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人口資源環境構成的可持續發展，作了大跨度的回顧，考察了其現實和制約狀況。認為在中國未來人口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上，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始終把穩定低生育水平和控制人口數量放在首要位置，同時注重人口結構的調整和人口素質的提高；走人口與資源協調發展的道路，建立促進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的宏觀管理體制，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節約與開發并舉，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走人口與環境協調發展的道路，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強環保制度建設和市場調節，提高公眾環保意識，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

　　伴隨經濟全球化的步伐，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因其最直接地關涉到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根本道路和現實選擇，業已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任何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由人口資源環境所構筑的基本國情，都必然地和主要地包蘊著對人口資源環境的戰略部署和精密籌劃。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基本的、主要的和關鍵性的要素，人口資源環境記錄著一個國家或地區可持續發展的腳印，制約著其發展的前路，昭示著其發展的態勢。

　　可持續發展觀發軔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1972年聯合國斯德哥爾摩的《人類環境宣言》，1981年萊斯特·R·布朗的《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1987年布侖特蘭德的《我們共同的未來》，1992年里約熱內盧“地球首腦會議”的《21世紀議程》，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個里程碑。如果不是持守偏見，現今的人們會驚詫地發現，在“人口和資源總量大國、人均資源小國”這一基本國情的大背景下，中國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接受，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制定，對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所作的努力，都盡其可能地趕上了世界的步伐，并已逐漸步入了世界的前列。

　　一、中國可持續發展中的人口、資源、環境發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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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的人口發展狀況出現了多次起伏變化，最終實現了低生育水平總體保持穩定的重大突破，步入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軌道。依據《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年鑒》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 等記錄，我們把這一發展過程圖示如下：（略）

　　1．20世紀50～60年代屬于快速增長階段。這一階段中國人口由1950年的5.52億，增長到1970年的8.3億，總和生育率（TFR）年均逾5.89，每10年增加1.4億人。其間經歷了鼓勵人口增長、號召節制生育、人口控制政策首次受挫、人口控制政策再起等時期。該階段中國占世界人口比重為22.07﹪。

　　2．70年代屬于慣性增長階段。由8.3億增長到1980年的9.87億。由于國家推行“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并在城鄉普遍提供免費的計劃生育服務，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970年的25.95﹪下降到1980年的11.87﹪，總和生育率年均降至4.09，創造了中外人口控制史上的奇跡。但由于巨大的人口出生慣性，導致10年增長了1.6億。該階段中國占世界人口比重為22.48﹪，屬歷史最高。

　　3．80-90年代屬于緩慢增長階段。由9.87億增長到2000年的12.67億，每10年增加1.4億。此階段中國實行約束性計劃生育政策，總和生育率年均降至2.18，1993年更是實現2.1的更替水平以下，并至今一直維持這一水平之下，處于“低生育”階段。該階段中國占世界人口比重降至21.35﹪。

　　4．2001年以來屬于較低生育增長階段。由12.67億增長到2007年的13.21億，8年增加0.54億人，總和生育率降至1.72，占世界人口比重20.09﹪，為歷史最低。該階段人口和計生工作從以前的“暴風驟雨”、“和風細雨”，實現了到“春風化雨”的轉變，計劃生育率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九五”和“十五”控制目標順利實現，故又叫“優質服務和獎勵扶助計劃生育”階段、“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階段，中國控制人口工作持續發展。

　　60年來中國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發展史，是一部曲折、悲壯、輝煌的歷史”，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降至1993年2.1的更替水平，1998年以后持續穩定在1.8左右，完成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迅速而重大的轉變，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被成功遏止住，因政策因素使全國累計少生4億多人，這使中國13億人口日和世界60億人口日均晚到來4年，較大地改變了中國和世界人口發展的軌跡。但不能諱言，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政策在成功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同時，廣大干部和群眾為實行基本國策也作出了一定的奉獻和犧牲。成就舉世矚目，代價難以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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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改革前30年，資源無償使用和資源保護工作起步階段。

