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走向消亡的游牧文化

之一：成、住之道

落后？先進？... 1

生存的基礎：適應... 2

生存的智慧：共生... 5

曾經的輝煌... 7

思考... 8

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位蒙古族學者談到，內蒙的游牧文化正面臨消亡的前景，他預計也就是10-8年，甚至更短的時間。這位學者甚至談到了撰寫“游牧文化消亡史”的問題，這深深地震撼了筆者。

游牧文化生存于極其脆弱的生態系統中，對人類社會而言，它能提供的資源極其匱乏。然而，基于這樣的生態系統，游牧文化存在了上千年，還一度支撐了世界史上一個首屈一指的大帝國。而今，這個文化似乎在走向終結。今天的主流文明有兩個鮮明的特征：瘋狂地消耗不可再生資源和肆無忌憚地破壞生態環境。照此下去，人類早晚會再次面臨資源極其匱乏，生態及其脆弱的局面，這將嚴峻地考驗人類這個種群的持續生存能力。

視為未雨綢繆也罷，當作杞人憂天也罷，讓我們來考察在干旱草原上，游牧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是什么使它能長期生存于這樣的環境中。這對我們探尋“可持續文明”或許有所啟示。

佛家用“成、住、壞、空”來描述一個現象從發生到消亡的過程，我們不妨也從這一視角觀察游牧文化。

落后？先進？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游牧”是從“漁獵”到“農耕”的中間進化階段，因而，相對于農耕文化，游牧文化是比較原始、落后的文化。然而，考古發現顛覆了這種看法。

學者們系統對比分析了中國北部地區的考古遺存，指出：這個地區的人群早在距今7470±80——6895±205年間就已有一定水平的農業生產，有相當規模和數量的聚落址，如“前紅山文化”的興隆洼遺址。到距今五、六千年左右時，有了繁榮的原始農業社會--紅山文化，它以農耕為主，農牧漁獵結合，與同期中原仰韶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是東亞典型的定居農業文化。可見今天人們在這里推廣的定居舍飼、農耕等，古已有之。

然而,春秋至漢，這個地區的考古遺存與前期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紅山文化遺址中常見的豬骨變得極為稀少，遺骨以草食類動物馬、牛、羊為主。農業生產工具如鏟、鐮、錛、杵、臼等消失，而武器（短劍、刀、鏃等）和馬具（馬銜、馬鏕、節約等）則相當普遍。在農耕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陶器非常少，通常只有一、兩件。隨葬的青銅器變小,以隨身配帶的裝飾品為主，如耳墜、腰帶飾、銅扣、動物牌飾等。發現的遺址主要是墓地，另有少量的窯址，卻沒有聚落址。這告訴我們，此時這里的人群已經放棄了定居、農業與養豬，過著完全依賴馬、牛、羊的游牧生涯。對他們而言，農耕文化中象征財富的宮室、大型器具已無價值，真正的財富是以草為生、可以隨時游走的畜群。而且在他們的生涯中隨時發生爭奪資源的戰斗。（見王明珂《華夏邊緣》）

可見這個地區是從農、牧混合向游牧演化。早在1940年代，拉鐵摩爾就指出，西周至春秋時期的戎、狄也從事農業，并且他們并非騎馬的部族。他認為真正的游牧部族要到公元前4世紀至前3世紀(約為戰國時期)才出現在中國北方草原。

多數學者認為，這一演化的外部動因是氣候干旱化。它造成了農業資源的衰落、萎縮，在資源爭奪中，南方以農為主的人群逐漸形成了“我群認同”---“諸夏”，以區別于北部的“狄”、“戎”。“諸夏”各國紛紛筑墻保護自己的資源，后來秦將這些墻連了起來，這就是長城。它事實上成了游牧、農耕文化的分界線。而資源更為匱乏的北部人群，邏輯上只有三個選擇：南遷以融入農耕文化（如烏桓、鮮卑融入了華北農耕文化）、向南劫掠（如漢與匈奴的戰爭）再就是發展出適應干旱草原的游牧文化。

可見，游牧文化的出現，是應對生態環境惡化的結果。遙想我們的先人，本來已經熟悉了定居的農耕文化。后來支撐農耕文化的生態環境徹底崩潰，他們不得不在資源遠比過去匱乏、不確定的環境中求生。當時的艱難、困惑、沮喪乃至怨憤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他們必須探索出路，必須在資源匱乏、生態脆弱的環境中，讓自己及子孫們活下來—用今天時髦的術語，他們必須找到文化的“可持續性”。

歷史告訴我們，他們活下來了，甚至一度震撼了整個地球。

那他們是怎樣活下來的？

生存的基礎：適應

北方游牧文化所在的區域，降水量低而變率大。

降水量低導致不可能有穩定的農業，人類只能靠草食動物將不可食的草類轉化為可食的乳與肉。而生態系統低下的凈初級生產力（NPP），只能支撐稀疏的人口。在中國農業精華地區，不到一畝地便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而在內蒙的新巴爾虎右旗，20畝地才能養一只羊，至少要300—400頭羊才能供養一個五口之家；因此一個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畝地（見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康熙年間高士奇隨皇帝在圍場一帶游獵，記下了他看到的境況：

“大約塞外山川，遠者數十里，近者十余里，互相綿亙。兩山斷處，謂之一溝，每溝所住蒙古，不過三兩家，恐礙放牧也”（高士奇《松亭行記》）。

由此導致了游牧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地域廣大而人煙稀少。從中國人口密度分布圖，可以清晰地看出這點。

降水變率大導致生態系統的產出在時空分布上高度不確定。干旱時寸草不生，一場雨下來就郁郁蔥蔥，而何時下雨，下在哪里，是難于預測的。再加上生態系統凈初級生產力低下，一片草場經不起畜群的長期啃食、踐踏，人們不得不拋棄了定居，轉而“逐水草而居”。當年視為財富的宮室、大型器具,在這樣的生存方式中，反而成了累贅。

冬天是草原最艱難的時期，牧草枯萎，“黑災”（冬旱）、“白災”（暴風雪）均發生于此時。馬、牛、羊夏季豐肥，到了冬季不免瘠瘦，且往往饑寒而倒斃。為了熬過這一難關，必須將牧草最充足的區域保護下來，以備越冬。于是，便出現了按季節劃分的牧場：

冬營地不但要求植物枝葉保存良好，覆蓋度大，植株高，還要求不易被雪埋；春季草場要求萌發早；夏季草場要求生長快，種類多，草質柔軟；秋季的牧草要求多汁、干枯較晚，結實豐富。（北京農業大學主編《草地學》中國農業出版社）由于冬季草場是枯草，產量低，是畜群增長的制約因素。所以牧民尤其注意保護冬營地，即使在夏季草原遭災，也不輕易到冬季牧場放牧。

由于資源稀缺，生活于此的人群不得不竭力充分利用資源。蒙古草原上有“五畜”之說（山羊、綿羊、馬、牛、駱駝）。學者們發現，各地的蒙古族人以及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只要維持純牧的經濟形態，他們的牲畜構成及比例便相去不多——除了數量很少的駱駝不計外，綿羊、山羊、馬、牛的數量比例約是10：1：2：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

由于不同動物習性（尤其是食性）的差異，這樣的配比能充分利用草場。由于牧區人口稀疏，遠離市場，人們不得不盡量爭取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自給自足。只經營一、兩種牲畜，不可能實現這一目的，而“五畜”能提供不同的產品與服務，保障其生產、生活之需。可見，這種在上千年的試錯中摸索出來的“產業結構”，是一種效率極高的資源轉換機制。

農業受災后，只要第二年風調雨順，經濟可以很快恢復。而牧業受災后，由于牲畜的生長周期遠長于莊稼，一次重災的損失一般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才能恢復。而牧區降水變率大，自然災害遠比農區頻繁。除了“黑災”、“白災”外，還有傳染病災、狼災、火災等。于是牧民力圖保有的牲畜量，不但取決于生活所需，還取決于抵御災害所需---使受災后幸存的牲畜具備恢復所需的起碼規模。

現代經濟學家由消費需求計算牧民所需的牲畜保有量，發現其實際保有量遠大于“合理”保有量，于是認為牧民愚昧、落后、保守。其實這是游牧文化適應高風險生存環境的必然選擇。對牧民而言，畜群是最真實的財富，畜群小于一定規模，意味著隨時可能陷入滅頂之災。這從另一個視角提示我們：財富未必是貨幣的同義語，其真實的內涵，建立在社會的持續生存能力之上。

水是內蒙草原生態系統的制約性因素，草原上水比黃金還貴。濕地對草原生態系統極為重要。濕地的保水能力比森林高五倍，它是草原物種多樣性的大本營。在錫林河中游踏頭濕地十幾厘米見方范圍內，草原生態學家、內蒙古師范大學生態學教授劉書潤看見了20多種維管植物，相當于1平方米草原上的植物種數。

“濕地作為牲畜的夏營地，耐踐踏、耐牧、再生力強、載畜量高，且穩定，被認為是吃不敗的草場。某些鹽堿灘還是牲畜補充大量元素的寶地。濕地是草原牧區人畜最集中、最熱鬧的地方，是體現草原文化特色的最佳場所。”（劉書潤《這里的草原靜悄悄—游牧文明過時了嗎？》）

