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畢竟不是“嘮嗑”　　

——評方舟子的《轉基因其實很環保》　　

易 里　　

即將過去的2010年，是“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時來運轉、收獲最多的一年。就在這一年，他不僅因為肖傳國一案名聲鵲起，而且還因為力挺轉基因主糧而找到了自己的庇身之所和自己的“價值”所在。要說如今的方舟子與過去有什么不同，我以為最大的不同就是現在的他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在湖南衛視談“名人與面子”問題了。換句話說，今年，方舟子先生已經由“（方）是民”變成“明星”，由“大嘴”變成了“大碗”了。　　

也許因為早過了“追星”的年齡，我對“明星大腕”從來不羨慕不嫉妒，更不會去注意他們“用什么牙刷”、“穿什么內褲”。但是，因為方先生目前從事的某方面“事業”與我的專業有所重疊，因此，一段時間以來，我對方先生的一舉一動就多留了個“心眼”。最近我發現，“成名”后的方先生不僅嘴角多了些上翹的折痕，而且說起話來更有了象趙本山“嘮嗑”一樣的輕松和隨意。　　

最近，在農業部遭遇“幼兒門”后，方先生很快在自己的博客中拋出了《轉基因其實很環保》的作文，讓人忍俊不禁的同時，還讓人不能原諒的是，在這篇作文中，方先生不僅不知道何為雜交稻、何為野生稻，而且還底氣十足地昭告天下：“種植傳統作物同樣有可能造成‘基因污染’”。鑒于方舟子在生物學和轉基因方面的無知程度，尤其鑒于他在這篇作文中表現出來的象許多電影明星所具有的那種“一脫成名”的勇氣，我實在難以想象他是如何與“科普作家”這幾個字聯系在一起的。方先生在這個時候拋出的這篇連小學生水平都不如的極不負責任的“幼兒”作文，除了讓我看清了他作為“科普作家”，“大碗”里究竟裝了多少“水”之外，我還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要用這篇作文替人消災呢，還是想用這篇作文火上澆油趁火打劫！　　

方舟子在這篇作文中這樣寫道：　　

轉基因技術對環境的影響則是屬于層次高一些的問題，在學術界內也會引起爭議。但是對此的擔心也是有意無意地被夸大了。經常被提及的是擔心種植了轉基因作物后，其花粉與周圍的其他植物、特別是該作物的野生種進行雜交，造成“基因污染”。例如擔心轉基因水稻的基因會“污染”了野生水稻，所以在有野生水稻的地區就不計劃種轉基因水稻。這其實并非轉基因作物特有的問題。種植傳統的作物同樣有可能造成“基因污染”。例如雜交水稻的基因也可能會“污染”了野生水稻，但是人們并沒有因此就不在有野生水稻的地區種雜交水稻。和傳統作物相比，轉基因水稻不過是在原有的幾萬個基因中增添了一個額外的基因而已，并沒有造成實質性的差別，為什么對這么一個基因就那么擔心呢？　　

從上面這段文字看，方舟子顯然同意學術界關于“轉基因”有可能造成“基因污染”的觀點，但他對學術界對“轉基因”的這個“判決”又心有不甘。于是，他才赤膊上陣，想順手拉個“雜交水稻”為“轉基因”“墊背”。只可惜，方先生根本不知道傳統作物品種與野生種，雜交稻與轉基因水稻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于是就有了上面“為什么”的驚天一問了。好了，現在我來告訴方先生：為什么人們只擔心“轉基因水稻”而不擔心“雜交稻”會對野生稻造成“基因污染”呢？　　

人類的稻作史首先是一部野生稻的“馴化引種”史。栽培稻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通過對野生稻進行“馴化引種”，并長期栽培、選擇、再栽培、再選擇的產物。目前包括雜交稻在內的一切栽培稻“品種”都起源于野生稻。也就是說，一切栽培稻的老祖宗都是野生稻。事實上，無論從分類上還是從某些野生稻與栽培稻能夠直接串粉受精的“雜交親和性”來看，野生稻都是與栽培稻親緣關系最近的近緣類型，二者有著“血脈相連”的天然“親情”。　　