　　20世紀50～60年代，是資源無償使用時期。這一階段，公有制為基礎確立起的自然資源全民所有的形式，計劃經濟體制的管理方式，決定了國家可以無償占有和使用各種資源，可以無償撥付給企業和組織，因而生產中沒有資源成本意識，存在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浪費現象。盡管在資源保護方面也制定和頒布了一些法律法規，如1950的《礦業資源保護條例》，1953年的《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辦法》，1957年的《水土保持暫行綱要》，1960年有關保持水土綠化荒山的《農業發展綱要》，1963年的《森林保護條例》等，但總體上人們強調“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力量”，“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勝利之中”，談不上對自然的敬畏，缺乏對資源的有價性、有限性、系統性以及人類活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等認知，資源保護意識淡漠。

　　70年代初，媒體開始關注“公害”問題。1972至1974年，大連灣、松花江、北京等相繼發生嚴重的水污染事件，促使政府開始關注資源保護問題。該階段頒布了針對自然資源利用和保護的政策法規，如1972年的育林基金管理辦法，1973年的節約用地指示和森林采伐更新規程，1975年的水源保護工作意見和珍貴動物資源保護通知等，在實踐中發揮了促進作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資源保護利用工作開始加快。

　　2．70年代末～21世紀初，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的資源保護和管理體系階段。1978、1982年兩部憲法和1979年中國首部環境保護法的頒布實施，使中國資源管理邁出市場化和法制化的步伐。之后，中國政府制定了關于海洋、文物、森林、草原、土地、礦產、漁業、野生動物、礦產資源、水土等管理和保護法規，《刑法》中還專節設立“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等條款，進行了由資源絕對公有、無償授予到有償轉讓的資源產權改革，管理體制上由計劃逐步向市場轉變。如1980年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首次提出開征資源稅，1984年發布《資源稅條例》正式建立資源稅，1986年《礦產資源法》確立“稅費并存”的資源開發制度，促進了資源管理體制以市場化和法制化為取向的改革和進步。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UNCED)的召開和1994《中國21世紀人口、資源與發展白皮書》的發布，促使可持續發展思想成為指導中國資源管理的核心思想。1996年修正的《礦產資源法》，確認了“有償取得”和“依法轉讓”制度，標志資源產權進入“可交易”階段。世紀之交中央連續召開了五次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其間，制定或修訂了有關土地、海域使用、草原、水資源、農業、公路、種子等管理法規，進一步明確了資源的占有、使用、開發利用方式，并確立了完全有償開發的第二代資源稅制，資源管理進一步市場化，資源管理法律法規漸趨完善。3．2004年至今，形成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資源保護和管理體系階段。2004年3月，胡錦濤等中央領導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座談會上指出，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提出了必須強化中國人口多、人均資源少的國情意識，強化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三統一的效益意識，強化節約資源、保護生態和資源循環利用的可持續發展意識，指出要進一步增強做好人口資源環境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特別是在2005年的座談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強調要使經濟增長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質、高效利用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注重質量效益的基礎上。為此，中國政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節約和保護資源也上升為基本國策。這一階段，科學發展觀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的思想深入人心，新的稅費改革突飛猛進，資源保護和管理日漸實現科學化。

 （三）環境

　　1．改革前30年，建設帶來環境破壞和環境保護工作起步階段。

　　20世紀50～60年代，大建設帶來一定的環境破壞。舊中國飽受列強蠶食戰痕累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大地到處是被推崇的“濃煙滾滾”、“移山填?！钡冉ㄔO場面。在初步建立起工業體系的同時，我國也出現了工業三廢的任意排放，經濟建設取得成績的同時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環境問題開始凸現出來。

　　70年代初，環境保護工作逐步邁開步伐。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國政府受日本和國內“公害”的影響，開始關注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面臨的環境問題。1972年中國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并提出了保護環境的32字方針（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1973年中國召開了第一次環保方面的會議，并開始在各省、區建立三廢治理辦公室，并在1974年5月成立了國家一級的環境保護機構——國務院環境領導小組，通過制定政策、行政法規和標準等控制環境污染。1975年，中國提出環境污染問題“五年控制、十年基本解決”的目標。這一階段從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各級環保機構的設立上看，中國環境保護工作邁開了堅定的步伐。

