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鐵山：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憂思錄

作者按：這篇文章是1996年十五大前，寫給黨中央的諫言書。該文的數(shù)據是當時的，但觀點仍然適合于今天。重新發(fā)出，供朋友們參閱

作為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懷著對黨、對社會主義祖國、對祖國人民深深的愛和對祖國前途深深的憂慮，謹寫此文。

　　　　　　　　　　一、紀念碑前的沉思

　　革命是一項崇高但代價昂貴的事業(y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基于幾千萬人的犧牲，經過幾代革命志士和億萬中國人民前赴后繼的英勇斗爭才獲得的。

　　在天安門廣場上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是用烈士們的鮮血染紅的。

　　因此，在中國人民的圣地——天安門廣場的中央，在高聳入云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才有毛澤東滿懷激情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這些先烈們共同的崇高信仰。先烈們?yōu)榱诉@個信仰，個人的一切以至生命都可以舍棄。

　　面對著這樣的偉大、崇高和壯麗，任何個人和小團體的私利，任何似是而非的權威都是渺小的！

　　　　　　　　　　二、中國又到了歷史的關頭

　　列寧告訴我們：“革命是在被統(tǒng)治階級不能再按原樣生活下去和統(tǒng)治階級不能再按原樣統(tǒng)治下去的時候發(fā)生的。”而歷史告訴我們：歷史是在不能循著原有的發(fā)展軌跡發(fā)展下去才會發(fā)生轉折的，這就是歷史的關頭。

　　滿清末年，宮廷昏庸，吏治腐敗，民不聊生。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列強爭先恐后地入侵中國，迫使軟弱腐敗的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落后的、封建的中國變成了更加黑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

　　民國初年，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相互勾結，軍閥混戰(zhàn)。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日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深重了。

　　這就是中華民族歷史的關頭。

　　在這個歷史的關頭，中華民族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進而歷史和人民又選擇了毛澤東。

　　毛澤東作為世紀偉人已完成了他輝煌的歷史使命。

　　歷史又前進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歷了巨大挫折，蘇聯(lián)和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資本主義復辟了。在國內和國外，在共產黨內和共產黨外，都有許多人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的前途。是靠社會主義救中國，還是靠資本主義救中國，已經不僅僅是意識形態(tài)之爭。在當今中國，在執(zhí)政的共產黨內和共產黨外，都有許多人宣傳著、贊美著、營造著、強化著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經濟基礎。

　　一個社會的基本面貌是由它所實行的政治經濟制度決定的。一個國家的盛衰興亡和人民的幸福，與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為它設計和選擇的政治經濟制度密切相關。

　　在今日的中國，“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尖銳地擺在中國共產黨的面前。

　　看來，中國的歷史又前進到了它的一個關頭。

　　這一次，歷史和人民將選擇誰？！

　　　　　　三、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三點主要依據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她的偉大、光榮、正確不是憑空的，而是有根據的，主要根據有三點：

　　第一，立黨的宗旨正確。

　　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領導核心。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立黨為公，為人民服務、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根基。

　　第二、歷史的偉業(yè)證明。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雪洗了百年列強欺凌的恥辱站起來了。接著，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了建國初期的困難，成功地恢復了經濟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繼而成功地實施了中國城鄉(xiāng)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建立起以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并取得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成績。

　　首先，國民經濟以遠高于資本主義國家的速度迅速發(fā)展。據統(tǒng)計，1950－1978年我國工業(yè)年平均增長13.4%，農業(yè)年均增長4%，而同期美國工業(yè)年均增長4.5%，農業(yè)年均增長僅1.9%。其次，短時間內就組建了一系列新的工業(yè)部門。建國十年就生產出以飛機、汽車、拖拉機、萬噸輪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工業(yè)品。第三，特別具有史詩意義的，是建立在生產和科學技術都非常落后的舊中國的基礎上的新中國，僅僅用了十幾年時間，就研制和試驗成功了原子彈、導彈、氫彈，僅用了20年就成功的發(fā)射了人造衛(wèi)星。

　　不僅如此，從1952年到1989年的37年中，在糧食、豬牛羊肉、水產品、水果、食糖、布匹、煤炭、石油、發(fā)電量、鋼錠、鋼材、水泥、載重汽車、電視機等14種重要產品中，中國的糧食、水產品、水果、布匹、煤炭、水泥、電視機等7種產品的產量超過美國。美國的鋼、鋼材產量在1952年是中國的六、七十倍，1989年是中國的一倍半；美國的發(fā)電量1952年是中國的六十幾倍，1989年是中國的四倍多；美國的石油產量1952年是中國的七百多倍，1989年是中國的兩倍多；美國的水泥產量以前是中國的15倍，1989年則僅為中國的1/3；美國的煤炭產量1952年是中國的七倍，1989年則為中國的九成。中國的電視機產量1989年已為美國的一倍半。

