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又一聲春雷：旗幟鮮明地提出減小基尼系數

云淡水暖

報載，“重慶明確提出降低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新華社），報道稱“據新華社電 記者9日從正在此間召開的重慶‘兩會’上獲悉，重慶作為全國率先將基尼系數寫入‘十二五’規劃的地方政府，明確提出將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由0.42降到0.35。‘十二五’期間，重慶將瞄準縮小‘三大差距’，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速‘共同富裕’。…”（新華社）

說起基尼系數，耳朵都聽出慣性來了，各種各樣的警告、擔憂聲音不斷，有一個共識是肯定的，中國的基尼系數很高了。

“中國目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0.4，接近0.5了。”（陸銘：中國出口導向路徑不會有根本性改變）、“目前，中國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7，已經超過了全球收入不公的臨界點。”（黃益平：“三難選擇”）、“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0.4是警戒線,一旦基尼系數超過0.4,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于少數人,該國社會處于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我國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0.5,這是十分嚴重的信號。”（《經濟參考報》叢亞平 李長久）

陸銘先生是復旦大學教授、黃益平先生是北京大學教授、叢亞平是新華社的研究員，三位的數據雖不盡相同，但結論取向是一樣的。這也是近年來有關方面對待基尼系數的態度的一種特有現象，就是沒有權威部門的數據統一發布，個中意味說簡單也簡單，說復雜也復雜。大家心里都明鏡似的。

圍繞基尼系數，專家、賢達們給出了種種解讀和“辦法”，最具代表性的兩種，“障眼法”和“政改法”：

一是經濟學界泰斗厲以寧先生說“我認為，按中國現階段城鄉二元經濟的情況來分析，可以先算出兩個基尼系數：一個是城市的基尼系數，另一個是農村的基尼系數。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方法算出一個基尼基數。據測算，我國城市和農村兩個基尼系數在0.32－0.35之間，加權平均之后，也大致在這個水平上。”（光明日報 2002年），被厲以寧先生這么一攪拌，中國的基尼系數就神奇地“抹平”了，但是，厲先生并不知道，農村的貧富差距更加巨大，山西又的村子小煤礦礦主一年收500萬的時候，同村的村民只收500元一年。

二是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杰說“用于判斷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國家時，標準應該適當放寬，而不是教條地使用0.4作為警戒線。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進入收入差距過大的區間，但其對于經濟的負面影響并不突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仍在繼續，因而，不能據此判斷中國收入差距影響超過警戒線，犯教條主義錯誤。…但由于收入仍有增長，并沒有引發激烈的社會問題。2002-2004年間農村居民五個收入分組的絕對收入都不斷提高。現有的收入差距還是在人們的承受范圍之內。”（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6年），在魏杰教授看來，沒有“激烈的社會問題”，大家盡管“放寬心”，中國勞動階級的忍受力尚在“承受范圍”之內，不必驚詫。

三是美國三一學院的教授文貫中說“東亞其他的經濟體都做到了高速增長，同時基尼系數比較低，維持在0.3上下。按照這兩條標準中國現在只有增長而無分享。…要理順其關系，必須要動土地制度。中國在近代社會當中有一個很成熟的模式，就是上海的租界模式。其主要經驗是以市場為導向的，承認土地私有的，在土地私有的情況下用市場來配置土地，…”，文教授是中國比較奇怪的兩個人物之一，另外一位是陳志武先生，二人都在美國的大學任終身教職，卻成天在中國吶喊土地私有化，急吼吼地要把集體土地分光。但文教授和陳教授也沒有解釋清楚，世界上還有更多的土地私有化的窮國，其基尼系數也很高。

四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先生說“正如這多年來我一再呼吁的，只有在憲政民主政治下，才能有望最終解決市場經濟秩序自發擴展過程中一種甚難避免的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潛勢。…就連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頭號強國’，這些年的基尼系數也一直保持在41%以下。相比較而言，那些低收入的政治專制獨裁國家，以及一些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國家，收入分配狀況就非常不均，且有繼續惡化趨勢。”（韋森：怎么解決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但是，韋森教授自己列舉的例證中，有太多的自相矛盾的地方，還比較聰明地遺漏了“亞洲民主櫥窗”菲律賓。

第一二種說法屬于“障眼法”，要么不認賬，從數據上想辦法抹掉，或者用“理性”搪塞，推給“就停止”。第三四種屬于“選擇法”，先把不符合西式憲政民主“帶來社會公平”的例子篩掉、把土地早就私有化但并未減少貧富差距的例子篩掉，開藥方說只有政治西化、土地私有化能夠減小基尼系數。但是，無論是一二種，還是三四種都沒有現實的可行性，比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原則的遵守。

撇開賢達泰斗們的招數，有一個應該正視的現象是，在此之前，各地政府并未有正面應對本地基尼系數的例子，現在，重慶率先提出以基尼系數的減小來縮小貧富差距，不啻是新年伊始的一聲春雷。

第一，把“減小貧富差距”指標化，不是泛泛而談，坐而論道，無需不務實地空喊口號，讓社會、民眾可以看得見。

第二，承認基尼系數過高的現實，當然重慶公布的4.2與專家公布的近5.0有差距，也許是區域因素所致，但承認而且承諾一個基尼系數的減小指標，是勇于面對現實的做法。

第三，一反淡化、回避基尼系數的鴕鳥心態，二反要民眾“承受”的精英思維，三反“效率優先”的慣性，堅決把公平擺在社會發展的道路上作為標志。

為重慶率先提出在十二五期間減小基尼系數的做法叫好，更希望有扎實細致的方案和舉措來落實，讓重慶的發展方向逐步成為彰顯社會主義道路優越性的模式，重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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