因此，游牧文化對水十分敬重，視水為大地母親的血液。成吉思汗公布過法令，不許洗衣服，不能洗手，在河里不能洗澡；夜里不能取水，因為神圣的河要休息；不許用金屬取水，只許用木桶取水；甚至不許在河邊晾衣服，怕污染河流。

牧區也知道利用地下水，窩闊臺為了開辟新的牧場，曾派人到缺水的草原上打井。忽必烈也曾組織牧奴到漠北一帶鑿井開泉。水井是家畜集中和放牧集中的核心。但牧區對地下水的利用是有節制的，因為地下水再生極其緩慢，濫用地下水無異于飲鴆止渴。20世紀40年代初日本調查團在中部內蒙地區的旅行調查發現：“純牧區大約平均5.5公里的路線上才有一口井”，通常“只在喇嘛廟附近打井，其他地區的掘土打井則往往被禁止”。（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蒙疆牧野調查報告》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轉引自王建革《游牧圈與游牧社會——以滿鐵資料為主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

生存的智慧：共生

草原生態系統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各種草原植物利用水、土、二氧化碳為養料，在一定溫度下由葉綠素吸收太陽能轉化為生物能，為食草動物如牲畜、兔、鼠、昆蟲等提供了生存條件；而食草動物又為食肉動物如狼、狐、鷹、鳥類提供生存條件；動、植物的尸體與分泌、排泄物則養育了微生物，微生物將其分解為礦物質，再滋養草原植物。

長期的演化在物種間形成了相生相克的共生關系，任何一個因素有了變化都會導致一些列的連鎖反應，以促使系統恢復平衡，這就是系統的穩定機制。然而，一旦外來干擾過大，超過的穩定機制的承受力，草原生態系統將走向崩潰。

寄生于此的人類社會，其索取資源、遺棄廢棄物的行為，無疑是對生態系統的干擾。由于降水條件惡劣，凈初級生產力（NPP）低下，草原生態系統抵御干擾的能力相當脆弱。游牧文化只能小心翼翼的維護草原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千百年試錯實踐的結果，使游牧人群將自己也融入了草原生態系統，成了其相生相克關系網的一員，成了維持草原生態系統穩定性的一個能動環節。

由于氣候和土壤條件等的限制，草場的承載力是有限的，所以人口和放養的畜群不能過分集聚，必須分散而居。牧民在長期的實踐中發現，在一個地方放牧，不得超過一定的期限，到時一定要遷走。這樣，才有利于草場恢復。同時，一片草場如果總不放牧，也會退化。劉書潤報告：加拿大的實驗表明，對一片有二十多種植物的草場，圍封多年后只剩下一種植物。錫林郭勒定位站的試驗草原則從羊草草原變成大針茅草原。（見《生態危機背后的政治范本》http://news.artxun.com/kuangshi-846-4229764.shtml）

（注：羊草為內蒙古草原主要牧草資源；大針茅也是一種牧草，但它有一帶芒針的穎果，芒針呈螺旋狀，一旦沾上綿羊毛，綿羊每走一步，芒針向里面前進一步，最終刺進羊皮，在羊皮上留下孔洞，因而大大影響羊皮質量。嚴重者可能造成綿羊死亡。所以牧民都欲除之而后快。見百度百科）

換而言之，人和畜群不但是草場上的資源索取者，也是草場生態平衡的維護者，是相生相克關系網中的一員，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蒙古人有一句諺語。孩子問媽媽，為什么我們總是搬來搬去，辛辛苦苦的。媽媽說：

“我們要是固定一地，大地母親就會疼痛，我們不停地搬遷，就象血液在流動，大地母親就感到舒服。你給媽媽上下不停地錘背，媽媽就感到舒服，假如合并成一錘，固定在一處，媽媽會怎樣呢？”（引自劉書潤《這里的草原靜悄悄—游牧文明過時了嗎？》）

可見，牧民將自己視為草原生態系統的孩子，用自己的生產、生活維護著草原生態系統。牧民所用的燃料是牛糞，放牧地當年的牛糞濁濕不能利用，所燒的牛糞是前一年留下的，經過水洗、風干，自然發酵后，有機養分已隨雨滲透到土壤中，不會形成肥分損失。與燒草相比，這樣做對草原環境的破壞程度很小。這就要求下年的放牧軌跡與上年的一樣。由此形成了游牧圈，它連接冬、夏營地，形成閉合軌跡，游牧民不輕易變更游牧圈。（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鐵道總局：《呼倫貝爾畜產事情》昭和十二年十二月滿鐵鐵道總局。轉引自王建革《游牧圈與游牧社會——以滿鐵資料為主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劉書潤注意到，對共生的認識已經融入了牧民的意識深處。在蒙古人心里，上帝就是大地母親，其它都是我們兄弟。在成吉思汗的保護動物名錄里，甚至包括狼和青蛙。游牧文化沒有農耕文化那種益蟲、害蟲；作物、野草之類的觀念，草原上的任何生物，都有其生存的意義，人類應做的僅是“調節”。狼偶爾吃只羊，牧民甚至會高興：“哎，天狗能看中我的羊。要豐收了。”當狼多了就要打，將狼圍在一塊，先把母狼，小狼放了，只打壯公狼。打黃羊，在上百萬只黃羊中，只打幾只老黃羊。草原的許多生物都是他們的圖騰：狼、天鵝、老鷹、柳樹、榆樹……。狗在漢語中是罵人的話：“狗東西”、“狗崽子”、“狗腿子”，而在蒙古人那里，是愛稱。成吉思汗四員大將被稱為“四狗”，相當于漢人稱“五虎上將”。

這背后，其實就是現代生態學講的多樣性與穩定性的問題。

在工商文明的主流觀念中，一切對象都被套入資源、廢物；益蟲、害蟲；作物、雜草；好人、壞人……的框架之中，對前者要極大化，對后者要極小化。實踐證明，這樣價值觀指導的行為，導致破壞生態系統的多樣性與穩定性。對此，劉書潤指出：“我們評介一個草原如何評介，不能光看草，要看羊，看人，不是說草長得高就好。”他引用一句廣告語，表達生態學的理念：“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劉書潤《消滅游牧文化等于毀滅草原》）--這就是共生！

游牧文明中，對共生關系的重視也深深地影響到其社會內部關系。劉書潤指出：

“草原上的草組成草原，樹木形成森林，鳥獸牲畜合成群。草原上的人們同樣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草原畜牧業勞動，如剪毛、接羔，為了不影響牲畜正常進食，必須在短時間內突擊完成，因此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幫助，漸漸成為有組織的集體活動，草原畜牧業的特點，在于移動，在于集體，在于與大自然的融合。”（馮永鋒《劉書潤想做導游的生態學家》）

早期的游牧形式是聚落游牧。這是一種融戰爭與生產于一體的體制--“古列延”。蒙古包以環狀形式排列，核心區是長老居住的地點。成吉思汗七世祖時，怯綠連河的蒙古人有70個古列延，每個古列延有1000帳幕（見拉施特主編《史集》）。面對戰爭，這就是一個作戰單位；和平生產，這就是一個完整的“合作社”。成吉思汗即汗位以后（1206年），草原上戰爭減少，“古列延”被小規模的家族游牧單位“阿寅勒”取代，一直保存到近代。在游牧集團內，合作是普遍而自然的。上世紀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在南方曾遇到小農經濟的頑強抵抗，而在草原上，卻比較順利。至今老人們回憶，仍認為人民公社時期，是草原上最好的時期之一，那時的牧民遠比農民富裕，在牧區插隊的知青，常給在農區插隊的同學送東西。

曾經的輝煌

不少人想當然地認為，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文化不過是“單純利用自然的過程”，是“生產極不穩定”的粗放型經濟。然而，這樣的經濟如何能支撐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圖一）

圖一：當年的蒙古帝國版圖

游牧需要機動性，于是馬對游牧社會至關重要。馬可波羅曾描述他見到過的忽必烈的皇家馬群：“君等應知汗有一大馬群，馬皆牝馬，其色純白，無它雜色，為數愈萬。”

對此，內蒙古大學教授恩和指出：“受蒙古高原的光照、氣溫、水土等自然環境造就了馬匹的毛色只能以黃褐色、栗色、灰白色、灰褐色、海騮色、銀鬃紅色、草黃色、帶斑紋灰色等黑白之間的中間色為主，無任何雜色毛的純雪白色馬是極其罕見的。”（恩和《草原牧民的生態智慧---傳統畜牧業中的草畜關系》首屆中國駱駝產業發展戰略研討會 2010年8月29日,呼和浩特)

這意味著，“為數愈萬”的純白牝馬背后，必有巨量的馬匹種群。

《元朝秘史》載，在鐵木真與扎木合之間的“十三翼之戰”中，雙方各組織13個古列延，出動了3萬騎兵。（策•達木丁《蒙古秘史》）恩和據此估算了當時蒙古高原上馬群的種群數量：

“如果考慮馬群的性別、年齡等畜群結構因素以及當時蒙古高原游牧部落騎兵參戰時一般每人須有2—3匹、有時達5—6匹備用戰馬的慣例，參戰雙方部落馬群的種群數量應不在百萬以下；如果再考慮到此次戰役僅為那時蒙古高原幾拾個部落中的個別部落參與的一次局部戰役這一事實，當時蒙古高原上馬群的種群數量應達幾百萬乃至上千萬匹”（恩和 同上).

