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7月21日　鳳凰網

力拓間諜案讓中國經濟安全問題再次成為矚目焦點。鳳凰網《大政經》原創專題，主持人劉海林邀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及紐約最高法院外國法法律顧問關安平探討中國經濟安全面臨的挑戰，以下是原文實錄：

從右至左依次為特邀主持人劉海林、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紐約最高法院外國法法律顧問關安平先生

現狀：五大層面令中國經濟安全被層層入侵

國家的經濟安全如何被層層入侵？一般情況下分為五個層面的影響，對國家市場占有；對國家資源占有；對國家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的影響；對國家財富再分配的影響；最深層次的影響，則是對國家經濟決策權的影響，力拓案被社會各界所關注，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企業之間的競爭問題，而且因為涉及到我們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

劉海林：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是我們《大政經》系列節目之二，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話題是“中國和平崛起面臨的挑戰：經濟安全”。今天我們請了兩位嘉賓來參加這個題目的探討。第一位嘉賓是江涌先生。

江涌：各位網友，大家好。我們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研究員江涌，我個人的研究領域就是經濟安全。

關安平：各位網友你們好，我在外貿領域工作多年，現在是紐約州最高法院的外國法律顧問，所以今天能夠跟網友聊這個題目，我很高興，謝謝。

劉海林：關于力拓案，現在媒體報道地非常多，但大多數媒體報道在提到經濟安全問題和經濟間諜問題時，都把這兩個概念等同的。所以在這里我們要首先重新界定經濟安全問題的定義，以及它和經濟間諜案件之間的關系。

關安平：如果說經濟安全是一個森林，那么經濟間諜可能是一個小草。

江涌：我認為這個類比很準確。國家經濟安全和國家利益不是虛的，它由個人和企業，和一個個相關的主體構成。它們利益的維護和有效的保護，從整體上來說，就是在維護國家的安全。

劉海林：所以我們應該這么說，經濟間諜是經濟安全問題的一方面。

江涌：對，我前面談過的國家安全有三個層次，一個是國家主權，經濟主權的層次，就是政府的決策是不是能夠獨立，立法是不是能夠獨立，這是最高層次，宏觀層次。第二個是產業層次，就是各個產業它的安全是否能夠得到有效保障，各個行業是否能夠穩健的運行，持續的發展；第三是企業的競爭力是否能夠得到持續，能夠得到提高。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是不同層次方面的問題，此次的力拓間諜案至少在兩個層次上威脅到了中國的經濟安全。一，它傷害了中國相關企業的競爭力，它這種做法是不公平、不道德的，同時也是違法的；二，對我們整個行業產生了影響。我還了解到，相關人員還試圖獲取更高的機密，所以說力拓案它不是簡簡單單的商業間諜案，它直接威脅到了中國的經濟安全，威脅到了中國的國家安全。

劉海林：經濟安全是一個戰略方面的問題，它涉及到五大主要方面：第一、對一個國家的市場占有；二、對一個國家的資源占有；三、對國家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的影響；四、對國家財富再分配的影響；五、也是最深層次的影響，就是對國家經濟決策權的影響，力拓案被社會各界所關注，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企業之間的競爭問題，而且因為涉及到我們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目前已進入經濟間諜高發期

目前中國已進入經濟間諜高發期，國際間競爭常常采取非常手段，中國如何應對？

江涌：對中國來說，這段時期，還有未來一段時期應當經濟間諜高發期，為什么？因為我個人認為，中國現在在經濟技術方面，中國跟西方國家的差距在迅速縮小，而且在電信、網絡等相關技術方面，還有農業技術方面我們可以說個別領域是領先的。我們的的競爭對手肯定要追趕，那就要采取一些非同尋常的手段。

另一方面，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市場，作為國際市場的一部分，現在競爭越來越激烈，商家特別是一些500強的企業，在爭奪市場上面非常激烈，激烈的爭奪當然就肯定伴隨著商品競爭后面巨大的信息流的競爭，這個信息流的競爭，中間就有相應的諜戰。這是中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結果。

德情報部門研究：國家安全開支中超50％投入經濟

德國最高情報部門的研究報告表明，世界的幾個主要國家，其國家安全開支中用于維護經濟安全的開支比例就超過了一半，由此凸顯出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當中的重要地位。

