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老離而不休
馬賓老人離休了，可是他的心一刻也未離開他所追求的革命事業。“離休不離崗”對他來說已經不夠了，因為他在崗時有一定的職責、有指定的權限，也就決定了他的行動范圍和作為的內容；而離崗之后無權一身輕，從高干恢復成平民，以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身份和老百姓的距離近了，他的行動也就更廣泛更自如了。他又可以像當年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之中了解實情，客觀而準確地向中央報告。關于他的作為不用細說，從他寫給中央領導人的信和附件便可了然：
江總書記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
應中國財政學會邀請出席在湖北鄂州召開的1999年年會討論財政理論問題，來回路過報載的一個好的企業靈寶集體和一個好的農業縣。在北京充耳聽的民謠和滿目看的材料是“農民上訪，工人下崗，法輪功反黨，腐敗分子三講走過場。問題出在前三排，根子是在主席臺……。”所以，專選好的工廠農村去看看，頗為新鮮。寫了一篇《年終南行記》，中間偶然遇到一個公安部門表彰大會，很有必要向你們報告。
敬禮！
馬賓
1999年12月5日
年終南行記
（一）
乘赴鄂州市全國財政理論討論會之便，南行路過靈寶，北返路過景縣考察一廠一縣情況。
先講靈寶，后講景縣，最后附財政理論會上發言。
我到河南靈寶去是因為報紙介紹靈寶集團的“四優方法”，看了幾個廠子，聽了干部和工人介紹，知道原來就是多快好省并舉，責權利結合。但是，不盡此也。他們講政治掛帥、黨的領導，在好的班子領導下，發動和依靠群眾，把產量、質量、成本等技術經濟指標，細分直到各工人工作崗位，叫小指標分別有各級干部直至工人負責完成，工人有權利管理并將完成程度和好壞與收入掛鉤。還不止此也。他們黨的領導干部，即使是“大法人”的責權利，也必須符合黨的原則，做人民的公仆，收入不得超過最高工資的工人。正因為在改革開放中，流行“大”法人責任特別重，權利特別大，收入特別多，他們在中、基層干部也叫“小法人”，包括工人也有責權利，有完成多快好省的技術經濟指標的責任和義務，有勞動就業按勞分配的權利和參加民主管理決策的權利，有國家、企業、個人按比例提高收入的好處。靈寶集團有13個廠礦，雖然規模小，但科學管理的路子大都一樣。
(二)
在回家的路上，我們訪問了河北景縣。看了化肥廠、液化氣罐廠、鐵塔廠、示范農業園，印象最深的是糧庫。全縣沒有下崗的，全縣公務人員和教員沒有停發工資的，全縣基本上沒有上訪的。就這一條，促使工人、農民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液化氣罐廠廠長說，全國生產同類產品的廠子在盲目競爭中，在落后的技術的重復建設中，出現200多家，現在還剩20多家，實際開工的只有幾家，這幾家開始從你死我活的競爭中回到協商互利的競賽中來，共同研究需求的市場和供給的分工。在廠內，廠長說我的工資始終保持不比最高收入的工人高。我的本領再大，能比全廠優秀和模范工作者高？再加上四公開，工人放心大干，不會出現方丈富了，廟窮了，使工人2的現象。有的廠子兼并了那些“股份合作制”的廠子，勞動合作不提了，只講資本（作為股份）合作，但是，持有大股的廠長暫時不愿、不便、不敢按股分紅，而只暫時作為“集體”的資產，如同允許勞動者帶資金入“股”，不過數量超過限額（集體勞動者允許帶資入社，按勞分配，按資分紅，但是限額很小很嚴）。實際是私，表面仍為公，但是，管理按民主（一人一票）管理。這樣的縣還未見過。
這里城鄉很少賭博的，沒有買彩票的，沒有炒股的，搞糧食投機的也被控制著了,農民相信政府，不相信投機商。全縣今年收購4500萬斤糧食，政府統一收購，順價銷售農民順利賣糧得款。政府組織順價銷售，農民不吃虧，政府不吃虧，銷售者不吃虧，關鍵是消滅了投機倒把的奸商。新自由主義改革派宣揚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投機，實為奸商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掌握等價交換規律和供求關系，消滅中間剝削。我到各地考察，大多政府高價收購了糧食，順價賣不出去，為什么？因為有中間奸商搗鬼。當然，也有因為糧庫工作的管理不科學，那是工作改進的問題。
（三）
此行遇到一個特別值得分析研究的問題。到靈寶那一天（11月18日），正值國家公安機關在靈寶市召開豫陜皖特大殺人搶劫案偵破工作表彰大會，說是建國以來少有的“通天大案”。該案特點：不過三人團伙，還有兩人未抓到，13個月時間內，在豫陜蘇皖四省殺人搶劫33起，殺死78人，重傷11人，搶劫現金4萬余元及其它財物。偵察、破案共費100多萬元，這次表彰大會共獎100多萬元。
這伙犯人均系貧窮農民出身，甚至沒有簡單武器。搶劫對象多為路邊單門獨戶小商店、小診所、個體經營業主；侵入方式翻墻入院、撬門入室，兇器是就地選擇作案工具；作案時口稱替人報仇。成員間彼此不知對方真實身份和確切住址，預約下次作案時間，抱怨生不逢時、社會不公。殺人為了怕在抵抗中走漏風聲，所搶財物不多，他們自己喝酒只吃花生米，抽煙抽的“金絲猴”。
這些兇犯不像持槍兇殺盜竊，因為沒有驚動什么大戶，不為現代公安所注意。但是，畢竟是用現代技術，甚至三次大規模“地毯式”排隊搜查，審問過附近各縣在押犯和有前科的人等等，抓到三個嫌疑犯。又善于對嫌疑犯甄別審訊，直到全面破案。
社會上的議論我們來不及了解。干部專家間的議論我們了解不少，如說，這種既不是為了錢，又不是為了物，為什么這么殘酷？要錢給你錢好了，不問三七二十一先把你殺掉，這太可怕了！如說，這些犯人都是窮光蛋，但他們殺人，不是殺富濟貧，他殺的都是窮老百姓，太可惡！如法律家說，雖然他們都也是窮人，但是，即是殺富濟貧，殺人是刑事犯罪，該處極刑。如心理學家說，這些殺人犯心理上產生病態，喪失理性所致。有的人說，他們是瘋子；有的人說他們是神經病患者。但總的說，大家都說這是社會問題。
我問：那么這個地方過去有類似案情嗎？都說沒有。我說李自成在這個地方為建立隊伍煉金練兵，有過這種情形嗎？回答說沒有。我問，共產黨領導工農造反，建設根據地時有過這種情形沒有，回答說絕對沒有，甚至連國民黨時期也沒有過。那末，這不是一般的心理病態問題和社會問題，而是特別值得分析注意的社會問題。
據了解，公安偵察審訊，查詢了上千人有前科，或在押犯姓名，當然也錯怪和得罪了他們。但是，靠偵察技術抓到的嫌疑犯，畢竟沒有確實人證、物證，還需要證據和本人的口供。這三個嫌疑犯中，有一個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動機，提出如果答應他提出的條件，他可以全部供出一同作案的人員，在何處作案和如何作案。他的條件是派人到他家把他的妻子和小孩接來與他會一面，并給他家5000元人民幣。審訊人員答應了。找到案犯的家，看到確實貧苦，原來答應的條件是為誘供，現在看來值得憐憫，結果嫌疑犯全部如實供出，5000元也如數支付。這說明，這個殺人犯并不是神經錯亂（當然這一情節目前不宜公布）。
這顯然是一個社會問題，但是，這個社會問題太可怕了。它說明，我們共產黨和共產黨現政權，既未領導貧困人民脫貧，也未教育人民如何反腐敗和如何在反腐敗中和勞動中致富，而使極端愚昧和貧困的某些個人走向反社會的犯罪道路。這個殺人犯和其他幾個大概也是如是的殺人犯，不知道他們的貧困是長期封建制度和殖民地制度所造成的，而后來在共產黨領導下解放了，但是因為一部分共產黨政權腐敗，使一部分勞動人民仍處于愚昧貧困之中，以致誤入殺人犯罪的歧路。反思現在有多少貧窮的勞動人民出身的因經濟刑事犯罪而被處以極刑的千萬人，他們多是因為上有貪官腐吏，下有盜賊橫生。他們多是因私有制度基礎，產生私有觀念、私欲膨脹、賊心大起而造成犯罪。這種從科學的階級分析出的結論，新自由資本主義改革派和黨內修正主義分子是不會承認的。
另外，從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機關、公安機關看，他們是很努力的，克盡職守的。但是，他們在保護什么人呢？他們從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學來把保護的對象主要偏向于國家財產而外主要是有錢的人家，因而他們著重于財富集中的城市，著重于財富集中的小區。用防盜門、安報警器、設報警臺，保安巡邏、站崗放哨，當然這也是必要的，從而警衛辦法、偵察辦法都是“現代化”的，他們對于像豫、陜、靈寶，舊貧困地區的鎮邊小店、鄉村窮戶，處于沒有人保護不設防的地位（當然不能靠防盜手段），我們的公檢法忘記我們是保護勞動人民而不只是保護資本家和富裕戶為天職的。
我們的公檢法也不應只是保護勞動人民不受侵害，而應當意識到反腐敗也是為了保護勞動人民。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對世界一說起來就是我國有12億人口，但是，一干起來就只顧少數地區先富起來。這是極不公平的、極其虛偽的。因此，我建議就這件事首先在公檢法作整風文件學習（技術重要，更要政治掛帥），然后在全黨、全民中學習，正確認識貧困的根源和脫貧致富的階級斗爭道路，以便從中獲得必要的“三講”教育。
（四）
在1999年全國財政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
我已退休多年，早不務實，現仍務虛。現在中央號召搞“三講”，第一是講學習，學習包括內容很廣，政治學習、文化學習、科技學習、業務學習，首要的還是理論學習。
恩格斯說，一個偉大的民族，時刻不能離開理論思維。
毛澤東說，我們要有一二百個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人才好。
黨中央號召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的科學理論體系。
現在，我國不但在各條戰線上、理論上很亂，而且流行在各界的社會思想也很亂。需要理論，不但國內，而且國外也是。不久前，倫敦公布二十世紀世界十名最偉大的思想家，其中第一名是馬克思（第二名是愛因斯坦，還有達爾文，最后一名是尼采）。
全國各界很多是開學術會議，財政歷來重視理論，這次又召開理論會議，愿祝會議成功。
參加會議的人很多，討論的時間很短，我想著重提出目前國內外主要流行的但是很大 錯誤理論：新自由資本主義理論。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學派，因為對資本主義經濟也不靈了。現在美國的克林頓、英國的布萊爾、法國的若斯潘也表示反對，而提出“第三條道路”。他們希望我們社會主義也步蘇聯后塵，正在我們中國鬧騰。關于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的理論和資本主義國家反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第三條道路的意見，說法很多，我在這個會上只講其要點：
以資本為主體，以企業為本位，國家無計劃，政府不管理，由看不見的手，自由放任。人人為我，我反人人，按照游戲規則通過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競爭性的市場，配置資源，獲取利益。
不多不少，就著70個字，在短短的幾年，把中國弄到現在這樣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面臨黨變質、國變色的危險。
凡是在中國實際生活的人，都會體會了解這70個字，幾乎句句字字與四項基本原則相對立。
他們說：“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社會主義誰也說不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是獨裁”、“共產黨沒有另外一個反對黨監督必腐敗”。把一些人的原來學的馬克思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思維弄糊涂了、甚至弄丟了。于是由他們看不見的手，自由放任地去修正、去歪曲、去反對，而且有人自己被賣掉還為強盜數賣身錢。
但是，共產黨人對理論很重視，歷來很強調理論，有一句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而新自由資本主義改革派也很強調理論，他們有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他們有些幾乎全是教授，他們不斷販出混亂思想。如果你想涉略一下資產階級經濟各學派，你可以買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我叫它藍皮書，從威廉配第到目前施蒂格利茨。比方，最近又出現了一個“知識經濟”理論學派，他們大講“知識經濟”。什么是知識經濟呢？他們任意給出定義，從他們的有幾十種定義看，他們是沒有經濟知識的知識經濟。
經濟是什么？不是他們講的“賺錢”就是經濟，也不是他們講的“節約”就是經濟。經濟是生產、交換或流通、分配，消費四大環節的綜合。為研究方便，可以有條件地按部門說工業經濟、農業經濟；按規模范圍分為國民經濟、地區經濟，國民經濟、企業經濟，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對四大關系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資產階級尤其是重商學派，特別重視交換、流通，重視市場，把它叫市場經濟，而以市場經濟概括為整個經濟關系。即使這樣，市場經濟只能是企業經濟，只能是微觀經濟。凱因斯學派出現后，強調國家干預，出現資產階級的宏觀經濟學。現在就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四大環節的綜合經濟，抽出交換、流通（叫它市場）命名為市場經濟一樣，也不止出現過多少個ＸＸ經濟和ＸＸ經濟學。前天我又在報上看到“蕭條經濟學”。比方說，就四大環節，如分配經濟學、消費經濟學，就某一特征說，叫福利經濟、計劃經濟（這是新自由主義安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以及灰色經濟、泡沫經濟。現在出現最時髦的是知識經濟、頭腦經濟、數字經濟、網絡經濟。如果為了表明某一部門或產業腦力勞動比重大，或某一產業技術含量高，叫它為“知識經濟”，雖然也不妥，還說得過去；至于代表整個國民經濟總體的經濟制度那就絕對不妥了。
新自由主義改革派利用所謂知識經濟，正如所謂市場經濟，還加上一個理論，正是為欺騙國內外勞動人民，欺騙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受壟斷資本家的剝削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從社會主義實踐看，這些都是站不住腳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地看，市場既然作為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四大環節之一，我們應該重視，特別是我們過去一向多注意的是生產（和流通），并且或多或少地忽視分配和消費，有時過多注意生產和消費而忽視交換、流通和分配，這是一。其次，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在對外經濟往來中，重要的環節是交換，即市場貿易，所以我們在十三大確定實行有計劃商品經濟。后來因為商品市場而外，貨幣、信用作為商品交易，也是市場，叫做金融市場，金融市場與商品市場統一叫市場，都是交換、流通環節。從實物商品貿易發展到全球電子信用金融市場，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工業壟斷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后，又發展到國家金融信息壟斷的帝國主義最新階段，更應該明確區分和規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性質不同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性質，因為它是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四大環節中的一環，它必須受整個經濟（社會主義經濟）的制約。所以，它們的性質必須明確在資本主義國家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必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新自由主義改革理論說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為什么要在前面加一個社會主義？加一個社會主義，前人沒有做過，前人也沒有這樣說過。江總書記說，非加不可，前人沒有說過沒有做過，我們創造嘛！
可見理論多么重要！
一方面弄清楚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關系中的交換、流通環節，另一方面區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就不會受害了。
我們再分析一下：
生產環節包含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存在簡單生產、簡單再生產、擴大再生產……
分配環節包含為生產、擴大再生產分配和消費或最終消費而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消費環節主要包含生產消費和生活最終消費。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或對立的特征是根據上述特征做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區分，再根據四大環節的關系總和，實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同于其他歷史上的所謂“公有制”、“共有制”以及螞蟻類的“社會所有制”，而以勞動者有勞動權利作為財產所有權（法律語言）的實現形式的一切勞動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所有，有勞動能力不勞動不得食。
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包括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以工資形式分配進入成本作為初次分配，而對全民無勞動能力者幼有所學，老有所養，病有所治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再分配。
那末，交換、流通環節如何呢？它是重要的，但這是為生產、、分配、消費服務，它是服務，當然是不可缺少的服務，服務的好壞，對整個經濟有影響。它也有規律：一是必須遵照價值規律的等價交換的規律，二是必須正確處理供給與需求的關系。沒有這兩點，對生產，對分配，對消費都不會有效地執行。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學習交換、流通的規律和技術，沒有交換只有流通的時候和地方，我們也要研究比方如何“多拉快跑”、‘“減少環節”。當然，也不是說新自由主義改革派者完全忽略生產、分配和消費，但是他們生產的目的、分配的原則和消費的重點對象是從私有財產資本家贏利出發的，受贏利機制刺激出發的。他們某利益，只有通過資本主義市場最易實現。所以，他們除掉既是重商主義者而外，更加亂七八糟的一大套廣告式的市場經濟理論和政策。打個比方，應該說是事例，現在他們宣傳，經過他們努力“改革”，已經建立了買方市場，解決了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問題。細看，這原來是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據比方說服裝企業經營原則和目的是贏利和效益，為了贏利和取得效益，需要生產高檔的從而高價的襯衣和鞋子。通過廣告宣傳，雅戈爾、森達牌子亮出后，送到燕莎去賣，價格越高，服務越周到。燕莎商店必須是豪華的，有停汽車的地方，有兒童娛樂場所，有免費咖啡……這樣，“上帝”才來。因為只有錢才能做買方，買方要買什么有什么賣才是買方市場，但這個買方市場只能是上帝，而上帝只能是有錢的。可是有錢的上帝只能是一小撮，他們的市場很狹窄，他們要好上加好，要產品不斷更新。來不及更新的企業產品過剩，工廠減產停產，工人減工資甚至失業。從而工農大眾收入降低，工農的消費、購買力（有效需求）也低。在資本主義國家，這時靠國家宏觀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逼著一方面幫助資本家投資，一方面降低利息誘逼資本家投資來調整經濟。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卻害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毛病。