　　中國的人口37年增加了94.3%，美國只增加了38.4%，按人口平均計算，中國與美國仍有很大差距，但各方面的差距已大為縮小。1952年中國的人均壽命僅有35歲，僅及美國68.9歲的一半，1989年中國的平均壽命已達70歲，美國為76歲，差距已不大。

　　1952年，印度的人均工業(yè)產量大致比中國多1/3，到1989年，中國的人均工業(yè)產量反比印度多二、三倍。1952年印度的人均壽命為41歲，中國為35歲，1989年中國的人均壽命已達70歲，印度僅為54歲。

1952－1989年的37年間中、美、印三國經濟增長幅度

總產量增長倍數(shù) 人均產量增長倍數(shù)
中國 美國 印度 中國 美國 印度
糧食 1.49 0.81 2.27 0.29 0.31 0.42
豬牛羊肉 5.87 1.71 2.55 0.95
水產品 5.90 1.49 3.13 2.57 0.80 0.79
水果 6.50 2.88
食糖 10.01 2.38 4.79 4.74 1.44 1.52
布 3.86 -0.5 1.39 1.51 -0.64 0.03
煤 14.76 1.12 4.42 7.14 0.53 1.34
石油 311.39 0.24 105.67 159.54 -0.11 45.26
發(fā)電量 78.73 5.00 36.73 40.21 3.33 15.35
鋼錠 44.36 0.04 7.19 22.44 -0.25 2.62
鋼材 44.89 0.04 22.78 -0.25
水泥 71.38 0.68 15.40 36.38 0.27 6.10
載重汽車 0-57.4萬 9.60
電視機 0-2701萬 1.97 0-512萬

（注：以上數(shù)據引自喻權域著《論三個時間差》）

　　綜合計算，中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大致比美國高3倍，比印度高2倍，若僅看工業(yè)增長速度，則中國更高。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比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國、印度在經濟增長速度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上均高很多。

　　第三，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并沒有否認在黨的歷史上曾有過“左”或右的錯誤路線占統(tǒng)治地位的時期，并沒有否認“左”或右的錯誤路線曾給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yè)造成了重大損失。

　　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恰恰是因為她有水平、有勇氣、有能力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糾正自身的錯誤，使黨的路線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引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走向勝利。

　　　　　　　　　　　四、共產主義前途小議

　　人類的歷史是一個不斷走向進步的歷史。然而歷史的發(fā)展又是非線性的。波浪式前進、螺旋型上升是歷史的規(guī)律，曲折和反復也是歷史的規(guī)律。革命和反革命、復辟和反復辟，刀光劍影、血雨腥風記載著歷史的沉重。

　　在歷史上，以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尚且歷經復辟和反復辟的反復爭奪。比如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就歷時幾百年，多次發(fā)生王朝復辟。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消滅剝削和壓迫的偉大革命，怎么可能不經歷曲折和反復。

　　蘇聯(lián)和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資本主義復辟，并不能說明社會主義的滅亡。因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它的反對剝削和壓迫、人人平等的原則，它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的原則，它的對社會生活和社會生產進行科學、計劃管理的原則，它的以集體主義、辯證唯物論為核心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更符合人類理想社會的標準，更有利于人類社會的持續(xù)發(fā)展。

　　人類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貫穿古今中外歷史的是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是野蠻的掠奪和奴役。然而人類追求光明和正義、追求真善美的愿望并未泯滅。在蒙昧時期，人類的這種愿望在宗教的“天堂”和“極樂世界”中得以體現(xiàn)。在從蒙昧走向文明的過程中，人類的這種愿望又在各種各樣的烏托邦、各種各樣的空想社會主義中得以體現(xiàn)。到了19世紀中葉，人類的這種愿望在馬克思那里科學化了。于是就有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只要人類社會存在著剝削和壓迫，光明和正義就是人類不懈的追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是普羅米修斯手中的神火。

　　歷史向來是公正的。蘇聯(lián)和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和資本主義復辟，曾使東西方的資產者及其應聲蟲們興高采烈地喧鬧了好一陣子。美國當時的總統(tǒng)布什在1992年1月28日的國情咨文中得意地宣稱：“在過去的一年里，世界發(fā)生了幾乎象圣經一樣偉大的變革。……在這一年里，共產主義滅亡了。”然而，現(xiàn)實對布什之流是嚴酷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東歐及獨聯(lián)體各國并未福星高照。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失業(yè)、刑事犯罪、貧困、普遍的生活水平下降，狠狠地懲罰和教育了上述各國的人民。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東歐及獨聯(lián)體各國，左派及共產黨人重新活躍起來，并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陣地的事實，證明了社會主義的生命力。