劉海林：經濟間諜本身有兩個層面：戰術層面和戰略層面。企業之間的一種競爭屬于戰術層面，它的主要目的是獲得競爭對手的重要信息，戰勝你的競爭對手；還有一個戰略層面，戰略層面的經濟間諜，可能說涉及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的安全問題。

江涌：有一本書叫《經濟殺手的自白》，里面談的就是談到國家對國家的諜戰、戰略。

劉海林：我想從力拓案來說，所涉及的就不是戰略方面的問題了，戰略方面的問題就是我們所說的經濟安全。經濟安全涉及到其他國家從對一個國家的市場占有，資源占有，經濟結構，經濟發展以及財富再分配，最高就是國家經濟決策權的影響，就是經濟安全問題，力拓案被社會各界所關注，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企業之間的競爭問題，而且因為涉及到我們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我想請教一下兩位嘉賓，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有什么關系，在國家安全中占據什么地位？

江涌：國家安全我們理解的就是軍事、國防、政治、外交，這是我們理解的傳統安全概念。但是目前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安全的意義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有極大的豐富。特別是隨著各國的經濟的交往越來越密切，經濟領域對國家安全影響就越來越大，現在國家安全更廣泛的包括了非傳統安全概念中的一些內容，當中就包括經濟安全。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當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甚至有人說是核心地位，我最新拿到一個數據，來自德國的最高情報部門，這個數據表明當前的幾個主要國家當中，安全開支中用于防范經濟安全的比例就超過了一半，由此凸顯出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當中的重要地位。

影響：經濟安全失守將令三十年財富積累人間蒸發

如果中國經濟安全失守，最終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專家認為，印度尼西亞是活生生的案例－－即將步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前夜，辛苦積累幾十年財富人間蒸發。經濟安全失守以貨幣危機開始，繼而發展成為整個金融危機，再從經濟危機，到社會危機，到政治危機，政權更迭，蘇哈托從民族英雄變為階下囚；最后到國家危機，國家分裂了嘛，教訓非常深刻。

劉海林：如果經濟安全涉及的問題這么廣泛、深入，經濟安全問題如果我們再沒有足夠的重視，任其發展下去的話，對我們這個國家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影響？

江涌：從力拓這個案子看，僅從表面看，商業間諜案讓咱們多花了7000多億。這7000多億我們能干多少事情？所以我們說經濟安全直接關系到財富的分配，財富增長不是目的。小平同志講是“三個有利于”，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有利于我們競爭力的增強，這才是關鍵。我覺得如果對經濟安全漠視，不夠重視的話，那么給中國不僅是經濟的增長，民生的改善，社會的發展，乃至于國家的崛起，都會產生一些深遠的影響。現在我們從近些年來發生的這些案子能夠清醒地看到這一點。

關安平：我的看法，比如現在在這次的經濟危機當中，我們的人民幣都要國際化，那損失就更大了，流動性這么快，如果信息先出去，那就像把錢都白送給人家一樣。實物貿易它有一定的交貨程序，付款程序。如果人民幣這樣國際化下去，沒有經濟上一定的經濟安全保障，就等于全把錢送出去就花了，所以就更為嚴重。

另外就是二元制經濟的改革，目前已經到了一個最后、最難的關頭。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這里面夾著一個經濟安全問題，你怎么能夠把經濟安全的制度配給上去，才能徹底的使人家既承認你是市場經濟國家，同時你又保護自己的經濟安全。該開放的經濟信息我開放，不該開放的經濟信息，我不能給你隨便地講。我們現在報的這些問題，已經到了最嚴重的程度，現在再不重視，整個民族就失去他存在的價值。

江涌：我補充下，東歐國家在10年前的金融危機當中損失慘重，就是因為不重視經濟安全、忽視經濟安全導致的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說到太遠，像東歐國家，拉美國家離我們遠了一點。東南亞金融危機，周邊國家，是我們的近鄰，金融危機是在我們的記憶當中，這些國家的老百姓，辛辛苦苦撅著屁股干了幾十年積累的財富，都快進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了，進入這個水平，但是一場金融危機一來，財富一夜之間就蒸發了，什么叫蒸發？就是席卷走了，很慘。

所以我們看，別的不說，你看印度尼西亞，一場金融危機，他是從貨幣危機開始，貨幣危機到整個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到社會危機，到政治危機，最后到國家危機，政治危機就是政權更迭了，我們看到蘇哈托從民族英雄到了階下囚，后來到國家危機，國家分裂了嘛，獨立的獨立了嘛，教訓非常深刻。