　　2．70年代末～21世紀初，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管理體系階段。1978年底，中央批準國務院環保小組的《環保工作匯報要點》，指出“絕不能走先建設，后治理的彎路”，這是第一次以黨中央的名義對環保工作作出的指示。1979年9月第一部環境保護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的頒布，標志環境保護工作開始步入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法制化軌道。1981～1985年的“六五”計劃，第一次納入了環境保護的內容。1982年修改后的《憲法》第26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83年底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保會議，成為中國環境保護的轉折點，會議把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制定了世紀末的環保戰略目標。1986年國家“七五”計劃把環保五年計劃第一次單獨成章。1989年第三次全國環保會議提出要“努力開拓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道路”。至1989年12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國已逐步制定了“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誰污染，誰治理”，“強化環境管理”三項政策和“環境影響評價”等八項制度，并在環保機構設置和環境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績。

　　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之后，中國公布《中國環境保護與發展十大對策》，明確提出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1994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21世紀議程高級國際圓桌會議”上，外方代表贊揚《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資源與發展白皮書》是1992年世界環發大會后第一部國家級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值得別國效仿。1995年，《中國環境保護21世紀議程》發布。1996年第四次全國環保會議在進一步強調保護環境基本國策的基礎上，確立了跨世紀綠色工程計劃。1999年3月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為貫徹環境可持續發展戰略作出部署，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的環保工作方向。2003年初第五次全國環保會議要求把環境保護工作擺到同發展生產力同樣重要的位置，走市場化和產業化的路子。在2003年3月的座談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在推進發展中要充分考慮資源環境承受力，積極發展循環經濟。至此中國政府共頒布了800余項國家環保標準，全國各級環保行政主管部門3200多個，從事環境行政管理、監測、科研、宣教等工作人員16.7萬；各級環境檢察執法機構3800多個，總人數5萬多人；并已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門類基本齊全的環保產業體系，從業人員159.5萬人，行業年收入達4572.1億元。

　　3．2004年至今，建立科學發展觀指導的環境保護管理體系階段。2005年12月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指出，加強環境保護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稕Q定》把環境保護擺到了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邁開了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環保工作的第一步。2006年4月的第六次環保大會是中國環保事業發展進程中的又一次盛會，政府首腦在大會講話一開始就明確提出“必須把保護環境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做好新形勢下環保工作的“三個轉變”，標志中國環境與發展的關系正在發生戰略性、方向性、歷史性的轉變。2007年11月《國家環境保護綱要》公布。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這一階段中國的環境保護理念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廣泛的環保“統一戰線”逐漸形成，邁出了歷史性轉變的堅實步伐，環保事業煥發出空前的生機與活力。

　　二、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現狀及對可持續發展的制約

　　美國經濟學家赫爾曼?E．戴利認為，若超越生態有限性所限定的經濟絕對規模的限制，就如同超越航船的裝載線，必將使人們的經濟之船在生物圈中沉沒。他指出“總量有限性”應該成為人類認識人口資源環境關系的最高原則和第一性命題。當以“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視角來討論三者行為關系時，我們看到，由于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面對著異乎尋常的可持續發展制約問題。一方面是人口資源環境的“總量有限性”問題；另一方面還在于：在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的過程中，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的宏闊空間可能使我們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可持續發展之路，但轉軌極易產生的難以規避的系統殘缺、政策體制空白和視閾盲區，也可能使我們的政策和舉措面臨“打折”之虞。深刻理解這兩個方面，要求我們在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現狀及對可持續發展的制約程度上，必須作出客觀、理性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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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口總量壓力。截至2007年末，中國總人口為13.21萬人。盡管自然增長率已處于低位，但是在未來的近40年內還將有3億的增幅。僅據學界中位方案預測，2045年將達峰值規模15.34億人。人口壓力有增無減。這種壓力，“制約著當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甚至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取向都無不滲透了它的影響。以至離開了人口問題我們就不可能全面認識和理解中國的國情和現狀?！眹胰丝谟嬌魅螐埦S慶強調指出，計劃生育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沒有改變，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要事”的地位沒有改變，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難事”的性質沒有改變。這三個“沒有改變”，首先就是對中國人口數量因素的客觀判斷。