如何看待這樣的種群規模？內蒙古和蒙古國的官方統計資料稱，馬的種群數量的歷史記錄分別為224.9萬（內蒙古1977年年中數）和316.35萬（蒙古國1999年年末數），相加兩者才541.25萬匹！

在考慮到“五畜”中“除了數量很少的駱駝不計外，綿羊、山羊、馬、牛的數量比例約是10：1：2：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那時的蒙古高原應有數千萬頭牲畜，換算成羊單位，應超過一億！這就是支撐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的經濟基礎。

在資源稀缺的草原上，爭奪資源的戰斗頻繁發生，生存于馬背之上，融生產與戰斗于一體的牧民，自然發育出了機動性強大的騎兵。結果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竟然建立過一個世界史上幅員最遼闊的帝國。這一事實甚至影響到上個世紀初的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他注意到：

“在一千年內，一系列從亞洲興起的騎馬民族，穿過烏拉爾山和里海之間的寬廣空隙，踏過俄羅斯南部開闊的原野，取得了歐洲半島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對他們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圍的每一個偉大民族——俄羅斯人、日耳曼人、法蘭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臘人的歷史。”（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

由此出發，他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島”理論。后來的陸權論、黃禍論、乃至地緣政治理論均發源于此。這些“論”的視角，均是對統治權的考察，而劉書潤則從文明演進的視角看問題：

“假如沒有游牧民族的沖擊，世界將永遠各自封閉，陷入沒完沒了的重復當中。古代人類最大的沖擊波，來自打開了東西方通道的蒙古人，因為他們實行了最大規模、最完善的游牧。”（劉書潤《這里的草原靜悄悄—游牧文明過時了嗎？》）

這樣的成就，不可能建立在愚昧、落后的基礎上，它的基礎必然是對生態環境深刻而細致的認識。劉書潤、達林太、恩和、李文軍、張倩、海山等眾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引證了。

思考

游牧文化的許多特征,在外部人看來怪異而落后,然而，它是人們適應當地生態環境的結果。靠著它游牧文化才生存了上千年，并一度譜寫過輝煌的篇章。生態環境的多樣性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文化的多樣性，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適應著各自的生境。在人類文明社會存在的數千年中，“適應”始終是一個基本的生存法則。

資本主義工商文明靠采掘、利用化石能源，掌握了巨大的能量，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讓人們深信“知識就是力量”，“人定勝天”。于是“適應”讓位于“改造”。才有了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現狀。然而，就在人們陶醉于對大自然的勝利之時，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提出了“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文明能否持續開始成為問題。學者們發現，資本主義工商文明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不可持續。現在，“可持續性”已經成為聯合國和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多數國家關注的問題。當我們思考“可持續性”時，是否應思考“適應”與“改造”的關系？是否應從游牧文化中得到某種啟發？

資本主義工商文明是不考慮“共生”的，它的普世價值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從事實判斷的角度看，它只強調系統中的“競爭”關系，無視“共生”關系。“競爭”從個體的視角看問題，觀察、研究個體在系統中的地位變遷；“共生”從系統的視角看問題，觀察、研究系統成、駐、壞、空的演化。兩個視角層次不同，一旦系統崩潰，個體連生存的大環境都喪失了，又到哪里去競爭？可見它們一個是大道理，一個是小道理。鄧小平曾指出，大道理要管住小道理，而過去30年里，“競爭”成為學界的圣經，似乎靠它能解決一切問題。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促進競爭幾乎成為制定一切政策的潛在理念，成為“改革”的大方向。今天我們面臨的所有結構性問題，究其根源，無不在于30年來“小道理”壓倒了“大道理”。

從價值判斷的角度看，將“競爭”視為普世價值，無異于認可“成王敗寇”。于是不擇手段的馬基亞維利主義有了道德上的正義性，反正“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氛圍中，最有力的論據只存在于兩個方面：其一是利益，其二是實力。所謂理性，無非是對這二者的冷靜盤算。然而“競爭”價值處于這種絕對權威的位置上，“共生”價值就被拋到了九霄云外。其長期結果，現已昭然，社會內部成了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導致社會矛盾尖銳而激化；人類社會志得意滿地征服、掠奪生態系統，導致生態危機日益嚴重。所謂“可持續性”成了鏡花水月。

《科學時報》 (2010-11-23 A3 本周聚焦 觀察)

面對走向消亡的游牧文化

之二：壞、空之途

“眾建”與“崇釋”... 1

從“柳條邊”到“蒙地私墾”. 2

《辛丑條約》與“放墾蒙地”... 4

從復興到衰亡... 6

輝煌的數字... 9

“工業強旗” ！？... 10

啟動蒙古草原游牧文明衰落進程的是清政府，這有點匪夷所思。

終大清一朝，滿蒙聯姻是法定制度，包括著名的孝莊在內的一大批皇妃，來自蒙古草原，而清宗室的女兒們則由皇帝指婚，配給蒙古的臺吉（有黃金家族血統的首領）。總計入關前后的整個清宗室，滿蒙聯姻達586次，入關前聯姻的32年間，為84次，入關后的268年間，為502次。這總計586次的通婚，滿族皇家出嫁給蒙古的女子多達430名，其中入關前27名，入關后403名。滿族皇帝及宗室王公子弟娶蒙古王公之女156名，入關前57名，入關后99名。（見杜家驥《清朝的滿蒙聯姻》人民出版社）

滿蒙聯姻使滿清皇族融入了蒙古血統。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穩定蒙疆，而作為烏桓、鮮卑之后的滿清，自入關后漸漸融入了農耕文化。隨著滿族貴族漢化的逐步加深,他們對游牧文化逐漸生疏。宗室成員視蒙古為苦寒之地，往往不愿女兒遠嫁，有的親王、郡王將女兒隱匿不報，提前私聘與京城旗人，導致乾隆下旨嚴禁。由于農業經濟成為其政權的主要基礎，清政府逐步放棄保護蒙古的政策，進而像歷代中原朝廷一樣，將“匈奴、回紇之禍”視為潛在的心腹之患。

 “眾建”與“崇釋”

李鴻章、張之洞的幕僚姚錫光，在《籌蒙芻議.序》中這樣總結清政府的蒙古政策：“我朝之御蒙古，眾建以分其力，崇釋以治其生。一絕匈奴、回紇之禍，其術可謂神矣。

“眾建”就是廣泛分封,嚴格旗界，禁止“越旗放牧”,限制游牧范圍。游牧人群的觀念中，不但沒有旗界，連國界都沒有。“古列延”時期，由于眾多的人口、牲畜聚集，游牧圈的范圍必須很大。到“阿寅勒”時期，游牧單位縮小，游牧圈也隨之縮小，但不同“阿寅勒”的游牧圈往往相互交叉、錯雜。在這樣的社會中，所謂“土地所有權”是個聞所未聞，不可思議的概念。

清朝實施旗界封閉制度，用法令限定了游牧范圍。游牧是維護草原生態系統的關鍵，遠距離的游牧（走“敖特爾”）更是牧民躲避大災的基本手段。限制游牧范圍嚴重打擊了游牧文明的生機。1964年錫林郭勒盟大災，部分受災地區在盟一級的調控下，實現了千里移牧。新華社引一位老大娘的話說：“如果在解放前，封建王公各霸一方，我們到那里連個站腳的地方也不會給你”。（見王建革《游牧圈與游牧社會——以滿鐵資料為主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可見封閉旗界對游牧文化打擊之深。

“崇釋”就是推行喇嘛教。蒙古的本土信仰是薩滿教，它沒有教派、教會、道門之類的信仰組織，不需要寺院、教堂之類的宗教設施，更沒有經典和教主。它的多神論本質上是民間的大自然崇拜，源于人們在生態系統中體驗到的共生關系。這樣的信仰甚至很難被稱為宗教，更像是一種文化。其作用在于影響、約束人們的個體行為，而不在于引導人們尊崇社會中的某個權力核心，從而不可能服務于帝國的統治。

隨著蒙元帝國的建立，產生了政治權威對宗教的需求。由于本土的薩滿教不可能滿足這種需求，元代統治者只能尋找替代者。忽必烈引入了喇嘛教，還將西藏喇嘛八思巴立為國師，而薩滿教就此衰微。而明取代元后，蒙古社會中，政治權威瓦解，薩滿教復興，而喇嘛教衰微。到了16世紀，力圖恢復大元的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后裔俺答汗再次求助于喇嘛教。1578年（萬歷六年），俺答赴青海會見西藏喇嘛索南嘉錯，尊索南嘉錯為“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這就是“達賴”這個名頭的由來。到了清代，喇嘛教被推向頂峰，成為蒙古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 

“崇釋”使喇嘛教的僧侶集團擁有巨大的特權，活佛、喇嘛們靠寺院經濟聚斂、消耗本來就匱乏的財富。例如，阿拉善旗的廣宗寺一年之內大小法會相互交叉輪番舉行，計有163天的大法會，253天的小法會。僅用于佛事的燈油一項，每年就需要4530斤，多時達7000斤；加上做糌粑用的青稞，兩項費用約合大洋1600元；法會期間膳食費計3500元左右。優越的經濟條件，使喇嘛們的生活日趨糜爛。阿拉善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喇嘛都有姘婦，有的公然接到廟上姘居。每當經會期間，喇嘛調戲婦女、打架斗毆、酗酒鬧事時有發生（見《蒙古族社會歷史調查》民族出版社）。“崇釋”使上層醉生夢死,下層消極等待來世,從精神上麻醉了游牧民族。

