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啟發的“翅膀”

【作者：王芳潔 來源：證券市場周刊】

　　“我們能不能把鳥的飛行基因轉到人的身上,讓人長出翅膀飛起來？”4月18日上午,薄霧縈繞著廣州小谷圍島,島西端的廣東科學中心異常熱鬧,小學生李思楊充滿童趣的提問讓臺上的演講者和臺下的500多名聽眾忍俊不禁。

 　　此刻,臺上的演講者是被譽為“轉基因水稻之父”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啟發,去年年底,由其帶頭研發的兩種轉基因水稻獲得了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頒發的安全證書。然而,由于公眾對于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以及商業化種植的時機存在爭議,張啟發也因此一直身處爭議漩渦的中心。

　　“如果要這樣,恐怕爭議就更加'翻天’了。”張啟發笑著回答了李思楊的問題,但他的心里未必輕松。這句話的意思不難理解,目前有關轉基因水稻的爭議已經翻天了,只差一個“更加”而已。當張啟發在臺上解釋著“轉基因水稻對食品安全的風險不高于達標飲用水”時,臺下有蒙面的聽眾站起來,舉起了打著大叉的“轉基因食品”標語。

　　但在爭議聲中,疑似轉基因的水稻稻種已出現在市場。近期,疑似轉基因稻種在湖南省常德市被發現后,常德市農業局在全市范圍內的執法檢查中,共查出5個疑似轉基因水稻種,其中涉及了武漢惠華三農種業有限公司（下稱“惠華三農”）、敦煌種業(600354,股吧)（600354.SH）等種業公司。而惠華三農的主要股東之一便是張啟發任教的華中農業大學。

　　僅增產8%的綠色超級稻

　　如果沒有轉基因水稻的爭議,張啟發幾乎可以滿足中國公眾對于本土科學家的一切想象——外表儒雅,喝過“洋墨水”,1985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其導師是美國科學院院士、擔任過美國遺傳學會主席的羅伯特.阿拉德(Robert Allard)。

　　按照履歷,張啟發當時想要留在美國應非難事,但是1986年張啟發選擇了回到中國,甚至沒有到北京,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華中農業大學（以前叫華中農學院）任教并做研究工作。據稱,當時的華中農業大學校長孫濟中教授給了他十萬元的研究經費。

　　1999年,年僅46歲的張啟發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是當時最年輕的科學院院士;2007年,張啟發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與他同年入選的還有“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但彼時,袁隆平已經77歲了。

　　今年3月12日,同樣致力于研究水稻育種技術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轉基因水稻第一人”張啟發曾進行過交流,多家媒體對此進行了圖文并茂的報道,有一張照片意味深長,袁隆平笑著將手放到了年輕的張啟發肩膀上,至少看圖的人可以將之理解為兩代科學家的傳承。

　　然而,同樣是提高水稻的產量,兩代科學家采取的方式卻不同,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技術屬于傳統的育種技術,由于是自然選擇的過程,所以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其安全性也不遑多疑。但張啟發走的卻是轉基因技術路線,其研制的是將特定的BT基因（即蘇云金芽胞桿菌基因。蘇云金芽胞桿菌可分泌一種毒蛋白,對鱗翅目鞘翅目昆蟲有很強的殺傷作用）轉入到普通的水稻中去,從而產生抗蟲的效果,達到增產的效果。

　　與雜交技術路線袁隆平的“水稻南優2號”實現了增產20%相比,據華中農業大學的田間試驗結果,轉基因技術路線的“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增產率約在8%左右。正是這個8%的增產率讓人們產生了疑惑,在安全性仍然存在爭議的情況下,這8%的增產是否有必要？

　　“不要小看這個8%”,受張啟發委托,華中農大生物科學傳媒中心給《證券市場周刊》記者算了一筆賬:“中國2009年糧食產量5.3億噸,增產8%就是4240萬噸,大約相當于2008年中國全年的糧食進口量。對農民而言,轉基因水稻的受體都是高產的雜交稻,本身就特別的豐產,在此基礎上的小幅增產相信也能給農民帶來不錯的經濟效益。”

　　實際上,在張啟發的團隊看來,增產只是上述兩種轉基因水稻品系的“副業”,因為抗蟲,兩種品系可以驚人地大量減少殺蟲劑用量——減幅達到80%。

　　具有新生代科學家特色的是,早在2005年,張啟發便給他研制的水稻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綠色超級稻”,這個根據第二次綠色革命打出的概念至少包含了兩個吸引眼球的元素“綠色”和“超級”。