我覺得中國一旦要發生這種狀況，后果不堪設想，我覺得是什么后果，比如有的學者就提出說，每個大國的崛起都要有經過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洗禮。中國到現在沒有經過大的經濟動蕩和金融危機，所以中國很難成熟，要成熟的話要成為一個大國強國，必須要有危機的洗禮，我覺得這個話非常危險，而且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因為中國的國情是不一樣的，中國有一系列的經濟矛盾、社會矛盾、民族、宗教矛盾，還有你看新疆這次你就知道，西藏這些問題，還有一些敵我矛盾摻雜其中。一旦發生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后果不堪設想，十有八九是印度尼西亞的命運，甚至比印度尼西亞還差。所以我們說要加強對經濟安全的要求，這個話是說，你中國可以做經濟危機實驗的，這么一個強健的體魄，這個話就是對經濟安全缺乏一個深刻的了解，沒有從戰略高度來進行了解。所以我覺得這一場金融危機，包括力拓這些案子，我們說媒體應當增強這方面的宣傳，讓老百姓有這樣一個經濟安全的意識。

劉海林：可以這樣說，經濟安全問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說它會大大的減少我們國民的財富。從國家層面來說，實際上就會大大削減國家的國力。也就是說，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果，可能會因為忽視經濟安全問題而毀于一旦。

金融領域安全失守令股民財富流失

國有企業、高新技術產業、礦產資源產業，都是中國經濟的高危領域。而金融產業更是高危中的高危。此前中石油海外上市因為經濟安全失守令中國股民損失千億，中國更需要完善制度保護中國經濟安全。

江涌：礦產資源領域一個高危領域，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了，還有就是中國領先的一些高新技術領域也是高危領域。同時我們注意到現有的國有企業集中的領域應當說是一個高危領域。為什么？因為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很大的組成部分，它手里掌握了很多資源。這個資源就是很多它的競爭對手垂涎欲滴的。而我們國有企業它目前有一些管理措施，包括對商業機密，它這個管理機制上面有很多漏洞。比如說國有機制它管理層很長，層次很長，管理起來有很多環節，這些環節越多的話就越容易泄密。還有一個我覺得容易被忽視的一個領域就是金融領域，金融領域肯定是高危之高危。我們知道如果在商業領域通過經濟間諜獲得情報到最后獲益，他還有一個長串的過程，需要情報分析，加工分析，情報轉移，商場上進行談判，拉鋸戰等一個長串的過程，但在金融領域不一樣，拿到一個信息之后，股市一個漲停版，一個跌停版，千億、萬億的財富就這樣流失掉了。所以金融領域是更可怕的，高危之高危的領域。

劉海林：江博士講安全問題和財富流失讓我想到兩個問題，一個就是我們經濟安全意識的缺乏導致的財富流失，你特別提到了金融領域。我們國家改革開放30年來很多領域得到長足發展，金融領域當然發展也很快，但相對于國外的來說還是比較脆弱的。金融領域里的財富流失，應該是有很多明顯的例子。比方中國的股民都知道中石油，一方面中石油在海外上市所拿到的錢與在海外股民所分配的利潤不成比例；另一方面中國股民在中石油上的損失和他們的貢獻也很不成比例的，這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第二個你也說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提到國有企業的問題，我們經濟安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外部原因可能也有很多內部的原因。所以內部的原因可能造成了經濟的不安全，所以你剛才說的國有企業的體制是問題之一。前兩年其實還發生過大家都非常知道的一個案件，就是商業部說的郭京毅案件，它雖然不是一個間諜案，但實際上他直接威脅到中國的經濟安全的問題，影響到了政策的決策。

國民財富與GDP增長嚴重不成比例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增長過去幾年超過10％，但中國人均30年積累的財富不到美國的一個零頭，聯合國統計數據表明，2007年美國人均財富積累接近15萬美元，但中國卻只有兩三千美元；與此同時日本從1955年，1956年到1973年，18年的增長令他的人均財富就趕超了美國。這說明了一個什么問題？中國應該警惕因經濟安全失守造成的財富流失。

