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向“中國工人”致敬，還是叫“中國工人”賣命！？

丑牛

美國《時代》周刊在2008年三月西藏騷亂時，把分裂祖國的罪魁禍首達賴·喇嘛作為封面人物刊登，并稱“這位佛教領袖在為他的人民的命運而斗爭，給他的人民帶來自由”。話說得動聽，實則卻是想在中國煽動一場“顏色革命”。

事隔不到一年十個月，2009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美國經濟危機還不見底的時候，這一期的《時代》周刊，卻突然刊出一張“中國工人”的群體照片，并把“年度人物”的榮譽光環，加在他們一直叫罵的“血汗工廠”的“中國工人”頭上，說了好多連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也從來未說過的頌揚之詞。

作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正是千千萬萬中國工人的辛苦勞動才讓世界經濟度過難關。

我們找到了這些引領世界實現經濟復蘇的人們：中國工人。

一時，中國的一些主流媒體都刊登了這一“勝利”消息，對《時代》周刊把“中國工人群體”評價為“年度人物”感到興奮，驕傲，津津樂道，受龐若驚。

于此同時，一個叫哈尼的美國人出了一本書——《中國價格》，作者認：中國價格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為全球化做出的一種犧牲。在她對英國廣播公司的訪談中，把“中國價格”等同于“中國工人價格”。原來，《時代》周刊所頌揚的“向中國工人致敬”的潛臺詞是：“要中國工人犧牲”，用“黃鼠狼給雞拜年”來形容《時代》周刊的花言巧語是一點也不過份。但中國的精英文人和一些主流媒體的聲聲喝彩叫什么呢？是“糊涂”？還是“里通”？

    現把關于此事的兩篇國外報道轉貼，供大家分析。

（一）美《時代》周刊向中國工人致敬

【香港《南華早報》12月17日報道】題:《時代》周刊向中國工人致敬在美國《時代》周刊“年度人物”評選中，美國的一位銀行家高居榜首，不過第二名同樣引人注目——“中國工人”群體。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16日被《時代》周刊選為2009年度人物。沒有名字的“中國工人”被選為第二名。美國政要南希·佩洛西和牙買加短跑冠軍尤塞恩·博爾特等鼎鼎大名的人物也榜上有名。

  《時代》周刊說，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正是千千萬萬中國工人的辛苦勞動才讓世界經濟渡過難關。這家雜志說:“在中國有一個說法叫‘保八’，即保持8%的年經濟增長率，因為官員認為這對保持社會穩定至關重要。一年前，許多人認為，在2009年達到這一數字是幻想。可是中國做到了，而且今年它仍然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也刺激了其他所有國家的經濟。”

  雜志說:“這是誰的功勞?首先是大量的工人，他們背井離鄉，在中國繁榮的沿海城市的工廠中打工。在(深圳)附近的一家工廠我們找到了這些引領世界實現經濟復蘇的人們：中國工人。”

本文來自《參考消息》（2009年12月19日）

(二)“中國價格”：為全球化作出犧牲

《中國價格》2009年出版時增加了新的后記。

亞利桑德拉·哈尼的《中國價格》（The China Price - The true cost of Chinese competitive advantage）告訴讀者，“中國價格”包含了零售商無情地壓價，制造商不擇手段，官員腐敗和制度缺乏透明度；低廉的價格標簽未能體現的，是對中國勞工的剝削和對中國環境的毀損。哈尼認為這些是“中國競爭優勢的真實成本”。

《中國價格》2009年在英國出版，2008年在美國出版。從大量書評來看，哈尼平生寫的第一本書可謂非常成功。

題材當然是個重要因素。在西方，跟"中國制造"相關的一個熱議話題是"中國價格"，大致是質量和價格都低的同義詞。

有評論人士說，任何自認為關心道義的消費者都應該讀一下這本書，任何已經或者準備向中國外包制造業務的公司都需要讀這本書，因為它揭示了這種商業安排中最嚴重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是如何發生的。