事實上，元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擁有特權的僧侶集團，它引導整個統治集團上層日漸橫暴貪淫，以至于民謠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惟其頭禿，一發淫毒。”最終使蒙元朝廷徹底喪失了其在國人心中的政治合法性—天命。

從“柳條邊”到“蒙地私墾”

“眾建”與“崇釋”是游牧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而人口壓力則是另一個重要原因。由于農區人口壓力巨大，存在著人口向農牧過渡區移動的巨大壓力。

起源于游牧、漁獵的滿清，本能地保護自己的“龍興之地”。在遼寧和內蒙古修建了一道壕溝，沿壕植柳，稱柳條邊，又名盛京邊墻、柳城、條子邊。目的是禁止漢人進入蒙古和東北。

清朝初年，為禁止蒙漢往來，對鄂爾多斯地區實行嚴格的封鎖政策，在其南部沿長城邊外劃一條南北寬五十里的禁地，不允許漢人進入墾種，也不許蒙古人進入游牧，稱為“黑界地”。

這一舉措的背后，除政治意圖外，還包含對草原特性的認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對前去指導蒙古族耕種的黃茂等人說:

“蒙古地方既已耕種,不可牧馬,非數十年草不復茂,爾等酌量耕種,其草佳者應多留之,蒙古牲口唯賴牧地而已”（《清圣祖實錄》卷191）

然而，柳條邊和“黑界地”擋不住客觀存在的移民壓力。

陜、晉北部與鄂爾多斯毗鄰地區，經過明末清初的長期戰爭，人口急劇減少，土地大量拋荒。清初，陜晉北部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致力于招徠流移，墾辟荒地，但清廷嚴禁蒙古私自招墾，所以很少有人遷入到鄂爾多斯地區。1687年（康熙三十六年），貝勒阿松拉布奏請：“乞發邊內漢人，與蒙古人一同耕種黑界地。”此為清代內地人民進入鄂爾多斯地區之始，但政府規定不準在蒙古地區定居，春去秋歸（后改為冬歸），號為“雁行人”。這些進入鄂爾多斯地區的陜晉之人只能算是流動人口，尚不能稱為移民,更像今天的農民工。

十八世紀時，人數日增的漢族移民開始非法遷入內蒙草原，他們從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種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區慢慢地縮小。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在內蒙東部郭爾羅斯前旗，已有大量來自山東、直隸的農民，“扎薩克”（旗主）不得不向清朝政府請求，將已經居住在那里的移民地位合法化。

在1799年，政府設廳管理在吉林當局管轄下的移民，從而最后接受了既成的事實。

1802年，置廳助理官員負責郭爾羅斯境內漢族移民事宜，

1810年也以同樣理由在松嫩平原的伯都訥指派了廳的官員。

對這一過程的結果，《劍橋中國晚清史》不無調侃地寫道：

“1860年（咸豐11年）正當王朝將它在北滿的無移民的領土拋棄給俄國時，它正式把蒙古最東部的位于哈爾濱附近的邊境開放給漢族移民。”

移民是一個緩慢但持續的過程。一開始，他們只占用小量牧場，但農耕的收益遠大于游牧。作為一項政策，清政政府正式建立了漢族農業移民區，為它在蒙古領土上的駐軍和驛站種植糧食、飼料和谷物。

但這一過程持續的結果，卻使游牧文明開始衰敗。不但內地移民從事農耕，“事實上當十九世紀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農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誤解相反，農業在蒙古地區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而在十九世紀它的重要性已顯著增加，特別在內蒙更是如此。”（《劍橋中國晚清史》）

《辛丑條約》與“放墾蒙地”

1901年八國聯軍迫使清王朝簽訂《辛丑條約》，規定向列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銀,是為“庚子賠款”，而當時全國歲入尚不足三千萬兩銀。

清政府國庫空虛、外債累累，陷于嚴重財政危機。幾次將賠款、兵資攤派各地,并嚴令限期籌繳。受命分攤沉重賠款的山西巡撫岑春煊，兩次上奏要求開墾蒙地以解決燃眉之急。慈禧太后從西安返京的第二天，就急急忙忙地作出決定，派墾務大臣趕赴晉邊督辦蒙地墾務，清政府取消了維持長達二百余年的對蒙地“封禁”政策,以政令形式強行放墾蒙旗土地。

清政府“放墾”的目的在于籌款，對此，岑春煊算的盤算是：

“查晉邊西北烏蘭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地方曠衍,甲于朔陲,伊克昭之鄂爾多斯各旗環阻大河,灌溉便利……以各旗幅員之計,廣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墾十之三四,當可得田數十萬頃。二十五年前黑龍江將軍恩澤奏請放扎賚特旗荒地,計荒價一半,可得銀四五十萬兩。今以鄂爾多斯近晉各旗論之,即放一半亦可得三四倍。”（《內蒙古史志資料選編:第1輯》內蒙古史志資料選編編輯室）

有學者估計了清政府放墾蒙地的所得：

“據不完全統計,至1908年,清政府已從內蒙古主要放墾地區征收押荒銀近670萬兩。加上此后繼續放墾所得及繼續征收此前已放未繳和拖欠的荒銀,清政府從大規模放墾蒙地中征收總計應不下上千萬兩的押荒銀。”（張秀華《清末放墾蒙地的實質及其對蒙古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7卷第3期　2007年5月）

“上千萬兩的押荒銀”對四億五千萬兩銀的庚款總額而言，微不足道，但已超過當時歲入（不足三千萬兩銀）的1/3！如此靠賣地解決財政問題，在近代史上，晚清政府實為“土地財政”的始作俑者。

《清實錄》稱:“朝廷放墾荒地,意在開荒備邊。”為“土地財政”披上了一件“移民、備邊”的外衣，以顯示其“政治正確性”。然而，有學者查遍有關實施蒙墾的文獻資料,發現：

“無論是貽谷（注：墾務大臣）的《蒙墾奏議》、《蒙墾陳訴供狀》和《蒙墾續供》,還是《東三省政略》、《東三省蒙務公牘匯編》中的有關文牘、資料以及檔案材料,具體記述的都是放墾了多少地畝、征收了多少荒銀地價等等,并無某旗某地移入多少漢民、有多少人承領墾種土地之類的記載”。（汪炳明《是“放墾蒙地”還是“移民實邊”?》蒙古史研究:第3輯）

政府靠“放墾”牟利，以解燃眉之急，職能部門自然追求“有水快流”。墾務局的指導方針是“速放則利速厚”。操切魯莽的政策，給腐敗的官場以巨大的尋租空間。各級墾務官吏隨意侵占或私自包攬大片土地,從中漁利。甚至倚勢橫行,在放荒中“繩丈則多寡不均,放荒則肥磽任意”,至使“纏訟互控,轇轕紛紜,莫可究詰”（徐世昌《東三省政略》文海出版）。

如此“放墾蒙地”，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張秀華指出：

“清政府不顧當時內蒙古地區發展農業的條件是否成熟,不顧蒙古族牧民的生計,貿然下令放荒招墾,使牧地日削,蒙古牧民的生存陷入絕望境地。清末放墾的地區基本上都是內蒙古各盟旗水草豐美、地勢平緩的沿河流域,是蒙古族經營畜牧業的優良牧場。清朝統治者強行放墾這些牧場之后,大多數蒙古牧民被迫趕著牲畜遷往山陵、沙地、堿灘等土壤貧瘠地區,不僅牧場縮小、畜牧業遭到破壞和損失,蒙古民族的原有生存空間也隨之嚴重縮減。”（張秀華《清末放墾蒙地的實質及其對蒙古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7卷第3期　2007年5月）

質而言之，它是掠奪牧民的生計資源，以填列強的饕餮之口。這理所當然地激起了強烈的反抗。科爾沁草原先后爆發了陶克陶呼、白音大賚起義。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墾務大臣貽谷被撤職查辦，罪名是：“誤用小人”、“貪殘相濟、擾害蒙民、敗壞邊局”。然而“放墾蒙地”之策被隨后的北方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繼承，又激起了嘎達梅林起義。社會動蕩給牧民帶來深重的災難，19世紀初，全內蒙蒙古族人口為108萬，到1947年減少到83.2萬。（見布仁《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族人口的歷史與現狀》內蒙古地方志2003年第6期）

“大肆掠奪蒙古土地所導致的民族矛盾最終激化,事實上成為清亡民興之際蒙古地區政局動蕩,部分王公上層裹脅煽動蒙古族群眾發動‘獨立’運動的重要內因。”（張秀華《清末放墾蒙地的實質及其對蒙古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7卷第3期　2007年5月）

在古代的蒙古高原，人畜最集中的地方在草原的東南部。生態環境決定了它可農可牧。作為農田，它是最北、最冷、最旱，也是最壞的農田；而作為牧場，它是最溫暖濕潤，歷代牲畜最多、最好的好的牧場。而歷史的進程是：這個地區漸漸農業化，農牧交錯帶漸漸北移。結果“最好的草原成了最壞的農村。”“貧困帶也相應擴大。把開放的集體的草原畜牧業變成了封閉落后的小農經濟，把草原變成了農村，農牧交錯帶成為上演悲劇的舞臺。”（劉書潤《這里的草原靜悄悄—游牧文明過時了嗎？》）放墾區“伴隨著丘陵山地、草原，河湖海灘的大量開發，水土流失現象日趨嚴重，草地退化、沙化趨勢有增無減，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劉克祥《簡明中國經濟史》經濟科學出版社）