以私有資本為主體，把勞動也核算為資本，以企業為本位，既不管國家，也不管個人，只顧企業，而企業是資本家的。社會主義國家宏觀經濟在四大環節上按比例計劃。而他們卻反對國家計劃（企業則有計劃）。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經濟為中心，他們反對政府管理，政府對經濟不管，管什么？只管外交？只管軍事？由一雙看不見的手即是不可知論，然后還要放任自由。人人為我（個人本位），我反人人。說共產主義的我為人人辦不到，不反人人占不了有限的市場。問他們有什么法則規律可循？厲以寧接受說，沒有，有的是游戲規則。比方，擊鼓傳花。這就是股票市場的規則。但是，一切經濟活動必須通過競爭性的市場。不是競賽，不是互助互利、共同前進的競賽，而是生物式的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競爭，把一切核算為資本用來進行投資和配置資源（見前70字）。
新自由主義改革派，它的典型和祖師爺是美國資本主義，現在有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發展到新帝國主義階段，性質是國家壟斷金融信息資本主義，靠信息、信用過日子，經不起人民失去信心，出現“大恐慌”。它的特征是寄生性與腐朽性、投機性與賭博性、虛擬性和泡沫性，怎能是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楷模呢？走這條改革的路注定是美帝國主義的犧牲品，我們為什么要試呢？要試，為的科學試驗。根據現在中國經濟被新自由主義改革派搞成如此嚴重的私（有）化、腐（敗）化、西化、分化、兩極分化，再走下去雖不是蘇聯那樣在休克療法下患急病死，而是吃的迷昏藥安樂死。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確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生產關系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它的上層建筑是政治。生產關系的經濟矛盾，反映到上層建筑的政治矛盾即階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政治即是階級斗爭。毛澤東也曾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階級斗爭為綱，即是政治思想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政治是靈魂，是統帥。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必然導致階級斗爭的政治掛帥。
一切叫黨的組織，都是政黨，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最有覺悟、最先進分子所組成，是以工人階級為經濟基礎的政黨。它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之前，領導工人階級從事反對資本家的階級斗爭（如果只從事經濟斗爭，只限于經濟斗爭，那是工會的事）。主要還是準備和進行奪權（奪取政權）的斗爭。奪取了政權之后，組織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和政府。在無產階級專政時，還要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思想政治文化領域的斗爭，這些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江澤民同志說搞“三講”還要講政治，要有政治的敏感性。從理論上說，即是要有階級立場、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在作上述經濟分析時，要分清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說市場經濟是經濟范疇，則社會主義是政治范疇，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講經濟學，講的是政治經濟學。而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硬行堅持說，講經濟，就應講的純粹經濟，要作“階級人”，不能涉及政治。恰巧這是他們的政治。他們說，經濟是沒有積極性的，與政治不搭架。他的卑鄙之處，就是幫資產階級的忙。他們對于財政學攻擊“finance”就是財務，就是金融，要“財政”兩字改掉；而我們今天還要明確地說要堅持弘揚社會主義財政。
我說，這幫新自由主義改革派是沒有經濟（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四大關系總和）知識的騙人的知識經濟。正因為我們重視腦力勞動的知識，同時，指出知識也是勞動，是腦力勞動，而且作為理性知識與體力勞動如五官的感性知識的勞動分不開。我說揭露他們起碼揭露以偏概全把市場（交換、流通）“經濟”奉為至高無上，不是說他們完全忽略生產、分配和消費，如果沒有生產、分配、消費等環節的活動，社會一天也不能存在（當然沒有交換特別是流通環節，現代社會生產消費也不能進行）》他們是借所謂市場經濟的“服務”性質和形式，最容易從中“不勞而獲”。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最后走到寄生、腐朽、投機、賭博、虛擬、泡沫泥坑中的必然趨勢。中國在改革中出了首富牟其中，他們蘇勝利地宣揚他是市場經濟學家，就是為了“牟其中效應”。
最后，講“三講”不能不講正氣。現在社會風氣壞極了。我今年86歲，我對大清朝社會沒有實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中華民國我經過。那時我不是共產黨員，因為我抵制日貨，我主張抗日，把我抓去，說我是共產黨。國民黨從根源上追問我們當時一切被抓去的人，關鍵只要承認馬克思主義不符合國情，中國是大富小貧，沒有階級，不能提倡階級斗爭。我記得有位共產黨員與我同號子，他叫陳原道（原航天部部長劉紀元的父親），當時是河北省委書記，國民黨最后對他只有一個條件（這是騙人，何止一個條件），不承認中國有階級和階級斗爭。他是“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陳原道，還有后來人”，光榮犧牲了。我從那時起，對階級斗爭幾個字印象深，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基礎啊！而階級斗爭根源是私有制。私有制作為物質基礎，反映為私有觀念，什么壞事都出自私心私欲。于是上面貪官污吏，下邊盜賊橫生，為了錢，什么假冒偽劣，什么坑蒙拐騙，什么經濟犯罪，什么賣妊嫖娼，什么偷稅漏稅，什么賣官鬻爵，什么走私販毒，《報刊文摘》和《焦點訪談》上有的，或者是《報刊文摘》和《焦點訪談》上沒有的奇文怪事都出來了。老鄉們談的興趣橫生的時候，我問他們過去有沒有，有的說沒有過，有的說沒有如今這樣厲害。所以江澤民同志說要正派，要講正氣。對那些無法筆述的情節，只能從社會上作為笑話，用順口溜傳播，是能容忍嗎？你不講正氣搞“三講”嗎？但是在“三講”中還傳是走過場。依我看，要把搞“三講”統一起來看，既要講學習（特別是理論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結合在一起講，不但講，而且做。
最后，聯系講一講財政理論的幾個問題。
Finance這個字，在西方包括政府財務和市場金融。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主體就是資本家私人企業，而構成資產部分的主要為金融資產。因為私人經濟是各管個的，他們不受政府管制，他們也不管社會，把為社會服務性質的財產部分交給政府，政府為他們（資本）服務，這部分叫做Public部分。國家在稅收（資本家給政府的辦公費）中酌情按照資產階級意向辦理。如軍費、重大工程、社會保險、教育經費的補助等。國有土地有時由財政部管。因此，資產階級國家本來就是資本家的大管家。政府財政分為兩部分，一個部為財政預算決算部（Department of Budget），一個部為國庫(Department of Trusuary),這個分工是根據歷史經驗建立的。這個專政機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打碎舊機構，建立新政府，財政部是重要的部門，它影響和決定無產階級專政乃至社會主義的命運。
現在所有新自由主義改革派，他們想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國家財產）來搶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災難（社會主義害了資本主義的毛病——經濟危機）。他們大喊大叫，現在實行的是通貨膨脹、信用膨脹相對財政擴展政策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好政策），那末過去的就是消極的政策、不好的政策了。所以厲以寧說1994年宏觀調控的通貨緊縮經濟軟著陸為“落在泥潭”，當然是消極不好的政策。被新自由主義改革派在1993年左右搞信用膨脹實際是泡沫經濟，中國經濟吃了大虧。但是畢竟是中國人民的市場，我們不能見死不救吧，只好為他擦屁股，于是采取了一種新的財政政策。它不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派那種通貨擴張的財政政策，這當然不能叫積極財政政策，而是整治準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生產相對過剩，產品積壓，工廠減產倒閉，工人下崗失業，人民收入減少，購買力下降的經濟危機。）新的財政政策，這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個政策在銀行的貨幣政策、金融政策癱瘓時，由財政撥款或貸款，一方面建設有利于持續發展的國民經濟增長和國防力量增強，另一方面擴大就業空間，增加勞動人民收入，擴大有效需求，啟動經濟發展，使經濟便于脫離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的軌道，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而不是如歷以寧那樣，反對投資項目多為公共工程，而且數量不大。他們的積極性如同在“大躍進”時盲目要求過度增加投資，那時只講多快，不講好省。現在他在辭退工人時大講企業效益，而在大吃大喝時，大講擴大消費，甚至取消宴席消費稅。他們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在為使方丈富，而使財政大廟窮。如果你同意他們這樣做法，他們積極的是再度大搞那60個字的短期行為，重復建設，泡沫經濟。即使你同意真正的積極財政政策，而他們是通貨膨脹和信用擴張政策，他們還會認為過去（1994年）財政政策是消極的不好的。如果那樣，又回出現短期擴張“繁榮”，但從長期看它是很大的消極因素，而且是最危險的因素。怎么辦呢？共產黨人替他們擦屁股。如果起碼像羅斯福新政建設田納系（TVA）把錢用到越來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大的工程項目上去，這樣還是不幸中之幸。但不要希望能帶動什么資本家投資，他們還只是爆發戶，正常投資還啟動不了他們。所以，新自由主義改革派所期望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這樣。第一，規模不會大，第二，目標不同他們一樣。他們是希望，借此要各地大小如惡狼（銀行信貸員最怕他們，所以惜貸）一樣剛出生的私有企業得到貸款來大發展（他們叫這是“硬道理”）。這是一場嚴重的斗爭。
國家財政，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財政的第二個大任務，除掉在增量上（即發展經濟）依靠正確的財政預算工作，而在存量上，即國家財產的國庫管理也有重大任務和問題。現在常常講財政流失，即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財產（包括土地礦山資源和工業、運輸等產業資產，以及其他國有財富）。從主權國家關系上，從社會主義所有制性質上，流失的怎么樣？有的地方，一夜之間，100多公有制企業，有的只花兩元錢，就變成私有企業了（河南焦作市）。我們財政能不嚴肅地過問嗎？新自由主義改革派說，管他是屬于誰的，都是中國人，都是在中國領土上生活的中國人。所以，我們要從理論原則上弄清：全國人民的公用財產怎能違反變成私人所有？應該把國家財產管起來，并且監督管好！
弄清理論原則，還要依法治理。
我們正在進行加入WTO的談判，在國際經濟往來中，還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斗爭的理論問題。理論學習對我們創造工作者是多么重要啊！
馬賓
1999年11月25日
現在來看，馬老給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寫的信和報告是多么有針對性，多么有現實意義的呀！但是能否引起重視，引沒引起應有的重視？后來的發展事實已經有了答案。但是，這都不能否認馬老對黨和人民的良苦用心！其實在這之前，馬老有個沭陽之行，也留下一篇文字：
沭陽記行
經《農民日報》記者李英杰同志推薦并熱情帶領我到沭陽調研。他只說值得一走，值得一看，只說兩三年之內，全縣修了308公里省級公路，鄉鎮建設多少萬棟房屋，工業、農業有大的發展，人民收入有大幅度提高等等。
到了沭陽，當天晚間又有三位新華社記者一同吃晚飯。他們是在江蘇、安慶分社工作，到這里的任務是考察一下黃河江淮一帶。歷史上這是農民起義造反的地方，如劉邦、項羽、朱元璋等都是這地方人。結合今天農民上訪頻繁，農村社會秩序不穩，領導上要他們了解有些什么歷史經驗值得研究的地方。
到此參觀學習、洽談生意的人很多。我因過去（1945年前）就在蘇北抗日根據地（鹽阜區），黃克誠師長領導下新四軍三師工作（射陽獨立團政委），淮海地區同屬蘇北地區，對沭陽比較熟悉親切。我用比較長的時間（3天）訪問座談，從建黨、建立抗日根據地、抗日、抗美援朝和解放戰爭中土改、大躍進、人民公社、三級核算隊為基礎等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改革開放20年情形，歷史地考察，得出一點經驗教訓和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抗日戰爭 犧牲864人；
（二）解放戰爭 犧牲2811人；
（三）土改——合作社；
（四）人民公社；
（五）抗美援朝 犧牲519人，其中軍人3697人，黨政干部84人；
（六）聯產承包制；
（七）個體、私營與縣屬企業的改造。
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只講改革開放不講四項基本原則；只講物質文明建設，不講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不講社會主義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特別是不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講經濟，不講政治，不講階級斗爭的政治，不講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
毛主席批語：“這個鄉搞了一個農田水利等方面的規劃。這個規劃很好，有的地方說規劃難搞，為什么這個鄉搞了呢？要求各地都要搞一個鄉規劃，哪怕粗糙些。”大躍進期間搞的人民公社，也曾大呼隆一陣，很快改為三級核算，隊為基礎，始終保持為先進鄉，直到80年代。
在人民公社大呼隆中，農民生產積極性受挫，因此，改為單干，交公糧而外，剩下來是自己的，普遍有積極性。
這個鄉原屬淮陰地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地委提出的口號是學大寨趕沂濤（沭陽一個小鄉），超綱要。
80年代開始農村改革，包產到戶，集體經濟基本散了，支部不是領導集體經濟依附農民的支部了，村民各干個的，各奔前程，也感覺不到支部領導。農村的稅收工作基本回到過去的保甲長式的管理。
80年代末90年代初，沂濤鄉鄉村干部亂攤派，為非作歹，農民反抗，不斷上訪，狀子一直告到中央，江總書記看到后批示：江蘇淮陰縣沂濤鄉鄉村干部如此揮霍浪費，加重農民負擔，必須嚴肅處理。說封建宰相范仲淹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何況我們共產黨干部呢？請中央研究室派人員會同江蘇省委配合查處。1991年11月25日江蘇省委下達9月24號文件，關于貫徹江總書記批示對沂濤查處通知，處理了灣堆村支書，將支部書記撤職，，嚴重的三個村，開除黨籍，鄉書記受警告處分調離。1992年2月初，陳學平委為書記，接著1992年省派扶貧工作隊，經過兩年，情況發生巨變，總產值翻了幾番，民間傳誦著打鼓詞（印出小冊子和錄音磁帶）。
沂濤鄉工作好壞，總結出一句話，“過去靠集體，現在靠干部”。干部好就好，碰到壞干部就沒治了。
村民委員會說是農民自治組織，還是靠干部組織，一家一戶直接靠干部，彼此沒有經濟關系，各自都是村民。
有一部分集體經濟，那也是由干部管，財產是全體村民所有，但不是集體經營，如學校；村辦企業是私人承包，有10個廠，如酒廠、電纜廠、軋花廠、木材廠、紙箱廠、印刷廠，原來是集體，現在基本上是私有。
用工8人以下為個體，超過8人為私營，全縣規定鄉企業不搞集體公有只搞個體和私營。企業不是集體和公有，不能成黨支部的活動基地，黨員作為工人受老板管。私有企業里的支部的活動無所適從，有的老板是黨員，由他指揮支部活動。
農民之間的關系，是各耕個的田。干部與村民的關系是按戶收稅和攤派。有些須要全村居民共同干的事，由村長著急村民討論解決。村長的權威來自上面紅頭文件，一切由村長下命令，村長如是黨員，還要用黨政的名義，但因沒有支部，沒有黨與群眾的關系，純粹是官與民的關系。所以，現在有一句公認的說法，“官民關系”，“官風不正，民風敗壞”。
于是一個村，一個鄉工作的好壞，不是看黨的支部領導、黨員集體領導，而是看干部，看官風。本地未談到，如果地方有某個有勢力的家族，或有大款，則村長多聽他們的。
如果干部壞了，村民只能上告，告倒一茬，又壞一茬。
沂濤鄉經過反腐敗、撤換干部，改好了。但是全縣并未改好。全縣秩序仍然很亂，社會不穩。90年代初直到1996年，沭陽農民上訪日增，達到無法應付的地步。國務院信訪局有一位同志名為ＸＸＸ，他是沭陽人，他事后說，因為沭陽上訪信件，成麻袋地裝，他不好意思說他是沭陽人，而說是同總理同鄉淮陰人。農民鬧到這種程度，以致有人認為沭陽過去多是從其他鬧災荒遷來的，從舊縣志查出，“好訴訟，喜博欽”等。實際上，從抗日戰爭直到土改、人民公社，不但踴躍參軍、勤勞生產，而且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現在社會風氣大壞，完全因為“官風”不正。直到1996年，縣委書記黃登仁一伙腐敗份子被揭發處理前，普遍認為沭陽已經無救。黃登仁說，“寧可不做什么事，也不要惹出什么事”。實際已是己不正不能正人了。
1996年腐敗份子黃登仁被揭發，接著一連串抓了6 個縣級干部，換了縣委書記，不到三年，社會秩序大好，再沒有上訪的人了，全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學校、醫院建設發展速度驚人。
現在看看這批腐敗份子是這樣產生和被撤除的？
黃登仁被派到沭陽當縣委書記時，群眾抱有希望，看到他不講究吃穿，經常深入群眾，頗有口碑。他是淮陰派來的，并且淮陰黨委曾表示還要提拔他。后來淮陰書記因腐敗案入獄，黃已無上提希望，開始墮落，特別是有人帶他到深圳去一趟，一兩個月過程中作風和行為大變，從此多次貪贓受賄，計賣官（提拔ＸＸＸ計劃生育局長）受賄先后加起來共ＸＸ萬元。由于有書記帶頭，還有副書記、副縣長等縣級干部共6人落馬。
