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快“趕超”中的問題

商務部研究院  梅新育

由于表現出了較強的宏觀經濟穩定性﹐一場危機不僅沒有遲滯﹑反而加快了中國“趕超”的進程。新年前后公布的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將2008年中國全國GDP總量提高了1.34萬億元至31.4045萬億元﹐在國內外引起了一陣波瀾﹐更成為日本社會輿論新年焦點。而根據2010年1月21日公布的數據﹐2009年我國GDP達到33.5353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8.7％。此前國內外已經普遍認為中國GDP規模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只是時間問題﹐這次經濟普查和2009年經濟數據發布之后﹐認為中國GDP至遲2010年間便可超越日本者顯著增多。2009年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2.20727萬億美元﹐其中出口1.20167萬億美元﹐超越德國躍居世界頭號出口大國亦成定局。

兩次經濟普查都大幅度提高了中國GDP統計數據﹐這一點在情理之中﹐“中國崩潰論”者章家敦（曾在上海工作數年卻不會漢語的華裔美國律師）之輩和某些日本網友對中國高估統計數據的懷疑站不住腳。因為與經濟社會形態相對定型的美歐日不同﹐中國近年來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社會形態變化都非常急劇﹐日常統計遺漏之處在所難免﹐經過更全面﹑更仔細的經濟普查﹐上調GDP數據實屬正常。考慮到中國收入最高的南方地區至少20年來便盛行瞞產低報以求藏富于當地之風﹐日常統計程序下GDP低估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按原來初步核算的數據﹐2008年中國GDP總量與日本的差距仍有10％以上﹐但此次經濟普查結果把中國2008年GDP數據提升了4.4％﹔而且中國在此次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中表現堪稱大國之中最佳﹐日本經濟卻在2008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連續兩度刷新經濟萎縮“戰后最惡”（引用日本說法）紀錄﹐GDP降幅折合年率均超過10％﹐2009年二三季度雖然重回增長軌道﹐但增幅較低。因此﹐即使最終統計結果表明2009年中國經濟總量仍未趕超日本﹐2010年趕超也是十拿九穩。依靠中國的廣大國土以及毛澤東時代遺留的人口紅利（包括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我們對國家經濟規模上升至全世界數一數二有著充分的信心﹐未來的匯率變動還將進一步加快中國GDP“趕超”的步伐。

在更長歷史跨度上考察﹐至少從春秋戰國以來﹐中國農業﹑制造業便持續領先世界兩千年之久﹐經濟規模和人均收入均長期占據世界榜首。甚至到滿清入關后中國逐漸喪失科技優勢時﹐中國仍然繼續保持GDP總量優勢近兩百年﹐中國在某些制成品上的優勢一直保持到鴉片戰爭后一段時間。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所述﹐鴉片戰爭之前20年的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中國GDP比西方及其衍生國的總和還高30％﹔西方入侵中的政治軍事瓦解﹑掠奪摧毀了中國自主經濟體系﹐中國被強行納入西方主導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不利地位﹐經濟持續衰敗。到解放戰爭已大體結束的1950年﹐中國人均GDP尚不足1820年水平的四分之三﹐僅相當于同時期西方及其衍生國人均GDP的12分之一。[1] 但這僅僅是歷史偏離正常軌道﹐而1949年以來我們正在向歷史正常狀態回歸﹔當志愿軍將士將美軍趕到三八線標志著中國的獨立自由經受住了最嚴峻的軍事考驗﹐當新中國在西方﹑東方集團重重封鎖下獨立自主建立起了大體完整的全民教育體系和工業體系﹐盡管還會遭遇這樣那樣的波折﹐但已經沒有什么外部力量能夠將中國經濟推下回歸歷史常態的軌道了。

盡管如此﹐我們對前途的信心并不意味著我們就會忽視面臨的問題﹐對困難障礙的戰略藐視與戰術重視是應當﹑也完全可以統一的。面對日益擴大的國家經濟規模﹐我們需要注意到這樣幾個問題﹕

首先﹐我國GDP總量雖然已經非常巨大﹐東部大中城市居民實際生活水平在一些方面更是已經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但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將需要繼續趕超發達國家﹐而這種趕超越來越需要建立在自主創新先進制造業基礎之上﹐我們需要超越此前二三十年行之有效但正越來越難乎為繼的模式﹐至少是超越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否則﹐我們的命運將不可能是成功實現對西方國家的“趕超”﹐而是“被趕超”﹐即被西方霸權刻意扶植的其它發展中國家所趕超。回顧歷史﹐“趕超”者“趕超”不成反而“被趕超”﹐這樣的悲劇屢見不鮮﹐我們不要扮演類似悲劇的主角﹐趕超大業﹐我們依然任重道遠。