自清末始，衰落已是內蒙游牧文化的大趨勢，以后發生的一切，不過是這一趨勢的延續。而造成這一趨勢的核心動力，是工商文明的入侵。表面上看，是晚清政府在掠奪、侵吞牧民的草場。而晚清政府已被西方列強卡住了咽喉，不管它是否愿意，事實上已經成了西方列強搜刮中華大地的工具。還是慈禧說出了這個政權的真相：“寧增友邦，不與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放墾蒙地”不過是“量中華之物力”的具體措施之一。

從復興到衰亡

為了研究靠天然草場支撐的牧業演化，達林太綜合內蒙有關部門的數據，“用能值的方法扣除了‘包產到戶’后由牧區系統外向牧區系統內輸入的能量所支撐的牲畜頭數。這部分能量主要包括由城市和農區兩系統輸入的能量，主要項目：包括國家和牧民的防災基地建設即防災措施的能量投入，也包括國家生態治理項目的能量投入。”繪出了建國以來內蒙天然草地支撐的牲畜年末存欄頭數（羊單位）曲線（見圖一）：

圖一：內蒙古牧區50多年來天然草地以羊為單位年末存欄頭數變化(萬只)

（摘自達林太等《制度與政策的歷史演變對內蒙古草原

生態環境的影響》科技創新導報2008NO.10）

數據顯示，建國以來，內蒙的游牧文化經歷了復興到再次衰落的過程。1949年，內蒙天然草場承載的牲畜存欄頭數為1009萬，到1968年恢復為53O1.12萬，1965年--1986年畜牧業發展基本平穩，牲畜頭數在5000萬頭只上下波動，1990年以后牲畜頭數開始下滑，到2005年天然草地支撐的牲畜頭數不足2000萬只，不足人民公社時期40%。

共和國成立后，在民主改革時期實施“內蒙古境內一切土地屬蒙古民族公有”和“在牧區實行自由放牧”；在會主義改造時期實施“草場公有，集體經營”；消除了清王朝的“眾建”政策導致的封建王公割據局面，使牧民可以根據牧草長勢大范圍的游牧，以應對牧草的時空變化。遇到災害，上級政府協調各級政府在全自治區境內配置草地資源。使牧業得到了有效的恢復與發展。

人民公社解體以后，先是草場所有權由人民公社所有變為嘎查(大隊)所有，大大壓縮了游牧半徑；接著草場使用權承包到戶，集體經濟完全解體，草場被分割為小塊私有土地，用圍欄圈起來，根本無從游牧，有的干脆禁牧。這個政策的依據是，防止過牧，恢復生態。然而許多學者的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它事實上加劇了草原的退化。

長年生存于干旱草原上，牧民多年積累出了豐富的放牧規則，它體現了適應原則與共生智慧。而實際運用這些規則，需要游牧。這意味著，草原上的最小資源利用單位存在規模下限。例如錫林郭勒盟西北部的蘇尼特左旗某嘎查（村），在草場劃分前有四戶牧民組成一個“浩特”，共同使用草場（包括一口井和幾個水泡子），將草場分為南、北兩部分，冬夏輪流使用。與“古列延”時代和人民公社時代的資源利用單位相比，這已經很小，到了規模下限。事實上，依據“產權理論”將草場分到戶后，傳統的游牧規則無法實施，導致了學者們所稱的 “分布型過牧”，使這里的草場加速退化，牧民陷入貧困。（見張倩，李文軍《分布型過牧：一個被忽視的內蒙古草原退化的原因》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 第22卷第12期 2008年12月）

至于圍封禁牧，達林太跟蹤了內蒙古某旗牧民寶某的6000畝草場。1998.7--9月移民前，監測樣方里有22種植物，優勢種是冷蒿、達烏里胡枝子、糙隱子，退化指示種為冷蒿、百里香、狼毒，退化程度為輕度退化。圍封禁牧三年后，2005年8月，監測樣方里只有9種植物，優勢種為錦雞兒、白草，退化程度為極度退化。(見自達林太等《制度與政策的歷史演變對內蒙古草原生態環境的影響》科技創新導報2008NO.10)

圍封禁牧背后的理論假設是：對草場而言，放牧是純粹的負擔，禁牧將此負擔完全排除，使草場得以恢復。但這個假設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其實，對草場而言，放牧既有負擔的一面，也有刺激其生長，調節其物種構成的一面。事實上，合理放牧是草原穩定機制的重要環節之一。

伴隨游牧衰落，牧民普遍貧困化。從2002年以來，達林太對 “圍封轉移”造成的近千戶移民進行了人類學田野調查，發現幾乎100%的牧戶負增長！前述牧民寶某是其中一個普通案例，他2002年9月移居到奶牛園區，他移民前后的收支對比見表一：

表一：內蒙古某旗牧民寶某移民前后畜牧業產業現狀比較

移民后，他原有的6000畝草場實施了禁牧，總收入從4.84萬元上升到7萬多元。真是環保、經濟雙豐收。然而再算一下生產成本，就笑不起來了。移民前的生產成本僅1.2萬元。而移民后增長到21.84萬元！收支相抵，移民前盈利3.64萬元，而移民后虧損14.46萬元！

生產成本大幅度上升，是他虧損的原因，他的生產成本包括：

精料      74,825   元

干草      57,487.5 元

青儲      54,750   元

雇工      16,800   元

獸藥費     7,5O0   元

配種費     3,750   元

水費       1,800   元

衛生費     1,500   元

合計     218,412.5 元

（見達林太等《制度與政策的歷史演變對內蒙古草原生態環境的影響》科技創新導報2008NO.10）

分析寶某的生產成本，飼料占到了86.65%，在游牧時期，這筆費用是不需要的。數據顯示，在蒙古草原上，舍飼是一種在經濟上不合理的模式，除非有持續不斷的外來補貼，它不可能持續運行。

分析國家的整個畜牧業數據,更顯示出內蒙游牧業暗淡的前景.

畜牧業提供的產品主要是肉、奶、毛、皮。其中最主要的是肉。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了我國肉類產量數據，由此可算出我國的肉產量構成（見圖二）：

圖二：我國肉類生產演變

數據顯示，我國肉類產量的主要成分是豬肉。雖然豬肉的份額從1985年的85.89%降到2008年的63.48%，但仍占近2/3的份額。而且，豬肉余出的份額主要被禽、兔等其他肉類填補，牛、羊肉所增份額不大，兩者相加，最高份額為14.51%（2007年）。到2008年降為13.65%。而牛羊肉是牧區的主產品

在牛、羊生產上，內蒙在幾大牧區中占首位，但它占全國的比重有限：2008年羊肉占22.31%，牛肉占7.03%，牛羊肉合計占全國牛羊肉生產的12.9%；占全國肉類生產的1.76%（據《中國統計年鑒2009》數據計算）。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6》，內蒙2005年年末存欄量為9336.39萬羊單位，而據前述達林太計算的，當年天然草地以羊為單位年末存欄頭數僅“不足2000萬只”，這意味著內蒙飼養的牲畜約80%靠區外能源輸入維持。還意味著靠內蒙天然草場能提供的牛羊肉，占全國牛羊肉生產不到2.58%；占全國肉類生產不到0.35%。如此微小的經濟份額，不可能讓牧民脫貧，更不可能養活龐大的官員隊伍。內蒙不得不另尋出路。

無怪乎有學者在定量預測游牧文化消亡的時刻，在準備撰寫《游牧文化消亡史》。而此刻工商文明在內蒙展示出了耀眼的光芒。

輝煌的數字

圖三是全國各省區的地區生產總值指數比較，數據顯示，進入本世紀后，內蒙的地區生產總值開始加速，自2003年后，一直居于各省首位。

圖三：歷年各省市地區生產總值指數比較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讓我們來比較2008年內蒙與各省的地區生產總值構成，分析內蒙經濟加速的動因與效果。從產業構成看，第一產業僅11.69%，第二產業高達55.03%，其中工業占48.94%。為便于橫向比較，可擬定一個簡單的指標，稱為“相對強度”：

相對強度=（內蒙值-各省最低值）/（各省最高值-各省最低值）

相對強度=0，意味著該項參數內蒙為各省最低；相對強度=1，意味著該項參數內蒙為各省最高。

計算表明，內蒙的GDP中第二產業比重的相對強度為0.8198；其中工業比重的相對強度為0.8459，可見在各省中，內蒙的GDP高度依賴于工業。與前述游牧文化創造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產值相對比，不難看出內蒙當今實際走的道路。

 “工業強旗” ！？

在百度上搜索“工業強旗”、“工業立旗”，可以發現這是內蒙許多地方的戰略，筆者查到的就有：正白、鑲白兩旗、東、西烏珠穆沁兩旗、正藍旗；杭錦旗、烏審旗、伊金霍洛旗、準格爾旗、鄂托克旗、達拉特旗；阿魯科爾沁旗、克什克騰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四子王旗、察哈爾右前、右中、右后三旗、達茂旗；烏拉特前、中、后三旗、杭錦后旗；額濟納旗、阿拉善左、右兩旗；奈曼旗、庫倫旗；阿榮旗；敖漢旗；科爾沁右翼前旗，鄂溫克族自治旗、新巴爾虎右、右兩旗；陳巴爾虎旗……；