　　“超級”當然好理解,就是增產的意思。在日益關注低碳、環保以及健康生活的今日社會,綠色則更是一個應景的概念。對于吃稻米者來說,“綠色”意味著稻米上的農藥和化肥殘留更少;對于種稻米者而言,“綠色”則意味著基本不打農藥,顯著少施化肥,減少灌溉。

　　按照華中農大的說法,這個“綠色”對于環境的意義更大,今年年初環保部等部門的調查顯示,農業污染源為化學需氧量（COD）的最大貢獻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農業污染已超過工業污染成為了污染的最主要來源。

 　　“我們團隊的科學家一直在吃這種大米”

　　但張啟發的“綠色超級稻”一直以來并沒有得到“綠色”和“超級”的美譽,反而自2004年其首次申請農業部生產許可安全證書時,便一直備受爭議。對于公眾來說,爭議的焦點當然是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因為安全證書的頒布,就意味著轉基因水稻離商業化種植更近一步,也就離人們的餐桌更近了一步。

　　在反對者中,聲音最大、發言也最頻繁的當屬綠色和平組織,該組織多年來一直關注著中國的轉基因食品,并提出了各種質疑。早在2004年,綠色和平組織便已經就轉基因水稻對健康和環境的風險形成評估報告,該份報告顯示,轉基因稻米對于人們健康可能帶來風險,例如破壞作物的原有基因及它們的正常功能,有可能導致產生不可預料的有毒或反營養物質;增加或減少作物原本的毒素或致敏蛋白的表達量等。

　　對于大部分公眾來說,無論是學名叫做蘇云金芽胞桿菌的BT菌,亦或是從BT菌中分離出來的CRY毒蛋白基因,還是轉入這種基因的水稻產生了對水稻鱗翅目害蟲有毒性的伴胞晶體,這些名詞和原理都太深奧和晦澀。但一個“毒”字觸目驚心,很多人質疑,蟲子都不吃的東西,或者說蟲吃了會死的東西,人吃了就一定沒事？

　　很顯然,這些質疑已經讓身處漩渦中心的張啟發不堪重負,在回復記者采訪的郵件中,華中農大在開頭便寫道:“張啟發院士團隊的科學家承擔了繁重的科研任務,在當前的輿論環境下,他們沒有精力來投入復雜繁瑣的爭論之中。”在他們看來,轉基因水稻是“有史以來最嚴格、評價最徹底的食物”,因為該兩個品系的轉基因水稻自1999年便開始了中間試驗,期間還經過了環境釋放試驗、生產性試驗等多個環節,歷時近11年之久。

　　在小谷圍論壇上,張啟發首次向公眾透露了來自第三方的評價試驗檢測結果。據其介紹,這項轉基因水稻的評價試驗,分別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和農業部農產品(000061,股吧)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北京）完成。其中的小鼠灌胃試驗顯示,轉基因產生的抗蟲蛋白以5g/kg的量灌胃小鼠,觀察7天后,無動物死亡或中毒情況出現,根據毒性分級,該蛋白屬實際無毒。

　　張啟發對此解釋,“華恢1號”稻米中抗蟲蛋白含量小于2.5m g/kg,要達到5g/kg的受試劑量,體重60kg的人需要吃120噸稻米,按每天吃500克稻米計,可供一個成人吃657年,而一個人活120歲也只能吃掉約10噸稻米,不及小鼠灌胃劑量的十分之一。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員楊曉光和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教授黃昆侖對評價試驗的結論是:證明了轉基因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與非轉基因水稻同樣安全,消費者可以放心食用。

　　用小鼠灌胃試驗來證明對人體的無害,這個結果同樣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既然新藥在正式上市前都要經過臨床實驗階段,為什么轉基因食品卻不需要經過臨床實驗呢？甚至在今年3月初,袁隆平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對于轉BT毒蛋白基因的食品要特別慎重,應先招募志愿者進行臨床實驗。而他本人愿意做頭一個志愿者。

　　很有意思的是,在3月12日袁隆平和張啟發交流的現場報道中,袁隆平愿意做志愿者的理由又變成了為了消除公眾的疑慮。

　　而在張啟發團隊看來,臨床實驗根本沒有必要,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種食品經過臨床試驗。轉基因育種技術與雜交育種技術一脈相承,都是人為干擾自然進化的過程。人們今天普遍食用的雜交水稻也沒有經過任何的安全評價,當然也沒有經過臨床試驗。

