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的雙重標準及與民眾的對立

一向主張我國向西方“法治”接軌的賀衛方教授，最近就重慶打黑與李莊案，寫了一篇名為《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的文章。李莊的辯護律師陳有西在其博客上也予以轉載。

當全國各地廣大民眾被那些具有資本家與黑社會頭子雙重身份的黑惡勢力（現在很多黑社會頭子是黑白兩道都走，也在搞企業，實質上也是資本家）欺壓時，未見賀衛方教授出來主持正義并寫篇《黑道猖獗日，民眾遭殃時》之類的文章。當廣大民工們面臨討薪難時，被迫要求開胸驗肺等民眾受欺壓時，絕未見賀衛方教授出面為民工主張正義，未見他寫出一篇《民工被難日，民眾遭殃時》之類的文章。也就是說，那時他不覺得民眾“被難”、“遭殃”，他認為社會生活很正常。　　

當重慶重拳打擊黑社會（包括對為黑社會頭子辯護時涉嫌證據造假的李莊予以抓捕），廣大民眾對此感到高興并予支持時，賀衛方教授出山了，大叫國民要遭殃了，拋出名為《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的文章，攻擊重慶打黑，為熱衷為資本家服務并涉嫌作偽證的李莊“主持正義”。賀衛方高叫國民遭殃了，他認為此時社會生活不正常了。賀衛方在前后時間里截然相反的態度，以及他對重慶打黑與民眾完全不同的感受，證明他并不是站在受欺壓的勞動大眾一邊的，他是站在重慶的黑社會勢力和李莊一邊的。因此，他關于“被難”、“遭殃”的認識也與普通民眾的認識是相反的。　　

李莊涉嫌作偽證被抓，賀衛方就拋出《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似乎李莊大律師等是拯救民眾的“救星”，似乎李莊大律師這一“救星”“被難”以前，國民未遭殃。似乎李莊大律師這一“救星”“被難”之后，民眾就要遭大殃。　　

我在《即使李莊未造假也不同情他》中曾寫道：“當發生民工們討薪艱難時，被迫要求開胸驗肺等民眾受欺壓時，絕未見李莊大律師等出面為民工辯護，未見他們出來為被剝削者爭取正義和應有的法律權利。我還敢肯定的是，他們（即李莊他們——筆者注）是一些企業（實質是資本家）的法律顧問，并且當富有的黑社會頭子被打黑時，李莊大律師卻在上門收取黑社會頭子的150萬元（有的媒體說是200多萬，并說辯護成功還可獲得更多銀子。但我這兒就只取最低值）訴訟代理費后，要為黑社會頭子來爭取所謂的應有的法律權利。看了李莊等對窮人和富人的截然不同態度，因此我敢肯定的是，李莊等不過是漠視普通民眾利益并見錢眼開的、為富人服務的辯護士、文丐”。因此，李莊等熱衷充當資本家的法律顧問，當身陷囹圄的富人或貪官的辯護律師，為他們救場。實踐證明，李莊他們對普通民眾的困難持漠視態度，根本沒有救助民眾的熱情，更不可能是普通民眾的救星。另外我們也看到，在李莊能在司法領域“呼風喚雨”未“被難”時，我國社會上很多民眾早已經在受難、遭殃了。因此，不管從李莊的個人實踐，還是社會實踐看，賀衛方的“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說法都是不成立的，那不過是他的違背事實的危言聳聽之說。他要用違背事實的危言聳聽，來扇動民眾去反對打黑。　　

楊翼飛寫的一篇名為《李莊案背后的輿論亂象》的文章，在《光明觀察》登出。楊翼飛文章基調稍偏向李莊，但他的文章也間接證明了我對李莊這類律師的揭露。他寫道“當諸多律師與法學學者為李莊因涉嫌“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被逮捕而辯白喊冤時，底層民眾卻恰恰持相反的態度，他們幾乎一邊倒地批評中國律師玩弄法律與服務權貴，并堅決支持重慶針對“黑律師”的打擊行動。此時我們才發現，中國律師在普通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和聲譽原來是如此糟糕。”“尤其是重慶民眾，長期受到黑社會的欺壓，終于有青天大老爺為民做主將黑社會一網打盡，偏偏來了一群律師為他們辯護。重慶民眾禁不住會問：老百姓被黑社會欺壓的時候你們這些律師在哪里？老百姓打不起官司的時候你們這些律師又在哪里？因此，民眾將憤怒撒向“黑律師”和為“黑律師”辯白的人也就順理成章。”　　