　　毛澤東詩云：“風物長宜放眼量。”

　　李大釗預言：“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真理報》1995年7月10日登載（俄）鮑里斯•斯拉溫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若干爭論問題》一文摘要，很能說明問題。見附件一）

　　　　　　　　　　　五、中國社會的重大變化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這段時間，有人稱之為“毛澤東時代”。從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xiàn)在，有人稱之為“改革開放年代”。

　　人們常用“滄海桑田”來形容歷史的巨大變化。那么，“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方面有哪些重大的變化呢？

　　1.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以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本特征，公有制在農村表現(xiàn)為勞動集體所有制，在城市表現(xiàn)為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核心和主導力量。

　　“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從單一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向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其它所有制經濟為補充的多種所有制的社會結構轉化。在這里，生產資料的外資所有、私人所有、個人所有業(yè)已合法化，并在社會經濟中占有相當?shù)谋壤y(tǒng)計，從1978年到1994年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產值比重由81.56%下降到38.23%，而非公有制工業(yè)企業(yè)產值比重則上升為23.51%，同期，國有企業(yè)勞動力比重由50.07%下降到28.24%，而非公有制企業(yè)勞動力比重則上升為24.77%。從1979年到1994年，國有企業(yè)資產比重由87.98%下降到55.59%，而非公有制經濟工業(yè)資產比重則上升到18.61%。另外全社會商業(yè)網點的87.1%屬于個體和私營性質。據統(tǒng)計，到1995年底，全國個體工商戶已達2528.5萬戶，從業(yè)人員4613.6萬人，自有資金1813.1億元，私營企業(yè)已達65.5萬戶，從業(yè)人員956萬人，注冊資金2621.7億元。注冊資金超過100萬元的私營企業(yè)有46270戶。以上個體和私營企業(yè)的業(yè)主和從業(yè)人員合計已達5635萬人。另據統(tǒng)計，到95年底止，在私營企業(yè)、三資企業(yè)、股份制企業(yè)就業(yè)的人員和個體工商戶合計人數(shù)達6463.5萬人。而此時國有經濟單位的職工為10800萬人，城鎮(zhèn)集體單位的職工為2995萬人。又據新的統(tǒng)計，到96年6月底止，全國私營企業(yè)已上升為70余萬戶，三資企業(yè)為20余萬戶。又據《人民日報》（1996年9月5日）的資料：目前三資企業(yè)的直接就業(yè)人員已超過1700萬人。

　　2.社會財富的分配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財富的分配按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的原則進行。盡管“按勞分配”的原則在執(zhí)行中存在很多問題，但整個社會的分配差距和貧富差距并不顯著。社會把社會主義的反對經濟剝削作為一條原則。

　　“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社會財富的分配以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按資分配”已合法存在。社會默認（實際是準許）經濟剝削的存在。社會分配的差距和貧富的差距已日益懸殊。（數(shù)據見本文第七部分）

　　3.社會經濟運行體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運行體制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社會經濟活動，社會生產均按計劃進行。

　　“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運行體制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化。基本思路是，社會經濟運動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fā)揮基礎性作用。

　　上述三個方面的重大變化已導致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即今日中國在原有的單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已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在成長和發(fā)展。

　　社會分層、階級重新出現(xiàn)已成為社會事實。兩大對立性階級——雇主階級（資產所有者階級）和被雇傭者階級（無產者階級）業(yè)已形成，經濟剝削已為社會默認，并已合法存在了。

　　經濟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社會階層的多元化、階級的多元化已成為事實，并導致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多元化。

　　代表不同的社會階層、階級利益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具體的政治經濟觀點、道德法律觀點、美學文藝觀點等等方面均明顯地表現(xiàn)出立場和觀點的不同，并深刻影響著整個社會，左右著所有社會成員的言行。“輿論一律”已為輿論的嚴重不一律所取代；信仰的單一化已為信仰的多元化所取代。

　　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下，社會的各階層、各階級、社會的不同利益群體所期望的社會發(fā)展方向，所追求的社會發(fā)展目標就必然是多元的，而且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所有這些“社會發(fā)展方向”、“社會發(fā)展目標”的“多元”和不同，最終會表現(xiàn)為政治訴求的不同，即最終會表現(xiàn)為追求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