　　2．就業壓力。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基本途徑。尤其在中國，搞好就業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基礎性工程。然而中國前所未有和持續增大的就業壓力，隨著人口數量的增長愈加嚴峻。按現行標準，以女16～54歲和男16～59歲為勞動年齡人口進行預測，2010～2030年將持續在9億左右，比重約為64﹪，本世紀前50年勞動年齡人口增幅將持續快于總人口增幅，每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1100多萬。僅就農村來看，本世紀頭30年隨著非農化速度的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約保持在2億。盡管持“"人口發展"并非僅指"人口增長"”、“知識和技術可以拓展一國的人口承載能力”等觀點的學者看問題的視角是較“全面的”（而筆者認為卻是左顧右盼且輕重倒置的，是脫離國情的。并非“既瞻前又顧后”），盡管目前人口年齡結構處于人口紅利階段，但長期大量過剩的勞動力人口，反成在產業結構現代化過程中急需解決而又難以解決的巨大難題。目前就業問題還因大量下崗待業人員和潛在失業人口而更趨復雜，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沉重負擔。解決就業吃飯問題，早已并將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首要課題。3．對資源環境的沖擊。一說到中國的人口，對資源環境的沖擊是繞不過去話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勞動首先是“人類的自身的活動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彼U述了“物質變換（代謝）”的理論，提出人類對生態的破壞造成大自然物質代謝出現“裂縫”的嚴重后果?！拔镔|變換”理論被學界稱之為“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先聲”，促使人們對經濟系統中人口資源環境這三個最基本的內生變量的密切相關度認識日益深刻。以此觀之，中國人口變量膨脹對資源環境的沖擊，可見一斑。歷史也已反復昭告，規模龐大且增長過快的人口數量是造成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直接的和主要的誘因。目前乃至未來的中國，顯然還遠不能只把環境保護當作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同義語。人口尤其規模數量問題，更是其中之義。

　?。ǘ┵Y源方面

　　中國素以“地大物博”著稱。但用“13億”或“15甚至16億”這個分母去除，以下人均資源的貧乏，就無法否認了。

　　土地資源。中國土地資源具有絕對量大而人均占有少、類型復雜多樣而耕地比重（僅占10﹪，不足世界人均的1/3）較少、利用情況復雜且生產力地區差異明顯、地區分布不均使保護開發問題突出等特點。作為人類生存發展最為重要的綜合資源，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強度直接影響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其利用的可持續性直接影響著經濟社會的可持續性。如何合理利用土地這種稀缺資源，以滿足生產性、安全性、保護性、可行性、社會可承受性，將是中國長期面對的問題。

　　淡水資源。中國人均徑流量2200平方米，是世界人均的24.7﹪；水資源南多北少的狀況與耕地的南少北多，使水土資源配合欠佳的狀況依然突出。中國早已被聯合國確定為13個嚴重缺水的國家之一。

　　礦產和能源。其根本特性之一就是可耗竭性，因而對可持續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制約性質。中國礦產資源總量約占世界的12％，屬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的58％，且大宗支柱性礦產保有儲量較低。中國石油可采儲量僅占世界總量的2.4％，人均不足世界平均的10％，1993年已成為石油凈進口國，每年需大量外匯進口5千萬噸至l億噸。中國鐵礦石世界最多，但也僅占世界人均半數，且貧礦和難選礦多達98％。據統計，2005～2007年中國人均能源消費量大于生產量分別為144、192、228kgce，可見缺口之大。