劉海林：經濟安全不單單是一個間諜的問題　，經濟安全實際上涉及到的層面很多。比方說就力拓案這個事本身來說，它不是一個企業對企業的行為，是對一個行業的控制，乃至是對一個國家的某一方面的控制。我也看到很多材料，力拓通過掌握了我們的鋼鐵行業的生產情況、對鐵礦石的需求，以及我們鐵礦石在我們國內各企業之間的貿易情況。單單憑這個，它就可以拿走我們7000億，這么巨大的一個財富。這個7000億我想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它不是一個企業之間的事情，它是對國家的一個行為。談到這個問題，其實我想到了在礦產資源方面還有一個經濟安全的事例就是稀土。稀土礦產是在航空航天領域很重要的資源，本來是我們國家富有的方面，但是在過去的幾年中，稀土出口被其他國家很便宜的占有了。

經濟安全問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全球化以后我們國家的發展需要國外的資源，其他國家可能也需要我們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樣來把握經濟安全問題非常重要。其中市場占有問題，資源占有問題，還是財富再分配問題，經濟結構問題，最高層面是一個經濟決策權的問題。

江涌：我個人理解，你剛才說的幾個方面，都是我們目前中國面臨的一些緊迫的問題。我們改革開放的時候，祖國的目標、目的，小平同志說的很清楚，就是要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但是現在我們中國遇到很尷尬的一個狀況，就是咱們賣什么什么便宜，買什么什么貴，造成這樣一個狀況，它不僅涉及到（礦石行業），各個領域都是這樣，諸多領域都是這樣。它不僅涉及到市場上面的定價權、話語權這個方面的問題，同時它涉及到財富的分配。因為價格后面就是利潤，利潤后面就是財富的分配。所以我們也注意到中國的發展，幾十年的發展，我們有一個數據中國改革開放30年，我們的經濟增長接近10％，近幾年都超過10％的增長，我們積累的財富，30年積累的財富不到美國的一個零頭。與此同時當初日本從1955年，1956年到1973年，它18年的增長，它的人均財富就趕上了美國，超過了美國，現在已經在世界是遙遙領先的。這說明了一個什么問題？中國這么快的增長但是國民的財富就是那么的少，不及美國的一個零頭，只有人均幾千美元，這是聯合國一個統計數據。2007年它是接近15萬美元，中國就是2000美元，3000美元的樣子，就是這么的低。

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咱們的財富沒有跟GDP實現同比例的增長，重要的原因就是財富大量的流失。剛才你講到稀土，稀土本來是個戰略資源，中國有絕對的優勢－－80％多的稀土在中國儲藏和輸出。但是目前中國的80％的稀土作為商品在賣，而且還拿不到一半商品的利潤，大家在惡性競爭。日本把中國的稀土大量的儲備、存起來，相關專家說像這樣賣下去的話再過10年，中國就要從日本進口稀土了，到時候日本還不見得賣給中國，因為它是戰略資源。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有很多人對經濟安全的認識是極其模糊的，認識不到位的時候，就很難去防范它。第二，即使有認識，但是不愿去面對，比如說稀土這個問題早就認識到了，但沒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黃金的問題我們是認識到了，采取了一些相關的措施，但其他的很多戰略資源。由于地方利益，部門利益還有集團利益，他不愿面對這個問題，所以使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惡化，這是我的理解。

警惕：華裔雙星訪華：美新能源政策蘊含“殺機”

此次美國派出兩位華裔部長同時訪華，主要任務就是推行美國的新能源政策。從抵制《京都議定書》，到現在奧巴馬政府提出新能源政策，顯示出美國負責任的態度。但同時，圍繞“氣候變化”這種無法回避的問題，美國制定的全球游戲規則卻也會成為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無法跨越的壁壘。美國的玩法一向是大棒加胡蘿卜政策。國會舉著大棒，政府送給了胡蘿卜，通過了華人送來了胡蘿卜。

江涌：從抵制《京都議定書》，到現在奧巴馬政府提出新能源政策，參與國際合作來解決全球變暖問題，也顯示出它的一個對國際、對全球，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這是其一；其二，我們也注意到當今的國際很多博弈就是圍繞這種議題，這些議題都好像是一些共同的議題，也是好像大家都能得到益處，未來大家都能得到好處的議題來進行，來玩這場游戲。就是參與游戲的人，大家都想得到好處，大家本來都期待能得到好處，但是玩到最后的時候，得到好處的總是那么幾個。