必須提到，哈尼書里披露的很多信息是她通過不同渠道，以秘密或半公開的方式獲得的。

哈尼是美國人，曾在日本學習和工作，還曾經擔任《金融時報》在日本和香港的記者，現住香港，從事商務咨詢。

BBC中文網記者王榮通過電話與哈尼就她的這本書和“中國價格”現象作了的訪談：

問：哪些人不希望你寫這本書？

答：我寫的那些問題中國的記者也寫過，而且中國政府也在設法解決。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本書對中國讀者來說應該不是什么新聞或者讓人驚訝的東西。但從另一方面講，我覺得很多人跟我交談，透露信息，是冒著風險的。有的工廠經理跟我說，"我們希望告訴你西方買家壓價給我們造成了什么樣的壓力"。這種壓力是這本書的主題之一，買家盡可能壓價迫使中國的工廠為了生存可以不顧一切，這個主題在中國的制造業者當中能引起很大的共鳴。我們在西方談起中國工廠時，感覺好像中國的工廠不費吹灰之力就能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生產出各種東西，他們似乎不得不出那么低的價格。但實際上，你看看力量對比就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那些零售商和品牌擁有者比中國的工廠強勢得多。所以，談判過程實際上是沃爾瑪這樣的跨國零售巨頭迫使中國的工廠以"中國價格"來安排生產。

問：那是不是可以說沃爾瑪這樣的公司對你這本書出版不太高興？

答：有意思的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被哪一家零售商起訴。我在為這本書作調查研究、收集材料時的確有這種擔心。圍繞沃爾瑪等零售商的調查有相當一部分是秘密進行的，比如參加這些公司和供應商的會議，有時不透露真實身份。我采訪這類公司的一些前雇員，他們怕給自己惹麻煩而堅持不具名。這類公司最大的擔心是他們在中國和其他國家使用血汗工廠的行為被公之于眾。這本書出版后我覺得有些公司有所改進，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問：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據你的介紹，似乎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個人原因，一是職業原因。你是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報道中國制造和中國價格現象屬于本職工作，而個人原因跟你童年時代對日本價格的記憶有關。是否可以解釋一下？

答：這本書的目的是讓西方消費者形象地了解中國工人為了生產西方人每天以很低的價格買回家的各種商品作出什么樣的犧牲。當然，寫這本書的想法確實可以追溯到日本。我曾經在日本給《金融時報》當記者，分管汽車行業。期間有一次到廣州采訪，在當地一家為本田汽車生產部件的工廠跟那里一些工人交談，之后我意識到，在我有生之年，中國故事將比日本故事大得多。當時我已經學了日文，在日本生活工作了多年。但是，就在那個時刻，我明確了兩點，第一，我必須親自在中國，第二，我對這些工廠非常著迷。2003年我終于能夠去中國了，是在香港。一次，我隨一大批人去廣東。我們到一家服裝廠參觀時，我遇到一名女工并跟她聊了聊。她跟這種工廠的無數工人一樣，遠離故鄉，掙了錢要寄給農村的家人，自己剩下不多的生活費。我當時的感覺是，這個女工跟我這個消費者有一種直接的聯系，跟我在美國的親友都直接相關，我們都是她的勞動的受益者。且不提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反血汗工廠的話，我覺得我們美國人需要深入思考一個問題，即我們把制造業外包給其他國家，搬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這么做是否可以持續。我希望鼓勵美國消費者深入思考一下他們的消費方式，想一想中國，想想那到底是個什么樣的國家，美國經濟的這個新的競爭對手是由什么樣的人組成的。

哈尼畢業于美國普林斯杜大學。

問：不過，你在書里提出，勞工的犧牲和環境毀壞問題，中國政府要承擔絕大部分責任。

答：任何國家法律的實施，本國政府當然承擔首要責任。我在書里也寫了，我們都知道美國和歐洲在勞工保護方面并沒有真正實施相關法律，或者相當長時間里沒有這種法律。但是，我也提出，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不同于美歐工業化的時期。中國跟美國、歐洲、日本和世界各地都有程度很深的聯系。而且我們生活在一個透明度比以前高得多的時代。中國工廠發生的事情，幾分鐘之內就能通過互聯網傳到美國。今天的消費者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對商品的生產者更關注。這方面一個例子是圍繞吃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展開的辯論。這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消費品的一種思考角度。在同樣的大背景下，我這本書提出的觀點是，中國價格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為全球化做出的一種犧牲。