　　實際上,綠色和平組織也表示,目前的轉基因作物存在著很多非有意和非預期的后果,在毒性和致敏性測試方面也有很大的難度,所以對轉基因稻米的安全評估非常難。中國農業科學院博士生導師張世煌也認為,就科學原理和目前的技術水平而言,轉基因水稻并不存在問題,但它畢竟是一個新生事物,其安全性仍然需要通過很長時間的觀察來判斷,這個時間甚至不是幾年,而是幾十年,甚至是幾代人。

　　這讓爭論的雙方都陷入了困境,一來在張啟發不可能有幾代人的安全報告,當然反對者也拿不出同樣的非安全報告,于是爭論變成了一個沒有結論的循環。由于涉及到食品安全,特別是在經歷過“三聚氰胺”、“地溝油”等事件之后,公眾的情緒非常容易被煽動起來,張啟發被一些人認為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罪人”。

　　為了消除公眾的疑慮,張啟發采取了一個既土又洋的辦法,即自己身先士卒地吃轉基因稻米,并由媒體拍下照片公布出去,張啟發說:“我們團隊的科學家一直在吃這種大米。”不過這招卻很難奏效,因為首先轉基因稻米從外觀上看來與普通稻米并無區別,尤其是做成飯之后。當然,人們還是基本認可張啟發在吃轉基因稻米這個事實的,但他所說的“一直吃”卻無從考證,畢竟他還得去做科學研究,無法像電視真人秀一樣向人們展示一日三餐。

　　很有意思的是,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轉基因大豆(資訊,行情)種子生產企業——孟山都,其中國區策略總監汪泓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自己并不吃轉基因大豆油(資訊,行情)。當然,不吃并不是因為轉了基因,而是他覺得大豆油不夠健康。“孟山都正在研究第二代轉基因大豆,這種大豆可以像橄欖油一樣富有不飽和脂肪酸”,汪泓巧妙地給孟山都做了一次廣告。

 　　“轉基因水稻最遲5年上中國人的餐桌”

　　在獲得安全證書后不久,一直低調的張啟發高調宣布:“轉基因水稻最遲5年上中國人的餐桌”。一石激起千層浪,實際上當張啟發獲得安全證書時,人們也只是覺得離轉基因主糧更近了一步,但絕沒有想到是這么近。

　　這個5年是怎么得來的呢？本刊記者了解到,這個時間段絕非張啟發主觀臆想出來的數字,其背后有著精確的時間表。在獲得安全證書后,張啟發的兩個品系轉基因水稻還需要取得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種子經營許可證后方可商業化種植。這兩證的審核發放是由國家法定機構按照法定程序來獨立進行的,這個過程并無時間表。按照慣例,如果順利的話,大概要3到5年時間。

　　其中不能忽略的是時間段還包括獲得各種許可證后,種子生產廠家制種的過程,還有水稻從播種到收割的過程,期間起碼要經過3-4月時間,而從收割再到流通環節及至進入千家萬戶的餐桌則也需要一段時間。按照這個時間表,張啟發的“最遲5年上中國人餐桌”的節奏是緊湊的,是在一切順風順水的假設前提下推算出的理想時間。

　　然而,接近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的人士告訴《證券市場周刊》記者,事實可能并不像張啟發想象的那樣樂觀,政府部門一直在觀察公眾對于轉基因的態度。拋開安全性爭議,通過生物技術手段來提高農作物產量已經是一個不能回避的科學命題。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必須保證主糧水稻的產量能夠自給自足,“一旦發生危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養活我們。”據了解,2033年前后,中國將迎來人口峰值——15億人口,彼時可能形成的糧食缺口會有多大,是一個諱言的數字,“數字一旦公布,可能會造成恐慌”。該人士表示。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近期的報告,從中國糧食生產與消費的角度看,供求偏緊的態勢難以在近中期改變。從中長期看,中國小麥(資訊,行情)供求總量基本平衡,生產基本穩定。而大米的口糧消費比重逐步提高,因水田減少稻谷種植面積下降,且難恢復與穩定生產,所以稻谷供求總量將長期偏緊。

　　正因如此,2006年,轉基因專項和大飛機、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網等項目一樣,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和國家“十一五”規劃中,被列為16個重大專項之一。這一總預算超過240億元的專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投資額最大的單項農業科研項目。

　　如袁隆平所言,“目前一些跨國種業公司正在利用生物技術研究雜交水稻,雖然他們常規技術落后于我國,但他們的生物技術超過我們。如果我們不加強生物技術的研究和應用,他們的雜交水稻技術很可能會在短期內超過我們,那時,我國就會喪失雜交水稻技術領先的優勢。因此我國必須加強生物技術的研究和應用,迎頭趕上。”