顯然,“工業強旗”正如一股旋風，勁吹在內蒙草原。內蒙古新聞網告訴我們：2002年，內蒙引進外資2.28億元，到2008年上升到26.51億元（見圖四）：

圖四：2002-2008年內蒙古實際利用外資額

2002年，內蒙引進其他省區投資163億元，到2008年增加到2057億元（見圖五）

圖五：2000-2008年內蒙古引進國內（區外）投資

上述統計數據令內蒙古新聞網歡呼“自2002年以來，7年間內蒙古引進國內(區外)資金7952.1億元，實際利用外資89.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610億元），累計引資超過8500億元，為內蒙古經濟的快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內蒙古展示博大胸懷七年引資8500億元》內蒙古新聞網2009-09-25）

在《中國統計年鑒.2009》的“各地區按行業分城鎮固定資產投資”表中，將工業分為：采礦業，制造業，和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由此計算出內蒙在這三個行業占全國的比重為：采礦業13.33%，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7.11%，制造業2.52%；與各省相比，這三個行業投資的相對強度為：采礦業0.7116，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0.6585，制造業0.3684。

可見內蒙制造業投資的相對強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所謂“工業強旗”，很大程度上是“采礦業強旗”。無怪乎人們擔憂，所謂的“西部大開發”變成“西部大開挖”。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9》可計算出2008年內蒙各種工業產品占全國總產出的份額，其中份額超過1%的，見表二：

表二：2008年內蒙主要工業產品占全國總產出的份額

數據顯示，內蒙工業靠兩個基礎支撐：其一是采煤和依賴于煤的火電、冶金水泥；其二是采鹽和鹽化工。至于比重較大的彩電制造，研究經濟地理和區域發展研究的高菠陽指出：“新疆、甘肅、貴州、內蒙古和黑龍江等電子工業基礎比較差，基本上靠輸入元器件裝配整機”（高菠陽《我國彩電制造業空間變化的影響因素》地理研究第27卷第2期2008年3月）。

內蒙極端缺水，導致草場植被高度脆弱，經不起哪怕很小的污染。而內蒙的兩個工業基礎都要大量破壞地表植被，大量消耗水資源，并大量排放污染物。對此劉書潤不無憤激地指出：“他們把內地的陳舊設備、已被取締的重污染企業引入。更嬌氣的草原，成為純原料產地，甘當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劉書潤《這里的草原靜悄悄—游牧文明過時了嗎？》）

靠采礦謀發展，一旦地下資源采空，而地表生態系統又被破壞，這里的人們該如何謀生？許多“資源耗竭型城市”已是前車之鑒，內蒙難道不該深思？

《科學時報》 (2010-11-24 A3 觀察)

面對即將消亡的游牧文化

之三：盛世歧路

巴彥浩特：水！水！水！... 1

思考之一：發展的主體：GDP還是國民？... 4

思考之二：何為財富？... 5

思考之三：悲劇：“公地”還是“私地”？... 6

思考之四：生存與發展... 7

思考之五：區域間經濟競爭還是全國一盤棋？... 8

其實，游牧文化消亡，工商文明取而代之應是意料之中的事。康、乾以后，傳統農耕文化顯得比游牧文化更強勢，它不也處在消亡過程中嗎？無數的空心村、巨大的民工潮，無時無刻不在展示這一歷史過程。30年來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突飛猛進，已經造成了胡煥庸線東南部嚴重的生態破壞。干旱草原的生態系統遠比東南部脆弱，而其最強的制約是水，于是人們在這里看到了資本主義工商文明與水資源的尖銳矛盾。

巴彥浩特：水！水！水！

2010年8月10日，新華網內蒙古頻道電(包秀文、曾令飛)“8月9日,從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給排水公司了解到:目前巴彥浩特日供水量達到2.9萬方,日缺水近1萬方,供水能力接近極限。”

巴彥浩特原名定遠城，是阿拉善盟行署、阿左旗政府、巴彥浩特鎮三級政府所在地。清康熙七年（1668）劃設阿拉善額魯特旗時建，乾隆二十五年（1760）仿照北京故宮格式重修王爺府，故有“小北京”之譽。前述廣宗寺就在這里。

巴彥浩特蒙古語意為“富饒的城”，位于賀蘭山西麓的洪積扇上。發源于賀蘭山的3條溪流穿鎮而過，直到八十年代初，小鎮仍有多處泉水。東關水庫、南田水庫等處的草溝濕地，因為泉水滋潤，生機盎然。

此后城市迅速擴大，用水量超過了來水量。1986年起，靠打機井解決問題，抽水量大的高達每小時110立方米。由于晝夜不停地連續抽水，致使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城內泉水干涸。

1976年，阿左旗政府興建哈拉塢供水工程；

2000年，阿左旗建成了西灘城鎮供水工程；

2001年，旗政府下達（2001）109號文件，由旗水務局接管水磨溝村水庫，停止一切農業用水，改作城鎮供水工程。

2005年大旱，西灘二期水源復線工程開工并于當年完工，暫時緩解了供水緊張的問題。

2008年，盟行署確定，紫泥湖盆地為巴彥浩特擬開發的供水水源地，這里距離巴彥浩特鎮48公里，兩者之間存在433米落差，按照工程設計需要通過三級泵站加壓才能把水送到巴彥浩特。更為可憂的是：

“新水源地及周邊地下水年開采量為1470萬立方米（畝均用水量按700立方米），由于沒有經過規劃，盲目開地打井，加之過量取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水位深度由原來的2.4—4米下降到現在的8米。”

“紫泥湖上游過去的100多個泉眼只剩下現在的6個。下游原有的8眼自流井水量明顯下降。該嘎查境內的哈沙圖湖過去水量充足，現在已干枯了。紫泥湖濕地面積比過去縮小了2/3。”（阿拉善左旗人大網《關于對全旗水資源利用保護情況的調研報告》http://www.azqrd.gov.cn/news_view.asp?newsid=203）

有關方面指望靠紫泥湖的水源保障巴彥浩特未來20年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靠得住嗎？即使能保障20年，在文明發展史上，這不過是一瞬間，后人又該怎么辦？過去30年，人們見慣了這樣的案例，一個措施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制造出10個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巴彥浩特僅是一個人口不足7萬的“城鎮”。如果這個城市的供水系統能保障它20年的發展，20年后，會有多少居民？圍繞著它會有多少企業？到那時斷水，如何處置？

洪積扇上尚且如此，可見，水資源對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制約有多強。

根據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項研究，內蒙的水資源條件為：地表水資源可利用量：56.01億m³,地下水資源可利用量：107.29億m³，地下水是地表水的1.92倍。而2000年總用水量為38.5億m³，其中地表19.0億m³,地下19.5億m³。（見魏虹等《五大牧區草業發展與水資源關系研究》中國農學通報第21卷第4期2005年4月）

顯然，地下水資源多于地表水，而2000年地下水利用則少于地下水。這一態勢驅使內蒙大力發掘地下水，巴彥浩特所在的阿拉善盟亦如是。

1989年全盟新增機電井75眼（見《內蒙古統計年鑒.1989年》）；

2001-2002年，全盟新打井301眼，其中機電井36眼，塑管井259眼；并修復水井903眼(其中機電井164眼)（見《阿拉善年鑒.2001-2002年》；

2002年，全盟743眼機電井供水不足（見《內蒙古年鑒.2002年》）；

2004年，全盟維修機電井187眼，打井168眼（見《內蒙古財政年鑒.2004年》）；

2005年，全盟有1918眼機電井水位下降供水不足，1130眼筒井干涸。新打機電井164眼、配套機電井191眼，抗旱動用機電井1800眼，（見《阿拉善年鑒.2005-2006年》）。

自2007年通電以后具備了灌溉種植的條件，農牧民爭先恐后打井開地，一夜之間成井，搶抓時間開地。掘井灌溉嚴重危害著阿拉善左旗的主要水源地：

腰壩灘：“腰壩灘現有耕地8.97萬畝，機井346眼，比允許量超開了近5萬畝，年取水量達5471萬立方米，超出允許開采量的近2.5倍。特別是第二輪承包以來所開墾的土地面積迅速增加，農田取水量大，導致轄區內的陶蘇湖基本干枯，現已幾乎開成了耕地，地下水位持續下降，每年均降幅為0.22—0.3米。地下水位總體下降了3.5—4.8米。沿社辦農場、牧繁二隊、一團生產點、牧繁三隊以西以南地區的水質礦化度上升，每升水的礦化度達到1克—3克，已成了微咸水。”

大、小查哈爾灘：“兩灘現有耕3.5萬畝，機井167眼。兩灘年取水量為2030萬立方米。按照畝均用水量580立方米計算，超過允許開采量2.8倍以上，過去22年查哈爾灘地下水水位下降了6—10米，每年平均以0.27—0.45米的速度下降。由于地下水超采過量，嚴重影響了地下水質。有的水井硝酸鹽含量高達20—130毫克/升，鹽堿度比原來有所提高。”

西灘：“西灘現有耕地近5萬畝，現有機井134眼，經計算全灘年抽水量為3050萬立方米。每年實際取水量超過允許開采量的17.9%—34.74%。10年間水位整體下降16米，每年以1.6米的速度在下降。水質也在逐年惡化，東南沿沙地邊緣明顯呈現鹽漬化。自1991年至今，先后有46眼機井因干枯而移地重新補孔。”