本文來自《參考消息》（2010年3月3日）

附：國內一些主流媒體關于這一“勝利”消息的報道：

《時代》讓人想起了“中國工人”

    《時代》2009年年度人物揭曉，“中國工人”為今年榜單上的唯一上榜群體。《時代》稱，在金融危機肆虐全球的時期，中國經濟仍在高速發展，并逐步帶領全球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功勞首先要歸于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中國工人（12月17日《廣州日報》）。

我不是《時代》的粉絲，也未必認同其所有價值觀，但它對“中國工人”的關注與褒賞依然讓人溫暖。我認真看了下刊發在《時代》上的“中國工人”的照片，幾個普通的年輕工人，穿著工裝，容貌談不上靚麗，也不是很有鏡頭感，卻讓人覺得這就是那群良善質樸的勞工群體。他們身上有青春的華彩，有堅韌的品質，有質地純良的夢想。重要的不是他們是誰，而是他們創造并繼續創造著這個時代，于危機中彰顯英雄本色。

客觀地說，“中國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往好過了些，但這個結論也只有縱向的歷史意義。橫向而言，“干得多，掙得少”，可支配性工資增速緩慢，已經成為消費型經濟的根本性路障。

歲末年底，盤點回顧的焦點無非有二：一是成績，各級職能部門忙著晾曬賬單，檢點宏觀決策與微觀監管的作為；二是問題，剖析危機下的民生壓力，告訴大家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社會人文領域還可能搞一些排行榜，比如讓人感動的、叫人心酸的、發人深省的，諸如此類。

而社會最終的出路，還是在腳踏實地的群體身上。所以，我們要珍惜“中國工人”這份殊榮，更要重視“中國工人”的權益保障。國家要強大，企業要興旺，工會挺直腰桿，勞動法硬起來，“中國工人”的日子才會風生水起。（江蘇南通市民）《楚天都市報》2009年12月18日

重新審視中國工人

    美國《時代》雜志今年的年度人物，給了自己人伯南克。而作為唯一入圍上榜的群體人物，“中國工人”雖位居亞軍位置，但《時代》給予很高評價：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并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蘇，這些功勞首先要歸功于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 

外國人的致敬，提醒我們重新打量“中國工人”這個群體。我們熟知，工人是我國法定的領導階級，是我們事業的核心，“我們工人有力量”。但不知從何時起，在公眾視野中工人的身影在減少，工人的聲音在變弱，工人的權利在流失。一些調查也顯示，愿意當工人的孩子越來越少。再加上工人進入大眾視野，往往伴隨著下崗、工傷、礦難等“壞消息”，工人，似乎成了弱勢、底層的代名詞。 

　　另外一個需要關注的事實是，農民工已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期《時代》采訪的幾位中國工人，基本上都是從農村老家來到深圳、廣州等城市打拼的農民工。他們雖然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對未來滿懷憧憬，但普遍收入微薄，缺乏完整的社會保障；高房價、看病貴、子女就學難等多重壓力下，他們很難活得舒心…… 

　　這就是中國普通產業工人的群像。他們一方面努力支撐起“中國制造”大廈的脊梁，一方面又普遍陷入了“干得多、掙得少”的尷尬。“勤勞而不富裕”，這恐怕是當今中國普通產業工人的真實寫照。 

　　只有盡快改變分配失衡的狀況，完善二次收入分配，廣大普通工人才能更加挺起胸膛。《時代》周刊贊美中國工人，而善待中國工人要靠我們自己。 

（《新華每日電訊》12．18）

時代女工的2009：在堅守中等待幸福

左起：肖紅霞、黃冬艷、彭春霞、邱小院

　　2009年12月16日,美國《時代》雜志揭曉年度人物，“中國工人”作為唯一入選的群體，排在亞軍位置。

　　雜志的封面是一組黑白照片

代表中國工人新形象

　　照片中的女工是肖紅霞、彭春霞、黃冬艷、邱小院。過去，各種印刷品和影視作品中，工人們的形象總是剛硬、強壯，即便是女性，也是“鐵姑娘”。然而，這四位合影的女工，柔弱而鎮定，沒有任何時代感的動作，沒有任何刻意的打扮——她們只是梳著馬尾巴辮子，穿著褶皺的工作服，其中兩個人還戴著近視眼鏡。