關安平：還是少數。

江涌：還是少數，玩著玩著就被玩進去了，是不是，我覺得這里面我看到的一個資料，比如說中國，像美國的碳排放技術，就是碳捕獲的技術是很厲害的，碳技術的捕獲。它要現在向中國推銷這個技術，因為中國有大量的發電廠，高能耗的排放，排放的時候需要碳捕獲，當時我看那個材料，就是說捕獲的成本非常的高昂，就是捕獲一噸碳的成本是60歐元，中國的企業承擔不起。

關安平：不可能承受。

江涌：不可能承受，就是說我一旦接受的話，這個對中國企業是巨大的包袱，中國工業化的門檻很難邁過去，你這個社會的發展，中國你想步入現代化，首先你邁不了工業化的門檻是很嚴重的問題，工業化第一道關必須要過，第一道題必須要做。目前美國，你看到它出了一套組合拳，首先國會通過了碳關稅法案。這個是非常有競爭力的，是蘊藏著殺機的。

關安平：這個是跟當初談知識產權幾乎是一樣的。我估計它的規模和對中國企業將來產生的殺傷力，可能會跟知識產權幾乎一樣。想想當初它為什么必須談知識產權？

江涌：你看這就很清晰了，美國的玩法很清楚了，美國的玩法就是大棒加胡蘿卜政策。國會舉著大棒，政府送給了胡蘿卜，通過了華人送來了胡蘿卜。

關安平：對。

江涌：目的是什么？很清晰，請君入甕。

關安平：對，一旦承諾就完了。

江涌：對，這個是暗藏殺機的，接受了它的建議，跟它在這個方面展開全面合作的話，如果中國又沒有自己的底牌的話，對中國來說未來是非常被動，我覺得比知識產權殺機還要大。

劉海林：我覺得客觀的說，中國30年發展很快，但是整個工業化經濟發展，跟美國所處的完全不是同一個階段，所以它現在用這種你不得不接受的課題，全球的氣侯變化、減少污染這個課題，讓中國不能推辭，因為你要做負責任的大國。但實際上這個東西如果實施起來，第一對于兩國的成本完全不一樣；第二實際上對你經濟的發展速度，經濟結構影響是非常大的。同樣的課題在不同的情況下，對美國是一個向前推進的作用，對我們可能就是一個阻礙作用，所以這實際上屬于經濟安全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它會影響你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

江涌：從戰略角度來說，對于人來說，我們常常說損人不利己。但是國際博弈中損人就是利已，因為你是一個挑戰者，把你挑戰者給干掉，對它戰略來說，它當下沒有得到好處，它獲得戰略的好處。

劉海林：對。

警惕：外媒借力拓案丑化中國投資環境

澳大利亞政府發出強硬聲明，將“力拓案”演變成為政治事件，外媒更借機丑化中國投資環境。

劉海林：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牽涉到一個國家之間的利潤，以及國家之間的政治斗爭。力拓案發展到今天，趨向越來越明顯。澳大利亞政府發表了很強硬的聲明，很多外國媒體就這個案件也已經進一步丑化中國的投資環境。

江涌：這次反而是澳大利亞把力拓案這個問題泛政治化。而且它現在的做法是拉攏一幫兄弟來，一起來打群架，一起聯合制裁中國，來抹黑中國，說中國投資環境的惡化，所以我覺得這次是澳大利亞一方缺乏冷靜，它把這個問題泛政治化，意識形態化。

美國防部模擬經濟戰爭：美國贏俄國輸中國最受益

除了常見的軍事戰爭之外，美國國防部開始了用計算機模擬經濟戰爭的新實驗計劃，不久前結束的首次計算機模擬戰役結果公布，美國贏，俄羅斯損失最大，中國則成為最大受益方。

江涌：安全其實也是一個產業，經濟安全是一個大產業。我們現在處在“后危機時代”，主要國家現在已經搶占這些后危機時代經濟發展的制高點，而其中有一點就是安全產業。目前美國國防部底已經建立了一個網絡司令部，這個網絡司令部在建設的時候就有大量的投入。一方面是在維護美國的經濟信息安全和其國防安全，但同時這筆投入也覆蓋了一批相關產業，未來將茁壯成長為經濟力量。我們知道本來互聯網就是起源于國防部。美國不僅把安全認為是一個投入，同時把它當作一個產業來經營，來很賺錢。

