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新自由主義做斗爭我們需要總結出與之對應的核心價值傳播用語

一、“新自由主義”的特征和危害　　

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政治名稱，首次出現于　1985年5月20日　鄧小平會見臺灣大學教授陳鼓應時的談話。在我國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出現的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社會政治思潮。主張經濟上取消以公有制為主體，實行私有化；政治上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實行多黨制、兩院制；思想上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鼓吹全盤西化。　　

1980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以后又反復強調這一問題，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而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在我國已經開始泛濫，甚至開始遍及我國的精英階層，左右著一代年輕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核心就是“新自由主義”。宣揚資本主義和市場自由的普遍性，反對社會主義，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和核心。新自由主義影響了社會民主主義、費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實用主義等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是西方現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政治思潮中重要的派別。　　

（一）新自由主義的特點和主要內容　　

　　第一，從主觀的假設出發，認為每個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場是完全自由的競爭。實質上是撇開人們的社會屬性和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不談，脫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制造一種抽象的“理想市場”作為理論前提。　　

　　第二，倡導個人主義。認為每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動機和行為。　　

　　第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認為自由選擇是經濟和政治活動最基本的原則。應當自由地擁有私人財產，自由地交易、消費和自由地就業。　　

　　第四，崇拜“看不見的手”的力量。認為市場的自動調節是最優越和最完善的機制，通過市場進行自由競爭，是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惟一途徑。　　

　　第五，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認為由國家來計劃經濟、調節分配，破壞了經濟自由，扼殺了“經濟人”的積極性，只有讓市場自行其是才會產生最好的結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動都應該取代公共行為，政府不要干預。　　

第六，主張私有化。認為私有化是保證市場機制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私人企業是最有效率的企業，要求對現有公共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義流派有的在提出自己的觀點時，或多或少也觸及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缺陷。但從整體上說，新自由主義經濟流派只描述經濟現象及其表面聯系，不可能、不愿意也不敢去觸及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　　

“新自由主義”作為當代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核心理論體系和價值觀念，必須堅決地反對和抵制。　　

（二）“新自由主義”的危害　　

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球范圍的廣泛流行，始于里根、撒奇爾夫人等右翼保守派執政，并在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支持下，具體化為“華盛頓共識”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方案，作為提供經濟援助和貸款的重要附加條件，向第三世界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前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國家推薦，其核心內容包括放棄政府干預經濟，推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實施貿易、投資、金融領域的自由化，等等。由于新自由主義被包裝成所謂“規范改革”方案，又有國際權威金融機構的鼎力支持，一度仿佛成為風行全球不可阻擋的潮流。但是，新自由主義流行全球二十多年之后，終于因所造成日趨嚴重的社會經濟惡果，在全球范圍遭遇越來越強烈的抵制和反對。近年來，拉美各國紛紛涌現反對新自由主義浪潮，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客聲名狼藉。我國領導人出訪拉美期間，拉美社會各界人士以自身沉痛教訓，提醒中國千萬警惕新自由主義的誤導，防范其對國家利益和民眾生活造成的危害。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新自由主義之流行全球絕非偶然，造成危害的也不局限于拉美國家，不是單純的區域經濟或學術理論問題。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早已存在，但是，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長期以來，它在西方國家僅僅是一種邊緣學派，從未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認可。新自由主義的學術淵源，可追溯到舊自由主義，在學術理論上并沒有更多的創新，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舊自由主義因大蕭條早已聲名狼藉，遭到西方社會改良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則以種種理論返古復辟，重新否定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改良，同時也更徹底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由于它頑固堅持“絕對個人自由”，反對一切形式的社會改良，抨擊政府調節經濟和社會福利制度，甚至反對政府禁止販賣毒品，在美國和西歐也曾普遍被視為“反動”。美國學術界就流傳這樣的笑話，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往往固執己見，視“個人自由為神圣不可侵犯”，與之辯論常遭“被扎汽車輪胎的不幸”。 　　