揚翼飛的文章基調雖稍偏向李莊，但他承認在所謂精英為李莊“辯白喊冤時，底層民眾卻恰恰持相反的態度，他們幾乎一邊倒地批評中國律師玩弄法律與服務權貴，并堅決支持重慶針對“黑律師”的打擊行動”（而那些只會侈談“權利”、“程序”的所謂精英，或那些愛在網上粘貼這些精英的文章并認為自己就現代了、時尚了的人，則極力掩蓋他們攻擊重慶打黑，在普通民眾中是多么不得人心）。出現這種情況，揚翼飛的文章承認是李莊等人的實踐活動造成。當廣大民眾“長期受到黑社會的欺壓”，李莊等并未來主持正義；當“老百姓打不起官司的時候”，李莊等也未給予老百姓以幫助；當老百姓希望“將黑社會一網打盡”時，沒給受欺壓的老百姓幫助的李莊等律師來了，來給以前欺壓百姓的黑社會頭子們辯護來了。揚翼飛在這兒間接地表現了李莊律師們不為百姓服務，是為有錢人服務。從他的文章可推理：不為百姓服務而為有錢人服務的律師“被難”，決不是老百姓之禍。而這批駁著賀衛方的“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的危言聳聽。　　

賀衛方在《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還寫道：“我還想就近期重慶轟轟烈烈的所謂“打黑”說幾句話。在一個法治社會里，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統統動員起來進行所謂“打黑”，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為，也可以說就是踐踏法治的行為。……坦率地說，當看到電視報道中排成一大排一大排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受審，當律師也被要求“服務大局”，這樣的所謂“打黑”實在是難逃“黑打”的嫌疑”。請問賀教授，“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都參與打擊黑社會勢力，違反了哪條法律規定，而成為你說的“是踐踏法治的行為”？法學教授說不出重慶的做法違反了哪一條法律，仍要說重慶打黑“是踐踏法治的行為”，說明他說話無根據并氣急敗壞。　　

另外，我們知道賀衛方是西方法治的崇拜者，經常鼓吹學習西方。我們就來看看賀教授的老師——西方的情況。在小布什時期，美國的國內反恐何止僅是“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統統動員起來”，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局、法院、警察、機場、海關、電信通訊甚至軍隊等各個部門都動員起來，其動員的部門之多，力度之大，遠非重慶打黑能比。賀教授寫過文章，批判美國這“是踐踏法治的行為”嗎？沒有！賀教授還是一鼓勁地鼓吹美國為首的西方法治的完美性。　　

美國政府在國內以反恐為名義，實施了不少侵犯民眾民主、自由權利的行為，甚至未按照法律程序申請，就與幾家電信公司勾結，對民眾大搞通訊竊聽。對此，美國民眾反對聲四起，認為美國政府的行為侵犯了自由和人權。而美國政府高官紛紛出來辯解，說這是出于反恐大局的需要，希望民眾理解、支持。這是美國版的、要求廣大民眾“服務大局”論。但賀衛方等鼓吹向西方法治接軌的所謂精英們，當時沒有人站出來批判美國的上述行為踐踏法治、踐踏人權，沒人出來指責美國違反程序正義，沒有人站出來批判這美國版的“服務大局”論，沒有人站出來說：侵犯民眾自由、人權卻要求廣大民眾“服務大局”， 這樣的所謂“反恐”實在是難逃“黑打”的嫌疑。而當重慶打黑時，重慶司法局長在一較小范圍，對律師說了要“服務大局”，賀衛方等精英就大加攻擊，說“當律師也被要求“服務大局”，這樣的所謂“打黑”實在是難逃“黑打”的嫌疑”。　

事實證明，鼓吹西方法治的所謂精英們，他們用雙重標準對待美國的行為和重慶的打黑行為。他們對美國顯得很哈巴，很溫順，在國內則有狂吠。另外，事實還證明，這些所謂精英們與普通民眾在對事情的認識上，常出現對立。他們不僅與國內民眾認識不同，與美國民眾認識也不同。精英們不僅在重慶打黑問題上，與國內普通民眾對立；在美國以反恐為名義實施的侵犯民眾民主、自由權利的行為上，也與美國普通民眾對立：美國普通民眾反對美國侵犯民眾民主、自由權利的行為，而這些精英不反對。當然，他們的吠與不吠，以及他們與普通民眾的對立，是由他們是為資本家階級服務的文丐、哈巴的實質決定的。這就是平時愛在民眾面前做出像模像樣狀的所謂精英，也就是民眾所稱的磚家、叫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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