劉海林：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一點，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我舉一個例子，前不久美國曾經做過一個計算機模擬實驗，獨特之處在于，這個實驗的主題不是美國常見的軍事戰爭的模擬實驗，這次進行的是一次經濟戰爭的模擬實驗，這場經濟戰爭模擬實驗的主辦方是誰呢？是美國的國防部，美國國防部模擬了一次世界發生的經濟戰爭，主要的參與方是中國、俄國和美國，當然這個結果當然是美國贏了。

江勇：好萊塢片子都這樣。

劉海林：實驗結果是俄國人受到的損失最大，中國人得益最大，這個例子說明什么呢？就是說，不僅僅是我們國家，其他國家一樣，經濟安全已經上升到了跟國家安全緊密相關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應對：國家經濟決策權不能被海外利益集團影響

要保護經濟安全，中國不能再做別人形容為“錢多人傻”。為保護本國經濟安全，美國甚至專門成立了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完備的法律及經濟安全機構，是維護中國經濟安全的保證。

江　涌：再回到最開始的問題，中國經濟安全進入“紅色警戒”階段。比如說我剛談到在宏觀決策層面，我們的一些大的政策包括立法都受到境外利益集團的影響，這是非常明顯的。你國家的決策，你決策的時候受到境外利益集團的影響，沒有反映自己國家的利益了、自己老百姓的利益了、自己企業的利益了，這是非常可怕的。而境外利益集團他們的利益法律化，他們的利益政策化。

關安平：超前化。

江涌：這是很嚴重的，在決策這個層次，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很多決策出臺之后往往變樣了，老百姓不擁護你的政策，最終到結果的時候是相關利益集團，甚至是境外利益集團獲得了利益。

第二個，在很多產業領域里面，我們的確也亮起了紅燈。我們說能源、資源、金融，制造，特別是一些裝備工業制造還有一些相應的高新技術產業，都亮起了紅燈。在企業領域，我們很多高新技術產業、資源型企業還有一些流通企業、流通商業企業，大量的大賣場到中國來，大量的群體開業把中國的商業零售都打得稀里嘩啦，很慘。這些領域我們都面臨著一些困境，亮起了紅燈。

說到防范，我覺得首先要有一定的安全意識，你意識不到你怎么來防范它？當今各個國家都在加強防范，發達國家也在加強防范，中國要高度重視這一點，要意識到這一點，特別是政府要意識到這一點，這是第一。

第二，我覺得要強化一系列的機制建設，機制建設我覺得首先要有相關的法律，要立法。你看美國一系列的法律很細致，而我們這一次，澳大利亞方面那些政客指責中國的時候，由于我們相關專業法律的欠缺，結果容易為別國的某些政治操弄、操作……

關安平：提供了方便。

江涌：提供了一個口實，所以我們應當在這個方面立法。另外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美國為了保護它的國家安全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我們知道它在1917年就有《反間諜法》，到1947年的時候《國家安全法》。它在《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后又不斷修正，因為美國一旦發現它有漏洞，國會馬上就進行修正，出臺一個個修正案，我也記不清它修正了多少次了。

到全球化盛行的時候，美國就在它修正不足以彌補它這個方面漏洞的時候，它重新立法。比如1996年它有一個《反商業間諜法》就出臺了，很有力量，它堵塞這個方面的漏洞。到新時期，它借用反恐之名又搞了《愛國者法案》，它又出臺了，又彌補了相關方面的漏洞。后面因為主權財富資金的崛起，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實力的崛起，這些企業到美國去并購，它又搞了個《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基本上沒有什么漏洞可以給你鉆，在法律上它是非常嚴實，這是法律。中國在這個方面，很多領域我們也在完善，但是行動太緩慢了，沒有專業的法律。所以要立法，法制社會要有法可依，這非常關鍵。

第二，我覺得這時候應當是有機構相應的管理，有機構沒機構大不一樣，我們看看在美國它相應的機構是龐大的一個機構。那么在政府部門它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當委員會主席，底下有中央情報局，它安全委員會的權威在全國非常的高。在國會層次它有相關的委員會，比如說有外國投資與審查委員會，各種審查委員會。針對中國還有一個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專門針對中國的。