新自由主義驟然時來運轉，擺脫以前邊緣地位風靡全球，首先，是因為美英壟斷財團和右翼勢力，將其作為了謀求全球利益的戰略工具，其次，作為了打擊社會改良思潮的意識形態，再次，才是作為抨擊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在我國學術界的流行，很可能對改革開放產生嚴重誤導作用，甚至瓦解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動搖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嚴重危害國家利益和經濟、金融安全。一位信奉新自由主義的著名學者，曾自豪地稱新自由主義威力之巨大，竟然令前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大國土崩瓦解。新自由主義的鼻祖哈耶克的許多著作，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并大量出版發行，在學術界、經濟界都產生很大影響，許多著名經濟學家撰文時都引經據典，將其作為設計政治經濟改革的理論依據。他們對批判新自由主義極為抵觸，認為它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學術理論。但是，哈耶克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主張，他的政治、經濟思想屬于極端右翼，不僅鼓吹極端的個人自由主義，公開提出“個人的自由高于一切”，還不遺余力地贊美鼓吹私有制的優越性，認為私有產權應享有不受約束的自由，任何政府干預、調節經濟都是有害的。他不僅激烈攻擊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稱公有制是產生“極權政治的基礎”，也反對任何形式的溫和社會改良，甚至還抨擊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稱其政府介入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 　　

值得關注的是，前蘇聯醞釀改革的早期階段，人們很羨慕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曾將其視為理想的市場經濟模式，但后來受到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誘導，為了推行所謂“最徹底的規范改革”，又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方案。但是，經歷了十年改革的曲折歷程后，人們紛紛指責激進改革的設計者，表面上是推行“最徹底的規范經濟改革”，實際上是搞“最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給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導致了私有化過程中腐敗掠奪泛濫，形成了操縱經濟的暴富權貴階層，國民經濟下降一半嚴重削弱綜合國力，國防力量衰落威脅到了國家安全利益，巨額掠奪資產通過各種非法途徑流亡海外，致使投資遠低于折舊和社會設施嚴重老化，民眾生活困苦和社會嚴重兩級分化，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系統陷入癱瘓，惡性傳染病死灰復燃而人口出現持續下降。改革結果與期盼的反差巨大令人驚嘆，但即使是從學術理論角度深入反思，這種結局并不意外而且盡在情理之中，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倡導者早已公開聲稱，他們反對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主張恢復亞當·斯密時代的資本主義，試想依照這樣的返古復辟的理論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的結果。葉利欽曾在回憶錄中聲稱，他同蓋達爾等年輕學者乃偶然相識，不料相互交談后竟一見如故，于是任命他們為總理、私有化部長等要職。其實，蓋達爾原任《共產黨人》雜志編輯，既無實際經驗也不懂西方經濟學，改革初期才受到哈耶克基金會的精心培訓，灌輸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理論，正是這樣的政治背景和西方上層引薦，才有可能得到葉利欽的特殊賞識和提拔，擔任總理后秉承國際貨幣基金的旨意，完整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竭力推行復辟原始資本主義的激進改革。　　

盡管新自由主義造成了巨大社會災難，但許多中國經濟學家卻茫然不知，仍然將其作為規范理論來指導改革，這同經濟研究與國際政治完全脫節，忽視復雜的客觀現實世界有很大關系。例如，俄羅斯依據西方產權理論推行私有化，不僅沒有提高企業效率促進增長，反而導致國民經濟和工業生產下降了５０％，企業虧損面迅速增長擴大了幾倍，各種效率指標均急劇惡化下降了３０％，包括勞動生產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等，西方媒體也稱俄羅斯推行私有化后，變成了腐敗泛濫的“強盜掠奪國家”，每年均有數百億美元私有化掠奪資產，通過各種洗錢途徑被非法轉移到海外，難怪俄羅斯核戰略部隊連電費也交不起，這種誤國誤民的改革直接威脅到國家生存。令人遺憾的是，有些中國經濟學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視“科斯產權理論”的神話，在俄羅斯改革中遭到慘痛失敗的現實，也不愿意了解俄羅斯依照產權明晰思路，推行各種形式私有化的豐富實踐，完全不知道他們仍在主張的許多產權改革，已在俄羅斯充分實踐并造成了巨大破壞。目前，國內正流行的經營者買斷收購（ＭＢＯ），各地紛紛出臺的拍賣大中型國企方案，已經變成不加掩飾的私有化行為，很可能造成類似俄羅斯的災難惡果，嚴重威脅到中國的經濟和國防安全。　　