新的領導班子在仇和同志（縣委書記）帶領下，深入工廠、農村、街道，聯系群眾，調查研究，并直接解決群眾問題。他給我看了他親自寫的幾十篇工作經驗和問題分析，還有縣委機關工作的同志，為我整理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材料和反腐敗斗爭材料，至于城市、農村建設和今后發展規劃等材料，十分詳盡（每天去參觀學習的各地領導、工程項目洽談內外商人也很多）。我自己也不少小工廠和幾個農村，還有大鼓詞等筆記材料也很多，當然我也看到隱含問題也不少甚至不小。因為我回來之后，把材料放到什么地方找不到了，現在過了大半年，我來不及回憶了，但我必須做上述交代，有些問題我還記在心中。其次一個重要原因，我在沭陽時（5月4日至9日）正是美帝國主義炸我駐南使館的日子，又是我決定離開沭陽的時候，一個問題把另一個問題沖淡了。（馬賓1999年10月5日）
馬老走到哪里，都是認真的看仔細的問，很負責任地記下來。這已經形成習慣，否則便不是他了。2000年9月他回到故鄉安徽，于是便留下：
安徽故鄉行
（一）
安徽沙河王酒廠座談會上發言
感謝沙河王酒文化考察團邀請我來界首市考察學習參觀！特別是還有許多老將軍、教育家、教授、詩人、畫家、書法家同行，受益匪淺。
我是安徽滁縣人。我家就在醉翁亭附近，兒童時玩耍常佯作醉翁。我既不會品酒，也不懂酒文化。此次來，對我來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國家財政稅收也。
臨走前，我托張晶同志給我找一本關于酒文化的學術著作，感謝他給我找到一本于前行編的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90萬字的《中華酒文化大觀》。我來不及學習，只是翻了一翻目錄和少數章節，中國酒文化真是中國人民了不起的創造。
各國文化都是各國人民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試驗的物質和精神的成果。在階級社會，酒文化也有兩重性，有積極部分和消極部分。書中舉出很多例證。
這本書我覺得還應有補充章節，即是對今天酒文化作有個研究與批判。我說我這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財政之收入也。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大頭靠煙酒稅，不是好事。中國企業稅收500強，煙酒占一半。依賴性變得越來越大，更不是吉兆。要有一個度，這一點我看也值得辦酒廠的同志參考。
其次是，現在黨政干部腐敗和社會風氣不良現象嚴重，在酒文化方面頗有表現。幾年來，我聽到這方面的民謠很多，可以編成一專頁，如“萬盞千杯只等閑……”；“告到紀委會，紀委會說，該喝不喝也不對”；“中央干部喝洋酒，說洋話，抱洋妞……”我過去工作的縣里的一位農民干部的兒子現在當了縣委書記，到北京來看我，又是檢討，又是抱怨地說：“自從當了縣長，就把肚子交給了黨。”這不能說不是酒文化，但這是消極方面的酒文化。
這不是你們酒廠管的事，酒廠從為勞動人民服務出發，應該多生產些物美價廉的酒，如“二鍋頭”，老百姓該干杯還是要干的。但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應該發揚酒德，防止腐敗份子利用酒文化危害人民，還毀了酒的名譽。
（2000年9月2日于安徽界首）
（二）
小崗村與嚴村長談話片斷
順路訪問小崗村。
小崗村在鳳陽縣，我老家在滁縣，同屬滁州市。這些地方過去是十年九荒。小時候熟悉的歌謠：“說鳳陽，道鳳陽，十年就有九年荒。”主要是因為地處黃淮泛區。大躍進淮河得到了治理，自然條件大變。當你路經608國道，兩邊一馬平川。即無大山，也無荒地丘陵，坡度也不大，完全可以用大機械耕作。另外，降雨總是不缺，如果雨不及時，地下水也很豐富。總之，水土條件均很好。我去過大西南，尤其是大西北，條件簡直是天壤之別。小崗村村長說，他們今后的計劃是改土，土地整平以后再重新分配，任何分配，方案未定，也可能買斷歸私。因為沒有方案，不便詳問。
現在全村（兩個老村合為一個村）人均年收入2500元。基本是農業產品糧食和農副產品豬、雞等，沒有什么工業副業。村長說想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但規模大不起來，因為沒有錢。勞動力是有的（他們的總收入中包括在外打工的11人的工資），村長有兩個兒子在深圳打工）。我說，富戶出資辦小廠，這很好，錢少，可不可以貧富一起大家出錢、出力，辦起小工廠？如果一個村辦不成，附近幾個村，或者由鄉鎮發動起來辦。村長說，村民不愿意這么干。我說，那么有威信的同志領著干。村長說村民絕不愿意這么干，不放心，拐跑了怎么辦？而且現在家家都有拖拉機，家家都打一口井，我們只相信自己。我又問，地就這么多地，人口20年增加了幾乎翻一番，將來這些人也沒有地。村長說到那時平整了重分。我再問，多余的勞動力怎么辦？他說，到外地打工。
我們請他帶我們到住戶家走走，他站在門外，我們只是進去坐坐。這時是下午3時，有幾個青年人在玩牌，我們只能寒暄寒暄。我要他帶我們到附近合并的那個村看看，那個村有新蓋的房子，也有舊茅棚，說明20年新舊對比大有改進。我問他，那里這里差距有多大？他說，有差距。因為原來幾十戶都是貧農，現在他辦了幾個人的小作坊，也不過幾個人，兒子還在外打工。他的思想明確堅定，只相信單干。“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連一個小姨子都容不得的精神。村長是繼他父親的事業的，他的反對合作集體精神是堅定的。我說，你父親在那個時候從實際情況出發，想法是對的；看現在的情況，是不是應該想一想搞“第二次飛躍”。你村里力量單薄，是不是與其他村，與鄉（鎮）合計合計，國家還有跨國公司，怎能守著一個村呢？你們的孤寡老人不是由鎮上照顧嗎！
（2000年9月4日）
一年后，馬老又就湘南之行寫了訪談記，他的關注點始終是農民，是老百姓，是共產黨人應當時刻放在心頭的人民群眾。因此，無論他出行的由頭是什么，所到的地方是哪兒，接待他的人是什么目的和態度，他總得了解一點想知道的情況并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
永興、汝城訪談記
（一）
2000年勞動節期間我到湘南永興縣參加黃克誠同志誕辰紀念座談會，順便到了幾個鄉農民家座談。在永興結實了幾個干部和老農。今年國慶節期間，承蒙永興鄰縣汝城縣委書記的邀請，我到他們那里去看看。我在去年5月間就聽說汝城兩個鄉（鎮）農民不愿交過重的稅，到鄉（鎮）政府請愿，結果引起沖突把鄉政府燒了，把鄉干部打了。當時很想去看看，因為回京車票已經買了，就未去成。今年能有機會，我們就在國慶節期間到了汝城，并桂東各縣走走。
這幾個縣，汝城、桂東、永興、宜章、資興等縣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師，中華蘇維埃第一根據地。我們還參觀了毛澤東制訂的八項注意的原稿六項注意制訂經過。我們學習了毛澤東當時從農民運動到上山建立根據地，對農民力量和農村革命認識的深化，對軍事力量和武裝斗爭認識的深化，從而有了割據湘南的設想以及從湘贛邊界的起義，由文家市轉師到井岡山等。所以，來此研究一下湘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歷史是很有意義的。
但是根本沒有想到。老少邊窮（50到70年的老區，瑤族等少數民族地區，湘南、粵北、贛西，汝城書記建議再加上一個“西”字，即老、少、邊、窮、西）交界的邊區，到建國50年后還是貧困，還是要“扶貧”的地區，單這一條，實在令人心酸。在北京未來之前，早就得知，湘南老革命根據地地區，出了多少著名將軍，黃克誠、鄧立群、蕭克、曹里懷……以及曾志同志等。這個地區前后為解放、抗日等犧牲ＸＸ萬人。不在別的地方，就在離世界聞名的井岡山革命圣地百十里路的附近。迄今還是貧困區，能不檢查檢查我們的“為人民服務”的政策執行如何。就從這一條看，我們后輩人是多么對不起我們的先烈老前輩。
我們中央、地方黨的領導干部，口頭上說，忙著全國的建設。特別是一些本地區出去的老干部，為了回避“家鄉觀念”的指責，一般的只介紹解決個把地方公益事業如辦學校或興修水利而外，既不敢也無力多搞什么建設項目，甚至不敢回到家鄉看看。老少邊窮西的的扶貧區，久而久之，變成了只剩若干什么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物景點，最后變成發展旅游經濟的重地。至于基本貧困區域則很少有人問津。
關于大塊扶貧區誰關心呢？誰負責呢？最后推往“扶貧”。“扶貧”是什么概念？是富者扶助貧者，不是由國家總體建設規劃，有貧困人民和國家力量結合，使原來的因革命戰爭而貧困或更加貧困的老少邊窮區復興，而似乎是由富者對貧者的扶助。這是扶貧政策的絕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已經執行多少年，特別是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政策，這樣下去，不但貧困區永遠富不起來，和共同富起來，而且就現實看，使貧富差距更加拉大。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策下，如同美國資本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扶貧只能是“黃鼠狼給雞拜年。
改革、開放中實行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后，工農差距、城鄉差距、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距、在崗的與下崗（失業）的差距，越發拉大，因而造成階級矛盾越深，引起社會不穩甚至動亂。貧困區在全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策下，更突出地反映上述諸矛盾沖突。應該做深入社會調查分析。
（二）
這次我在永興和汝城看到兩件事情：一件是：在永興縣洞口鎮。9月29日中午，車行至界村時，一位中年人擺手要我們車停下，我們以為他要乘便車。車還未停穩，，他突然跪下，說了幾句。我聽不懂湖南方言，陪我通行的陳同志看了看他遞的“狀子”，問了問情況，問我是否到他村上坐坐談談。我當然很高興，有個機會看看老鄉。一到村上，進了一家木匠工房。本來汽車一到就引起了村民注意，坐下來之后，大門口就聚集了不少人。我數數共有38個人，男女老少都有。主要是聽了那個告狀的老鄉，他出示干部打的傷疤（很多，很大 ），出示打他的鞋子（用脫下的鞋子打的）等，當然也說明爭吵的原因，是不按時交費等。此外還有另外的村民，她證明打的太厲害了。當時，她勸說“不要打的太厲害，會打出人命來”時，也被打了一下，并也出示傷疤。此事鬧了半年多一直拖到現在。另外還有人訴說因為超生罰款，付了一次，新來一個干部不認賬，又要向他要一次（我看了一張紙條，金額是50元）。此事我們只能聽聽，說明我們是在國慶節假期來訪親友的，給我們的材料，我們可以負責轉送縣里。后來據陳同志說，他將材料轉給縣領導時，縣領導說，他們曾聽說，該同志（管計劃生育的干部）被農民打過，案子已結；并未聽說，干部打了群眾。既然是這樣，馬上派人去查。我們向縣領導說我們不是工作人員，只是碰到這件事，通報他們一聲，千萬不要小題大做。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們第四天到汝城縣，縣委王書記帶我們去拜訪了去年農民千余人請愿、抗議捐稅太重，結果造成沖突，小垣兩個鄉（鎮）政府被打砸搶燒了，有的干部被打。這件事已過去一年多了。在縣里看到中央發了一個材料，列舉了2000年下半年全國28個鄉，主要由于反對收費過重、過急，引起干群對抗，造成農民自殺死亡。汝城兩鄉（均系瑤族）一是上半年發生的案子，再是沒有死人，因此未列該項材料。其實，這個材料帶有典型意義。詳細情形，汝城縣委給我一個記者訪問的材料（附上），比較詳盡，我不再重述。我只想講：第一點，今年稅收減了50%以上，說明去年稅收確實太重；第二點打砸搶，燒房子是錯了，但這不能只怪農民群眾，更應怪農民提意見時缺乏黨的正確領導；第三點政府不檢討，只記了群眾的過，不公平。這里我還要說，要是檢討錯誤，錯在中央。如果說錯在干部作風，“說話不和氣”？這不是。一位被打的干部對我說，“我被打了，如果站在老百姓一邊說，我該被打。”基層干部為了一個月40元錢的飯碗子，變成過去國民黨式的稅收員，講道理講不過農民。我同鄉、縣干部談心，他們說“兩難呀！”我從湘南回到北京，正好學習整頓作風問題的文件（六中全會決定），我結合1942年“整頓三風”文件的學習。我覺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勤儉建國，艱苦奮斗，建設富裕、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說一百年不變的基本路線是決定一切的，背離這條路線什么民主作風，什么務實作風，都只能說資產階級“政客”的作風。黨的作風是極其重要的，但主要是領導干部作風問題，不要只要求基層干部改進作風。黨的作風是極其重要的，但黨的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先記下這兩條。對于如何有效、徹底改變老、少、邊、窮、西區的面貌，還要搞個與全國建設統一的規劃的原則和要點。這要請扶貧領導同志考慮。原來發誓賭咒要在21世紀把貧困區的帽子丟給20世紀，這固然有一個吹了牛的壞作風，但是，總得搞個計劃、指標、措施限期完成呀？這兩個問題太重要了！（2001年10月）
為了說明問題，馬老還把《湖南內參》2000年第17期發表的新華社記者段羨菊和王迎寫的《“汝城事件”始末》和《“汝城事件”的反思》（上、下）以及《“汝城事件”采訪錄》（一、二）附上。在這里只把頭一篇抄轉如下：
編者感言：本月上旬，汝城縣發生的事件，令人震驚，更令人痛心。我們在編輯記者發來的稿件時，心情無比沉重。透過汝城事件，該汲取的教訓實在太多，太多！農村工作方式方法、干部的工作作風思想作風等等等等，改進的地方也實在是太多，太多。我們在刊登事件始末、反思的同時，也把當地農民、干部想說的苦處、難處，把他們的想法一并登出來，讓讀者有一個了解，也給讀者一個更大的思考空間。
“汝城事件”始末
新華社記者段羨菊 王迎
4月上旬，汝城縣連續發生了兩起瘋狂打砸搶燒鄉鎮政府事件。在延壽瑤族自治鄉和小垣瑤族鎮，干部、干警被瘋狂追打，干部住宅和辦公財務被洗劫，鄉政府辦公設施被縱火焚燒，車輛被打砸掀翻，財物、文件檔案資料被毀于一旦，為湖南歷史上罕見。
沿107國道南下至湘南門戶宜章縣，轉道東行，順著曲折陡峭的盤山公路驅車約一個小時，便進入郴州市汝城縣內。汝城偏居湘東南，南靠五嶺，西接羅霄山脈，與廣東、江西接壤，境內山多路陡。
事發后，新華社記者緊急趕往汝城縣采訪。一進入汝城內，便被一種緊張的氣氛所籠罩。
沿途的村鎮到處張掛著“穩定壓倒一切，責任重于泰山。”“檢舉揭發打砸搶分子及其幕后策劃者重獎”等橫幅。縣城每堵墻上，都貼著縣法院、檢察院、公安局督促犯罪嫌疑人的通告，以及大幅的《憲法、法律常識摘要》。擰開招待所的電視機，縣電視臺正在滾動播發省、市、縣處置打砸搶燒活動的最新動態。
一
趕往延壽鄉，出汝城縣城不遠就看到一幅橫跨馬路的鐵制宣傳橫幅，上書“舉全縣之力，打好‘兩基’攻堅戰”。
在這個貧困山區縣的莽莽大山中穿行，峰回路轉，你如果看到許多土磚房中矗立著一棟漂亮房子，八九不離十是學校。
近幾年來，延壽鄉為了“教育兩基”達標，通過鄉人民代表大會決議的形式向學生家長收取建校費以還貸款。今年3月上學期開學，這個鄉違背國家有關政策規定，置縣委、縣政府的要求于不顧，向中學生收取建校費100元/學期，中心完小學生每人80元/學期，小學生每人50元/學期，引起學生家長的強烈不滿。
3月29日，10多個農民趁鄉人代會召開之機，到鄉政府要求清退建校費。早在3月上旬，嶺秀鄉也因建校費問題引發幾百人到鄉政府上訪鬧事，還打傷了鄉干部。縣委書記王存湘、縣長邵昌葵深感事態緊急，立即召開黨政聯席會議，要求延壽鄉立即停止收費，并將今年已收的15萬多建校費盡快退回家長。當日，縣委、縣政府以十萬火急的速度向全縣下發了《關于重申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要求已收取建校費的鄉鎮在近期無條件地將建校費退還到學生家長手中。
4月1日，是延壽鄉的集市，農民從四面八方到鄉政府所在地趕集，。上午11時許，約有200余名群眾以要求清退建校費為由聚集鄉政府。縣長邵昌葵對記者說，當時一些農民提出，不但要清退今年的建校費，，而且要清退歷年的建校費，而且要把過去亂占耕地、亂伐亂砍、計生受處理等所受罰款全部退還；一些過去違法亂紀受到政法部門處理的、判了刑的人，也提出清算要求。
隨后，少數人沖進鄉政府機關、鄉黨辦、人武部、民政辦、水管辦等辦公室，一些辦公設施遭到破壞，鄉黨委、鄉政府的公章被搶走。事發后，在郴州開會的縣委書記王存湘電話指示要及時、穩妥、冷靜地平息事態。當天，縣委副書記朱軍民等帶領20余名工作人員趕往現場做工作。下午4；30分，聚集農民陸續散開，但仍有少數人稱“還要到鄉里鬧”。
當日深夜，縣長邵昌葵主持召開縣黨政緊急聯會，研究應對之策。4月2日上午8時，5名縣領導帶領有關部門負責人及22名公安干警趕到鄉里，并分成指揮組、維持秩序組、調解組、思想工作組等5個小組，開展群眾疏導工作。但到上午11時左右，尚有600余人聚集到鄉政府門口。
11：05分，幾名青年農民指揮群眾向鄉政府大門沖擊。10多名干警盡力頂住大門，在場的縣鄉領導在大門口喊話做工作，但情緒過激的群眾根本聽不進去。少數人用石塊、磚頭等物狠砸守門的公安干警和現場工作人員，對干部住宅和辦公室實施打、砸、搶。
鑒于事態擴大，12：30分左右，縣委副書記朱軍民、縣武裝部部長謝久古等領導帶領160名干警和36名應急分隊民兵趕到現場維持秩序，但事態仍難以控制。民兵應急分隊的卡車開進計生站后，立即遭到群眾圍攻，3名隊員被打。下午3時許，因突降暴雨，聚集的群眾才陸續離去。至5時許，，大多數群眾離開現場。下午6時許，少數人到鄉政府點燃桌椅等物，被公安干警撲滅，避免了火災的發生。6：30分，在鄉政府維護秩序的230余名國家工作人員才集合完畢，離開延壽。
據介紹，事發之前，縣委派駐延壽鄉的工作隊了解到，組織鬧事者商定以鞭炮為信號，鞭炮響一次，進攻；鞭炮響兩次，增援；鞭炮不斷放，情況危急，撤退。事發過程中，確實有人“噼噼啪啪”放響了鞭炮。
據不完全統計，整個事件有80多名國家工作人員遭毆打，其中1人當場休克，3人重傷；被砸車輛6臺，總價值約25萬元。延壽鄉政府50名干部職工的住宅被砸，財物被搶。計生站臺賬基本遺失，鄉武裝部的政審檔案材料被毀，國土所的土地使用證被搶走，縣公安局一臺攝像機被砸。
二
延壽事件震動了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立即作出指示，要求汝城縣委、縣政府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確保社會政治穩定。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張萬才和市委常委、市政法委書記王鎮鑫連夜趕到汝城，召開緊急會議，要求縣委、縣政府按照“宜散不宜聚、宜順不宜激、宜解不宜結”的原則進行冷處理，要爭取多數群眾，先控制局勢再進行專案處理。
4月3日凌晨，縣委書記王存湘帶領40人，進入延壽鄉農民情緒比較激動的6個村做思想工作。其他縣領導帶隊趕到延壽鄉附近的小垣鎮、嶺秀鄉、盈洞鄉摸情況，掌握信息。4月3日中午，郴州市委副書記周政坤趕到汝城，召開專題緊急會議，要求縣委、縣政府要進一步采取措施，控制延壽周邊鄉鎮的局勢。
4月6日，縣委、縣政府緊急要求個鄉鎮落實減負決定，此時，今年已收取建校費的13個鄉鎮都準備好資金并準備清退。于4月6日開始清退。
延壽鄉“4.1”、“4.2”事件發生后，縣、鄉干部在與延壽鄉相鄰的小垣瑤族鎮逐村排查中發現，小垣鎮東芒、大山、簡水、走馬和后洞的5個村外來人員活動頻繁，有可能在串聯。縣委、縣政府立即研究對策，鑒于這5個村都是享受過3年重點扶貧攻堅的特困村，組織了曾在5個村搞過建整扶貧工作單位的負責人及工作隊員、小垣籍在縣誠工作的干部共20人，組成工作隊進駐小垣鎮。此外，縣委駐延壽工作隊也移師小垣。
調動所有的宣傳機構，調動所有的組織機構，以最強的人力，最快的速度，解決老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汝城縣委、縣政府決心盡最大的努力，力圖阻止延壽一幕的再次出現。
然而，延壽事件還是再一次重演了。事件的規模更大、危險更嚴重，少數人的行為更瘋狂、手段更殘忍。
4月7日上午10時左右，小垣鎮走馬村部分群眾將前往該村做工作的縣長助理王輝、國土局局長何志鵬及帶路的鄉干部等人扣押，直至12點在村支書得到的保護下，縣長助理王輝才被放出。至下午3點鐘，國土局局長何志鵬及其司機被放出，司機已被嚴重打傷。