　　“當時我連臉都沒顧得上洗。”彭春霞說，自己拍片子時挺緊張的，人家問一句就說一句，人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動作，“想不到自己會去代表一種中國工人的形象，那時候除了緊張，我想不到別的。”

　　這些工人都在深圳一家生產LED燈和節能燈的名叫“萊依迪”小廠子里上班。不過，拍照的地方不是在工廠里，而是在附近的一家飯店里。這些工人們當時也只是以為外國記者要關注一下中國的農民工生活和成長的歷程，并沒有更多的想法。直到12月的17日。

　　“我下班以后才知道的，也是有朋友跟我說，后來又上網看到了”，從這天起，肖紅霞和她同事們的平靜生活就被打斷了，采訪成為了她們不得不面臨的“加班”難題。“很多人都說我們代表了中國工人的新形象，這有些夸張了，”肖紅霞一邊說著，一邊哈哈大笑，“我們真沒有那么大本事。”

　　“今年中國仍然是世界發展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對于任何人來說，這都是令人振奮的。誰有資格分享這份榮譽？是那些數億的工人，那些離開故鄉和家人，在日益發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廠里尋找工作的工人……”《時代》的作者如此寫道。

彭春霞的堅守

　　2009年1~2月，當金融海嘯影響到了中國大陸的時候，由于眾多小企業的倒閉，就業機會的緊張，城市中掀起了一股工人返鄉潮。但21歲的彭春霞沒有退回湖南農村老家，而是選擇了堅守在已經工作了3年的工廠。

　　彭春霞17歲就在姐姐的帶領下來到了深圳打工，內向的彭春霞3年來一直和姐姐住在一起，從工作的選擇到吃、穿、用，甚至掙的錢也都交給姐姐保存。對于她來說，姐姐是她的主心骨和管理員，“我也不敢找對象，因為要是跟姐姐說，她會把我罵死。”

　　然而，2009年的2月份，姐姐要跟男友一起生活了，她不得不獨立地面對接下來打工生活的挑戰。“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辦，四處找房子，也不知道怎么談價格，幸虧后來找到一個老鄉幫忙，跟老鄉一起住。”彭春霞說自己最初連訂桶裝水、買煤氣罐都不知道怎么辦。“我就感覺什么事情都不懂，也從來不主動跟別人說話。”

　　打工的生活顯得很沉悶，錢沒有以往多了：1500元，不包吃不包住。同時，自己的視力也由于每天要盯著顯微鏡而下降得厲害，堅守的日子讓彭春霞有時感到了孤獨。“我想如果有更好的工作，薪水更高的話，我也可能會跳槽吧，但目前我還是先做好眼前的。”而她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夠找到男朋友，陪她一起迎接未來的風雨。

　　“山雨欲來風滿樓”，希望到來之前總要經歷一種沉悶的企盼：就在1月到2月間，國務院相繼審議通過了十項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計劃，頒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等一系列刺激宏觀調控政策。

黃冬艷對英文犯難

　　黃冬艷到廣東打工，她覺得自己很適應當工人的生活，每天干8小時，工資按照計件發放，回家什么都不用想，到2007年上半年，她工資最多時可以拿到2000元，工廠還管吃住。黃冬艷的打工生活變得安穩而愉快。

　　經濟低谷來了，黃冬艷的收入降低了，但企業此時實行了按照工齡保底制的計酬方式。黃冬艷每月還是能夠拿到1500元左右的薪水，用她的話說，生活并沒有改變多少。不過，她的工友們卻走了很多，企業的人數驟減到了五六十人，這里面也包括以前的生產組長。