二、新時期“資本主義”演變的特殊形態　　

隨著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形態從工業經濟轉向知識經濟，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給當代資本主義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生產的組織形式、人們的勞動方式等方面帶來了巨大變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結構日益多元化，不僅存在一定數量的國家所有制、合作所有制、職工股份所有制以及其他經濟成分，而且私人資本所有制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規律的作用，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由此產生了資本主義的“新變種”、“新形態”。　　

（一）國際壟斷資本主義　　

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是壟斷資本全球化的表現，是資本主義的更高階段。出現的一系列新變化，并沒有消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只是表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出現了新的表現形式，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在深化發展。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不是離社會主義更遠，而是離社會主義更近了。在國際壟斷階段，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資本的擴張本性沒有變，資本擴張的空間已近極限；盡管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所有制形式出現了多元化、多層次的變化趨勢，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主體地位沒有改變；盡管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普遍推行了社會福利政策，在企業管理中出現了“管理民主化”的趨勢，使勞資關系有所改善，但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和動機沒有改變，貧富懸殊在擴大，階級對立依然存在。　　

（二）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開始浮現的政治意識形態，現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強調透過立法過程以改革資本主義體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至于原本理論上所追求的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要不是被徹底遺忘、便是被以資本主義的方式重新定義了。社會民主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而絕不是所標榜的社會主義。　　

瑞典曾被認為是實行社會民主主義最好的國家，可如今，依據瑞典工會同盟的資料，瑞典有多達20%的工作年齡人口依賴著社會救濟過活，而且犯罪率自從1960年代以來持續攀升，過去十年甚至惡化的更為激烈，這使得今天的瑞典不得不面對完善社會民主主義制度在其國內的運用的問題。而在西歐的一些國家，國有化和高福利政策已經走向了盡頭，為了捍衛已得的利益，法德工人罷工已進行了數月了，然而只要這場斗爭沒有促使西歐向社會主義走向一步，那么工人就要向自由市場低頭。北歐的形勢比西歐要稍好，然而北歐已經成為反對高福利政策的榜樣了，他們的政府必將陷入財政赤字的危機之中。如今民主社會主義已經行進到了歷史的拐點上。　　

三、“新自由主義”侵染中國的過程分析　　

新自由主義竟然會逐漸演變成中國社會的主流，這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人們還難以想象，不敢冒然斷定，可現在確實是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客觀現實了。
　　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相結合后產生了極大的變異，已經成為打上中國烙印的新自由主義變種。這種新自由主義變種正在中國肆虐。它的發展趨勢及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已成為海內外有識之士所關注的一個焦點。　　

（一）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渠道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通過3條渠道進行的。其中一條主渠道是80年代以來陸續到西方國家留學的碩士、博士畢業生回國后走上大學講臺或進入政府、研究、出版等相關機構，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講授、傳播西方經濟學，特別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在老一代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陸續離退休后，一大批對全國全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教學、研究機構和報刊、新聞出版機構的主導權被那些留洋學者所接管。他們利用奪到手的輿論陣地和工具，彼此互相呼應，極力宣揚新自由主義而貶斥馬克思主義，進而影響政府和企業的決策，在經濟體制改革中起主導作用，使新自由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主導性潮流。那些較早留洋的學者也就遙身一變成了受人寵捧的著名經濟學家、碩士和博士生導師，在中國本土培訓出一批又一批灌滿新自由主義的接班人。
　　在中國傳播新自由主義的另一條重要渠道是身居國外、境外的名師學者直接充當政府顧問，到中國大學講堂直接灌輸、推銷新自由主義，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張五常熱”，從而把新自由主義神圣化。那些主流經濟學家也就成了當今中國的神甫。他們壟斷了經濟學和經濟體制改革中的話語霸權。
　　張五常最近還說，1988年弗里德曼在與當時中共中央******趙紫陽交談時說過，國有企業的主要困難是：使用不是自己的錢不會像使用自己的那樣小心謹慎，所以與私企相比，國企的成本總是高于私企，國企的效率總是低于私企。這是一條“黃金定律”。在張五常看來，中國的許多國有企業即使白送給人家也是沒人要的；“最近幾年國企賣得出去，是因為地方政府保證轉手后買家可以隨意解雇職工，而被解雇職工的補償由地方政府負責。”“在自由競爭下，國企的資產不會流失，但會輸光。”（《經濟學消息報》　2004年10月15日　）
　　在中國傳播新自由主義的第3條渠道是利用直觀且覆蓋面極廣的影視新聞媒體、文藝和廣告等向大眾尤其青少年滲透新自由主義，使聽眾耳聞目染、麻木不仁、輕信新自由主義，習慣于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生活方式。　　