另外，根據作物遺傳育種學知識我們知道，盡管水稻屬自花傳粉作物，但水稻的“天然異交率”仍然可達0.3-1.0%，由于天然異交現象的存在，水稻的栽培稻與野生稻之間、不同品種間、同一品種的不同個體間的基因交流實際上是經常和自然發生的。因此，自從人類開始稻作歷史以來，人們所吃的大米中是始終含有部分“雜交稻”的，栽培稻與野生稻之間自然而然的基因交流也是始終存在的，并且，這種基因交流不僅自然而正常，而且還有利于水稻的適應（環境）和進化。　　

總之，由于雜交稻、常規稻與野生稻的親緣關系很近，它們之間的基因交流又是一種有利于水稻適應（環境）進化的自然行為，因此，人們沒有理由擔心“基因污染”問題。　　

超出水稻栽培稻與野生稻的親緣關系范圍，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我們知道，人類在進行物種分類時，除了將形態差異作為分類依據外，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分類標志，那就是親緣關系較遠的物種之間還必然地存在著“生殖隔離”現象。比如水稻與小麥雖然同屬禾本科植物，因為它們分屬不同的“屬”，所以它們之間是根本不能自由傳粉的。即便通過人工控制授粉也不能獲得“稻-麥”雜種。可見，物種之間本來是有明確界限的。　　

正因為“天道”設限，使得物種之間不能自由地進行基因交流，于是，一些遺傳學家們才發明了旨在打破物種界限的基因交流方法—— “轉基因”。　　

方舟子說：“和傳統作物相比，轉基因水稻不過是在原有的幾萬個基因中增添了一個額外的基因而已，并沒有造成實質性的差別”。我不知道方先生是真不知道轉基因水稻增添一個額外基因造成的實質性差別，還是揣著明白裝糊涂。事實果真如方舟子所說的那樣，轉基因水稻“沒有造成實質性差異”嗎？　　

在這里，我要告訴方舟子的是：與傳統水稻品種相比，轉基因水稻不僅產生了實質性變化，而且這種實質性變化就在于它打破了物種之間的天然界限——即通過轉基因技術在水稻基因組中人為地引入了細菌（蘇云金芽胞桿菌Bt）基因。　　

那么，這種“轉基因”到底意味著什么，又可能會產生什么后果呢？　　

根據遺傳學常識我們知道，高等生物在行有性繁殖所必須經歷的細胞減數分裂過程中有一個染色體“聯會”過程。而能夠進行正常“聯會”的染色體必須是“同源染色體”。水稻與細菌的染色體不僅不具有“同源性”，而且一個是真核生物，一個屬原核生物，二者有著天壤之別。因此，Bt基因對水稻的入侵不僅是一種嚴重的生物“亂倫”行為，而且違背了“同源性聯會”的“天條”或客觀規律。當在水稻中插入單個“外源基因”時，水稻的生長和繁殖特性可能不會受到明顯影響，但隨著插入的“外源基因”數目不斷增多，這些外源基因不僅有可能改變水稻原來那些同源染色體的“同源”性質，而且還可能因為改變了水稻基因在染色體上固有的“相鄰”位置關系而造成水稻基因信息的“擾亂”和系統結構的破壞或“坍塌”，最終導致水稻生長發育和繁殖障礙。如果這種嚴重后果僅僅局限在某個品種之內也不至于讓人產生太多的憂慮。關鍵是，如果這種后果一旦通過“天然異交”的方式擴散到水稻野生種中，那么問題就沒有方先生所說的“轉基因其實很環保”那么輕松了。　　

我們知道，野生稻既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水稻育種不可或缺的基因資源（或種質資源）和安全保障資源。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十分重視種質資源的搜集和保護工作。在我國，每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都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各種種質資源的搜集保護和研究工作。　　