　　自稱不求上進的黃冬艷不是沒有想過回老家，但是老鄉兼領導的肖紅霞勸她相信，企業總有一天還會好起來的，再加上多年來的工友情誼，黃冬艷堅持了下來。憑借著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和自己的手藝，她被提拔為了組長。

　　從工人到“干部”的轉型又讓她有些不適應了。36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黃冬艷不僅要管著手下的工人，她還要管著那個自動化的生產線。她犯難了——由于很多按鈕都是英文的，她不得不現學一些簡單的英文。“幸虧我們有技術員，不懂的話我就向他請教，學起來也不是特別難。”黃冬艷對這次轉型充滿了信心，“現在感覺還不錯，比較適應了”。

肖紅霞首次回家

　　1994年，31歲的肖紅霞到深圳來打工，經過了14個工廠以后，5年前來到了“萊依迪”公司打工。由于她以前做過LED燈泡和節能燈泡，有技術懂管理，因此到廠不久便成為了生產主管。

　　在2005年到2007年上半年，她著急的是大量訂單積壓，任務完成不了，人手不夠，她要管著兩條生產線，互相搭配著來。“那個時候真著急，總是在協調之中，很多人又不理解。”肖紅霞說自己從來不跟別人抱委屈，實在忍不住了就在4樓樓頂上，趁著沒人，偷偷哭一場。

　　然而，從2007年下半年以后，訂單越來越少，現在她又不得不為這個而著急。但她更重要的一個工作便是想方設法地留住工人們。

　　在她的建議下，老板實施了根據工齡發保底工資的薪酬辦法。這也是像黃冬艷這樣的老員工感覺生活沒有太大改變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同時，以前難得一見的老板，現在卻能常常出現在廠子里，跟工人們坐在一起，了解他們的生活。

　　就在情況不斷好轉之時，肖紅霞卻接到了來自老家的電話：婆婆得了重病。從進廠到現在，因為各種各樣的“忙”，肖紅霞一直沒有回去過，而現在她終于有時間回去一趟了。

　　一向樂觀的肖紅霞抽泣起來，她只是記得婆婆見到她時的喜悅，記得她和老公帶著婆婆到村子的后山遛彎、談心。肖紅霞的言語中帶著愧疚之情。

邱小院的事業

　　2009年7月份，邱小院的弟弟高考落榜，也從廣東梅州的老家出來打工。邱小院雖然接受了這個現實，但言語中還是難以掩飾內心的失望之情。

　　邱小院自幼父母早亡，和弟弟在叔叔家長大。為了讓弟弟將來上大學，1999年剛滿16歲的她便只身來到了深圳打工。那時，她一個月只拿500元的薪水，卻會給叔叔家寄去幾乎一半。

　　她渴望弟弟能夠上大學，對于貧困農村里的孩子來說，只有上大學才有前途。但今年弟弟高考落榜成為第二次現實。弟弟說他想去打工，邱小院同意了，但是她沒有讓弟弟到工廠里面去，而是讓他去了廣州，去學做飯。“工廠更適合女孩子，因為操作難度不大，全是手上的活，我想讓弟弟學技術。”

　　現在邱小院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女兒身上，盡管小孩只有3歲，因為家庭的未來已經是她必須要考慮的事情了。邱小院現在是公司的一個生產組長，不過她并不打算長期干下去，她希望干一番自己的事業。“我想未來會開一個小店。”邱小院說雖然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經過了這么多年的打工磨煉，見識了許多，開一個小店并不是很難的事情。

她們的2010年

　　2009年12月7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定下了基調：在中國經濟企穩向好之際，明年經濟增長將重點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上下工夫”。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中央對民營企業的發展給予充分重視，表明下一步中小企業有望得到更多政策支持。

　　這對于4個女工來說是一個利好的消息。她們知道即將到來的2010年應該會有個更好的前景。也只有這樣，她們心中的“小九九”例如找個男朋友、開個小店、在深圳扎根等等，才有變成現實的可能，哪怕只是向前邁進了一小步。

（《北京青年報》2009.12.29　滿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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