上午11時左右，趕往簡水村做工作的鎮黨委書記黃禮彬、縣人事局局長羅光流等人被沿途的群眾圍攻毆打得頭破血流，其中羅光流局長頭部和左手均被砍傷，兩人逃出后被送至醫院，其他人員被打散。
黃禮彬對記者回憶當時的情形：“當時我帶一些干部趕到簡水村，準備做一些重點對象的穩定工作。當時他們已經組織好了，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沒用。我們還沒進村，他們就組織幾百群眾把我們3臺車、17名干部堵住了。”
“他們不問什么，就要我們下車，用石頭打，用木棍打。下車后我被打倒，爬起來我就拼命地找小路跑，當時心里只有兩個念頭，一是保全生命，二是向指揮部報告情況。有四五個人追我，沿途每隔四、五十米就有一個人攔截。前攔后追，路又滑，，我先后被打倒5次。眼鏡丟了，雨傘掉了，全身都是泥巴，逃金簡水村小學。學校里有3個老師，有兩個攔住追趕者，另一名教師迅速推出一臺摩托車，我一路狂奔才得以虎口逃生。
黃說：“沒有他們3個人救我，我今天可能不會坐在這里跟你說話了。
事實上，小垣鎮的情況更不妙。這一天是小垣鎮的趕集日。這個鎮緊靠廣東，雖人多地少，農民生活貧困，但因有汝城鎢礦等采礦業，小鎮倒是比較繁華。集市人山人海，一些農民發現不少地方張貼著鼓動鬧事的傳單，原文如下：
動員令
各農民朋友們：為了我們的切身利益，我們的合法權益不再受貪官們的侵害，使我們的兒子及我們今后確實勤有好活，而不再受貪官們的剝虜，請農友們立即行動起來，向貪官們討回自己不該多付出的冤枉債務。
即日
按照縣委、縣政府部署，小垣鎮大部分干部下村做工作，鎮長坐在辦公室接待群眾。11點25分，約40余名群眾開始沖進鎮政府，用石塊木棍打、砸、搶，隨后參與人員和圍觀者猛增到1000余人。從11：45分開始，少數人用汽油點燃鎮政府辦公大樓，同時鎮派出所、計生站、工商所也被放火焚燒，一時火勢沖天，濃煙四起。稍后，設在走馬村的林業檢查站1棟8個房間全部被砸毀，財物被洗劫一空。到下午2點30分左右，鎮政府大樓財物、文件資料毀于一旦，這時聚集的群眾才陸續離開，到下午3點30分，現場只剩下少數看熱鬧的群眾。
“如果當時我們在供電所被發現，能不能保命就不知道了。”縣委常委、宣傳部長袁康德對記者說，
“4月7日一大早，我帶領宣傳組在小垣鎮貼宣傳標語。當時有個局的干部怕挨打，就不敢貼。瘋狂的打砸搶事件發生后，我們宣傳組9個人躲在與計生站相連的供電所二樓里面一個小房間內。我聽外面有人在邊找邊喊：‘早上那些貼標語的人到哪里去了？’供電所的老板跟農民說：‘里面沒人。’相鄰的計生站已被燒，以防萬一，我跟組里其他同志說，一旦被發現，我們就突圍沖出去，拼了。一是保命，二是保護供電所不被砸。”
在小垣事件中，干部、干警嚴格遵守“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紀律。共有7名干警和國家干部被打傷，3臺吉普車被砸；鎮政府、計生站、工商所房屋被燒，設備被毀；木材檢查站、供電所被砸。總計損失220萬元。
三
小垣事件發生后，縣委、縣政府抽調50名干警，組成應急分隊待命，同時還加強了對縣委、縣政府大院的安全保衛工作。與此同時，少數農民還在秘密串連。小垣周邊的井坡、文明等鄉鎮，也先后出現了不穩定因素的苗頭。
汝城縣委、縣政府面臨著確保全縣穩定的嚴峻挑戰和巨大壓力。
4月8日凌晨，正在長沙開會的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趕到汝城，并研究決定從市里抽調200名武警進駐汝城控制事態發展。湖南省委、省政府對延壽、小垣事件的處置非常重視。省委派出了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廳、省委農村工作部、省教委領導組成的工作隊，同時派出了300名長沙武警官兵，進駐汝城。省、市、縣政法干警協同作戰，于4月9日凌晨抓獲了16名打砸搶燒的犯罪嫌疑人。隨后召開了上萬人的公捕大會。到4月15日，已有171名參與鬧事的人向政府投案自首。
記者在延壽鄉政府看到，鄉計生站所有的門窗被砸，部分干部職工的住宅留下被損壞的痕跡，鄉政府的食堂也被毀。從延壽趕往小垣的途中，記者看到被砸的車輛倒在路邊的田地中，吊車正在緊張地工作。到小垣鎮后，只見鎮政府的3層辦公樓被焚毀，幾乎所有的門窗都不見了蹤跡；辦公室內空空如也，墻壁一片漆黑、滿地狼藉。
邵昌葵縣長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縣委、縣政府在全面反思，總結這兩起事件的深刻教訓。他說，下一步工作重點首先是疏導群眾，化解矛盾，向各鄉鎮下派工作隊，進行細致入微的思想教育。派往延壽和小垣的工作隊，要開展為期一年的基層基礎工作。第二，加強法制教育，使群眾明確自己的權利和責任，引導他們在憲法、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行使自己的權利。第三，廣泛走訪群眾，聽取他們對縣、鄉工作的意見和要求，采取相應的措施整改，規范基層工作行為。明令禁止的收費立即停止。他說，縣政府已決定撥出存糧，賑濟缺糧戶，解決其他實際困難。
縣委書記王存湘認為，這兩起惡性事件有五個特征：一是地點具有偶然性。二是鬧事的口號具有煽動性。三是沖擊的對象具有針對性。四是事件的發生具有報復性。組織者對政府恨之入骨，目的是砸爛鄉鎮政府。
4月15日，記者離開汝城時，縣委、縣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勢，延壽、小垣兩鄉鎮政府機關工作秩序已恢復。
汝城又恢復了表面的平靜。但這次事件留下的創傷，何時能消除？
記者在《“汝城事件”反思》得出結論，這是“達標”引發的一場災難。文中說，“透過汝城這兩起罕見的惡性事件，其慘痛的教訓應該引起我們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汝城縣的干部群眾強烈呼吁：那些自上而下，不切實際，超出地區承受能力的達標活動必須堅決取消，否則既害了農民，也害了干部，最終禍患無窮。”“達標活動搞得汝城農民民怨沸騰，汝城的干部也是一肚子苦水無處說。縣委書記王存湘對記者說，1996年他到任后，曾經幾次向上級反映，對汝城這種連許多農民的溫飽問題都沒解決的貧困縣，根本就不應該搞那么多的達標活動，如果非搞不可，也應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群眾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減低標準，區別對待。但他的反映沒有引起重視，上級還是多次派教育督察組到汝城來，要求一定要搞‘兩基’達標。期間汝城縣還因達標活動搞得不好，被教育部門當作反面典型。”“教育不達標，汝城就會拖郴州市全市的后腿，縣領導的工作在考核時就會被一票否決。”“小垣、延壽兩鄉鎮被打砸搶燒后，縣委、縣政府全力以赴維護全縣社會穩定大局。但鄉鎮政府為達標欠下的債務怎么償還？問題還是擺在那里，縣委、縣政府能有什么辦法？”
記者在采訪時了解到，汝城縣這次被打砸搶燒的兩個鄉鎮，是全縣23個鄉鎮接受中央、省、市、縣扶貧投入最多的兩個鄉鎮。而打砸搶燒最賣力、追打干部手段最殘忍的農民，又大部分集中在這兩個鄉鎮扶貧投入最多的一些村。這一現象也引起了各級干部的深思，扶貧本是給農民辦好事的德政工程，為什么當地一些農民卻不領情、不買賬？
記者在縣公安局采訪了因參與打砸搶而被刑事拘留的小垣鎮農民張名華。他說，村民們都知道，扶貧工作隊帶來了不少資金，但錢有多少，用到哪里去了，沒有人告訴農民。村里的賬目從來不公開，農民對這一點非常不滿。個別村干部年收入應該只有千元左右，卻蓋起了2層樓房，錢從哪里來的？扶貧隊雖然給大山村通上了自來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新水管子起用時就是銹的。
據記者調查，貧困區的農民對扶貧資金的多少、用途和分配非常敏感。盡管縣整建扶貧辦公室要求扶貧工作隊督促各村至少每半年要公布一次村級財務，但工作并沒有落到實處。一些村長期不清賬，扶貧資金是一筆糊涂賬。而少數鄉鎮的黨政主要領導甚至截留、抵扣、侵占、挪用扶貧資金，甚至收取管理費。正因如此，扶貧投入在一些地方非但沒有換來農民的好感，反而成為引發農民強烈不滿，引發惡性事件發生的導火索之一，教訓十分慘痛。
縣委書記王存湘說，鄉鎮干部成為首當其沖的挨打對象，原因一是鄉鎮政府是政策的事實者。群眾認為政策好，是共產黨的政策好。政策不好，就是鄉鎮干部搞的鬼。收取教育集資費的決策操作者也確實是鄉鎮干部。原因二是鄉鎮工作，積怨甚多。今年得罪一個，明年得罪一個。一個鄉鎮幾十名干部，加起來得罪幾十上百人，這種現象比較普遍。三是其他怨氣也泄在鄉鎮干部身上。有些問題本是部門惹的禍，如農民到郵局取款得先訂報紙，文盲也不例外；如強行要求中小學生參加養老保險，這些問題本來跟政府沒有直接關系，但火氣卻對準了政府。農民不滿，省長、縣長找不到，就拿容易找到的鄉鎮干部出氣。在某種程度上，鄉鎮干部成了農民怨氣的出氣筒。四是現在的社會輿論，鄉鎮干部幾乎都是反面人物。
縣長邵昌葵對記者說，從客觀上講，反復出現的問題，要從源頭上找原因；普遍出現的問題，要從制度上找原因。我們黨委、政府必須要從源頭上制度上找原因。
王存湘、邵昌葵認為工作重點之一是把減負工作落到實處。這兩起事件都是以減負為由頭，如果縣委、縣政府的工作做到實處，壞人無計可施。之二是要加強鄉鎮一級黨組織建設和政權建設。鄉鎮政權的現狀是“有人無錢，有職無權”。現在凡是有錢、有權的部門就上收，責任、包袱就往下壓。不要說鄉鎮長沒權利，縣委書記、縣長又有多少權？現在各級都說要為民辦事實，為民辦事實好說，沒錢怎么辦？都說要化解矛盾，沒有職權，化解得了嗎？干部作風粗暴，被任務所逼確實是重要原因。統計到去年10月止，全縣財政負債共5988萬元，按全縣32.5萬農業人口計人均負債184元。延壽鄉負債342萬，人均218.7元；小垣鎮負債285萬元，人均負債321.3元。這些債務是歷年堆積，長期沒得到化解。有的甚至是六十、七十年代積下的。加強鄉鎮領導建設，就一定要減輕鄉鎮負擔，一是財政負擔，二是工作負擔。不切實際的達標給鄉鎮干部帶來的壓力太大了。
馬老把新華社記者的內參稿附上后，又把中共湖南省委辦公廳于2001年8月28日翻印的《國務院糾風辦、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辦關于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涉及農民負擔惡性案件的情況報告》附上。內文如下：
據各地上報，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全國共發生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26起，死亡26人。到目前為止，已查結25起，180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17人移送到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1.重慶市奉節縣奇峰鄉鄉長黃程森、副鄉長潘兵帶領鄉、村干部到天平村農民楊志倫（男、48歲）家催收稅費尾欠，楊不在家，楊的妻子無錢繳納，就將楊家 電視機、桌子等物品搬走作抵押。楊志倫回家后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日下午死亡。
經調查核實，重慶市紀委、監察局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奇峰鄉黨委書記廖良權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鄉長黃程森行政撤職處分；給予副鄉長潘兵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負責有領導責任的奉節縣副縣長王金龍行政警告處分。
2.江蘇省宿遷市沭陽縣桑墟鎮黨委副書記、鎮人大主席張道軒帶領鎮、村干部到條河村農民劉松田家催收稅費，雙方發生爭執。鎮派出所指導員孫士軍等鎮、村干部聞訊趕來，與劉及其兒子劉勤山（40歲）發生打斗，劉勤山被達成重傷，經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
經調查核實，宿遷市委、、市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桑墟鎮黨委副書記、鎮人大主席張道軒留黨察看兩年處分，并依法罷免其沭陽縣人大常委、鎮人大主席職務；給予鎮黨委委員、武裝部長趙繼凱撤銷黨內外職務處分；給予鎮派出所指導員孫士軍黨內嚴重警告、行政撤職處分；分別給予鎮司法股長祁昌林、鎮文化站長魏學東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條河村黨支部書記章志健、村委會主任劉永江、會計劉永洲、民兵營長章立春開除黨籍處分；將劉永紅等7人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縣人大副主任、鎮黨委書記姬成高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3.湖北省十堰市房縣秦口鄉農民向久梅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7月16日，湖北省房縣秦口鄉馬料溝村村主任黃波到農民向久梅（女、31歲）家收欠款。兩人商定與向在外打工的丈夫電話聯系。下午，黃波欲與向的丈夫通話時，電話以外中斷。為此，黃與向發生爭執，并打了向的耳光，隨后相互廝打。向久梅回家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晚死亡。
經調查核實，房縣縣委、縣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秦口鄉黨委副書記熊發興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鄉派出所所長任超黨內警告處分；依法罷免黃波村主任職務，并行政拘留15天。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鄉黨委書記董全文黨內警告處分。
4.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古邳鎮農民苗興濤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7月21日，江蘇省睢寧縣古邳鎮五工頭村治保主任曹金生帶著糧販子到農民苗興濤（男、48歲）家收取提留款。苗家生活困難，無錢繳納。曹要求以糧抵款，苗不同意。曹就強行搬走了苗家僅有的4袋糧食。后在苗的懇求下，留下1袋。苗興濤隨后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
經調查核實，徐州市委、市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古邳鎮黨委副書記雷學明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副鎮長郭梅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五工頭村黨支部書記宋守亞開除黨籍處分；給予村主任宋振軍開除黨籍處分，并依法罷免其村主任職務；將村治保主任曹金生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鎮黨委書記李金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鎮長傅樹春行政記大過處分。
5.河北省寧晉縣紀昌莊鄉農民長進通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7月24日，河北省寧晉縣紀昌莊鄉鄉長竇新生帶領鄉、村干部到磚河村征收稅費，將未交款的農民叫到村委會談。到農民長進通（男、48歲）家時，因張不在，便叫張的妻子到村委會。長進通當晚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死亡。
經調查核實，寧晉縣委、縣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紀昌莊鄉黨委副書記楊栓伏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分別給予磚河村黨支部書記張雙義、村委會主任張更中、村治保主任王保杰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負又領導責任的鄉黨委書記張建華黨內警告處分，鄉長竇新生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
6.河北省定州市龐村鎮農民何淑彥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8月5日，河北省定州市龐村鎮東丈村主任立文凱帶領村干部到該村農民何淑彥（女、32歲）家收取提留統籌款。何提出等在外打工的丈夫回來再交。李即令人進何家抬了兩袋玉米。在此過程中，何被村干部兩次按倒在地。事后，何淑彥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死亡。
7.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什縣阿合雅鄉農民買熱也木．吐爾地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8月12日上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什縣阿合雅鄉十三村黨支部書記買買提.司馬義帶領村干部到農民吐魯洪.吾守爾家征收91.3元教育費附加，強行拿走小麥154公斤，導致吐魯洪.吾守爾的妻子買熱也木.吐爾地（維吾爾族、25歲）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
經調查核實，烏什縣委、縣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十三村黨支部書記買買提.司馬義撤銷黨內職務處分；依法罷免吐爾遜.克里木.斯地克、克然木.居馬克村委會副主任職務；給予村會計阿塔吾拉.尼牙孜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阿合雅鄉黨委書記齊樹忠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鄉長蘇來曼.吐爾地行政記大過處分。
8.湖北省孝感市漢川市新堰鎮農民許德善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9月12日，湖北省漢川市新堰鎮派出所副所長汪先洋帶領鎮、村干部到陳集村農民許金云家催收許拖欠的負擔款4139元。許說有困難，當晚被帶到派出所，9月13日被非法拘留，并在全市化解村級債務大會上公開“亮相”。許的父親許德善（75歲）要求派出所放人未果，遂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9月15日死亡。
經調查核實，湖北省紀委、監察廳和孝感市委、市政府分別作出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新堰鎮黨委書記、人大主席余章耀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并依法罷免其鎮人大主席職務；給予漢川市公安局副局長汪興銀行政記過處分；給予鎮派出所所長劉永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分別給予鎮派出所副所長汪先洋、市行管局保衛股副股長陳義生黨內警告處分；給予原江邊堰管理區黨總支書記、主任屈志林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漢川市市委副書記文茂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9.貴州省沿河縣官舟鎮農民田仁富被打致死案
2000年10月15日，貴州省沿河縣官舟鎮官舟辦事處黨總支書記李漢堯帶領鎮干部劉祖昌等人到大橋村農民田仁富（男、37歲）家催收稅費，強行搬拿田家糧食。在稱糧過程中，田三次阻攔，均被李漢堯等人拉走。在將糧食運走時，田再次上前阻攔，被李推倒，致頭部受傷。10月22日中午，田病情加重，經搶救無效死亡。