一般而言，野生稻作為水稻育種的基因資源很好理解，但作為水稻育種的安全保障資源，非專業人士就不一定清楚了。只要是育種工作者都知道，水稻育種（選育）的過程就是一個水稻的“人工進化”過程，在這個“人工進化”過程中，人們的關注點主要是那些直接滿足人類自身需要的水稻產量和品質性狀，而沒有也不可能考慮水稻自然進化對水稻的環境適應性要求。事實上，人類對水稻產量品質的要求與自然進化對水稻的環境適應性要求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人工進化”就極有可能因為忽視水稻的環境適應性而造成不可逆轉的方向性錯誤。為防范和化解“人工進化”可能帶來的風險，在育種工作一開始，有遠見的作物遺傳育種科學工作者就提出并開始了種質資源的搜集保護研究工作。可見，保護生物種質資源在遺傳育種界早已達成共識并付出了行動。　　

在轉基因技術出現前，種質資源保護工作主要考慮種質資源的保存方式問題。而轉基因技術出現后，種質資源保護工作則面臨野生種質資源被轉基因生物的“外源基因”所“污染”的新挑戰。因此，擔心野生種質資源遭受轉基因生物的“基因污染”，不僅是新形勢下種質資源保護工作思路的邏輯延伸，而且，切實防止野生種質資源遭受轉基因生物的“基因污染”已經成為種質資源工作者不能逃避的緊迫任務和神圣使命。　　

另外，再從生態學和生物多樣性方面來說，栽培稻與野生稻在歷史上曾經占據相同“生態位”。因此，轉基因水稻即便不通過“天然異交”而僅以“超級雜草”的方式入侵野生稻，那么，轉基因水稻對野生稻“生態位”的巨大競爭優勢也會造成野生稻生物（遺傳）多樣性的滅頂之災。　　

鑒于此，我要提醒方先生的是，基于水稻“天然異交現象”的存在和栽培稻與野生稻生態位的歷史同一性考慮，轉基因水稻對野生稻的“基因污染”和生態競爭問題，實際上已不能僅僅停留在“擔心”層面，而是要實實在在地嚴格防止才能確保水稻野生種質資源安全和生態安全。　　

以上是我對方先生“驚天之問”的全部解答，不知方先生以為然否？　　

方先生作為一名“科普作家”，在不知道雜交稻與野生稻親緣關系，不知道生物物種分類概念，不知道種質資源保護意義的情況下，草率拋出《轉基因其實很環保》這篇作文，其中所呈現的無知與輕狂，我不知那些轉基因的“專家”、“大佬”們看了會作何感想。　　

另外大家知道，方舟子一向很看重自己的“精英”身份，在這篇作文中他也沒有忘記“轉基因技術對環境的影響是屬于層次高一些的問題”，并且認為一些對轉基因持懷疑態度的人“主要是缺乏生物學知識的外行和另有用意的組織”。對于前一句話我表示贊同，而對于后一句話我覺得作為回禮回贈給方舟子本人是太合適不過了。因為通觀他的全文和“環保”主旨，我發現方舟子先生不僅缺乏一個“科普作家”應有的生物學知識，而且作為一名“還原論”者，在他的腦海里從來就沒有建立過“基因系統”和“生態系統”的概念，他的所謂“環保”還完全停留在學齡前兒童所理解的“掃地擦桌子”式的那種“打掃環境衛生”的低級層面。因此，繼續跟他這個“外行”談論“環保”問題完全是浪費時間，不說也罷。　　

我只是覺得，方舟子作為一名很看重自己的“身份”和“科普”事業的“科普作家”，為“聲譽”計，本當謹言慎行，可誰知他剛剛有了些“名氣”便耍起“大牌”來——行文隨心所欲，說話信口開河。要知道，“科普作家”是應該具備起碼的良知并自重的，畢竟“科普”不是“嘮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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