　　于是，上述“多元化”的進一步演進，必將導致社會政治的多元化和社會政黨的多元化。

　　階級問題、階級斗爭問題；政治問題、政治斗爭問題；政黨問題、政黨斗爭問題等等，將重新成為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社會政治穩(wěn)定將不復存在。社會將進入一個動蕩不定的時代。中國現(xiàn)代化的進程將可能發(fā)生中斷。

　　上述社會的重大變化，還處在漸進的量變過程中，還未引起社會質的變化。但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逐步衰弱和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逐步成長，均在繼續(xù)發(fā)展的過程中。

　　上述社會的重大變化，有的正在進行，有的尚未開始。正在進行的重大變化是在“靜悄悄”之中進行的。但是，下一步，社會的重大變化還會在“靜悄悄”之中進行嗎？！

　　上述社會的重大變化的初始原因，是為了糾正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左”傾錯誤，克服不符合中國實際國情的“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的缺陷。歷史已經證明，十幾年來，我們在糾正“左”傾錯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然而今天中國問題的關鍵，不再是糾正“左”傾錯誤的問題，而是這個“糾正”是不是超過了“中點”發(fā)生了“右”的偏差？！

　　世界上從未有過不犯錯誤的歷史，也未有過沒有失誤的政治。恩格斯曾經說過：“歷史跟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某種完美的理想的狀態(tài)中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至善的社會，至善的‘國家’——這都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引自《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歷史上從未有過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沒有任何偏差、絕對正確的前進過程。客觀的人們也不作這種企望。但是人們卻企望，出現(xiàn)偏差，特別是出現(xiàn)大的偏差后，能得到及時的糾正。

　　面對上述中國社會的重大變化，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作為把實現(xiàn)共產主義社會當作最終奮斗目標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如何認識，應該制定怎樣的政策，以調整和引導中國社會向較公平、較合理的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發(fā)展。

　　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歷史性的課題。

　　中國人民，中國歷史正在等待著回答。

　　　　　　　　　六、對“改革開放”的一點憂思

　　“改革開放”是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深刻影響著中國當代歷史進程。然而，十幾年來，許多似是而非的“思想”、“理論”和“方法”均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出臺，而其正確性、真理性卻是令人懷疑的。這就迫使人們不得不對“改革開放”多一些思考。

　　“改革”就其字面意義來說，“改”意為變更、更換。“革”意為改變、去除。當“改革”成為一個詞組時，其意義，可以是在原有基礎上的改變、改動，也可以是徹底革除原有的一套，另行新法。因此“改革”就其意義來說，并無好壞、善惡、是非、對錯之分。從實踐上看，“改革”的動機、理論、方法、后果等亦無先天的一定是好、一定是壞；一定是對，一定是錯；一定是進步的，一定是退步的；一定是革命的，一定是反革命的等等含義。因此，具體的“改革”措施的是非對錯，只能進行具體的、實事求是的分析。

　　“開放”就其字面意義來說，“開”意為打開、分開、融化等，“放”意為解脫約束，任意、隨便等。“開放”既是一種精神狀態(tài)，又是一種行為狀態(tài)。“開放”從精神狀態(tài)的角度說，是解放，是不受任何信條、教條、規(guī)矩等的約束；“開放”從行為狀態(tài)的角度說是打開、放開、隨意，任何東西都可以進出等。因此，當“開放”僅僅表現(xiàn)為“狀態(tài)”而無具體內容時，也是無所謂是非對錯的。而當“開放”有了具體內容，即怎么“開”、怎么“放”具體化時，這個具體化的“開放”做法就有了是非對錯，就可以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了。

　　“文化大革命”后的歷史演進表明，“改革開放”是全黨全民基于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的共同選擇。其初始原因，是由于建國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盡管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也發(fā)生和發(fā)展了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愈演愈烈的嚴重“左”傾錯誤。這個“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也造成了嚴重的思想、理論和實踐的禁錮。為了糾正這個“左”傾錯誤和克服它所造成的“禁錮”，重新賦予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yè)以活力，只能選擇“改革開放”。無疑，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然而，對于中國來說，問題的關鍵并不僅僅在于有了“改革開放”大方向的正確，而是在于必須有“改革開放”的具體道路的正確。