　　生物資源。中國森林面積僅占世界的4﹪，人均占有林地面積和林木總蓄積量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2.6％和14.2％；草地面積居世界第2但僅為世界人均的1/2，且生產能力極低，平均每公頃草場生產牛羊肉1.5公斤、牛羊奶3.75公斤，而荷蘭分別為300和7500公斤，差距天壤。中國物種資源豐富但近年統計顯示，占總數7.7％的398種脊椎動物瀕危，占3.4％的1009種高等植物瀕危，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威脅。

　　海洋資源。中國人均領海面積僅0.0027平方公里，為世界人均的1/10，在世界137個沿海國家中排名第122位，且正面臨兩大威脅：一是外國侵占。目前已有8O萬平方公里海域被海洋鄰國侵占，他們在南海上的油井采量是中國海上石油采量的40倍；二是污染日益嚴重。中國豐富的海洋資源開發率極低，更有待保護。

　　結合人口因素看，資源對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制約體現在，一是人口數量的增加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使人均資源的消耗表現出很強的人口“分母加權效應”，導致目前人均主要資源不足世界水平的1/3～1/2的狀況更趨嚴峻，資源安全問題日益突出；二是總體看中國目前各類資源在經濟技術所能及的范圍內都得到了高位開發利用，然而由于總量上的絕對短缺和結構性相對短缺，資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保證程度也將日趨降低。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國人均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分別為1.47、1.05公頃，需求已超過資源的供給，人均生態赤字達0.42公頃（而世界人均資源生態承載力尚有0.33公頃盈余），說明中國目前的資源利用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這種對自然資源長期“赤字”式的耗費將導致中國本已“捉襟見肘”的自然資源更趨危機。

　?。ㄈ┉h境方面

　　中國的生態環境承載著空前龐大的人口壓力，加上歷史欠賬、人為破壞等因素，當前環境污染仍相當嚴重，生態惡化的危險并未消除。竭澤而魚還是持續發展，即將邁向14、15億人口的中國面臨歷史性抉擇。

　　水環境狀況：2006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536.8億噸，其中城鎮生活污水296.6億噸，比上年增加5.4﹪。目前污染物排放量超過水環境容量，日益加重的面源氮、鱗污染加速著水環境的惡化；區域生態破壞，水源涵養功能降低（如日前三江源的冷沙漠化報道），更使水體環境惡化雪上加霜。許多河流面目全非，成了黑水河、臭水河，如淮河191條支流有80％呈黑綠色，一半以上河段喪失使用價值；許多湖泊消失，水源減少?！扒Ш　钡暮笔?，建國初有湖泊1066個，目前數量和水面面積均縮小3/4，而干涸后的生態影響尚難估量。

　　大氣環境狀況：整體污染較為嚴重。2006年，全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2588.8萬噸，比上年增加1.5﹪。中國能源以煤為主，燃燒時少有脫硫除塵裝置，造成大氣污染，污染形成的酸雨區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的30﹪，是世界三大酸雨區之一。全國600多座城市，大氣質量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不足1﹪。

　　土壤環境狀況：一是水土流失嚴重，目前已逾356萬平方公里。雖然每年都加大治理力度，但中國每年卻新增流失面積100萬公頃，土壤流失高達50多億噸。如黃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為世界第一。長江每立方米含沙量也達l公斤以上，為世界第四。二是土地荒漠化和沙化嚴重。截止2004年，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為263.6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27.46%；全國沙化土地面積為173.97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18.12%。中國每年因荒漠化而直接損失540億元。其他如鹽堿漬化問題仍普遍存在，土壤污染日趨嚴重，這都給有限的土地資源和日益低下的土地生產能力造成巨大威脅。

　　結合人口因素看，環境在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壓力更大。由于人口規模持續龐大，生產力不發達，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遠未完成，粗放型增長方式一時難以改變，加之公眾環境意識不強，環境執法“猶抱枇杷”，中國在長期經濟高速增長之下已經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全國每年因環境失衡、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數千億元。可持續發展肇始于環境問題，創造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環境又是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歸宿。而未來日益增長的人口數量及其不斷升級的對資源環境消費的“加權效應”，還將不可避免地對環境帶來持續的和巨大的壓力，使先天脆弱的生態環境“勉為其難”，直接制約著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研究顯示，今后20年中國生態環境的發展走勢是：根本遏制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的難度更大（這將是困擾中國生態環境的最主要問題之一）；森林植被結構簡單、功能退化的狀況短期內難以改變；江河斷流與地下水超采將愈演愈烈；土壤污染的潛在危害將逐步凸顯；赤潮發生頻率和強度繼續加大。