另外還有它的國防部有國家安全局，當然它還有一個最厲害的我們講還有一個聯邦調查局，非常活躍，權限又非常大，所以它法律機制方面非常的健全。我們中國在這個方面，我們相關的人力、物力、財力，遠遠不夠、遠遠不足。應對這個全球化的、日益復雜的國家安全形勢，美國在這個方面相對來說這個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還有大眾的群防意識比較低。這么多年來我們只強調國際接軌，擁抱全球化，搞國際分工，剛才講很多一些情報人員，外國的情報人員，曾經讓我們高官，部門的高官、高管的座上客。請進來，我們不僅不防，還請進來，坐請坐請上座，茶敬茶敬香茶，請進來的。不說別的，還說金融領域，像投行它給我們搞投資咨詢，給我們搞咨詢，不僅是機構搞咨詢，政府部門也讓它去咨詢，我們評級機構給我們搞評級，審計機構給我們搞審計，特別是審計，審計基本上是底朝天的，基本上審計過后，沒有秘密可保。

應對經濟“紅色警戒”要注重制度建設

劉海林：我們是不是可以這么說，目前我們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已經到了一個“紅色警戒”階段？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關安平：我是覺得首先一個超前性，什么叫超前性？這個超前性有多重含義，包括制度配給的超前性，也包括對超前性經濟信息的捕捉。老的外經貿部國際貿研所具有傳統的預測能力，但是這些年都被荒廢了，不重視，這都是非常危險的。五十年代部長要做決策時，要聽貿研所拿出一些意見，包括重大的購買或者是我這個戰略物資能不能賣，賣多少錢？這些定價都是要聽專業人士的意見。現在很多“拍腦門”決策的現象很可怕。這種對于經濟信息捕捉的充分性和決策的超前性，要值得把它作為金礦一樣重視。現在國家有這個能力能做軟件建設的時候，為什么不搞呢？

所以就第二個問題“可行性”，目前國家完全有這個經濟能力，把這個錢用于搞這些軟性的基礎建設，不要讓這個研究工作流于形式。現在有財力了我們光去投公路有什么用？實體經濟在下滑，你投公路它也不上路，路的使用率還是很低，為什么不拿錢做這件事？能不能透過這個案件，引起一個覺醒？振聾發聵的這樣觀念的轉變，這個最重要。如果沒有觀念的轉變，甚至沒有領導人觀念的轉變，都沒有用。我們在制度方面有太多方面需要做。

借鑒：歷史上德法英美的國家級經濟間諜戰

經濟全球化讓經濟間諜空前活躍，但經濟間諜歷史上早已有之。早年相對落后的美、法、德就曾紛紛向工業領先的英國派出國家及經濟間諜。為獲取工業情報，甚至不惜捕獲英國的技術工人。

江涌：從歷史角度來看，國家之間互派工業間諜或者叫做商業間諜的這個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從歷史上看，當初的德國、美國、法國都跟英國之間展開過間諜案。當時英國經濟領先，其他國家與英國之間的工業間諜戰非常激烈，當時工業間諜戰的時候，英國努力維護它的技術、工藝。但是這幾個相對后進一點的國家，它要獲得這些技術，這些工藝、這些設備，就要采取商業間諜或者工業間諜的做法。做法形形色色的，用利益誘惑是一方面，他還捕獲對方的技術工人；或是想很多辦法把機器設備偷過來等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這種商業間諜案在歷史上很常見的。一直到今天經濟間諜、工業間諜也層出不窮。比如前一段時期一個典型的案子，就是德國和美國的汽車間諜案，還有法國和美國之間的飛機間諜案。

歷史上，經濟安全的概念產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是從日本開始。日本這個島國人多地狹，他除了硫黃、磷以外，別無藏物，所以它危機意識非常的強。正因為有這個強烈的危機意識，所以它正面的就是安全意識也很強。所以它最早提出經濟安全這個概念，它不僅提出來，而且出臺一系列的政策進行落實，不僅政府保護經濟安全，民間也在做，政府和民間一起來維護日本的國家經濟安全。所以它不僅在理論上，還在政策層面上，在實踐和理論推廣上落實國家安全的概念，最后把這個概念推向了世界，所以很多國家紛紛效仿、學習日本的做法。當然由于各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歷史發展的基礎不同、文化不同，對安全的理解不一樣，所以各個國家對經濟安全的理解不一致。他們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但是都有基本的原則。

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經濟間諜的案件。商戰要知己知彼，競爭對手間就必然去獲取對方的經濟信息。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