讓我們看一看我們正在努力“趕超”的日本。日本從明治維新起確立趕超歐美﹑富國強兵的目標﹐雖然歷經周折﹐但到1968年明治維新一百周年之際﹐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越聯邦德國﹐躍居僅次于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1980年﹐日本政府《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構想》滿懷豪情地昭告世人﹕“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把追趕歐美發達國家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這一目標已經達到﹐追趕型現代化時代業已結束。”但1991年5月﹐日本開始滑入“泡沫經濟”破裂后的經濟衰退泥潭﹐程度之深﹑歷時之久﹐均創戰后之最﹐迄今未見根本起色。日本奇跡之所以黯然失色﹐從人口老齡化﹑戰術能力高強而戰略決策能力低下﹑既得利益群體掣肘到外部勢力（主要是美國）處心積慮壓制﹐所有這些教訓都值得我們深入觀察﹐細心體味。

而且﹐中國經濟繼續持續發展有賴于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和社會穩定又越來越有賴于公正的收入分配。正如我所敬重的國際關系學者張文木兄所說﹕“研究國家發展及相應國力的關鍵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數表現﹐而在于研究其利潤的歸宿及其對社會勞動者反哺程度”。[2] 在收入分配失衡已達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地步的時候﹐重新審視以“打破大鍋飯”為開端的改革﹐適度糾偏﹐勢在必行。無論改革的成就多么巨大﹐當改革積累的問題已經無法回避漠視之時﹐我們必須對“改革”進行改革。

其次﹐隨著中國GDP和人均GDP水平的大幅度躍升﹐我們對上述目標的追求需要適度調整。就GDP指標而言﹐一個發達的大國人均GDP應當是位居世界前列﹐但不可能也不應當追求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第二﹐那只能是小國追求的目標。按照安格斯‧麥迪遜的估算﹐西歐人均GDP在14世紀（即中國元末明初）已經超過此前領先上千年的中國﹐[3] 但考慮到價格差異等因素﹐彼時西歐居民實際生活水平顯然不如明王朝走上正軌后的中國居民﹐以至于直到16世紀中葉及末期（明朝中后期）﹐從葡萄牙人伯來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國報道》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國志》﹐到西班牙人拉達（MarDin de Rada）的《出使中國記》和《記大明的中國事情》﹐[4] 在幾乎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來華歐人的中國見聞錄中﹐仍都不難讀出作者當時那種類似“鄉巴佬進城”的艷羨感慨﹐更不用說當時中國人作為和平穩定的大國國民比動蕩小國國民享受到了不可比擬的榮耀與影響力了。在今天﹐相信也不會有人認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聯酋﹑列支敦士登之輩是比美國﹑日本﹑德國更重要的國家﹐雖然前者的人均GDP明顯高于后者。

就整個社會而言﹐作為人﹐在具備了一定物質基礎之后﹐我們又需要適度超越對GDP∕GNP的狂熱追求﹐對環境﹑家庭﹑社會等給予更多的關注。從一國國民真實所得而言﹐GNP顯然是比GDP更為恰當的衡量指標﹐因為前者從GDP中剔除了國外要素支付﹐增加了國外要素收入﹔對于中國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經濟生活中已經占據重要地位﹐他們雖然構成了中國的GDP﹐卻不屬于中國的GNP。而即使是一味追求GNP也受人詬病﹐何況一味追求GDP﹖1968年肯尼迪第一天發表總統競選演說時就曾說過﹕“空氣污染﹑香煙廣告和救援車輛都納入了GNP。GNP的計算甚至包括監獄和門鎖﹐汽油彈﹑核彈頭和警察平定城市暴亂的裝甲車﹐以及砍伐紅杉林木﹑破壞自然景觀的開發項目等等。但是﹐GNP的計算沒有包括兒童的健康﹑教育及娛樂﹐也沒有考慮生活是否美滿﹑婚姻是否牢靠以及政府官員是否清正廉潔。GNP無法衡量我們的趣味和勇氣﹐也無法衡量我們的智慧和學識﹐更無法衡量我們對祖國的熱愛和忠誠。總之﹐GNP可以衡量許多東西﹐但是惟獨無法衡量美好的東西。”[5] 難道我們今天的認識還趕不上40多年前﹖

第三﹐隨著我國國內經濟規模﹑換言之就是國內市場規模的日益擴展﹐我們越來越有條件超越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越來越多地依托巨大國內市場取得國際市場定價﹑標準和規則的主導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可持續地提升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在全球競爭中贏得穩固的主動權。

第四﹐中國經濟增長和增長模式轉型意味著廣泛而深刻的調整﹐這種調整將波及許多人的生活方式﹐在這場調整中很多人有所得但也會有所失﹐我們對此需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高收入階層固然不應指望永久維持對自己絕大多數同胞的驚人的收入倍數﹐就是所謂的中產階層﹐也不要不切實際地期望在調整中只受益而不付出。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中國城市中產階層居民雇傭鐘點工服務和外出就餐司空見慣﹐成本也不很高﹐但這種“司空見慣”的背后是勞動收入過低﹔當我們提高勞動收入以推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時﹐特別是當毛澤東時代遺留的“人口紅利”因計劃生育而不可避免地日漸耗竭之時﹐請我們的中產階層不要不切實際地企圖維持這種目前“司空見慣”的便利與享受。