　　三、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路徑選擇和展望

　　十六大報告指出：“必須把可持續發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堅持計劃生育、保護環境和保護資源的基本國策?！笔叽髨蟾鎻娬{要“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使“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比丝谫Y源環境是可持續發展三個最基本的方面，可持續發展其本質要求即協調好人口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關系。無疑，三大國策的實施，構成了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道路

　　“人口是總體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苯y籌解決人口問題是中國在可持續發展道路上所首先要做，且必須堅持不懈地、毫不動搖地做好的工作，是中國語境下未來可持續發展最主要、最科學、最合理的路徑。

　　1．控制人口數量，穩定低生育水平，是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首要任務。究竟怎樣看待中國人口問題？換言之，究竟怎樣看待中國人口政策戰略選擇上的不同意見？是中國人口的數量、或結構失衡（如老齡化和性別偏差）、或“堪憂的人口素質”？甚或以上的綜合構成了對可持續發展首要的和嚴重的制約？

　　當中國社會主義的建立還處于初級階段時，主觀上人們因建設新生活的熱情而篤信“人多力量大”，客觀上經濟落后底子薄，人口眾多增長快。中國的人口性質正處于馬克思所揭示的“人口壓迫生產力”的類型。這是人口與生產力不平衡發展的結果，工作失誤也難辭其咎。“量大質低”的中國人口，“量大阻礙生產力發展，質低難以發展生產力?！睙o視我國“人口壓迫生產力”的事實，否認在人口問題上個人與社會、局部與全局的矛盾，機械拿來西方一些人口學家（如科赫）通過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而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理論，主張“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認為我國應先發展經濟后控制人口，而不是計劃控制人口以使其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這是反映“人的依賴關系”社會形態下的不合時宜的價值觀。坐等經濟高速發展后再降低生育率，無異于望梅止渴。其結果是：龐大的人口會以更加驚人的速度增長，這將大大延緩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進程，還遑論經濟的快速發展？其他認為中國人口結構失衡問題已取代人口數量而上升到中國人口問題的首要方面的說法（如將老齡化放置于人口數量問題之上、認為老齡化將會是壓跨21世紀中國社會新的人口“包袱”），認為中國控制人口規模就是以“自殘”方式斷送中華民族子孫而騰出空間讓位于還將繼續增長的世界人口等說法，盡管其“未敢忘憂”之情令人感佩，而思維方式上的錯誤卻是明顯的。