經調查核實，沿河縣委、縣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官舟辦事處黨總支書記李漢堯留黨察看一年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分別給予官舟鎮干部劉祖昌、大橋村黨支部書記冉啟江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鎮財政所干部李文俊行政記大過處分；分別給予村委會主任田開仁、會計田澤仁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鎮黨委書記崔德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鎮長肖仕文行政記大過處分。
10.湖北省荊州市監利縣黃歇口鎮農民熊華品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11月1日，湖北省監利縣黃歇口鎮干部杜愛平等鎮、村干部根據鎮里的安排到新熊村，把農民熊華品（男、41歲）等4名欠款戶帶到原管理區辦“學習班”。熊不愿意去，被鎮、村干部強行拉到車上，并被扭傷。熊離開學習班后，多次向鎮干部要求解決醫藥費未果，于11月6日晚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死亡。
經調查核實，監利縣委、縣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分別給予黃歇口鎮副鎮長吳先金、鎮干部杜愛平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鎮干部羅學斌黨內警告處分；依法罷免熊邦讓新熊村村委會副主任職務。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鎮黨委書記李宜孝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11.湖北省十堰市房縣大木廠鎮農民曾福蓮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11月10日，湖北省房縣大木廠鎮黨委宣傳委員馮進久、信訪辦主任劉洪霄、馬進洞管理區黨總支書記王向山主任王兵和泰山鋪村干部共6人到該村農民曾福蓮（女、45歲）家催收建校集資款251元，曾以多次要求增補責任田長期得不到解決為由拒交。曾的丈夫外出借錢時，曾在家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死亡。
經調查核實，湖北省紀委、監察廳和十堰市委、市政府分別作出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原大木廠鎮黨委書記陳德漢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鎮黨委書記龍德斌、鎮長樊恭應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分別給予副鎮長張家成、鎮黨委宣傳委員馮進久黨內警告處分；給予鎮信訪辦主任劉洪霄行政降級處分；給予原馬進洞管理區黨總支書記劉孝義黨內嚴重警告、行政降級處分；給予管理區黨總支書記王向山留黨察看一年、行政降級處分；給予管理區主任王兵黨內嚴重警告、行政撤職處分；分別給予泰山鋪村黨支部書記李玉林、村委會主任劉興建留黨察看一年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房縣縣委書記蓋衛星、縣長張維國黨內警告處分。
12.甘肅省隴南地區文縣丹堡鄉農民馬有香死亡案
2000年11月10日晚，甘肅省文縣丹堡鄉黨委書記司小平帶領副鄉長杜雪生等鄉、村干部到梁家坪村民韓送貴家催收稅費，與韓發生爭執并互相廝打。韓的養母馬有香（81歲）在勸架過程中被推倒，出現昏迷，經搶救無效于11日下午死亡。
經調查核實，隴南地委、行署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丹堡鄉黨委書記司小平撤銷黨內職務處分；給予鄉長周龔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副鄉長杜雪生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文縣縣委書記唐志敏、縣委副書記田生才黨內警告處分，縣長王安順、副縣長舒大榮行政警告處分。
13.甘肅省隴南地區康縣碾壩鄉農民張彥昌服鼠藥身亡案
2000年11月14日上午，甘肅省康縣碾壩鄉計生站長李明高等鄉、村干部到大莊村農民張彥昌（男、45歲）家催收稅款。在鄉干部與張的兒子協商以糧抵款、準備拉走兩袋小麥時，張將鼠藥吞下，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
經調查核實，隴南地委、行署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碾壩鄉黨委書記李早利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主持鄉政府工作的李彥文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計生站站長李明高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康縣縣委副書記陸冠林黨內警告處分，副縣長李樹杰行政警告處分。
14.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區樟山鎮農民陳春娥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11月20日，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區樟山鎮副鎮長曾憲軍帶領鎮、村干部到赤塘村農民陳春娥（女、36歲）家催收稅費。陳無錢繳納，鎮、村干部就拉走638斤稻谷抵款，導致陳服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
經調查核實，吉州區委、區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樟山鎮副鎮長曾憲軍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分別給予鎮黨委委員劉朝軍、副鎮長劉湘先、副鎮長彭衛英黨內警告處分；給予赤塘村黨支部書記夏文順留黨察看一年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鎮黨委書記、人大主席龍飛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并依法罷免其人大主席職務，鎮長林啟飛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15.湖北省荊州市監利縣新溝鎮農民李啟棟因被強制辦“學習班”致死案
2000年11月24日凌晨，湖北省監利縣新溝鎮干部嚴澤華、鄧南華等鎮、村干部根據鎮里的安排到紅陽村，將拖欠稅費的農民李啟棟（男、68歲）帶到原管理區辦“學習班”。次日晨，李啟棟出現口吐白沫、昏迷癥狀‘于當日上午送往醫院途中死亡。
經調查核實，監利縣委、縣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分別給予新溝鎮黨委副書記孫傳斌、副鎮長姚祖鵬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鎮干部鄧南華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鎮干部嚴澤華、唐輝、紅陽村黨支部書記姜達迪留黨察看一年處分。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鎮黨委書記查建平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16.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中河口鎮農民唐麗峰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12月4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中河口鎮鐵甲村的村、組干部到農民唐麗峰（女、34歲）家催收欠款1427.1元。唐說家庭困難，沒有錢交，村干部就強行拉走唐家的一頭豬暫抵部分欠款。第二天上午唐麗峰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
經調查核實，常德市委、市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中河口鎮人大副主席陳喜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鐵甲村黨支部書記聶國政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鎮黨委書記李南孝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鎮長張松明行政記大過處分。
17.江蘇省泰州市靖江市馬橋鎮農民陳義勛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12月21日，江蘇省靖江市馬橋鎮建設管理所干部徐小根、立爭明和鎮農辦技術員沙亞鴻等鄉、村干部到長壩村農民陳義勛（男、55歲）家催收稅費。雙方發生爭吵，沙亞鴻、徐小根和李爭明分別打了陳義勛。陳在此情況下，同意用稻谷抵款，并隨后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日下午死亡。
經調查核實，泰州市委、市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馬橋鎮黨委副書記羊爭鳴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鎮黨委組織委員侯興華、長壩村黨支部書記襯國元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村委會主任葛東成開除黨籍處分，并依法罷免其村委會主任職務；給予村經聯社主任薛定芳撤職處分；將參與打人的直接責任人沙亞鴻、徐小根、李爭明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鎮黨委書記顧正榮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鎮長陳建平黨內警告處分。
18.安徽省合肥市長豐縣羅塘鄉農民戴本華服農藥身亡案
2000年12月23日，安徽省長豐縣羅塘鄉政協工委副主任仇恒之、鄉黨委宣傳委員張書權帶領鄉、村干部到魯黃村農民戴本華（男、35歲）家催收稅費1674元。鄉、村干部讓戴盡量給錢，沒錢就扒糧食。在村干部搬稻谷時，戴與干部發生爭吵，隨后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日下午死亡。
經調查核實，合肥市委、市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羅塘鄉黨委書記梁峰開除黨籍處分；給予鄉長楊修兵行政撤職處分；依法罷免仇恒之的鄉政協工委副主任職務，給予鄉黨委宣傳委員張書權撤銷黨內職務處分。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長豐縣縣委書記陶登松黨內警告處分。
19.甘肅省慶陽地區鎮原縣孟壩鎮農民賈會萍母子自焚案
2000年12月26日，甘肅省鎮原縣孟壩鎮武裝部長李耀成帶領副鎮長焦永萍等鎮、村干部到郭石洼村農民賈會萍家催收稅費282.8元。賈要求等在外打工的丈夫回來后再交，鎮干部不同意，提出以糧抵款，當場稱出283公斤小麥拉走。賈隨后找到鎮、村干部，要求交100元后將小麥拉回，遭到拒絕。29日早晨，賈在家點燃麥草自焚，其8個月的兒子劉旺旺被焚。劉旺旺經搶救無效于12月31日死亡，賈會萍經搶救脫離危險。
經調查核實，慶陽地委、行署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孟壩鎮黨委書記王鳳龍撤銷黨內職務處分；給予鎮黨委副書記、鎮長蒙德學撤銷黨內外職務處分；給予鎮武裝部長李耀成留黨察看一年、撤職處分；給予副鎮長焦永萍行政記大過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鎮原縣縣委書記王吉泰、縣長王堯二黨內警告處分，副縣長王維東行政警告處分。
20.甘肅省慶陽地區華池縣白馬鄉農民王永興自縊身亡案
2001年1月7日上午，甘肅省華池縣白馬鄉司法干部徐洪珍等鄉干部把連集村農民王永興（男、35歲）帶到鄉政府處理拖欠稅費等問題，不讓王回家。當天下午王在鄉政府會議室上吊自殺。
經調查核實，甘肅省紀委、監察廳和慶陽地委、行署分別作出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白馬鄉黨委書記劉元斌黨內警告處分；給予鄉長田潤地黨內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分別給予副鄉長楊積仁、徐洪珍（2001年1月13日當選）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華池縣縣委副書記王興虎、副縣長劉建民黨內警告處分。
21.貴州省黔西南州晴隆縣馬場鄉農民舒騰勇被槍擊致死案
2001年1月11日，貴州省晴隆縣馬場鄉干部杜健等人到四寨村農民舒永素家催收稅費，雙方發生爭執，杜健等人回鄉政府謊報被群眾圍攻，鄉長王大文帶領派出所副所長蔡俊等人前往了解情況，途中與農民舒騰勇（男、56歲）等人相遇，雙方發生廝打。蔡俊開槍擊中舒騰勇，致其當場死亡。另有一名群眾在混亂中受傷。
經調查核實，黔西南州黨委、州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馬場鄉黨委書記姜文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給予鄉黨委副書記、鄉長王大文撤銷黨內外職務處分；給予副鄉長陳辭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鄉干部杜健、劉萌龍、陳浩開除公職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給予鄉派出所副所長蔡俊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給予鄉干部劉勝虎行政記過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晴隆縣縣長張成剛行政記過處分，副縣長鐘林勇行政記大過處分。
22.湖北省荊州市監利縣龔場鎮農民姚延平因被強制辦“學習班”致死案
2001年1月18日下午，湖北省監利縣龔場鎮干部王澤堯和愛民村干部根據鎮里的安排，到農民姚延平（男、46歲）家清收欠款，把姚帶到原管理區辦“學習班”。19日晚姚身體出現不適，21日病情加重，在送王鎮衛生院途中死亡。
經調查核實，湖北省紀委、監察廳和荊州市委、市政府分別作出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龔場鎮黨委書記馮錦富留黨察看一年處分；分別給予鎮長張宏民、鎮黨委副書記王繼松、鎮干部游傳揚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鎮黨委副書記易軍、鎮武裝部長郭尚榮、鎮干部易賢濤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鎮干部廖后松、王澤堯留黨察看一年處分；給予愛民村黨支部書記夏徇富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分別給予對監利縣三起惡性案件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委書記杜在新、縣委副書記秦明福黨內警告處分，縣長朱正光行政記過處分。
23.四川省南充市營山縣孔雀鄉農民李詩碧服農藥身亡案
2001年3月13日下午，四川省營山縣孔雀鄉鄉長周茂德、縣法院執行庭庭長文先偉等干部到槐花村農民李詩碧（女、51歲）家催收提留款，并要李的丈夫寫下第二天交款的保證書。3月14日，李和丈夫到鄉政府要求解決問題未果，李隨后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3月15日下午死亡。
經調查核實，南充市違、市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給予孔雀鄉黨委書記姚發揚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鄉黨委副書記、鄉長周茂德撤銷黨內外職務處分；給予雙河區派出所所長何俊德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營山縣法院執行庭庭長文先偉黨內警告處分。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副縣長曹華光行政記過處分。
24.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符草樓鎮農民楊秀英服農藥身亡案
2001年3月20日下午，河南省太康縣符草樓鎮干部張偉帶領鎮、村干部到西袁村收取稅費。在農民楊秀英（女、49歲）家中無人的情況下，將其房門、柜子、被褥、面粉等拉走。楊得知情況后，要求張偉等人把東西留下，張不同意，導致楊服農藥，經搶救無效于21日凌晨死亡。
經調查核實，周口市委、市政府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分別給予符草樓鎮原黨委書記李建濤、鎮長許兵強、鎮黨委宣傳委員王興仁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鎮干部張偉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分別給予鎮干部王高峰、李猛、王西光留黨察看一年處分；給予西袁村黨支部書記張錦田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分別給予太康縣委組織部辦公室主任劉金民、縣政法委副書記許增才黨內警告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委書記（原縣長）杜民莊，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任連軍黨內警告處分，副縣長郝寶良行政記大過處分。
25.湖南省桃江縣大栗港鎮農民肖建賢服農藥身亡案
2001年5月18日上午，湖南省桃江縣大栗港鎮副鎮長劉雄、副科級干部何建湘帶領鎮、村干部到金牛村農民肖建賢（男、40歲）家催收稅費。劉雄提出以谷抵款，鎮干部隨即撮走兩袋稻谷導致肖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日下午死亡。
經調查核實，湖南省紀委、監察廳決定，并依照有關程序，分別給予大栗港鎮黨委書記曹友龍、鎮黨委副書記彭泰山撤銷黨內職務處分；給予鎮長劉小陽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副鎮長劉雄黨內嚴重警告、行政撤職處分。分別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桃江縣縣委書記楊躍濤黨內警告處分，縣長張群華行政記過處分。
26.安徽省長豐縣吳山鎮農民孟長明服農藥身亡案
2001年5月30日下午，安徽省長豐縣吳山鎮干部鄭霞與五十埠村干部到該村所設的集中納稅點征收農業稅，正遇農民孟長明（男、24歲）拉油菜籽到市場出售。鎮、村干部強行從孟的車上搬下兩袋油菜籽抵押欠款，孟長明隨即服下農藥，經搶救無效于當晚死亡。
目前，這一案件正在查處中。
這個中央五部委辦聯合發出的通報，中共湖南省委辦公廳翻印了10100份，馬老接到1份。老人家將這個通報與新華社兩位記者的采訪紀實一并編入自己的《鄉村記行》里。由此，筆者也將其出示以供人們對馬老的正確認識。下面是馬老的《鄉村記行》中的《陜西四川四縣訪問記》。我按照時序把其中的一篇排在這里：
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柞水縣，四川省成都
市龍泉區、雅安縣幾個農村見聞及途中漫談