為了避免我們的社會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把調整中要付出的代價說清楚是必要的﹔特別是掌握著話語權力的階層﹐不要自以為從自己利益出發的要求就是“人民的呼聲”﹐就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公利﹐要知道在自己之外還有個“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權利同樣不可漠視。之所以要特別提出中產階層的認識問題﹐是因為這個階層因人數不少且不位于財富金字塔塔尖而往往使得其要求﹑主張貌似擁有天然的“政治正確性”﹐是因為這個階層聚集于中心城市而擁有與其人數不相稱的潛在和現實政治影響力﹐是因為這個階層由于其成長道路和生活環境而往往對經濟地位較低階層的疾苦﹑情感所知無幾﹐也必然會有人認識到上述幾點和這個階層的弱點并企圖加以利用。在實踐中﹐一些明顯荒謬的主張得以流行﹐重要原因也不過是投合了這個階層相當一部分成員的某些自私動機﹐但這些他們追捧的流行主張卻有悖全局利益﹐最終也可能反過來傷及這個階層自身。古人云﹐愛之深而責之甚﹔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愿諸君思之﹗

收入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同樣也在考驗我國國民觀察﹑處理對外關系的心態與智慧。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的相對提升具有強烈的“溢出效應”﹐周邊國家和與中國經貿往來較多或發展潛力較大的國家對此感受尤為顯著﹐與中國擁有共同文化傳統而又不無“瑜亮情結”的日本社會感受最甚。而對于自明治維新以來便當慣了東亞經濟老大的日本國民而言﹐這樣一個近在咫尺的結果令他們心中五味雜陳﹐自是理所當然﹔他們在趕超進程中處理對外關系方面的得失成敗值得我們借鑒汲取﹐妥善處理中日關系也是對我們的考驗。

日本崛起的腳步曾經震動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激蕩了東亞各國和地區人民的心靈﹔“日本奇跡”不僅造就了一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還在相當程度上激發了東亞各國和地區人民奮發進取﹑趕超歐美日的凌云壯志﹐為人類經濟發展史寫就了“東亞奇跡”的光輝篇章。然而﹐帝國主義時代嶄露頭角的日本在崛起之初便充滿侵略壓迫鄰國的原罪﹐在掠奪基礎上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日本又以此對亞洲鄰邦滿懷鄙視。直到1980年代中期﹐日本知名評論家長谷川慶太郎所作《別了﹐亞洲﹗》一書仍然風靡日本﹐而此書在宣揚日本與亞洲國家的懸殊差距時用了這樣不堪的比喻 — 日本是高聳于夢之島（東京的垃圾場）上的霞關大廈（日本政府機關的高層建筑）﹐給彼時的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我也不希望我的同胞在富裕之后如此驕人。

與此同時﹐面對不可遏止的中國崛起之勢﹐面對少子化帶來的日本經濟社會活力衰退﹐面對中國早在2006年度已首次躍居戰后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的機會﹐盡管處心積慮企圖繼續唱衰中國﹑遏制中國﹑搞亂中國之輩仍不乏其人﹐但日本社會開始正視現實者越來越多﹐放棄爭奪亞洲領袖地位的不切實際夢想﹑追求成為“小而美”國家﹑尋求對華互利合作的思潮正日益上升﹐這將為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創造更加堅實的基礎。2009年12月10日﹐日本民主黨政府“幕后將軍”小澤一郎率領六百名國會議員﹑經濟界精英組成的超大型團組訪華﹐在啟程前會見楊潔篪外交部長時如此表述﹕“日中兩國將在21世紀迎來人類歷史上的伙伴關系時代﹐將繼續先人（指其政治導師田中角榮等）們的政治功績。”在日本“經營之圣”稻盛和夫的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對美式資本主義﹑美國霸權主義的抨擊﹐對日本明治以來軍國主義和目前在援助名義下干涉的反思﹐以及對中日韓東亞友好合作的倡導。[6]

作為永恒的鄰居﹐作為一個偉大文化傳統的共同擁有者﹐我們期望與日本在正確認識歷史﹑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不斷深化友好關系。無論歷史回憶如何令我們痛苦﹐我們也必須牢記﹐目前日本還不是一個擁有完全主權的國家﹐有能力毀滅我國的不是日本﹐而是另有他國﹔而一個國家需要防備的不是歷史上侵犯過自己的國家﹐而是有能力也有動機侵害自己的國家。我們不可忘記歷史﹐我們更要面向未來﹔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的相對提升足以讓我們更加自信地超越魘夢﹐走向未來。
　
------------------------------------

[1] 安格斯‧麥迪遜﹕《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9~110頁。

[2] 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 — 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4頁。

[3] 安格斯‧麥迪遜﹕《世界經濟千年史》第30頁。

[4] 這三本書作者來華時間為公元1549~1575年間（明嘉靖二十八年至萬歷三年）﹐職業分別為貴族高官出身的走私商（伯來拉）和高級修士﹐在其國內均非窮困潦倒﹑孤陋寡聞之輩。三本書后由英國人C.R.博克舍編成合集《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文本1990年中華書局出版。

[5] 凱瑟琳‧考菲爾德﹕《世界銀行的幻想大師》﹐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213頁。

[6] 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類的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