　　首先，其認識上的根源，在于“淡忘”了中國的“最大的實際”——初級階段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對中國人口仍在繼續增長、生育率仍存在反彈（甚至一“放”即發）的可能性（希望生兩個及以上孩子的婦女比例達70.7﹪）視而不見，而對中國控制人口的負面影響卻夸大其辭。鄧小平反復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口太多”，“人多是中國最大的難題?！敝赋鲋袊囊磺新闊┚驮谟谌丝谔唷Ｖ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認為，雖然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階段，但“人口過多仍是我國首要的問題”，人口數量問題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仍將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首要制約因素。因此，堅持控制人口數量始終在中國可持續發展進程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所謂一些“新的人口危機”問題?！皬奈覈鴩楹蛧H經驗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低生育水平不會成為一個新的人口危機?！蔽覀冋J為，生育率的下降與老齡化和性別比偏高可能接踵而來，但卻非完全相關或什么全因全果的關系。放寬生育率是否就能夠長期阻止“銀發浪潮”的到來和出生性別比的偏差？放寬生育政策當然可以年輕化，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樣中國的問題將會更多，更尖銳，更難解決。如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資源、人均國力肯定比現在少得多，而失業、城鎮化、資源環境等問題會比現在嚴峻得多。老齡化未必就是天大的壞事，未富先老并非多么可怕，與其推后，不若早來。所謂“新的人口危機”，只能靠綜合治理和統籌解決。如解決所謂老齡化問題，絕不能像有些人所主張的“立即全面恢復二胎政策”，而應實行一種有差別的社會保障，如對于不生育的家庭實行高保，生一個女孩的實行中保，生一個男孩的實行低保，違紀生二胎的不保，可考慮變處罰為獎勵。在人們享受“人口紅利”的今天，把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所節省的錢物用來老齡化等問題的解決，肯定更為合算。倘使之1‰的放寬，十幾乃至幾十年的疊加就會多有上億人的增幅，“經濟的增長就被人口的增長抵消了?！?BR>
　　再者，還要注意現象與本質之別。如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長的速度，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但這并不能由此認為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并沒有成為經濟的增長制約因素，更不意味著我國可持續發展之路就一馬平川了。從我們對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回顧和現狀考量來看，“突出的”問題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而這種“過大”，根源還在于龐大的人口數量，在于使資源環境不堪重負的人口規模。筆者和一些相關機構的聯合調查表明，與現在基本實現“一胎化”政策（總和生育率1.2）相比，若在全國普遍允許雙方獨生子女夫婦可以生二胎，那么中國的人口總量達到峰值時的規模分別為13.93和15.50億，兩者相差1.57億人；而達到人口零增長的時間，“一胎化”為2024年，放開“二胎”為2045年，相差21年。上海、北京等之所以達到所謂老齡化標準，一個主要原因是沒有計算總是有好幾百萬外來務工人員。另外，放開二胎，會加大同外國的“資源戰”、“貿易戰”和“移民戰”等摩擦，不利于世界和諧和平發展。由此看來，任何形式的放開“二胎”都是不可取的。而若參照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與人口比例，中國在整個21世紀都難以出現勞動力總量上的供不應求?？梢姡瑘猿謬栏竦囊惶フ?，控制人口這一占有資源的主要形式的總量規模，對于減輕現實的和未來的中國自然資源和環境方面的壓力，意義重大。否則，“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誤以及外部環境的不利影響，都可能導致生育率的回升?！比魏蝿訐u、懈怠、折騰，都可能使我們重蹈覆轍。2．在不沖擊低生育水平和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還要注重人口結構的調整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其基本思路是：全面理解三個“沒有改變”，努力保持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以使人口總量適應可持續發展在中國國情下所要求的合理規模，并“加強對低生育水平的實時監測和前瞻性研究”，并及時調整和完善相關公共政策，如通過諸如加大保障力度和范圍、取消戶籍限制、加快城鎮化、人口遷移流動等政策導向，解決老齡化、區域人口負增長、撫養負擔差異等結構性問題；通過加大國民教育和計劃生育獎勵力度，解決就業乃至性別結構性失衡等問題，加快提高人口綜合素質。

　　(二)堅定不移地走人口與資源協調發展的道路

　　經濟在未來持續的快速增長和人口的持續高位，對中國的資源尤其是戰略性資源的需求也呈快速增長勢頭，如原煤、原油、燃料油等。我國諸多重要的戰略性資源，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其供求差額將持續拉大，資源能源保證率不斷降低，總量和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制約。破解中國人口與資源協調發展的難題，必然要求我們在絲毫不放松人口數量控制的前提下，做到以下幾點：

　　1．建立與人口發展相協調的促進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的宏觀管理體制?；仡欀袊沙掷m發展對資源的利用開發可見，我們并非缺少宏觀管理的理念，而管理體制亟待創新和完善。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對資源利用的宏觀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資源開發利用的總體規劃勢在必行?？傮w規劃是政府對資源開發利用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和有效途徑，是確保資源與人口規模相協調的可持續開發利用的基礎性工作。加強和規范資源開發利用的規劃和管理，盡快完善各項配套政策和管理機制，是實施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的保障。