5月底6月初10多天，我們到了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和柞水縣，四川省成都市龍泉區和雅安縣，一個是大城市近郊，另一個是偏僻山區。為避免由地方領導布置，自己又腿殘不便行走，所到之處大多都是偏僻的山腳路旁人家。因為我們一同去調查的同志有好幾個人，不便系統個別口問手寫調查。另外左右鄰居以為我們是什么國際慈善機構來搞救濟工作的，每到一個地方男女老少自動來搶著發言，常常一兩個、兩三個人像是訴苦會議。有的同志聽了記了；我因耳聾唯恐誤聽，只能回來時追問落實，因此這是一次“走馬觀花”的農村訪問。可是我們卻花錢不少。在西安和成都市住的是高級賓館，來往軟臥、飛機旅費可觀。因此不好意思說是“農村調查”，更不敢說“訪貧問苦”，而是以出席會議和親友邀請旅游的名義進行的。到農民家中也不是工作名義，似乎是偶然順便過路，隨便問問隨便看看。農民們卻十分歡迎，管你是什么人，看穿著長相反正不是大官就是做生意的。不論問什么都搶著回答。我們有意不先說什么現在農村生活雖有困難，但較過去大為改進，這個套話農民已經不愿意聽。或者說目前雖然有些困難，但是往后會一天天好起來富起來。農民也不愿意聽，他們叫著日子一天比一天壞下去，困難壓得總也翻不了身。當然這是因為參加討論的都是貧苦戶。富裕起來的人既不住在這些貧困居民區，蓋了房子也不在鄉下，而在縣城和市里。但是他們所占人口很少我們的調查當然做不出什么統計。我們幾個人有時坐在長板凳、竹椅子一起與農民談，大多時間是分別邊走邊談，看看住戶情況。這次調查我個人只聯系考慮幾個突出問題，更多想的是些宏觀問題。
關于農民收入和負擔等問題這是主題，但在過去曾專門調查過，國家機關和研究機關都有很周詳的報道。我們這樣走馬觀花根本不能系統掌握這方面材料，只談談教育和衛生等問題。西安市是全國教育工作最著名也確實是很好的。但是就在西安市長安區光明村，一個小學在幾棟危房中教學。學校當局在校舍“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借錢蓋了一座二層樓，完工之后經費無法支付，校長還不了債，逢年過節便東躲西藏。這個地方叫光明村，是過去唐朝皇帝在終南山歇暑來往必經歇腳之地。解放后在教育方面保持高水平，每年高考合格率很高。那么為什么學校危房無人出錢改建呢？這是政府的責任，但“管理經濟改革”的精英們把這個全世界英、法、德、日資本主義國家和原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等都一直執行的九年義務教育（政府必辦，人民必讀）和本國居民甚至外國僑民或游客“免費”醫療等國民待遇一概避之；而我們的修正主義改革派卻在廣大農村中對小學、高小、中學要收費，最低要花50元上小學，150元上中學。長安區這個小學校長教師出面借錢蓋成一個幾百平方米的教學樓，蓋成后誰也不否認修建的必要，但是誰也不出錢。現在還有若干危房，既不敢拆也不敢用，因為修建改建無人負責出錢。我所去的陜西、四川兩個村，每個村都有中學生無力升學的，甚至無錢上小學的。這些地方即使上小學、中學，很少有人能上得起大學的，即使有了大學生，畢業就是為了離開窮鄉。當然從理論和政策上講，本地人讀書并不僅是為了發家，而是為了治國；但是，不僅外地不來，本地也留不住大學畢業生。過去下鄉插隊落戶的統統都回城市去了。6月10日《參考消息》載德國《法蘭克福匯報》6月3日報道題：《農民的教育決定著中國的未來》記者佩特拉.科隆科講了離北京不遠的赤城縣一所鄉村學校狀況，340名學生和22名教師，每個學生的學費一年是110元，伙食費大約600元，一個小孩子上小學全部開銷幾乎占他們父母收入的一半。作者說，這座學校還算比較好的，有的學校不同年級在一間教室里上課，等等。總之國家規定了義務教育，當學費必須由他們父母來支付，而且費用很高！這能算是社會主義教育制度改革嗎？德國記者說“農村教育決定中國未來“。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改革是用市場經濟扼殺中國教育，斷送中國未來。一方面是城鄉勞動人民及其后代得不到知識，另一方面特別給有錢人子女創造條件，這就是資產階級教育政策和教育方針。但是，國家教育部門規定，為入學年齡的孩子規定了義務教育，但學費又必須由他們的父母來支付，似乎既重視教育作為國民義務，又賦予父母的責任，這完全是”子不教，父之過“，國家不負責任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延續！我問過多次，農村近期能不能發展起來，沒有人不搖頭的。貧困戶不說，即使是脫了貧的如果只維持簡單再生產沒有擴大再生產，怎么能發展呢？而像我們去調查的縣鄉因耕地有限，還要退耕還林，人口卻穩定增加，經濟只能相對萎縮。現在農民由于幾十年不變的制度，而且為了鞏固在農村每個人必須按人口交農業稅，名義上不準撂荒，把農民固定在那不夠糊口的一小塊耕地上，這不是自殺政策嗎？自有土地，少的不說，即使土地多的按戶計勞動力也剩余很多。現在是到外地打工（鄧小平、萬里的小崗村，我到他們那里了解連村長都靠有勞動力的兒子到深圳打工）。陳云同志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現在農村既不穩又不富，既要穩又要富。從農村說，只有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道路。就以小崗村而論，集體地組織起來，那點地少數勞動力就把它種了，其他大量勞動力只能搞工業。說沒有現代機器設備生產不了現代產品出口，似乎中國人命定非做殖民地給帝國主義服務不可。有一定數量的高精尖產品，因為外國人不給我們，盡其力有一定數量即可，大量的工業產品為國內人民需要，中國是有市場的。外國人買中國的東西不是因為產品質量好、品種新，而是因為它便宜。中國經濟發展固然要靠一部分出口外銷，但是主要是中國有大市場的需求。現在中國工業發展的方針似乎以出口為標準，滿足外貿為目的（為了“賺錢”）。這不是帝國主義思想就是殖民地思想。大西部這些農村多余勞動力不是出去打工就是賦閑在家。我到河南、安徽、湖南等地，農村見不到十五六歲到二十歲的女孩，多是到大城市去打工了。到沿海城市或是到臺資、港資辦的小工廠打工，更多更普遍的是到旅店、賓館、餐廳飯館等。工資在300元到500元之間，農戶能有這份工作是很幸運的家庭。但是伴隨而來的是農村本來從生育統計看，男多女少，現在更加看不到十七八歲左右的未婚女孩了。農村里很多農民盡管蓋房子是一項基本建設，十有八九是借債蓋的，逐年準備材料，打上地基架上大梁，而且是借錢或賒欠材料費，為的是兒子娶媳婦蓋的，否則兒子將討不上老婆。我們在各地問，蓋新房子的人家除了屋內空空外，多欠債累累。我奇怪，難道個個說欠債而債主是誰呢？因為我只是到的貧困村，有錢的、蓋大房子的已不在農村而到集鎮和縣城。在農村中是“大貧小貧”與兩極分化，城鄉表現為城市與農村的對立。這樣一切方便在城市，一切困難留給農村，特別困難的是國家應負責任的教育和醫療。
2002年6月17日《健康報》載意大利專家彼露易.切奇博士文章說“在意大利，我們在各個社區都設有門診所，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醫生，出診治療是免費的。在我們那里做心臟手術住院治療4個月以下的患者全部是免費。”我到這些地方問到有沒有“希望工程”，柞水縣說附近有個“世界銀行”貸款辦的小學校，未到現場看說不出什么，學生上學要多少費用，因出不起錢而輟學。至于醫院，在柞水縣，毛澤東時代（老百姓語）有不少大城市大專畢業的醫生來農村服務，后來都撤走了。不但原來外地的人才走了，本地的人才也留不住，到城市開醫院去了。農民在談話中說過幾天“6.26”到了。我們北京來的，對于北京、成都大醫院設VIP貴賓部按高級賓館接待外賓和中國大款（曾引起各該病院老干部提意見），縣市大小官員每到北京看病現款交易，醫院歡迎。“老爺衛生部”又恢復了，而且變本加厲，只是我們少數來自北京和成都人知道，農村農民根本不知道。我們問知道不知道“6.26”？農民答不知道。我說毛主席動員城里醫生下鄉并在農村培養赤腳醫生知不知道？不但都說知道，而且引起了很多的議論，希望再派來醫生。我說我以為你們忘記毛主席了，有一位姓陳的說，我們有幾個人有一次談談哭起來了。我問，那么你們屋里墻上怎么一張毛主席像也沒有了？農民不做聲
后來到了雅安，我一路注意，農民家看不到一張毛主席像，我奇怪了。我到湖南、河南等地佩帶毛主席像章的很多，是這里過去宣傳的不夠？這樣清一色的沒有毛主席像，原來是逢年過節市上沒有賣的，賣的都是財神爺、護門神、趙公明、關公。我到柞水縣榨油廠的算是一個大的企業（80余員工），也沒有一張毛主席像，似乎也很平等、公道，也沒有其他領導人的像。代之的都是一些“招財進寶”、財神爺、關老爺。
衛生問題，在河南有個上蔡縣，由于賣血，艾滋病等嚴重事故現在禁止外人入內。世界衛生組織過去在毛澤東時代對中國做了調查，評價在國際上幾個指標都在前幾十名；現在從經費上看落到192國家中倒數第四名，其他指標也落后。怎么能不落后呢？在城市醫療改革中，在偉大的“改革”字眼下，辦各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敢辦的。一句話，對醫療實行收費，甚至盈利的原則。所以我說還要改革，但是改革一切過去反社會主義原則的改革！這些本來是社會主義必辦的義務，不但不作為“為人民服務”的服務辦，反而倒過來要改為剝削人民的手段，：養活城市老爺，解決義務人員的工資。我所在的醫療單位——北京醫院的大夫說，他們現在嚴格說不是遵守白求恩精神為民服務，而是為取得生活資料在名副其實的“城市老爺部”為取得工資工作。改革初期批判用工業用鹽做食用，認真研究和供應居民使用碘食鹽。那幾年柞水縣居民缺碘的大脖子病基本消滅，改革越深入，柞水縣改到農民缺醫少藥。
在上述4個鄉鎮我們直接到過的人家就有幾個啞巴。有趣的是他（她）們有時對我們談話抱著很大的興趣，只聽不說；有時遠離一邊，似乎有沒有資格參加的自卑感。看到這種情形實在令人難過。男女老少普遍從衣著上看不出窮困，到他們家里最多的是滿地破鞋，除掉不是用的高根鞋外，我看到了各種鞋字都有，當然都是城里人不要的破鞋爛。不管是從教育或是衛生上看，如果不首先恢復毛主席“6.26”指示精神，所要求辦的，我們不但不能使農村脫貧、發展，甚至會永世不得翻身。毛主席解決了中國吸血蟲問題，解決了中國人的吸毒問題，解決了賣淫嫖娼問題，解決了一大堆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東亞病夫問題，使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而現在這樣改革下去，必將使美帝國主義把我們看作劣等人、無文化、傳染病的民族人民，借口是異端邪教劣等人種而用法西斯的理論和手段消滅之。
美國已是世界上擁有最強大武器，原子彈、核武器、生物化學武器都是可以用于滅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武器，干什么？而且只容許他制造使用，而限制別人使用，并且不同意共同銷毀或限制。現在借反對恐怖主義、反對有“恐怖分子的國家“，甚至明目張膽地公布先是有中國、俄羅斯、伊拉克、伊朗、索馬里、北朝鮮、利比亞等，還有一個國名不詳的打擊對象，共有60個國家。最近，5月21日，布什在西點軍校講話，確定先發制人的方針，你不早早投降就拿你開刀。他不知道有矛就有盾，有資產階級必有無產階級，有白色恐怖主義必有紅色恐怖主義，有反人民的反動戰爭必有反侵略、反壓迫的正義戰爭。有許多國家只異口同聲附和布什的反恐怖主義，根本不分析，他反的恐怖主義與他的原子彈、生物化學武器的恐怖手段所反對的對立面也是恐怖主義，是正義的戰爭、正義的恐怖主義。這樣分析形勢就知道現在根本不是和平與發展時代或時期，而是戰爭與革命時代。
我們下鄉調查研究的同志討論說，美國自己鼓吹資本主義長期繁榮，向來都說中國落后、貧窮，忽然也把中國的轎子抬起來了。為什么？一切資產階級政客、理論家、經濟學家都說中國不成不成，可笑可笑，忽然說中國要成為經濟大國（其實中國也是泡沫經濟、吹牛經濟），這是什么原因？布什一向是看不起共產黨，仇恨中國共產黨，看不起中國領導人的。美國記者還公開地看不起中國領導人，如美國記者采訪江澤民說：“你說你是政治家，我說你是政客；你說你是馬克思主義者，我說你是假馬克思主義著。”資產階級政客盡管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卻會察其言觀其行，看看實際表現如何。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看看我們的態度。美國侵入我領空撞下我國飛機看看我們的態度，我們要求賠100億美元，美國只賠3個億還說這是招待美軍伙食費。最近總書記買了一架總統號飛機，美國偷偷裝上27個竊聽器，竟然不敢向美國抗議，只能忍氣吞聲處分了自己的同志。其實這也是做個樣子“出一口氣”表示自己還是中國人而已。你說這是“韜光養晦”但是卻由媒體公布。馬克思主義者在進行斗爭也是講戰略戰術的，但是策略應該保密；而現在戰略不僅必須公開，而且越發要廣泛宣傳。打倒美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戰略必須明確、毫不含糊地宣傳，怎么能與他結成什么戰略伙伴甚至朋友呢？你再說這是“騙”他的，說這是外交辭令也只能作為對方將計就計地利用過去，而反過來卻麻痹了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美帝國主義唯恐麻痹了他的隊伍，不斷地對中國挑釁、試探：如偷襲中國使館；如飛機飛到中國領海；如在中國積極支持反恐戰爭下有意公開宣布中國為恐怖主義國家七國之首；如在賣給“中國元首”專機上安裝27枚竊聽器，等等。并且一再強硬支持臺灣武裝到不斷反對大陸，造成不以武力不能解放臺灣形勢，而如動武則美國“借口”侵華。而這些，如不明確反對，犧牲中國人民利益，能說是靈活策略嗎？如果你說不是漢奸，那末歷史上包括溥儀都是曲線救國了。溥儀在被捕后服刑期間不是也表現、改造得很好嗎？
讀到這里，感覺到馬老有些義憤填膺了，沿著這個思路肯定攏不住閘了；但還是理智地收攏回來，接著說他最為掛心的農村和農家：
姊弟兩家，一家是一個我們評為下中農家養兩頭牛，每頭牛購價為1萬元，新蓋了兩層小樓，蓋了幾年迄今也未完工，據說是舉債蓋的至今債未還清。她家可以說是“先富起來”了，但是如何帶后富呢？一無組織、二無政策，如何帶呢？她的弟弟住在隔壁，又黑又漏雨的小破房，一進屋又黑暗又煙熏，停了片刻，瞳孔放大才多少能看到破爛。這么窮怎么辦呢？當然是“先富帶后富”。如何帶？前者剝削后者是帶，前者救濟后者都是帶，她們姐弟兩家的經濟關系很微妙。弟弟一個小孩，因為交不起學費輟學了。輟學后起碼是一個輔助工的勞力，如照看乳牛。這位姐姐以為我們是什么國際組織（來參加討論的老鄉們可能都是這么認識的）了解情況，給他們救濟或貸款。既述說她們家養牛、種地能干，又講到學費、醫藥費很重，總之希望給她們幫助、照顧。這是他們家姊弟們先富帶后的情形。什么時候帶富了達到共同富裕呢？她們姊弟倆最明白，她怎么也帶不起她弟弟富起來。她自己還欠一大筆債，房子也沒蓋完，怎么能把弟弟帶富呢？“剝削”還來不及呢：她必須利用她弟弟家的僅有的很單薄的勞動力，忍痛讓一個四年級女孩輟學。
在目前被帝國主義剝削和侵略下，中國只能被資本帝國主義“帶的”越窮。據《費加羅報》6月16日文章說，由于不公正的全球化，非洲農業面臨絕境。例如，美國、加拿大、歐盟和日本向本國農民提供的補貼平均為2萬美元，而撒哈拉南部非洲農民所得的補貼不到300美元。富國的最高官稅則主要適用于農產品，工業化國家種種鼓勵出口的措施促使一些國際價格低于某些產品的成本價；而發達國家的這些產品往往是富裕的，如谷物和油類，這使得進口國農民破產。
中國從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而后，首先是把原來公有的資產剝奪過來，然后中外資本共同剝奪公眾財產和勞動，讓一部分先富起來享受，然后，大部分總也富不起來的世界人民，既愚昧又無權，被帝國主義用各種形式清洗，哪能容得和等到共同富裕呢？像我們考察的這些農村經濟這樣的問題只有靠集體，靠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再由國家幫助，退耕還林，少數土地由部分勞動力耕作、畜牧等，大部分勞動力集中搞農產品加工業、各種礦業加工業，有的附近地方有各種礦業，搞冶煉化工業（現在多為私營企業主占有）。除掉有些初級產品如鋼材、鋁材、煤炭、石材等，還可有后部工序加工成成品而決不以初級產品出口。自己加工開始時可能不如泊來品，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購買力提高，國內產品質量就會提高。在關稅控制下，保護民族工業。怎么能永無止境的對外門戶大開放呢？叫開放，就應該有封閉。如果全開則無所謂開放政策。改革也是同樣道理，既然叫改革，就有繼承保守的部分，離開辯證法搞絕對主義的改革開放是一切運動失敗的原因。
蹲在北京看到人山人海，而且很多是在街上游手好閑（實際也多是在跑生意，謀生活），覺得大有人多之患。西方大資產階級或者他們的代表討厭這些人。實際上，我從北京坐火車到西安，從西安到柞水等地；回來從西安坐火車到成都，從成都到雅安各縣，路上常常人煙稀少，公路上看看青山綠水，渺無人煙，覺得人口太少了。我們計劃生育是科學計劃生育，不是片面限制生育。有人計算，按照美國目前實際浪費的食物合乎生理衛生的享受的話，其數量足夠全世界（目前人口水平）一倍半人口消費。我是一直宣傳計劃生育（2030年前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和優生優育的。但是，只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有社會主義計劃生育。
盡管我們幾個人是專門到西部考察民情、訪貧問苦，我們還在西安市和成都市探討了歷史重要朝代盛衰存亡。在西安，有幾個同志看了秦陵，共同的感覺，現在需要請領導同志讀讀賈誼的《過秦論》，“滅六國者，非秦也，六國也。亡秦者，非六國也，秦也。”讀讀杜牧的《阿房宮賦》，比較比較我們在沿海幾個大城市與西部貧困地區對比，與西部地區對比，懸殊大到“危險界限”，基尼系數0.42,再不能說大話不兌現了。我指的我們曾在大躍進搞浮夸，我們曾發誓賭咒說送走20世紀時甩掉貧困區的帽子。我們不是說要穩定嗎？這個界限就是不穩定界線。因此，我們不僅西部農村，就是沿海城市也有這個界限（貧富懸殊界線的一個不穩定因素）。
我們開始到農村時，到一個很破陋的矮屋內，看到各戶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或者用蘆葦席捆起裝著可觀的糧食。我們都以為農民有糧食吃，并且存放著不少糧食，便得出結論，這可保證溫飽。我們并不以此為農民“論證”已經達到溫飽。但是一經了解也不是，如果農民把這點糧食賣了，既不夠交各種費用，更還不清欠債。主要是國家不買，有些糧商出價太低，而國家即使農業稅遵從市場游戲規則，也只要錢不要糧。農民抱怨糧食不好賣，而我說實在的、實事求是地心想，這樣正讓農民好被迫存些糧食，反而保證不挨餓。我們過去在東北搞過土改的同志，咋看這里的農民都是吃的白米飯，當然為農民高興和驚奇，但卻是不了解實情，原來是因為糧食賣不出去。我們的同志說，這樣逼著農民“改善生活‘，如同城市出口轉內銷貨。與農民討論，解放已經幾十年,什么時候能徹底翻身過上好日子？農民認為這樣下去永無指望。討論的結果只有國家、地方、民自己合力組織起來，山上退耕還林的分散住戶適當集中，少數人口耕作種田，多數勞動力組織搞其他農業、農作物、加工業以及其他礦工業，建立大小不等的工廠、作坊，要在農民自愿下搞合作化。這需要國家的政策和支持，特別是國內市場，與城市現代化工業做有政策保護的市場協作。一句話，搞真正的農民合作的集體經濟，中國農民翻身只有靠中國共產黨領導組織起來單干決不能使農民富起來，這樣“扶貧”越扶越貧。不但不能擴大再生產，隨人口勞動力增加，簡單再生產都維持。如果國家有所發展，那也只能是兩極分化。那時，貧困人口即使生活生產相對比過去有所提高，原來貧困的某個人富起來了，另一部分人又變貧困了，根本不能消除社會貧困。因為，富裕的人是剝削貧困者才能富起來，而且，貧富是相對的一對矛盾，沒有貧哪能富？關鍵是消滅了剝削，沒有剝削，因其他社會或自然原因，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有差別，這個矛盾總歸是有的，那將由社會互助措施解決。