（阿拉善左旗人大網《關于對全旗水資源利用保護情況的調研報》http://www.azqrd.gov.cn/news_view.asp?newsid=203）

從《中國地下水補給資源量分布圖》（圖一）可看出，內蒙的地下水資源補給是相當困難的。

圖一：中國地下水補給資源量分布圖

嚴峻的態勢迫使內蒙古自治區水利部門向區政府提出了《內蒙古自治區地下水保護行動計劃》。這個計劃的目標是“至2020年遠期規劃水平年,全區地下水超采區基本實現采補平衡,消除地下水超采現象,使地下水水位逐漸回升,漏斗面積逐步縮小”。即使這個計劃能實現，地下水水位也會繼續下降，直到10年之后實現“地下水采補平衡”。而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涉及環保的規劃，很少有能實現的，如投入了555億元，當年大張旗鼓宣傳，而今悄無聲息的《渤海碧海行動計劃》。

《內蒙古自治區地下水保護行動計劃》的重點在于“對全區各實際供水量大于1萬立方米/d的地下水集中水源區實現全面保護”。（見《內蒙古開展地下水保護行動，嚴控超采區地下水》內蒙古晨報2010-06-09）其實就是壓縮農、牧業用水，以保障城市供水。那農牧民出路何在？

思考之一：發展的主體：GDP還是國民？

平心而論，地方政府這樣做，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游牧文化固然持續了上千年，但卻不像一些生態主義者渲染的那樣優雅浪漫。牧區環境如此艱苦,資源如此稀缺而不穩定,災害如此頻繁，為了生存，前人生活在不斷的遷徙和戰爭之中。當國家東南部人口追逐“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時，憑什么指望牧區人口“重復昨天的故事”？

在以財富論英雄，按官銜排座次的今天，形象工程、當期政績，是地方政府唯一的理性選擇。既然深圳的官員可以靠引進外資“引領全國的改革開放”，從而名利雙收，憑什么不許牧區的官員有樣學樣？

30年的高速發展，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設定GDP增長的目標，對各級政府而言，它既關系當地的財政收支，又關系本屆政府的政績和官員的升遷。于是GDP成了事實上的發展主體。任何有礙于GDP增長的對象，都是發展的阻力、包袱，能搬就搬走，能拋就拋掉。實在無法搬走、拋掉的，只好花點錢養起來，這叫“花錢買穩定”。

在內蒙，最大的這類對象就是牧民。內蒙花費大量的資金，將牧民轉入城市，但進城的牧民無業可就，陷入貧困。2O03年，在發放蒙語預防非典手冊時，對呼和浩特賽汗區大學路附近的l00戶牧區轉移來的勞動力家庭作了人類學調查，發現：“89%的家庭認為進城后的收入比原來減少了；91%的家庭認為在城市里找不到適合他們的工作；94.3%的家庭認為只要條件許可，他們還愿意回去放牧”（見達林太等《制度與政策的歷史演變對內蒙古草原生態環境的影響》科技創新導報2008NO.10）

2008年內蒙GDP中最終消費支出所占份額的相對強度為0.1040，而資本形成總額所占份額的相對強度為0.7282。事實上，內蒙的資本形成總額所占份額在全國位居第二，僅略低于西藏；最而終消費份額在全國排倒數第二，僅略高于遼寧。可見是投資而非消費在推動內蒙的GDP，內蒙的生產，主要用于資本形成。

GDP中勞動者報酬所占份額的相對強度為0.1470，而營業盈余所占份額的相對強度高達0.9764。事實上，內蒙的勞動者報酬份額在全國排倒數第二，僅略高低于山西；而營業盈余所占份額在全國位居第二，僅略低于黑龍江。可見內蒙生產的財富，主要轉化為資本利潤。

數據顯示，內蒙輝煌的GDP，它的驅動者和受益者都是資本利潤極大化機制。所謂發展，不過是資本擁有者的發展，那些深入草原調研的學者，看到的是牧民的貧困化。

對此，據說有官員、學者認為，為了社會的進步，不得不犧牲一批人。這樣的觀點并非無稽妄言，早有著名經濟學家主張犧牲3000萬產業工人。內蒙農、牧民加起來也不過1166萬，相對于經濟學家的豪邁，這不過是小菜一碟。問題在于，該犧牲的為什么是他們，而不是主張“犧牲”的學者、官員？“經濟學不講道德”，最終決定犧牲誰的，是實力對比。學者、官員們有實力犧牲農牧民，而后者沒有相應的實力。只是這樣犧牲下去，“共產黨”、“人民共和國”恐怕就應改為“地產黨”、“官僚共和國”了。當年馮玉祥批評國民黨將“中華民國”搞成了“中華官國”，歷史告訴我們，這個“中華官國”被他們制造的，最沒有實力的流民潮沖垮了。殷鑒不遠，可惜,主流經濟學家們專注于研究利潤極大化之策,沒有一點歷史感,而他們卻是多年來主要的國策建議者。

問題在于，這樣的道路勢必造成生態系統的崩潰。我們的后人勢將面臨比創造游牧文化的前人更嚴峻的資源-生態條件。此刻，我們能從前人的實踐中得出什么啟示？

思考之二：何為財富？

當年我們的先人拋棄宮室、大型青銅器，甚至陶器，靠最簡約的器物走上了游牧之路。這啟示我們深思“財富”的本質。不同的文明中，人們對“財富”有不同的理解，那這些“財富”的共性是什么？是維持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游牧人群處于最艱苦的環境中，他們對此有最深刻的體認。

對他們而言，最直接的財富就是畜群，畜群以草原為生，草原靠水源滋養，健康的生態環境是財富之基，由此形成了他們的物質財富觀。但個人無法生存于荒漠草原，人們只能集體生存，共同體是他們的生存之本，維護共同體就是維護自己的生存，由此形成了他們的社會財富觀。前者涉及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后者涉及社會內部關系，“共生”的現實使他們發展出了強烈的“愛”的倫理。牧民對牲畜、草場、河湖都傾注了強烈的感情。至于人與人之間的真情，更強烈感動著當年北京的插隊知青，令他們終生難忘。

生存于艱苦的草原，需要復雜的知識，這不是現代課堂里傳授的教條，而是每天都在生存實踐中檢驗的判斷力，由此形成了他們更高層次的財富：知識。蒙古人有一個諺語：一等財主是有知識的人，二等財主是牲畜多的人，有錢的人只是三等財主。

與之對比，在所謂“現代化”的氛圍中，貨幣被視為終極財富，因為憑它可以購買一切，從政治身份到異性的身體。然而，貨幣的本質是財富索取權，而非財富本身。利潤極大化說白了就是爭奪財富索取權，而非創造財富。在被利潤極大化機制控制的社會中，每一個經濟角色都不得不爭奪財富索取權，在這場爭斗中，只有無所不用其極者才可能勝出，心慈手軟者難免敗落。現實告訴我們，這場爭斗的結果是，財富創造者的貧困和財富聚斂者無視整體生存的短期行為。它必然導致生態環境的衰敗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從而毀滅真實財富的根基。

更為詭異的是，貨幣這個財富索取權的發行者，是一些掌握權勢的特定機構。當世界被分割成許多政治實體時，每個實體都在發行自己的財富索取權，都希望用自己的財富索取權來一統天下。人們看到，那些最短視的實體，用自己的生存之基換取人家發行的財富索取權，并當作真實財富窖藏起來。這種策略的合理性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那個發行財富索取權的實體，有能力、有意愿維護其索取權的信用。然而歷史反復證明并正在持續證明，所有的發行者都有不可遏止地濫發貨幣的傾向，因為他們既無能力、也無意愿維持其信用。

于是人們看到，當短視的實體靠出賣自己的生存之基換取別人發行的財富索取權時，對方用所得的真實財富緩解自己的內部危機，并維持龐大的軍事存在，以遏制短視的實體。當這個積攢了大量別人發行的索取權的實體，數著鈔票在夢鄉中“崛起”時，人家發行的索取權已經持續而大幅度地貶值。回看自己的家園，只剩下破敗的生態環境和尖銳的社會矛盾。這就是人們說的“貨幣戰爭”！

思考之三：悲劇：“公地”還是“私地”？

草場共有、大范圍游牧是游牧文化持續存在的基礎，也是脆弱的草原生態得以維持千年以上的基礎。而我們的主流經濟學界，依據哈定的“公地悲劇”理論，推動草場產權私有化，并以護之以圍欄。結果卻引發了實實在在的“私地悲劇”—草場生態和牧民生存狀態雙退化。

“公地悲劇”理論并非基于嚴謹的實證論證，不過是基于哈定杜撰的一場“情景劇”。卻被我們的經濟學家當作了幾何公理、普世價值。其實，一種資源到底是“公”好還是“私”好，不存在一刀切的判斷準則。比如說，牙刷、碗筷、剃須刀、衣服，恐怕還得以私為主；而土地應“公”還是應“私”？“公”到什么規模？“私”到什么程度？只能依據具體的生態環境、生產方式和人們的長期生存經驗來判斷。牧區的實踐證明，草場的私有化給牧民帶來的是實實在在的“私地的悲劇”。