　　包括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內的絕大多數國際農業研究機構都在發布警告:世界糧食危機是真實存在的,轉基因技術是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

　　但掌握技術并不意味著人們馬上就必須吃轉基因稻米,上述接近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的人士表示,政府目前最主要的目的還在于掌握技術,至于是否商業化種植還要看公眾的接受程度。如接受程度高,便放一放,如果抵制情緒高,則收一收。

　　然而,張啟發可能等不及政府的“收一收”了,因為他的兩張安全證書均簽發于2009年8月17日,有效期為5年,適用地為湖北。張啟發所說的“最遲5年上中國人餐桌”參照時間系也可能是這個有效期,因為如果5年內不上餐桌的話,他的證書便要過期了,至少得重新申請。

　　誰將在商業化中獲利

　　如果張啟發的兩種轉基因水稻要上中國人的餐桌,除了時間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在做成米飯之前,轉基因水稻必然要經過商業化種植。科學一旦跟商業掛鉤,錢味也就重了。

 　　在商業化面前,華中農大首先申明自己“不差錢”。據華中農大介紹,張啟發院士團隊進行的轉基因水稻研究的資金主要來自“863”項目和國家“轉基因植物研究與產業化”重大專項,湖北省科技廳和武漢市科技局也給了一定的資助,研究經費是充足的。與此同時,國家也沒有回收資金方面的要求。

　　華中農大表示,目前學校尚未與任何種業公司洽談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開發問題,當然同時也確認,轉基因抗蟲水稻的研發成果無疑具有很高的市場價值。

　　很顯然,這個研究成果屬于誰,誰將能夠在巨大的市場價值中分走一大杯羹。綠色和平組織質疑,張啟發的轉基因水稻可能涉及國外專利,因為轉BT毒蛋白基因的思路很久之前就已經在國外使用了,如果中國農民種了可能將面臨被收專利費。

　　張啟發在小谷圍澄清——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結論是,轉基因水稻中的3項基因是中國自己合成和應用的,這是中國知識產權局授權的專利。涉及到的品種的問題,“華恢1號”和“Bt汕優63”涉及的品種載體是中國上世紀80年代育出來的品種,轉基因方法和所轉入的基因也是中國的專利,因此核心的知識產權是中國的。不涉及到美國孟山都和國外其他的專利。

　　那么兩種轉基因水稻的專利技術屬于誰？本刊記者了解到,盡管該項目的科研經費由國家投入,但最終的專利是屬于華中農大和張啟發的。《科技進步法》第20條規定,“利用財政性資金設立的科學技術基金項目或者科學技術計劃項目所形成的發明專利權、計算機軟件著作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和植物新品種權,除涉及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重大社會公共利益的外,授權項目承擔者依法取得。”

　　業內人士對這條規定多有爭議,因為盡管《科技進步法》的本意是促進科技產業化,但該條規定,實際上很容易造成技術壟斷。很多科研成果突出的學校最終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例如北大的方正,清華的紫光,科研成果并沒有真正釋放到社會當中去。

　　不管幾年,最終上中國人的餐桌一定是張啟發的目標,那么之前的商業化,以及商業化過程中存在的利益都是不可避免的。盡管張啟發的科研團隊不可能自己制種賣種,但無論是華中農大自己的種子公司親自操刀,還是選擇市場上的種子公司進行合作,華中農大和張啟發都將獲得豐厚的回報。

　　當然,華中農大和張啟發在實現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利益時,可能也要先被人“宰一刀”,即轉基因水稻的原材料之一——BT菌的提供方。根據中國農業微生物菌種保藏管理中心（ACCC）的微生物菌株材料轉移共享協議,ACCC無償提供的菌種只能用于實驗室的科學研究,沒有得到ACCC的書面許可,該批微生物菌株材料及其復制品不能用于商業用途。

　　盡管華中農大一直沒有給予確認,但ACCC很有可能是張啟發研究的菌種提供方,據悉,ACCC共保管有184種編號的BT菌。并且,ACCC的要求非常具有普遍性,即便華中農大的BT菌并非從ACCC獲得,任何給它提供菌種的機構都有可能提出限制性的條件。

　　誰該為轉基因水稻提前商業化負責？

　　實際上,早在2004年,這種商業化已經小規模的開展了。當年,仍然是綠色和平組織在湖北進行調研,其結果就是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一份震驚世界的調查報告——《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根據種子公司和農民所提供的數據,我們綜合估計湖北去年最少有950噸－1200噸轉基因大米已經流入市場。今年的種植面積至少為20000－25000畝,如果不加阻止的話,可產轉基因大米10000噸-12500噸。”