有的同志用體育運動作比喻。體育運動是競賽，但現在它辦成了競爭了。如爭奪冠軍，為什么？不是毛主席提出的社會主義體育運動是“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比賽時要“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可是你看看，現在的國際足球賽，由專業運動員組隊參賽，這一點就很值得討論。每次運動會都有受傷的，這是增強人民體質嗎？說他們是職業體育員了，以為在國際比賽中“為國爭光”盡責，結果把運動員的運動目的（增強體質）丟掉，拿去換錢了。據說，參加國際比賽的運動員的收入是可觀的。另方面，因比賽而傷殘的所占百分率很高。這是就目前正在足球比賽而言（據報道，中國與哥斯達黎加比賽輸掉兩球，與巴西比賽輸掉四球，與土耳其比賽輸掉三球），如果是為增強人民體質和遵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原則，那末，這會推動我們宣傳發展足球運動，那末，就考慮在各大城市恢復過去的足球場（還有其他運動園地）組織各校足球運動。北京市已有和正在建的GULF球場竟有48，完全是為中外大款和官僚們服務；而許多中小學沒有操場。據評論員說，中國球隊輸了，主要是因為體質不如人。據說，他們是吃得很好的（出國比賽隨帶中餐廚師），住的也不差難道是天生不如人家健康，那就應積極改善人民生活（包括飲食和鍛煉體質條件），搞這種只要金錢不要健康的運動比賽（過去奧林匹克宗旨還不是現在這樣）。實際是按資本主義市場游戲規則辦的，它是為花大筆經費觀看足球比賽的球迷（FootballFan）服務，是為組織者支持者創收，當然給參賽者有賣命賺錢的機會。試算一下，每年與各種國際球賽相關的收入——支出，有多少人力物力投入，不能說對人民完全沒有正面效益，但是，不過是為爭名（也可以，但也不宜“爭”）奪利（也可以，而是比賽）。總之不能搞物質刺激，來搞運動比賽。不能像藝人手中拿把果實，誘導黑瞎子表演，每表演一次就從袖子里拿出一點給它吃，否則，它就可能罷工。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動物表演指導員，甚至帶著“武器”表演。我不是侮辱西方運動員，，我是同你們一起向那些雇傭你們的老板控訴。當然，我們的參加國際比賽運動員同志，由于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世界，結果，有機會（特別是一方面有了錢，另一方面再不受社會主義教育）賭博、嫖娼、甚至吸毒。這就如現在民謠格言中說：“女人因為沒有錢變壞，男人因為有了錢變壞.”無怪乎人們改說“發展”體育運動，加速人民變質。當然，這是指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式的體育運動。我們有些運動不大提倡，如拳擊（Box）比賽，這幾乎是不怕犧牲人命，主要為資本家取樂。
十多天時間，在火車上，在汽車上，以及到農家去見幾個老朋友，談的很亂、很多，要寫下去實在還要寫很多。因為過去幾年到了東北、華北、華中、西北，多少了解一些，正如托爾斯泰在一本小說開頭寫到，大意是幸福的家庭大都一樣歡快，而困難的家庭各有個的難念的經。其實這本難念的經就是貧困，現在國家想用“扶貧”的辦法解決，這樣扶下去，相對說，只能越扶越貧。可不是嗎？農民的小孩子得不到教育，農民生病缺醫少藥，農村公共設施如居民之間，村村之間的道路橋梁無人修建，但主要公路也要求農民出錢。收的糧食還賣不掉，無人購買或出價太低，農民只夠穿衣吃飯，根本談不上定義含糊其詞的小康，維持簡單再生產已經困難。在無力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能翻身致富嗎？而且所謂農業生產，如果只限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搞“附屬工業”，不搞如礦冶加工業等工業即工業化，能致富（無工不富）嗎？在沿海大城市經濟發展之后，農民可轉為工業服務了。但是，從經濟效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觀點看，根本不會有人在貧困山區投資，就是“希望小學”也不愿辦到山區貧困落后農村的。極度分散的農戶，只有在政府出錢下，居民自己有組織、有計劃地在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干部指導下，適當地集中建工廠、建學校、建醫院，如南街村，恢復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才是出路。
現在搞的可以說純粹是私有化資本主義經濟，它已是背離了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限于水深火熱之中，限于不能翻身的地步。當然有些“富裕起來”的農民很不同意我的這個意見，那他也不過是代表每天在滋長資本主義意識和言行的農民而已。但是，絕大部分是注定達不到愿望的。因此，絕大多數未富起來的農民是擁護組織起來的。但是，要交待一句，必須做宣傳工作，做落實規劃，由農民自愿地組織起來。農民的出路在集體化，多種形式和有等次的集體化。這里不是講大道理，而是介紹人民對集體化的主觀和客觀要求都很迫切。不管是開發大西北也好，是為老少邊窮區“扶貧”也好，是國防備戰也好，是民族團結工作也好，結合起來都要大量資金。而現在大家知道我們近年來由貪污、浪費、假冒偽劣、賭博、嫖娼、吸毒販毒、污染、天災人禍、呆帳壞帳、虛報謊報……，這些損失的數字，抵消了統計局報告的數字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有人估計GNP嚴格算來實際上只是統計局報告數字的二分之一。一個矛盾突出的數字，國民收入由1995年9.1%，逐年降低直到后來1999年的2.5%，實際是負增長，但國家領導還在自吹自擂城市農村一片繁榮。中國秦始皇以后各朝各代末代皇帝、封建君主包括起義農民領袖概不例外（太平天國和李闖王）還想與美國沆瀣一氣、分庭抗禮成為統治世界的一極，不愿成為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國家保護民族國家利益，反抗世界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在所謂多極的一極名義下，與帝國主義列強為伍，統治世界上一切反帝的弱小民族和國家，而實際打扮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小伙伴，罵你、打你，絕不吭聲愿打愿挨。統計一下，在中國大城市有多少豪華賓館，（北京星級賓館）200多座，豪華公寓及豪華人工景點恐怕堪稱世界第一了。現在連醫院也有為貴賓服務的豪華醫院。
古時候如果聽到一國人們早上在唱靡靡之音，說這個國家將要亡國了。我們是革命歌曲城市革命歌曲很少人唱了，更無新作品出世。歌星特別是女歌星身價百倍，什么內容呢？沒有生命力，我家有電視機，能收到的有很多臺，但是除掉中央一臺新聞而外，不能說完全沒有教育意義的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節目，甚至也可說不少，但是，“黃金時間”（顧名思義是為賺錢時間）鋪天蓋地的是花花草草的廣告性質的節目。農民很少有大彩電的，我們去的人家，有人家有電線，但未上燈泡。我問為什么？他們說每月要16元，不買燈泡了，當然也不看電視；有的人家有電視機，但是不好看，常常到一家彩色電視機人家去看看（也只是小孩子）。現在廣播的電視我就不看，農民更反感，更不愿看。在湖南省永興縣黃克誠家鄉的一個村子，在鄧家祠堂存放了二三十臺電視機，我問什么道理。說是出不起電費，而且不好看，所以存放在那里。見怪不怪，也就不再調研這些問題了。我未打聽這些縣黨委宣傳部是怎樣布置開展宣傳工作的，沿路很少見到什么標語，偶爾有關計劃生育等的口號標語，家家戶戶貼的關老爺、趙公明的畫像，但畫中的標語是“招財進寶”，過年農民到市集辦年貨，也只能買到這些似乎統一印買的年畫，為什么沒有毛主席畫像？也沒有鄧小平、江澤民像，直至后來在成都才弄清楚：控制印刷局，根本上不讓印刷。
我們這次選擇到陜西和四川兩省個別縣調查，不是作典型系統調查，而是到村鎮隨時隨地訪問一下，我們沒有地方干部帶路，直接隨意到農戶家坐坐，當然是到從外表看就是窮戶人家。我們也不打算了解正式“準確的”數字，所以交談很隨便。農民也不問我們的底細，以為是過路歇歇腳的，談深了，他們問我們是不是世界銀行搞救濟貸款的。我們也沒有口問手寫地記錄，他們談的更隨便。因為是隨便談談，農民總是三三兩兩的同時講，我們不遠千里而來。旅費可觀，就作為旅游消費。但心里非常痛快，主要是了解到了自己覺得是真實的情況、真實的貧困農民心情，也照了一些照片，但是不能說明屋內真實情況，特別是農民的思想深處。為了以后有機會在去看看，這里把地點講清。我們去的地方：
1）是西安市長安區行鎮光明村，主要是光明小學，這是唐代皇帝在終南山避暑返回都城長安，宮中諸侯大臣在行鎮迎駕。武則天曾到過此地，清朝慈禧太后也曾到過，唐代大詩人杜甫孫杜牧陵在此地，我們了解到光明小學現在有學生二三百人，教學質量在全鎮、全縣都是名列前茅，現在全村大學畢業生及在讀大學生不少于50名。可是，由古廟改建成而成的學校，上世紀80年代就險象叢生，用至2000年11月因墻體傾斜，不得不遷出學生，2001年4月檢查完為A級危房，定為立即拆掉，縣鄉領導決定拆掉重建，此后用捐款、借資、賒欠材料等重建二層教學樓，但只解決部分學童上學，欠款，無法解決，春節期債主逼得干部有家難回。另外，部分學生及教師還在危房下教學。也在本地集了資，只有4萬元左右，而樓房花14萬元，陜西省107個縣，其中有70多個縣是貧困縣，但是這個是小康之鄉。在本村每人集資30元，不夠還債，現在不過欠十多萬元。至于全部按計劃修成要70萬元。這能叫小康嗎？全國的農村評級都需要研究一下。不能把幾個大城市的郊區狀況蓋以為全國都是如此。
2）是柞水縣勝利六村，我們到了余應淘家。父母與兩個兒子，父親從水泥廠下崗，現在沒有任何收入，妻子生病，大兒子上中學，共欠債2萬多元。二兒子考上中學，因為沒有錢教學費輟學，家產（房子除外）不過數百元。另外柞水縣干友鎮什家灣村田應關家，父母與3個孩子，兒子外出打工，大女兒因交不起學費在小學四年級后退學，二女兒正在上小學二年級，家產（除房子外）不過200元。我們還到柞水縣的一個用世界銀行貸款辦的有80個工人的榨油廠。無怪乎我們到附近的老百姓家，因為沒有地方干部陪同我們，以為我們是世界銀行的。
3）在四川，我們到雅安市西城區楓木村一組李袁家。他家三口人（妻子與兒子），妻子是啞巴，兒子初一第二學期即輟學，因為沒錢交學費（每學期250元）不敢再讀下去，再讀下去讀高中每年要交800元，至今三口人住在破舊的草房子里。旁邊是他的胞姐家，其姐姐家新蓋二層小樓，養有奶牛兩頭（每頭花1萬元買進）。她說是借錢蓋了樓，現在愁著還債。這個輟學的小學生在家里當然是給他姑母看看奶牛。從他們的居住情況看，一個是貧農，一個是中農，他們是親戚，應該是先富帶后富了。但是，這胞姐說，自顧不夠，哪能顧上他？！只能為他叫叫苦，請多多關照！
4）成都市郊區縣（龍泉鎮），這幾戶人家，我們去年冬天去過，我們談的很多很好。但是，后來再去人（成都居民0拜訪他們，說去年去看他們的是一位關心他們的老共產黨員，他們不相信是共產黨員。我們猜不出他們從什么角度說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今年又再度去看他們。他們靠近大城市，鐘葡萄、桃李、蔬菜，靠城區應該說掙錢的機會多些，還可以打工，主要反映是交學費等，負擔不起。因為去年有詳細材料，就不寫了。
結合起來我再三問，還要多少年，多少時間，農民可以富裕起來？大多一再搖頭，再也富不起來了。當然除了到城市做生意，鄉下種地怎么也富不起來。農村的青年勞動力不會再留在農村，而且越是貧困，因為不是家中有病號，或者就是沒有文化，不敢出門，只有呆在農村貧下去。不搞工業，不搞集體，不由政府辦教育和醫療，只是扶，而且還要靠富人扶，靠外國人扶，只能越扶越貧。即使有少數人家富起來，富起來的人不是幫而是剝削貧困者。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不但脫貧，而且共同致富！
平常在調查研究之后，總是要座談討論一下，寫出個情況介紹。這次來此原先也有意深入系統調查，但因人多，“人多手雜”插話亂談的時間多了。但是，我們倒是把問題了解和思考的深一些。我們問了現狀，還未研究原因，更未研究出路，雖然，我們的結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指出農民的出路，過去批評鄧子恢同志是“小腳婆娘”走路，但是，既然是小腳婆娘，未揭開裹腳布，在這個條件下能那么走，犯了急性病的毛病，反而為反動派所利用。現在“走”的缺點是右的毛病，都有經驗了還是走集體道路（多種形式）對，不只是好。我們看到正（南街村等）反（小崗村）兩方面的基本經驗，有勇氣說這個話，就肯定這一點，就指出搞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必然落入新的貧困深淵，當然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施行資產階級政策的政府把一部分農民搞富起來了，把城鄉大部分貧民搞的相對越來越窮了。必須首先沖破資產階級單干制度、戶口制度、稅收制度、財政制度，恢復社會主義制度。有人說這是改革，改革也要分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現在從黨的建設、經濟生產、社會事業、軍備國防與軍隊等等，都需要實行集體組織起來，與支部建在連上一樣，農村黨支部建立在集體經濟組織上。如經濟合作社的，一個村上的大隊等。現在行政村的干部，主要甚至忙于完成上面布置的行政任務，如，第一，收稅；第二，計劃生育。雖然有些指標要達成，一樣要農民出錢出力，不是動員，而是命令執行。跟過去國民黨時期的保長差不多。只有向農民要，不組織為農民服務。村長不好意思或者不便，要黨支部書記為他跑腿，或者干脆就身兼書記。
由于集體經濟已經廢除20年，在個體私有競爭下，很難說私有觀念不存在擴張，這影響農村出來的求學的、打工的、謀生的會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當不能如愿發財時，再加上估計國內市場經濟中社會上難以羅列的消極因素，各色市場邪惡、腐朽現象都出現了，反過來又影響農村。因為我們是直接來到鄉下，沒有干部介紹，不知道在座的老鄉誰是黨員，我們只是就過去在農村了解情況，議論這一番。說到這里，我記得前年在成都開了一個小型私人企業主座談會，到會的有三四個私人企業主。這里專門講一講私人企業主入黨問題，我關心的問題是這個問題，但談起來東拉西扯涉及方方面面。我說，大家知道，我是共產黨員，你們是企業家，是私人企業家，說明白是資本家。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到底扯到正題上來了。一位同志說，私人企業主，即資本家入黨的好處：可以壯大共產黨隊伍。他看看我，我沒有表情。他接著說“吸收資本家入黨，還可提高黨的素質。”我笑了。他看到我笑，補充說，“馬老，我說的是科學技術素質。”后來談了一些其他問題之后，又轉到正題，“共產黨吸收資產階級入黨，政治協商會議組織可以不要了，道理很簡單。”再以后接著說，‘這樣，統一戰線也不必要了。‘還有其他同志論證，“這樣符合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理論，因為共產黨已經是代表全民的黨。”我本想辯論幾句，但是邀請人家來談，當場駁斥人家不合適。他們能同我談談心，我是要感謝他們的。主要是他們不了解關于黨、階級的理論。我在北京同一些民主黨派的政協委員談，他們大多進過社會主義教育大學，他們一般不會有這種觀點。當然，這時我的估計。
不單是這幾個縣，特別是靠大城市的地方，很多勞動力到城里謀生了，近來到城里找不到出路，甚至原來在城里打工、做小生意的，很多被打發回鄉了。因為他們沒有戶口，沒有居民證。原來在城市賦閑的勞動力，據說恢復合作組織把他們組織起來，其實在農村里，這正是一條最好的出路。有的地方早就提出，把那原為集體，在改革中改為股份合作制，后又改為股份制。再一改，就是由少數“領導”用各種“魔術”掌大股，再一改，宣布“兼并”、“破產”，變為原廠長、股東發財，工人下崗的工廠。雖然有的廠長發了財跑了，出國了，遷居了，工人們還可集中起來清點清點，在此基礎上組織起來。因為國家沒有別的辦法補償失業工人和解決失業工人困難，而這財產原來就是集體工人農民的集體公有財產。只能物歸原主。
事物的發展有其必然的、自然的、鐵的法則即規律。剝奪剝奪者，現在在城市，最明顯不過的是房地產資產階級剝奪居民的住宅宅地的利益（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小企業主剝奪地方集體企業變為私有的財產；大資產階級（及其子女）剝奪國有資產作為其股權以及在操縱中剝奪中小所有者的利益。現在正在一筆一筆地在“核算”，將來都必為勞動者階級奪回來。為避免搞亂帳、打亂仗，必須制訂政策。這個仗也許是比較持久，但是，絕不是那些新生的資產階級所宣傳和所期望的還要到一百年（意指更長）、幾十年。過去各項運動中，搞左了還要糾偏，“一平二調”還要退賠，即“落實政策”。按照毛主席、劉少奇、鄧小平共同參與制訂的“搞點資本主義”以及總路線規定的政策，也不是全盤西化，徹底私有化（到“國有”只剩百分之二十的西方資本主義“常規”即可稱為徹底））在個人，這方面有個例子，河南省鞏儀縣一個窮苦孩子出身，長大了成了勞動模范。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后，他被領導造成“大股東”，多分給他干股，把一部分設備交給他賣錢變股，成為股份公司法人，工廠為他所有。他的哥們當副廠長科長等。中途有的因為怕“變天”，卷鋪蓋拐款潛逃了，反正大家都是剝奪公有財產的貪污犯，跑了也不追究。他起初到我家找書看，把自己稱為紅色資本家，說毛主席說，這是先發展資本家，后來總歸還要打倒資本家。他給我留下手機號碼，說中央一旦政策有所變化，請即給我一個電話。后來，他看到原來的哥們因為企業變成都是他“大哥”的份了，而且會計只聽他一個人的，也離心離德了。他交待他兩個兒子，不能認為這份家產是他們的，要自己獨立勞動創業，他似乎變成孤家寡人了。他終于對我說，中央有什么政策變化，我都等不及北京通知我了。我等不及你的信息，就要被工人砸扁了。但是，現在還在出國，還在拉關系，主要忙著交往，無心無力管生產了。他從扮演勞模，變老板、小企業主、紅色資本家。當然，他對長江發大水，地方部隊飲水困難，還有“希望小學”，各種社會任務很熱心。我們去，他有賓館，吃住不要錢，還請我們到他家喝酒；知道我喜歡吃鵝肉，還殺了一只老鵝。早些時候我曾給他許多書，他買了幾個書架子，書已經堆的不少了。
說到紅色資本家，原來在紅色二字上打上個引號，現在不是紅色資本家——共產主義資本家，現在是“資產階級共產黨”了。我在鹽阜區的一位老戰友，那時他是縣委書記，他的女兒是現職一名教授，入黨女婿評選上院士。一次她到我家做客，談的很好。于是我隨意問她是什么時候入黨的？她說，馬伯伯，我還未入黨。我詫異地問，為什么？她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后來，黨組織幾次要她入黨，她說，我婉言推掉了。我以為她因文化大革命受了委屈，“與黨告別”。她看到我不理解原委，補充說，“馬老，我雖然現在未入黨，但我在遺囑上寫了我的入黨志愿。我把遺囑帶來給你看。”她簡單講了一下內容：“組織上一再征求我入黨，我考慮自己還不夠條件，現在黨組織也不合格。等到黨和我都合格了，請追認我是共產黨員。”我當然未要她把字據拿來。我說，我也要變得不合格了，愿我們大家努力。我心想，后生可畏呀！我對她肅然起敬，比對她老縣委書記父親還尊敬！
馬賓
2002年6月16日
《鄉村記行》中的另一篇：
西南記行
（一）參觀鋁廠呈朱總理
朱總理：
我的幾位廣西老友約我到西南沿海走走，我于10月25日來到了廣西平果。來此后，聽說中央要把國有廣西平果鋁廠（一半）賣給美國，中鋁股票（平果鋁捆綁其中）已在國際上市賣給外國。現在外國一人買下工廠，直接派經理等人員來管理。
關于這個廠的整體印象。我們到后的第二天就看了這個廠，得知是自己設計（貴陽鋁鎂設計院設計），自己施工（中國有色第七、十一、十四、二十三冶等施工），僅用4年時間建設就順利投產，并針對中國鋁土礦原料理化特性99%以上（一水硬鋁石），采用中國自己創新的新技術來進行生產。建造投產的320KA大型綠葉煉電解，其技術含量和電流效率，世界上僅有兩家才有。
關于廠區布局和廠容。現在已是10月下旬，2無論走到哪里，仍然是滿園綠蔭，滿園芳菲，簡直是一個繁花似錦、優美無比的植物花園（大城市除植物園外也沒有這么多花草樹木）。我搞了一輩子的冶金，參加了建設寶鋼，參觀了世界上各大冶煉廠，很少甚可以說從未見到過綠化得如此好的大型冶煉企業，實在令任神往。我們一行4人到達鋁廠時天色已晚。第二天聽了甘副總介紹情況后，下午由殷總帶領我們參觀礦山及生產廠區。所到之處，無論是生產區還是生活區，我都只能贊嘆不已。平果鋁一期工程基本建設投資43.38億元，僅用于環保的投資就達3.96億元。如此重視環境保護和綠化美化，也是國內少有，國外罕見，真是種瓜得瓜，善有善報呀！
關于工廠技術經濟指標，據了解也頗為出色，其政治思想工作也頗有成效，曾獲全國思想政治工作先進單位，近幾年來，很少有消極社會現象發生。我看了公司情況后，十分欣慰，因了解到中央很少有領導人到此視察，我這才介紹一番。