　　2．切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如前所述，經濟長期的快速增長導致資源的“代價過大”，即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資源的高消耗甚至“掠奪”式開發之上的。2007年中國平均每萬元GDP能源消費量中，消費總量為1.16tec/104yuan，這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值。我們所熟知的數據是，中國資源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10，日本的1/20，德國的1/6?？梢娭袊鳪DP因高消耗高污染而“縮水”。照此模式發展，2020年人均翻兩番的目標將難以達到。促進增長方式由主要依靠“拼資源”向主要依靠“提效率”的轉變，勢在必行。為此，依靠科技進步對提高資源生產率的重大問題進行攻關，就成為中國在資源可持續發展道路上的必然選擇。

　　3．走節約與開發并舉的資源可持續發展道路，倡導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中國本來人均資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但在中國卻也看到一些“怪”現象，如作為一個產業的資源回收和循環利用部門發育遲緩，發展嚴重滯后，且公眾節約資源的意識普遍不高。中國廢鋼鐵的回收利用率是45﹪，廢銅是30﹪，廢橡膠是40﹪，而在發達國家均逾90﹪。因此，倡導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是實現中國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通過科技攻關開發新的資源能源（如加速開發和利用我國豐富的海洋資源等），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再生資源產業等，均為中國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堅定不移地走人口與環境協調發展的道路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處于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矛盾十分突出的時期，環境形勢依然嚴峻，環境壓力將是長期存在的。保護好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實現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是實現人口與環境協調發展以達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前提條件。

　　1．切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國政府以“發展”取代“增長”的理念，正是“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理性反映。傳統的外延式擴大再生產以固定資產投資增量為主要手段，給中國脆弱的自然生態環境留下了千瘡白孔式的“遺產”。以內涵式擴大再生產為主要的增長方式，要求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兩個方面下工夫。一般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的產值約在40﹪左右，一般發達國家60～70﹪，日本、美國、歐洲一些發達國家80～90﹪，而中國距40﹪還有一些時日。根據國際上產業結構轉換的一般規律，中國要達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就必須盡快從重化工業階段向高度開放的信息化和知識經濟階段過渡，從資源能源密集型向依靠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社會資本等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轉變，這樣就要求大力提高第一和第三次產業的技術構成和勞動生產率，加快城鎮化進程?！疤岣咝б妗币髷P棄“資源—生產—污染排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提倡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產出的“資源—生產—資源再生”式的經濟增長方式，使生產和消費做到“資源最小化，廢物資源化，排放無害化”。

　　2．繼續加強制度建設和市場調節的力度。回顧中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出，盡管在環境保護上一直注意制度建設，市場調節的力度和范圍也在不斷增大，但有法不依、違法難究的現象還是時有發生。傳統的經濟利益導向，生產成本的“內部性”利益與生態環境的公共性和公共資源的“外部性”利益形成脫鉤局面，加上偏離可持續發展的極端掠奪，以及經濟過程中各種社會和政治力量的不合理運作（如地方保護主義和一些領導干部落后的政績觀）等等，諸多因素都是造成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制度性原因。因此必須做到通過立法、制定政策、精細規劃，并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對生態環境行為從宏觀上進行調控和監督管理，并徹底扭轉環境違法成本過低的局面。

　　3．提高公眾環保意識，倡導和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應該指出，中國環境形勢的嚴峻程度將不可避免地隨著人口總量的增長而加深。在人口增長短時期難以抑制的情況下，如何使人口增長而生態環境質量又不至下降，甚至還會有所提高？這時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自覺，包括生態平衡意識和人口、資源、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現代環境意識，就成為我們的必然選擇。樹立集科學發展意識、適度人口意識、人均資源意識、環境承載意識、綠色消費意識等為一體的科學的可持續發展意識，并非是短時期內所能及的。然而，中國的人口與生態環境現實又顯得如此的緊迫。環境保護作為社會性很強的事業，須要廣大公眾科學合理的社會消費行為和經濟責任上的敢于擔當。十七大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使命，不能僅靠政府的努力，根本的還是要靠中國廣大公眾的積極參與。

　?。ǔ潭鞲幌祵W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教授；王新建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教授。）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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