講到“悲劇”還是“喜劇”，這其實是價值判斷。社會地位不同，立場各異，其判斷自然相左，所謂“普世價值”，在學理上不存在。“草場私有化”主張的背后是土地流轉。事實證明，流轉的結果，大量土地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多數國民無立錐之地，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對那些既得到土地，又得到廉價勞力的豪強而言，這無疑是天大的“喜劇”。所以人們看到，一些地產商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圍封轉移”，再以“環保”項目的名義低價領有大片草場，在上面開發各種名目的“產業”。然而歷史還一再顯示，這類“喜劇”總是導致天下大亂、社會瓦解，結果是“天街盡踏公卿骨”，“朱門甲第無一半”。對豪強們的第二代，第三代而言，這到底是喜耶？悲耶？

   思考之四：生存與發展

探尋可持續的文明就不能忘記社會系統寄生于生態系統之上，它必須適應相應的生態系統。認識生態系統則必須認識其制約性因素。對內蒙、新疆而言，水資源是最大的瓶頸（至于青藏高原，還有海拔與積溫兩個制約性因素，需另文討論）。水資源瓶頸限制了生態系統的凈初級生產力（NPP）,而NPP限制了人類社會向生態系統的索取和排放行為。

有學者可能提出，以色列處于類似的干旱環境，為何能建成一個發達的工商文明？從社會向生態系統索取的視角看，以色列的現代農業依靠消耗大量的能源，而其城市人口則消耗著全球生態系統的資源。如果主張內蒙走類似以色列的道路，相關學者就應探索具體的途徑。比如，如何讓內蒙的人口能向以色列人那樣，在高智能職業中占有足夠的比重。現實是，因“圍封轉移”而進城的牧民，甚至很難找到就業機會，而2008年內蒙的教育投資占總投資比重的相對強度僅0.1550，在國內各省中都位居下游。而這一年全國財政投入的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也僅2.975%，遠低于政府1993年承諾的4%，雖然已經過去了15年。

資本主義工商文明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其史無前例的“發展”動力。短短500年間，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超過了過去的數千年。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資本主義工商文明是人類歷史的一次巨大突變。當年那部名噪一時的《河殤》，其作者已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事實：

“真正特殊的并不是東方的古老現象，而是歐洲出現了突變現象。”“它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原來并不是一條常規性的歷史走廊。”“亞細亞遇到的挑戰，是歐洲對全人類的挑戰。”（《河殤》第一集：尋夢）

在對這一事實的價值判斷上，《河殤》的作者一往情深地“擁抱藍色文明”。這一選擇的背后，是80年代理論界的主張：“補資本主義這一課”。30年的“補課”實踐，一方面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另一方面讓國人切身領悟到，這“發展”的背后是竭澤而漁。

或許有人認為，這只是具體政策、規劃的失誤，是相關人員素質低下的結果。然而你如果在企業呆過，就會體驗到，對企業而言，利潤攸關生死，為了利潤，企業只能不擇手段；如果你在官場呆過，你就能體會到，為了發展的“硬道理”，你不得不與其他地方/部門爭奪投資者的青睞，不得不靠壓制勞工、破壞生態來“創造投資環境”。況且，企業為了利潤，可以不惜代價地賄賂、收買官員。落網的官員絡繹不絕，證實了這腐蝕的強度，也證實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之不可恃。對此，企業方面的表述是：不如此就拿不到項目，做不成生意。

可見，問題的癥結不在于官員或商人的個人素質，事實上，商人、官員們遠比草根大眾學歷優越，見多識廣，品味高雅。癥結在于社會經濟系統運行的核心機制—利潤極大化。這一機制為貪圖眼前暴利之徒提供了幾乎無限的施展空間，而讓關注社會整體長遠生存之人陷于困頓。于是“有水快流”成了官員與商人共同的行為準則。官員們體認的現實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商人們總結的訣竅是“綠燈一亮趕快走，遇到紅燈繞道走”。

就在這30年的政策博弈過程中，“發展”瓦解著“可持續性”的基礎：生態環境和社會認同。

思考之五：區域間經濟競爭還是全國一盤棋？

從全國一盤棋的視角看，這個地區是東南部的生態屏障，它承擔著涵養水源、凈化空氣、控制風沙東移、減少水土流失、減輕洪澇災害的功能。如果真的把中國視為一個大家庭，那不同的國土就應承擔不同的功能，各地區間的關系就絕不是“區域間的經濟競爭”。而由國務院發展中心《管理世界》雜志社、福建師范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文獻出版社一再發表的《中國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發展報告》，倡導的就是這種區域間競爭關系：

“20世紀80年代以來，競爭由國際上的競爭逐步擴展到區域競爭，并進而延伸到區域子系統內的競爭。……區域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是區域間的經濟競爭，任何一個經濟區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具有能夠占據優勢的綜合競爭力。”（《中國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發展報告（2005～2006）》藍皮書相關問題解答》）

這個報告將國內各省間的關系視同于國家間的關系，這種關系被歸結為“激烈的市場競爭”。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區域間經濟競爭”被歸結為投資環境的競爭。這指導各級地方政府為投資者保駕護航，不論其來自何方，所求為何。于是，山西要為沿海各省的煤老板開放資源，保障他們通過采煤獲得利潤；西南喀斯特地區要為伐木者提供方便，因為這是投資者眼中可變現的利潤源；江河上游各省要竭力吸引高壩電站的投資者，因為除了水能，難有其他資源對他們有更吸引力；新疆則要開放土地，吸引外來的棉老板，那怕他們的耗水量導致胡楊林的消亡，而胡楊林是當地生態系統的命脈；內蒙則要吸引采礦者，因為他們可以讓內蒙的GDP增速在國內名列首位，盡管這破壞本已脆弱的草原，大量消耗稀缺的水資源……。

歷史告訴我們，這樣的指導思想不但破壞了我們寶貴的生態環境，而且危及國家的統一、安寧。

晚清和民國年的江浙財團，在“區域間經濟競爭”中處于絕對優勢，他們的競爭優勢源自給英美當買辦，于是緊靠英美，自覺地充當其“勢力范圍”，自然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同屬沿海的兩廣、山東，當然不甘久居人下，為了增強其競爭力，分別投靠德日和英法；東北則成了俄日爭奪的戰場；西藏的神權政府在中央和英印間首鼠兩端；而新疆、蒙古則被俄國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最終導致外蒙被割走。這樣的態勢導致國內軍閥割據，混戰長達半個世紀！熱衷于“區域間經濟競爭”的人們，還是看一看圖二、圖三，回顧一下那個年代內憂外患血的教訓吧。

圖二：日本人繪制的列強在華勢力范圍圖  取自

http://hi.baidu.com/lcod/album/item/2b90da275f91ef5f35a80f35.html

圖三：軍閥割據示意圖  取自：http://hi.baidu.com/zhg1818188/blog/item/3effc82a9abb2a325243c1c6.html

那慘痛血腥的場面還歷歷在目，這種禍國殃民的“指導思想”竟然又被我們的權威研究機構堂皇而又執拗地一再端出來。在“區域間經濟競爭”的大背景下，我們的前輩嘔心瀝血構建的民族和睦局面遭到了破壞，給外部勢力提供了無數蒼蠅下蛆的縫。

擺脫“區域間經濟競爭”這個魔咒，我們才有可能理性地思考內蒙乃至整個牧區的發展方向。面對現實，從全國一盤棋的視角看。只要不能改變內蒙的水資源制約，內蒙的首要任務就是維護脆弱的生態平衡，以保障全國的生態環境。這樣的功能定位下，不能把內蒙卷入“區域間經濟競爭”，內蒙對整個國家的最大貢獻是生態、文化和安全！

在GDP掛帥的大環境下，這樣的定位不可能落實。GDP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中的一個指標。SNA體系的基準是價格，注意，價格的基礎是交易，軍火、毒品、性服務等都可以交易，所以都有價格，邏輯上都可以記入GDP。而生態保護維護的是人類持續生存的前景，怎么交易？與誰交易？無法交易的對象是談不上價格的。所以生態保護始終是軟指標，而交易、掙錢才是硬指標。（行文至此，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公開，全文首次未出現GDP指標，謝天謝地。）

如果確定了內蒙對整個國家的最大貢獻是生態、文化和安全，下面的問題就是如何保護內蒙草原。既然草原上的人們是在為整個國家保護生態環境，整個國家就理應為之付出報酬，理應讓他們有不低于全國平均水準的生活、生產條件。而不是迫使他們靠投入“區域間經濟競爭”來改善甚至維持自己的地位。

在內蒙干旱草原上，我們的先人在長期的試錯過程中領悟了“適應”與“共生”原則，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游牧文化。蒙古族學者達林太預言游牧文化行將消亡；而熱愛游牧文化，以至于被誤認為是蒙古族的劉書潤則期望保留回歸游牧之路。筆者不是學者，無由預測草原的未來。但草原降水量低、變率大，生態環境脆弱是不爭的事實，游牧文化在上千年的時期內有效地保護了草原生態也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這一代人的任務，不應像西方冒險家那樣，到處挖掘“寶藏”；而應尋找在現代條件下，在草原生態系統中達到“適應”與“共生”之路。這需要艱巨、廣泛的研究，應是學界的重要任務。而我們的主流學界，不在意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卻汲汲于那個軍火販子諾貝爾留下的“Prize”，而這份“Prize”卻給了農奴主政權的頭面人物達賴、以“政治難民”身份加入法國籍的高行健，和要讓中國給西方當“三百年殖民地”的劉曉波。什么時候，我們的主流學界才能有自己的定見，不再仰望洋人的誘餌，而是埋頭研究自己國家面對的難題？

《科學時報》 (2010-11-25 A3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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