（二）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快速傳播的原因分析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迅速在中國傳播，以致演變成社會主流，顯然是由于它迎合了握有國家、社會和自然的重要資源且渴望借改革開放之機暴富者的需要，具有很大的誘惑性和欺騙性，而且一步緊跟一步地填補解放思想、反“左”和破除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理解”過程中所留下的空白。而正當新自由主義盛行，主要傳播媒體被新自由主義者操控時，一些權威人物強調、號召應對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剩余價值理論進行再認識，因而造成輿論一邊倒，致使馬克思主義的這一久經考驗的權威理論遭到惡意否定，主流媒體拒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批駁文章。
　　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崇尚自由市場經濟和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極力貶低、限制國家計劃和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主導、主調、主控作用，并且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同這種私有制相結合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模式。這種體制模式要求對原有的國有經濟或公有經濟進行私有化改造。但西方國家推行私有化過程中要求嚴格按照規范化的程序進行，先把公有企業推向市場，變成可流通的資產，然后按市價進行公開、公正的產權轉讓，使公有資產由有形資產變為無形資產。而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傳播，成為事實上的經濟體制改革主導方向后所導致的私有化進程中，基本上是在無正規的規范，、無公序、無嚴格監管保障機制下進行的，即以“探索”、“摸著石頭過河”為借口，以“堅持改革開放”這種政策上的合法性來對抗憲法中“公有資產不可侵犯”這種法律上的違法性，由企業管理層與主管政府官員聯手策劃，實行暗箱操作，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將公有產權轉變為私有產權，因而導致國有資產或公有資產嚴重流失，工人失業，社會急速兩極分化。其結果并非民主社會主義或自由資本主義，而是帶有封建專制性的裙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
　　政府要求企業公有產權轉讓前必須經過職工代表大會認可。然而，正是在體制改革過程中，職工面臨著下崗、失業的壓力，職代會已經變成有名無實。因為企業管理層和主管政府官員在實施企業改制的暗箱操作過程中，自然是事先與政府公檢法部門打好招呼，要求他們加強監控，保障改革順利進行，并許諾給他們相應的好處。只要用“反對改革”這頂帽子，把職工群眾中敢于挑頭鬧事的分子施加足夠的壓力和監控，一般的職工是無能為力的。他們處于弱勢地位，面臨被“一腳踢”的厄運。因此他們會把推行新自由主義變種而導致的惡果這個責任歸之于共產黨領導。其實，這正是西方某些謀略家們極力在中國兜售新自由主義變種所要達到的一箭雙雕的目的。
　　西方國家推行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其所遵循的首要法則是實用主義和雙重標準：一面要求發展中國家和原社會主義國家無條件地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限制這些國家向西方國家出口，以名目繁多的借口實行本國的技術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西方國家在向別國推銷新自由主義時并不在乎別國會導致權貴資本主義，而是恰恰相反，極力利用這種權貴資本主義和腐敗經濟來遙控別國，從中漁利。
　　由此可知，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和原社會主義國家推銷新自由主義的必然結果是導致新自由主義發生極大的變異，從自由資本主義或民主資本主義走向專制、壟斷、寄生、腐朽的權貴資本主義。　　

四、預防“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總結出與之對應的核心價值傳播用語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迅速在中國傳播，一方面得意于中國正處在一個特殊的社會轉型期。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新自由主義所代表的核心價值的傳播用語——“自由”、“民主，”極賦鼓動性和欺騙性，甚至還被冠以“普世價值”頭銜。　　

反觀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思想的表述很長，而且很難具體落實到人們的生產生活當中，離人民的現實需求還比較遙遠。因此要和“新自由主義”做斗爭，首先要爭奪的是人民群眾的思想陣地，讓更多的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信仰馬克思主義，進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必須要總結出與之對應的核心價值傳播用語。這個傳播用語一定要高度的概括，同時要貼近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重新奪回那些正在失去的思想陣地，占領思想的制高點。　　

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總書記對于旗幟問題、道路問題做了最簡明、最深刻的概括，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將“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等囊括其中。聯系1949年9月21日　毛澤東同志莊嚴宣布的“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高興地看到，這一切正在一天一天地變成現實。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