　　轉基因種子的源頭被指向了華中農大,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當時調查,張啟發搞了“抗蟲汕優63”（也就是“Bt汕優63”）種子,并出任了一家名叫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下稱“科尼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科尼公司委托湖北松滋種子公司（下稱“松滋種子”）來進行制種,多出的便歸后者。華中農大也有一個公司賣“抗蟲汕優63”種子。

　　松滋種子一位高管透露,公司現在已經不做種子生意了,因為越來越不好做了。賣“抗蟲汕優63”是前兩年的事情了,當時公司幫華中農大制過種子。他表示,如果要買這種種子可以直接找華中農大。

　　轉基因水稻提前進入商業化種植,后來被湖北省政府證實,并鏟除了上萬畝已經種植的轉基因水稻。湖北省農業廳對幾家擅自擴大制種的公司開出罰單,其中包括科尼公司、武漢禾盛種衣劑有限責任公司和華中農大新技術研發公司。

 　　科尼公司在2005年被注銷,而張啟發后來也表示自己雖然在科尼公司掛職,但并不管具體事務也不領薪酬。種種跡象表明,即便沒有親自操刀外泄轉基因種子,張啟發也很有可能知情。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中,張啟發在一篇報道中稱,在武漢,“一家種子公司獲得了轉基因水稻的種子,并已經開始向當地的農民銷售。有超過100公頃的水稻正在被種植。”

　　而在小谷圍論壇上,張啟發介紹,2003-2004年他的團隊的試驗田規模是1000畝（約67公頃）。顯然,張啟發口中的試驗田規模遠小于其2004年對外介紹的100公頃,差距達到了三分之一。

　　當然,對于張啟發和華中農大來說,小規模出售,甚至是免費留給其他公司出售轉基因水稻種子并不能實現太大利益。有專家表示,如果造成了已經商業化種植的既成事實,對于轉基因水稻獲得安全證書有很大的促進作用。2004年,張啟發第一次申請安全證書,當年并未獲得通過,次年再次申請時,仍然未獲通過。有專家提出,華中農業大學是當事人,不應該自己來做或自己找人來做評價試驗。于是,農業部組織第三方進行試驗。最終于2008年才結束實驗。

　　而當張啟發等待著獲安全證書的好消息時,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并沒有隨著湖北省政府的“一鏟子”,被限制在他的試驗田中。綠色和平組織近期的市場調研結果是,多省市米制食品含轉基因成分,而轉基因水稻種子的種植范圍也不僅僅在湖北了,而被擴散到了湖南多地。

　　在湖南省常德市查出的5個無生產許可證、無審定編號、無經營許可證疑似轉基因水稻種,涉及的3家種業公司中,惠華三農并不陌生,早在2005年第一波轉基因稻米風波時,惠華三農已經被指制造并出售轉基因水稻種子,并且惠華三農的股東方之一為華中農大。

　　然而,張啟發不愿意對轉基因水稻種子的流出負責, 他認為目前社會上傳言有轉基因抗蟲水稻種子銷售和種植的情況,不排除有通過非法途徑獲得種子或私自制種的可能。

　　張世煌表示,盡管轉基因水稻的親本是雜交水稻,一般農民不能留種,但公司要想仿制卻并不難。而將給轉基因食品監管上帶來最大安全漏洞的,正是游擊隊式的小公司、小作坊的仿制,因為大公司很容易監管,但小公司私下制種賣給農民后很難被全部監控到,此后轉基因大米將和非轉基因的混淆在一起,不利于后市的觀察。

　　張世煌認為,考慮到安全性,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應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位于政府的視線之下,如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嚴格把控種子的源頭,以及在超市貨架上對轉基因和非轉基因進行區分,“公眾至少應該有選擇權。”

　　另外,盡管張啟發一直不愿意將自己與商業化聯系起來,但在其他人看來,正是他在商業化方面的天賦成就了他。實際上,中國目前進行轉基因水稻研究的科研院所和科學家非常多,為什么張啟發就能第一個拿到生產許可安全證書呢？

　　汪泓的感覺是,盡管大家的科研實力很難分伯仲,但張啟發的團隊除了技術上出色外,更因為已經在商業化探尋方面走在了前端。轉基因農作物從實驗室到田間,是一個做減法的過程,經過了浩繁的科學管理,才能最終取得可以商業化種植的種子。

　　汪泓認為,目前中國的科研體制導致了科研與商業化脫節,很多研究人員寫完論文就算了,但張啟發懂得將科技轉化為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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