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進  城  市  化  建  議  的  背  后　　

            ——評《中國可以通過城市化拉動內需》　　

                      迎            春　　

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　6月25日　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可以通過城市化拉動內需》的文章（　2010年6月27日　的《參考消息》第8版），作者是斯蒂芬.格林。他在這篇文章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提出了以城市化拉動內需。這個建議是不切實際的“餿”主意，我國的一些領導人和“精英”以前也提出過類似的主張，而且建議背后還隱藏著一個哲學問題，因此值得認真分析。　　

一，    實現城市化的條件　　

斯蒂芬.格林說：“在大規模基建刺激措施消退、房地產市場冷卻后，中國的經濟增長點在哪里？-------有一個更快捷的補救辦法：城市化。--------城市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隨著收入的增加，城市居民有更多閑錢用于聚會吃飯、唱卡拉ok、旅游和購物。”　　

城市化是生產發展的客觀趨勢，但是，城市化不是長官意志的產物，不是人們認識了城市化的重要性，就可以實現城市化。要求實現城市化，是人們的主觀愿望，而決定城市化成為實現的，則是一定的物質條件：首先是工業化，也與經濟制度有關。　　

農業是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以生命體為勞動對象的產業，生產分散，因此，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不可能實現城市化；而工業生產的對象是非生命體，生產的規模、批量大，要求交通運輸方便，動力供應充足；工人集中，要求生活設施配套等，所以，工業化必然帶來城市化。正是由于工業化的發展，才逐漸出現城市化的現象；工業化的程度越高，城市化也越發展。總之，城市化是伴陪著工業化出現和發展的，工業化是城市化的首要物質條件。　　

勞動者聚集到城市，首先就得有工作，獲得收入，能夠維持人們的基本生活，否則，不可能大量聚集于城市。所以，發展工業是城市化的主要前提。由于本文只為了揭示這是個“餿”主意，對城市化的條件就不詳細地分析了。　　

這里還要指出的是，社會經濟制度對城市化的發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實現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城市化的進程和形式，與實行雇傭勞動制度不同。　　

二，    我國城市化低的原因　　

我國城市化程度比工業發達的國家低，也是物質的原因決定的：是工業化程度不高和實行雇傭勞動經濟制度。　　

舊中國，由于工業化程度很低，偌大的一個國家，只有一千多萬職工，因此，只有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重慶等幾個較大城市。隨著工業的發展，“今天的中國，只有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中國可通過城市化拉動內需》）。這個比率雖然比歐美發達國家低，但也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發展大力工業的結果。　　

斯蒂芬.格林不顧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內在聯系，說什么：“但中國政府一直對推進城市化有些遲疑。今天大約有兩億人離開農村老家，在外打工。在工廠打工的人一般住在廠方宿舍里--------鑒于政府出臺的各種政策不鼓勵這些人在城市地區永久定居，他們無法在城市扎根。”“對中國來說，未來10年一個明智的戰略是鼓勵城市化發展------”。　　

說“中國政府一直對推進城市化有些遲疑”，“出臺的各種政策不鼓勵這些人在城市地區永久定居”，是冤枉了中國政府。我國的一些領導人和“學術精英”都提出過“城市化”的問題，有的還提出了取消戶口制度等建議。問題不是他們“遲疑”或“不遲疑”、“鼓勵”與“不鼓勵”；問題是能不能實現“城市化”，并不是由“長官意志”決定。長官“遲疑”或“不遲疑”、“鼓勵”或“不鼓勵”，都不能決定城市化的發展，決定城市化進程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工業化，而我國的農民工在城市打工，確沒有在城市扎根，沒有像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在城市周圍形成貧民窟，則是由經濟制度決定的。　　

我國是有大量農民在城市打工，他們也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五十年代初期，已經有大批農民轉變為工人，永久定居于城市就是明證。為什么現在的農民工“無法在城市里扎根”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現在實行的是雇傭勞動經濟制度：“老板”雇傭你，農民工才有工作，才能取得收入；“老板”明天解雇你，就沒有工作、沒有收入，農民工就是雇傭工人；相反，他們在農村老家，還有一塊“公有”的土地可供耕種，還有一塊“公有”的“宅基地”，還有自己的房屋，因此，現在的農民工還不“永久定居”城市，而把“根”扎在農村，所以會出現世界各國都沒有的現象：春節期間大量農民工返鄉的“潮流”。如果現在還實行公有制，這些農民當然會高高興興地“永久定居”在城市的。所以說，我國實行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公有制殘余：農民在農村還有一小塊“公有土地”，才是農民工不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根源。斯蒂芬.格林說中國政府對“推進城市化有些遲疑”，是冤枉的！　　

斯蒂芬.格林還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如學習新加坡和香港給新移民提供廉租房等。事實上。新加坡、香港就是一個城市，怎么能夠與我國類比呢？對于他的文章中建議的具體措施，就不一一分析了。　　

三，“餿”主意背后隱藏的哲學問題　　

斯蒂芬.格林認為，中國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是因為中國政府對城市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推進城市化有些遲疑”和“不鼓勵這些人在城市地區永久定居”造成的，這種思想方法完全錯誤的，這也是西方學者普遍的思想方法。他們認為，是“長官意志”決定經濟發展；只要人們認識了城市化的重要性，不遲疑地“推進城市化”，“鼓勵這些人在城市地區永久定居”，就能實現或者是加快城市化的進程；認為人們的認識決定經濟發展的進程，而不是經濟制度決定人們的認識；用哲學的用語，就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不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當前面臨著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資產階級的政客、學者，都不承認經濟危機的客觀必然性，不承認經濟危機是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也是歷史唯心主義理論的表現。資產階級的政客、學者，認為金融危機是人們監管不嚴和金融界“貪婪”造成的，只要加強金融監管，危機就會消失；發生了經濟衰退，就增加貨幣投放；出現通貨膨脹時，收緊貨幣就能防止等，根本不承認經濟發展存在著“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總之，這種思想方法，或者說歷史唯心主義的哲學，貫穿著資產階級思想領域的各個方面。　　

斯蒂芬.格林關于推進城市化的“餿”主意，就是這種思想方法的表現和產物。我們評論《這個可以通過城市化拉動內需》，不僅要指出這個“餿”主意不符合實際，而且要說明這種“餿”主意產生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心主義。　　

當前我國經濟既面臨著衰退的威脅，又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壓力，我們的專家、學者和斯蒂芬.格林一樣，不去揭示經濟現象背后的客觀聯系，一味給政府出“餿”主意，包括用凱恩斯主義的方法，或者是大量投放資金，“拉動”經濟發展；或者是物價上漲時，又收緊信貸，抑制通貨膨脹等。去年，我國政府就拿出四萬億，用于投資“鐵、公、基”和社會福利等方面，防止經濟下滑。這才引出了斯蒂芬.格林的：“在大規模基建刺激措施消退、房地產市場冷卻后，中國的經濟增長點在哪里？”才引出“城市化拉動內需”這個“餿”主意。總之，他們根本不懂經濟發展存在著客觀的必然趨勢，不承認經濟危機是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以為只要看到表面的經濟現象和問題，就可以出主意解決，根本不承認經濟發展存在著“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所以，他們永遠也不可能有科學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知識，出的主意總是“餿”主意，這也是由他們的經濟地位決定的。　　

馬克思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社會經濟運動有其運動的客觀趨勢，資本主義社會必然不斷地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社會主義社會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唯物主義也必將粉碎歷史唯心主義對理論界的統治，這是我們專門評論《中國可通過城市化拉動內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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