現在我再談談在參觀中與工人談話，遇到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有人知道我是從北京來的，而且也知道我原來是搞冶金的，就問我：北京要把我們的廠子賣給美國人，有沒有這回事？我說，有沒有這回事，廠子是你們工人階級建起來并進行生產的，你們應該知道。我已經離休，不會比你們知道的更準確。工人說，這些都是北京決定的。我問了廠長，他說現在人權、財權、經營權，都集中在北京（中鋁總部），不知道最后與美國人怎么決定和批準的。
我在此共住了3天，還看了工人、干部。在賓館餐廳，我們與服務員閑聊，她們多是壯族人，我們問，你們知道美國要買你們的工廠嗎？她們說知道，而且她們還忙著學外語。這兩天，我們在客房談論的熱點話題是莫斯科影劇院人質被劫事件。同志們說，美國不讓莫斯科打車臣，也不讓普京打在格魯吉亞潘西河谷活動的車臣份子。這次車臣竄到莫斯科扣押人質事件，怪在美國不表態的表態。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不斷在口頭上表示同意中國與臺灣統一，但行動上卻用先進武器武裝臺灣，另外反復要中國不能動武，只能和平統一。美國這樣不講理，干部議論，如果平果鋁與美方合資共管、共辦，對我們能是好事？！
我來時間短，了解情況不多，當然討論不下去。特此，向您匯報一下。此致
敬禮！
馬賓
2002年10月28日 于平果鋁賓館
（二）宜州蔗農
在平果鋁住了4天之后，打算去宜州一趟。預備在途中找一農家做飯吃順便了解一下農民情況，因為那里沒有熟人，只能隨便問問，然后到宜州轉一轉。
到了南寧，見到歐濟文同志，他說在宜州工作8年，當過柳州地委書記，那時宜州與柳州尚未分開，還是一個地區。我正好說明來意。他說，還有一位老友，現離休在南寧，他在那里也工作了多年，現在雖不在那里工作，但情況很熟，而且他夫人直接在宜州當過縣委書記，現在他們也都離休了。于是，在我的建議下，請他們夫婦一道吃晚飯。
在飯桌上，我把去宜州的打算與他談了，他說，不遠，還可到柳州看看，那里還有鞍鋼老戰友。我請他們夫婦先介紹一下宜州情況，當然主要是蔗民沖擊黨政機關事件情況。
他們說了，我因為是在飯桌上，既未帶紙筆，耳朵也聾，但大意是：
美國雙子大樓被炸是“9.11”。宜州事件是“9.12”，日期很好記，不過，宜州事件是在第二年。
他說，事件很簡單，就是蔗農按合同（三年一訂）每噸甘蔗應得是173元。但農民今年只能收到每噸170元。其中3塊錢那里去了？他說，在蔗民收入上，還有什么錢也被扣了1元（我未紀錄，也未再問），合起來1噸糖蔗直扣農民4元錢。農民弄清楚是政府扣了，于是找到政府，政府不理找到市委，市委不理，激起農民不滿，時間越拖矛盾越多，直至農民臥“坐軌”。我問他們什么叫坐軌？他們說就是臥軌。其實那有臥軌？只是坐在鐵路上，也不一定是鐵軌上。大家聽了笑了。他說，八九個小時通不了車，這才驚動了北京中央，派武警疏導、鎮壓。
他說，詳細情況，因為太亂，很難說清。我說那不用說了，中央有材料寫了，汽車、辦公室、桌椅板凳、計算機、電視機都被砸了。
我問是怎么結局的？他說來了武警部隊，抓了一二百人，現在聽說都放了。
還有呢？
還有地委書記、市長都撤了職換了人。以后情況，他們似乎沒有什么可說的，要說，說來話就更長了。
以后，他們還是說了。關于糖蔗價格與農民的糾紛，食糖價格與甘蔗生產問題實際是農民問題，還多著呢。至于蔗農的不滿，把苗毀了，拋棄蔗田外走謀上，等等。可以說年年不斷，現在更為集中。
他們說，這方面有的記者、小說家有專門報道，希望北京你們中央同志，對此3000公里外是遮民關心關心。
我很想系統地了解一下，并到實地看看。但是，他們說，我們都住在醫院，今天是請假出來的，既不能陪你去，也不能介紹你去，看你已九十的老人，就不要去了吧！他們是當地人，不讓我去，我們只能在第二天到北海游水去了。
2002年10月30日
（三）重游北海
10月30日到了北海，住在一個小旅館，幾十步就到海邊沙灘，旅館很小，一二十個房間。價格便宜，而且打折。再看看其他旅店，空空無人。是天冷不宜游水了？我們當天下午就下海，水溫比起北戴河來一點不冷。沙灘一望無垠、一馬平川，全是白色細紗，直徑不過1個mm(我帶回一小瓶)。由淺入深，既無石塊硌腳，也不是爛稀泥。我游遍中外，還未見過這樣的海灘，是什么沙子未了解到。我們來此是10月底，今天是11月1日，氣溫水溫與北戴河盛夏幾乎相等或略低，為什么不組織勞動人民到此休假呢？是康復疲勞、疾病最好不過的季節！這需要全國總工會考慮。
1992年我到過此地。那時我與李東冶同志來此，是參加什么西南經濟開發會議，特地考察，建議愛欽州灣開發，在部隊撤防后擬在欽州灣海港到市區之間建設工業區，其中一個重點項目的建一個現代化如同上海寶鋼第一期那樣的工廠，從各方面看，條件較上海寶鋼優越，后來，建設方針變了，此事也就黃了。關于這一點，過兩天到欽州灣考察后再談。
上一次來北海，我們是住在北海旅館附近的一家大酒店，名字記不得了。那時，心不在焉，只是跟著聽匯報，但是，記得清清楚楚的是，地方雖小，曾有“八國聯軍”的租界，還有各國領事館。當然，解放前后統統溜之乎也。那條街我早起散步走過一遍。這次來，我問了旅館，還有飯館工作人員，他們一概不知。我們驅車到海邊的老街，那里忙著改造，問了問坐在店門口的住戶，他們也多說不知道，至于店員、服務員更是莫名其妙。后來一位過去在北京工作的同志給我買了一本《北海現象》，我在上面看到1867年9月13日中英《煙臺條約》定北海為對外通商口岸，次年3月13日設英國北海領事館。4月1日，按不平等條約正式“對外開放”。今天也是對外開放，但是今天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開放“應與開放不同！
在北海為了洗海水浴，共住了三天。上次到北海，基本上是隨著東冶同志。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一件是到銀灘游水，那天天氣不好，大風揚沙。東冶把眼鏡掉到海里，雖然水淺，但怎么也撈不上來了。這個海灘，把它作為一個職工修養重地是不成問題的。這次我存心看了看，沿海海灘可以容萬人游水。而且差不多一年四季都適合游水，尤其是春秋兩季；其他夏季過熱，冬季過冷，但也適合修養。應該是我們社會主義勞動人民的修養地。
市建設者雖然重視開發這個療養地，但方向錯了，他們想靠此發財，吸引富有者和商人，但是，富有者不一定想鍛煉修養，恢復疲勞。商人則更以買賣做生意為目的，這里這兩項雖也有前途，但商場和碼頭靠近金深水港，離此尚遠，特別是商業不發展，他們沒有興趣。于是領導者為解決此問題，曾一度請示中央批準在距離不遠的圍洲島（人口約1萬多人）上開設賭場，當然也是紅燈區，未被中央批準。據說因此北海和圍洲島均未發展起來。
由于商業、工業繁榮不起來，房地產撲了個空。1992年我們來此時，那時只忙著蓋，一邊規劃一邊蓋。我們雖然參觀了，只是稱贊，根本未看出也未過問有什么問題；回到北京不久才看到北海蓋房子沒人住，農民用住宅樓養雞。這次來參觀，還是空架子，沒建完未裝修的房子還很多。房地產商人雖然“失了算”，但他們買了地皮，還是“很合算”。只是國家在浪費地產（不加利用），此事未深入探究，其實各地類似情形很多，要指出的是國家減少收入，私家商人依然合算。
大概是為了開發這塊“寶地”，我們住的小旅館（實在太美、太舒適）百步不到即是海灘，前面直面大海。就是我們住的這塊最中心最優美的灘前地皮，說是要賣給德國西門子公司，由他們來補償被拆遷的旅店和住戶。我們只是聽此一說，雖然十分關心，但是日程沒有此項安排，只能是不加過問。有的同志說，整個國家經濟都聽外國人支配了，他開玩笑說，這塊小地皮有什么了不起。看了《北海現象》決心再驅車去參觀《煙臺條約》后各列強的駐北海領事館。前面我提到了，1992年我到北海，，同志們帶我去看過海關和一個國家的領事館，但是昨天訪問附近商民都說不知道（后來我在飯館才想到，這些人非但年青，而且多是梧州外地來的，不給他們宣傳教育是不會知道的）。這回找一個曾在部隊工作過轉業的同志帶我們去。我們先看了海關舊址，后又到英國領事館、法國領事館、德國領事館……八國列強，他們在此共管。先到英國領事館舊址。為了修建一條大馬路，市委決定將英國領事館舊宅遷移50多米，遷到北海市第一小學校后對該歷史遺物就不管了，而改建筑還需要檢修保管（當然也可利用）。我們和他們一位副校長說，你們利用這個建筑向學生進行反帝國主義的愛國教育了嗎？他說進行了，而且經常認真教育。但是我們看海關、其他幾個領事館遺址，除了一塊牌子說明從哪年到哪年是某某國家領事館，另一塊標明是重要建筑而外，未像其他地方標明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類詞句。我看應該把這些地方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副校長同意我把有這些建筑物的地方合起來建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但是他說，你們是這樣想法，現在青年人可不這么想。我說，經過教育會變的，辯證法嘛，我們被否定了，他們也是會被否定的，首先變到把這些地方變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我心里想，昨天還聽說要把北海銀灘賣給德國西門子公司。我說是賣，有人說不是賣，也許是入股合股。我說，你入股也好合股也好，也是把股票賣給他。他給你錢，你給地、貨，不是賣？！我還未說“出賣國家土地”，縮寫就成為“出賣國家”。賣你賣，怎么賣法？當然還有個量變到質變的問題，總該讓國務院批吧？
我抄下了北海原海關舊址印有一個介紹，1877年建北海海關。“海關為清政府建設，所有正副稅務是司及海關幫辦、監察長、港務總巡等職均由洋人擔任，故稱‘北海洋關’。該舊址是舊中國關稅主權外喪的物證。”
看了英國領事館的建筑，門窗已破爛不堪，我們問為什么不修，校長說沒有錢；我們問應該和規定誰出，校長說因為在他們校園內，要他們出，他們出不起，而且也不是他們學校的財產。為了學校的建設，欠債幾十萬還沒有著落。只有保存任務，沒有開放對游人宣傳的考慮。怪不得頭一天我在大街上問居民，都不知道過去有外國人占領過。
我當時心里想，不作為帝國主義侵略我國重要史證宣傳，而只從建筑學觀點看要加以保護，進一步就是證明中國有了先進建筑文化？！
我在北戴河休假，就看到了原來的工人療養院現在多已改為賓館，接待出得起錢的人了。北海的銀灘而外，靠近防城還有一個同樣優越的海灘浴——金灘，恐怕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
回憶1992年我隨李東冶同志及自治區領導來參觀欽州灣，當時我曾寫了一個報告材料，即在欽州灣利用深港碼頭、利用港市之間約30公里左右居民甚少的開闊地建立一個現代化鋼鐵廠和其他工業園區。欽州兩邊有防城和北海，離南寧不過100公里左右，有到桂林、貴州、重慶交通，是西南對外的出海深水良灣。這里發展了，全西南更加能夠搞活了。孫中山把欽州灣評為東方第二大港，其實更是良港。對今后建設總應該考慮考慮了吧？我想，發展欽州、北海、防城，必須是為大西南（上述內地）發展建設和依靠大西南發展建設。任何背離這個思想，而只是考慮重點為旅游或只限于本市，是絕無基礎和前途的。它們本身只能是依靠大西南和為大西南服務而發展的。
我這里并不貶低旅游作為產業的意義，不是為了旅游，我們不會既到銀灘又到了金灘。金灘是防城附近的一個沙灘，除了沙子不是白色而是黃色的而外（所以命名金灘），其沙灘優良和寬闊無比如北海銀灘。為了旅游才有所“建設”，但是主要靠旅游、宣傳旅游是發展不起來的。從南寧到欽州、北海、防城，公路修得那么好，但是似乎沒有我在1938年路過欽州灣，南寧那么熱鬧（從人員流動看）。
這樣，我們就在廣西參觀了平果鋁廠、北海、欽州灣、防城。在防城由關防同志帶我們到了金灘，在那里吃晚飯并住宿。第二天（2002年11月3日）清晨，我們又洗了一個海水浴。
既然到了中越邊界，總要談到中越友誼。內容同在北京一樣，就不多贅了。
回到南寧，什么也不打算多問和多寫了。
廣西沿海根本不能叫做大西部內地，而是應在世界沿海城市有一定地位的和發展的。從開發大西部說，從沿海港口條件說，何況還有民族政策，國家應有計劃地發展之。這是好地方，人民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努力開發建立起的中國唯一，世界少有平果鋁廠要賣給外國部分股票，還要把連同產權帶管理權（經理）賣給外國；把世界少有的中國勞動人民療養、休養的福利度假的圣地北海沙灘黃金地段賣給外國，真是不可思議。
回來后，同志們對我開玩笑地說，“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朋友約我去在海灘上住了半個月，我半天也不愿多住了。這個材料我在路上就寫完了。哪有心情游玩呢？不過此行完成了一個心愿，在小館吃了兩頓狗肉。
馬 賓
2002年11月5日
讀到這，本來頗為老人慶幸的喜興被掃之一光。如此高齡的耄耋之人被邀到如此美麗的地方吃、住、游、玩本是一身輕、無拘無束，怎么還如此失意？唯一聊以自慰的竟是“兩頓狗肉”？！合卷之后我真切地看見了一顆火熱的赤誠的憂國憂民憂天下的紅心，烘烤著我渾身熱乎乎、臉面熱辣辣的，然而卻周身血流洶涌起來了。我真未想到，在共和國部長大院里頤養天年的功成名就的老前輩竟然赤膽忠心到如此境界！在這位老人跟前，我只能以“小學生“的心態畢恭畢敬地讀下去，任何一句評語都是無力的、多余的。因為我也是“頤養天年”的閑人了，在自尋樂趣打發時光的日子里，把馬老的寫下的資料當作教材，老老實實地恭恭敬敬地學習學習。因為我覺得馬老的其他論文和著作專業性比較強，對我這樣一個“半瓶醋”來說用處沒有針對性，于是就專注他的這一系列（游記、感言、訪問記、講話、建議信、調查報告等）的篇章了。同時，我覺得能讀到這些文字很難得，并未感覺枯燥乏味，卻頗有吸引力，也想把她捧獻給我的同齡人，期望也能把老人心中那柄“愛黨愛國愛民”的火炬傳遞下去。下面這篇使馬老得到些許的安慰：
春節期間應高恒同志邀請拜望河北老農
（一）
高恒同志的哥哥是一位退休的老鄉長，約我到他家做客。感謝他家給我們北京來客做了一二十碗擺滿一桌的家鄉菜，約了幾位地方農民和鐵路工人，隨便天南地北地飯前飯后談了一個下午。我們談的很多，記的很少。有幾件事，我記下來了：1）一個是，說是農民負擔減輕了，比方說，只從農民收一個所得稅，而且規定不超過總收入5%，實際不止5%，我一再追問，他們說，實在要說一個數，大概不下10%。2）席間還有一個青壯年小伙子，他手里抱一個一兩歲小男孩，他要求我給他們領導寫一封信說他家很困難，我跟他說這我辦不到。他說他在鐵路上當工人，現在工資是365元一個月，他的愛人下崗了，還有一個小孩子，日子不好過，后來我到山區，山區老鄉說，他這就算不錯的了。3）另有人反映，不太遠的一個鄉，兩年前十多名農民狀告鄉干部，上面沒有任何機關受理，結果鄉干部大膽地把這些人抓了押起來，此后再也沒有人告狀了。另一位老鄉說，就連鄰近的農民也再沒有人敢告鄉干部了。還講了許多小孩子上學、進城看病的問題，大致同我到各省縣了解情況差不多。中間因為村里知道有北京來的人，老鄉來來往往串門子，我們說的也就很亂了。一直說到太陽下山，我們到軍分區住宿。4）最后，還有一件事，我原來認為務必寫到我的游記里，幾乎忘了，現在補上。即是老鄉長說，日前他還親眼看到有一家農戶，幾天炒菜不放一滴油。
（二）
第二天一早出發， 到阜平縣城南莊，縣委宣傳部長給我們詳細介紹，1949年毛主席從延安來，先是住在這里，后來遷到西柏坡。毛主席住在這里的時候，有一個特務告密，說有一位重要干部住在這里，國民黨飛機來此轟炸，在轟炸中毛主席撤到山間防空洞。我們看到毛主席住宅窗前院內一棵大樹旁彈坑處，樹上尚有彈痕，毛主席因此遷到西柏坡。這個院子原系晉察冀軍區指揮所聶榮臻駐地，院內立有聶帥銅像，同志們說，很像。
在返回住地途中，說附近有一個白求恩紀念館，不知是否建成，問我們看不看。我們當然要看。及
到館址，看到十分壯觀，基本建成，幸虧我們堅持到此參觀。進入院內，要上好些臺階，而且尚未完工，更未正式開館，同志們都去詳細看了，把我留在汽車上等候。我細問了說明員同志，她說該館是胡耀邦同志批準撥款建立的，預算500萬元。從1986年起，很短時間（約一年多）就建成差不多現在這樣，以后（迄今約15年了）就像現在這樣再未建了。盡管這樣，還是有人來參觀。據說明員口氣，也收點門票。我問她為什么未建下去？她說，大概是因為由胡耀邦批建的吧。我們參觀的同志，都領會說明員同志的意思。因為未看到建館的負責同志，縣里同志希望中央領導批款建成！我在途中想，這件事非進一步弄清不可。我在幾年前，就像中央反映，一位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他在審查中小學課本時，建議把老三篇中的，《紀念白求恩》抽出，并批判說，“無自私自利之心”，沒有人能辦到，等等。后來，“中流”雜志對錢文作出批判，上海也有同志批，我想以后把這些材料整理出來寫一個“關于請中央指示河北省續建建完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的報告”送請河北和中央（我找到了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批評給中央的信，附上）。
（三）
第三天，今天專門到清苑縣參觀地道戰遺址，我們大家都曾經看過電影《地道戰》。8年抗戰，離現在已半個世紀了，未想到地道戰的遺址還保存那么完整。真是感謝軍分區同志領我們去親眼看一看。我們到了清苑，參觀了圖片介紹后，到現場去看，大家都下去了，我腿不能走，一位同志提議背著我下去，這時候，得用打鬼子的精神，下去看看。別人從地道這一頭到其他出口處（其實，家家有入口出口處），我只是下去看一看。出來后，又到：1）老槐樹下、2）關帝廟內、3）鬼子碉堡附近，都是當時“戰略要地”。沒有來看過的聽了地道戰事跡都驚嘆不已，看到地道后，覺得它的發展頗有規律。起初鬼子來，老百姓躲在草堆里，藏不住。后來挖個洞，也藏不住，再后來被逼到深挖隧道，直至家家戶戶都能躲能戰，特別能打敵人，達到能“消滅敵人，保存自己”有戰略戰術，能進能退。有人說，這在現在沒有用，如果美國鬼子來，不頂事。那時，群眾另有辦法的。毛主席說，有矛必有盾。
參觀了這個地道戰展覽館后，到了一個民辦的展覽館參觀。這個館是地方一個退休干部和三位老農辦的，修了一個縣城模型和一個日本炮樓，內部布置多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殘暴事跡照片，我感興趣的是四個農民集資近百萬元修了這個展覽館。我問他們的一位說明員，不但未到北京抗日戰爭紀念館來參觀學習過，連西柏坡解放戰爭紀念館及其他地方紀念館也未去過，我建議他們到北京抗日紀念館參觀學習一次。這個館，是私人辦的，即使收費，也不能很快回收，由于此類事少有，長期未得承認，現在地方政府已經承認并且支持。應該從展覽內容、工作管理上給予指導，對他們的愛國主義行動應予表揚。現在帝國主義對我們虎視眈眈，我們正需要這些熱心宣傳愛國主義的人。
此行十分感謝高恒同志和軍分區同志，比到其他大紀念館看的更實際更豐富，先迅速記下隨感，下一次抗日紀念館開會時給他們介紹，希望北京館給他們培訓說明員。
（四）
這次一共3天到毛主席住過的地方阜平，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清苑地道戰遺址參觀。首先到徐水一位老鄉長干部家和退休的鄉干部座談。
正值各地組織學習西柏坡講話精神，中央召開“研究進一步解決好困難群眾生產生活問題的工作”會議，召開關于農村稅費各項改革政策全面落實等會議，同時還有國家防總緊急通知做好抗旱工作通知，因此，北京同志到農村調查受到貧困農民的歡迎。
為什么如此受到歡迎？原因是：
1）這次中央提出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問題，不只是有關生活問題，而且包括生產，首先是生產問題。因為在這之前，過年過節，在“農村已經富裕起來了”、“2000年前摘掉貧困帽子”的假冒偽劣口號下，宣傳農民到城市不只是“打工”，而且是發財了。并且還宣傳眼見到城市的“打工者”（打什么工不知道）寄回家鄉不少錢。
2）這次中央會議是研究如何解決問題，而不是脫離群眾引起群眾的厭惡的，如20世紀末“摘掉貧困區的帽子”和奔小康、“基本小康”，宣傳城市商店人滿，攤販密布，都是些鞋子衣服、水果點心，甚至于飯館酒店人滿為患。這類繁榮昌盛經濟指標和詞匯實在太多了，最離奇的是“下崗”。下崗是部隊正常、正規的被通用的如上崗、監守或站好崗位的意思。修正主義者卻以下崗代失業，你看是多么會用巧言蜜語欺侮老百姓！
現在就我參加的一連串老百姓座談會上看，群眾高興的是中央開了一連串會議，是解決工人農民生活生產問題，關心下崗（很多“下崗工人”原來是農村有地農民，一下崗連幾分地也沒有了），農村災荒（集體經濟解散的地方，兩極分化，一有災荒，原來脫貧的地方，很多農民立刻從脫貧變成貧困戶了），減輕負擔（名義負擔，在中央、在省文件上減了，實際是因干部多，醫療教育自費，實際更重了）。
農民說，如果不能實現這幾樣，農民意見讓他們“組織起來”。
此行最后還參觀了狼牙山五壯士紀念館，最后補上，我忘記寫了，因為在狼牙山腳下，興趣放到欣賞山景了。
馬賓
200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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