下，誤入了放棄黨的經濟領導權和人民大眾的經濟主宰權。把經濟、管理、經營、戰略、政策視做純技術、純科學的常規職能，并在所謂頂層設計、專家路線、市場導向、資本裁決的資源配置方位與路徑之下，形成了黨在經濟領域的被邊緣化，人民大眾主人公地位在核心經濟利益和決策結構層面上的大體喪失。這在政權統治和社會階級基礎的雙重層面上，正在動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

       馬列毛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世界上沒有哪個傻瓜會相信，放棄甚或僅僅是經濟領導權失控，還會有什么政治根基和統治治理基礎。

       飯碗不保，醫卡不給，福利低保，黨政把人民大眾的主體推給了私企、私有資本、外資與合營。全國70%-80%的就業成為資本雇用勞動力。不要說一有國際市場風吹草動，共產黨拿什么保護人民的利益，就是在日常的市場、資本規則下，人民大眾還能站立起來嗎？

       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擁有強大的經濟載體。現如今僅靠相對于40萬億年GDP經濟巨額總量（記住這僅僅是年GDP，是流量，若考察財富積累存量，則無疑不低是巨額的天文數字）的微不足道的6萬億國有權益資本，黨和國家靠什么產權、財富與資源配置，來安天下，保民生，創造幸福？

       黨當然不是要置黨產，但要置社會主義的國產、公產；黨當然不是要壟斷資源配置的具體權利，但黨必須代表國家與人民大眾，牢牢把握住社會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經濟命脈、財富歸屬正義和戰略經營導向權。從經濟學到法學，從文學藝術到哲學、史學，從意識形態到主流話語系統，從大眾媒介到常規語言體系，不要說共產主義信仰，就是社會主義覺悟甚至于一般的人倫操守，都在大滑坡、大倒退、大顛覆。好在大批真正的馬列毛主義者、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五的毛主義者、中華民族的脊梁，不但日漸覺醒而且大聲疾呼。好在重慶模式、重慶異軍突起。更好在紅歌、紅色紀念、紅色經典遍布大江南北，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全世界勃興。

      政治改革的第二大誤區就是始終沒有牢牢把握住，把目標鎖定在行政改革方向之上，把中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官國傳統、長官意志、官官相護、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些偽政、劣政打掉、打垮。反倒是行政改革的怪圈越滾越大，泥潭越陷越深。三公消費成為直接的社會腐敗溫床和權錢色交易的社會樣板，并且在砸掉鐵交椅之后，又形成了公務員和干部隊伍的銀交椅、金交椅。行政成本成了預算特區。行政成本變成了財富漏斗，甚至社會無底洞。

       舉目中國行政辦公建筑與裝潢，請告訴世人，有哪一個低度發展中國家有此水平？又有多少發達國家奢侈到這等地步，拜金到如此程度？環顧全球各國，有哪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國人、代表團、商務考察、留學、外出滿天飛，全世界周游？又有哪一個發展中國家連續舉辦超水平、超規格的國際大賽？國際博覽？

       養老雙軌制，醫療雙軌制，大學行政化，政治改革的方向到底在哪里？難道就是要在正規化、制度建設、廢除終身制、年輕化、知識化的包裝下，制造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更有“知識”、身份、“水準”，甚至所謂國際視野的新權貴、新官僚？就是要使行政成本分盡大蛋糕？近水樓臺先得月？干部前腐后繼？

       政治改革第三大誤區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名，以撥亂反正去政治化為名，以產業化、市場化為名，行瓦解、動搖甚至摧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基本制度建構之實。西方無論是冷戰還是后冷戰時期，主流陣地、學術-輿論-教育陣地，甚至娛樂文化陣地，現實主義戰略平衡，無論是經貿金融戰略政策，還是外交地緣戰略政策，從來都是以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利益掛帥的，從來沒有把政治作為空洞化的說教，而是始終常備不懈、警鐘長鳴。中國不多的幾位打著頂層設計旗號的經濟學家、法學家、黨史專家、國家戰略專家、文學藝術家，利用和制造政治信仰真空，鼓吹價值無涉，推動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形成取消至少是大大弱化無產階級專政的精英統治式的所謂依法治國，強化社會上境內外的假冒偽劣的黨史與共和國史，引發一浪高過一浪的三俗惡流，把污名、臟水不斷潑向偉大領袖、英明導師、歷史強人、民族英雄、時代旗幟毛澤東，搞亂了主流意識，顛覆了思想傳統，造成了文化頹廢，制造了精神家園荒蕪，使得理論哲學貧困，道德操守缺失，學術學說淺薄，文化精神乏味。在所謂高雅藝術、神圣文化、創作自由的幌子下，封資修和一切腐朽落后發動的東西大行其道。

       政治改革的第四大誤區是，理論界、思想界、學術界，甚至黨政軍各界，以為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純經濟改革，既不是政治改革，也同政治改革關系不大。事實上，迄今為止的經濟體制改革，是除了政權以外的幾乎所有的政治改革。因為經濟改革的核心指向和制度重塑集中在三大領域：第一是產權所有制改革，這是一切經濟領導權、政治決策權、財富剩余索取權，甚至用工、分配、管理權的基礎。改變產權結構，不但直接決定經濟權力重新配置，而且發展到一定量變階段就會引起政體、國體變更。因為，后者是由社會階級基礎決定的，是受社會意識形態、主流文化影響的；社會經濟營運、發展基本制度或機制作用空間改革。那種在市場配置在資本產權占優或主導結構之下，就只能是資本家經濟統治或資本所有階層及其法定代理人階層的經濟管理專權與獨裁。市場機制的徹底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就意味著人民大眾經濟領導權、國家經濟主權、國計民生經濟生殺大權的放棄或被剝奪。而自發的市場資本導向的決策權，同地方腐敗甚至單純的政績工程的權力離心離德，就足以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這是時下每每中央大員強調落實的根本病因；第三經濟改革無論是物價、市場、稅收，還是工資、用人制度，最終都歸結到管理權限和終極的分配。這種生產經營直接指揮權，甚至社會生活權及其社會財富剩余索取權，構成了社會制度的最大的民生權力空間。這是人民大眾的最直接最現實最核心的政治利益。當年的“打土豪分田地”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革命？土地革命與解放戰爭是一體性的還是政治-經濟兩分法？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革命？“剝奪剝奪者”的社會變化是政治經濟聯動，再剝奪就會是純經濟行為而與政治無涉？離開了這些最基本的物質利益權益保障，人民大眾遲早只能淪為資本“刀俎”下的待宰的“魚肉”，只能在雇傭勞動下茍延殘喘。浪漫的所謂人民資本主義、福利國家都在金融海嘯下被無情地摧毀了。如果說以市場無形之手、薩伊定律、自由貿易神話為標志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被上世紀29-33年大危機擊得粉碎，那么以華盛頓共識，主要是私有化、全球化、緊財政、高失業、消減工資與福利的新自由主義、新制度經濟學、合理預期學派等等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也在泡沫經濟和金融海嘯下徹底破產。中國經濟學界正步入激烈的交鋒時期，但全盤西化的經濟學引進思潮尚未退卻。西方的黑板經濟學在中國變成了經濟學的皇冠與道統。劉國光數年前，陳岱孫十余年前的發問與警示，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只有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大潮的真正復興，才能引發中國偉大的政經變革。馬克思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和基石，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重建開始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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