　　“改革開放”不論是針對全局還是局部，也不論是針對全局還是局部的一個方面，其具體的方法，都是可以有多種選擇，多種方案的。而對這些“方案”的是非優(yōu)劣的評價只能經過理論的辯詰（討論）和實踐的檢驗，有時需要經過多次理論的辯詰和實踐的檢驗，才能篩選出較優(yōu)的方案來。在這里，理論的辯詰是重要的，因為經過這個程序將使實踐減少損失，少走彎路，而不進行理論的辯詰則往往使實踐增加損失和多走彎路。“改革開放”十幾年來的歷史和大量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無意粉飾歷史和現(xiàn)實，就應該承認，“改革開放”十幾年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一系列的失誤和偏差。而這些失誤和偏差與錯誤理論對“改革開放”的誤導密切相關。

　　當代世界，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已大大地落后于自然科學的發(fā)展。而在社會科學中，經濟科學的發(fā)展則更顯滯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的經濟理論界客觀上確實很難為“改革開放”提供正確有力的理論指導。然而更可悲的是，西方各種流派的經濟理論紛紛乘虛而入。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倫敦學派等經濟理論均深刻影響了我國經濟理論界。特別是我國主流經濟學派信奉馬歇爾及薩繆爾森的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力主清除一切障礙，全面放開市場，聽由市場價格左右供需、配置資源，認為這種自由市場經濟是可以自然實現(xiàn)資源和各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創(chuàng)造最高經濟效益的最優(yōu)經濟體制。

　　這個似是而非的理論，與“公有制、計劃經濟沒有積極性、沒有效率”；“非公有制（實際主要是私有制），市場經濟充滿活力和生機，是最有效率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搞早了，應該進行資本主義補課”等等謬論互相呼應，近些年來誤導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誤導了傳媒和公眾輿論；也誤導了一部分領導同志的思想；甚至黨和政府的一些重要文件亦可以看到受其誤導的痕跡。

　　在如此思想混亂和錯誤思潮泛濫的大環(huán)境下，盡管中央制定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公有制為主體、其它所有制為補充，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的正確方針。但由于執(zhí)行層和輿論層的認識不足和工作不力，即執(zhí)行層并沒有制定出、并切實執(zhí)行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來保障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也沒有制定出、并切實執(zhí)行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來限制、制約其它所有制（實際是私有制為主）和其它分配方式（實際是按資分配為主）的發(fā)展和膨脹。而輿論層也未配合性地開展工作，以營造一個保證中央正確方針得以貫徹執(zhí)行的輿論環(huán)境。結果就自然造成了中央正確方針的“虛設”。

　　在這樣不受制約的環(huán)境下，“其它所有制”經濟和“其它分配方式”就在市場經濟的環(huán)境中獲得了空前的發(fā)展。

　　客觀上，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是相互配套的。市場經濟特別有利于私有制經濟的發(fā)展。而我國是既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又在事實上沒有制約私有制經濟和按資分配的發(fā)展。這樣就在事實上既營造了一個存在于“社會主義機體”內部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又營造了一個有利于這個經濟基礎發(fā)展的客觀環(huán)境。這樣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這個存在于“社會主義機體”內部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的大發(fā)展。這個“大發(fā)展”已為幾年來的社會現(xiàn)實和統(tǒng)計資料所充分證實。事實上，對這個“大發(fā)展”若仍無有效的節(jié)制，它將最終淹沒中國的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偏差，而這個“偏差”又是具有全局和宏觀意義的，它將影響和決定社會主義中國的興衰安危、人民的安樂幸福和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

　　行文至此，心情是不能不沉重的。然而可以令中國人民欣慰的是，我們還有立黨為公的中國共產黨，我們還有四項基本原則，我們還有一大批報定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共產黨員和各級干部，我們還有誠心誠意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的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所以，盡管存在上述的“改革開放”以來最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偏差，我們仍然有信心依靠黨和人民的力量糾正這個偏差，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走向輝煌的明天。

　　　　　　　　　　　七、市場經濟的幾個問題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一種嶄新的經濟體制，需要一系列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創(chuàng)新。歷史已經和將要證明，這個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創(chuàng)新的過程是一個異常艱難、充滿風險的過程。為了完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課題，筆者以為，有必要特別考慮如下幾個問題：

　　1.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是伴隨著私有制和社會分工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到資本主義時代逐漸發(fā)展成熟的，這是一個歷史發(fā)展的自然過程。可以說，“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是天然配套的。

　　馬克思設計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基本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這是完全形態(tài)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較高發(fā)展階段。在這里，“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也是相互配套的。

　　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天然并不配套。然而，由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不高，并且不同地區(qū)和同一地區(qū)內經濟發(fā)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異，這樣完全形態(tài)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就不完全適合我國目前的社會發(fā)展水平。當前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解決問題的思想和方法如果過度，從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偏向了它的反面，造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過度成長和泛濫，那就意味著中國歷史的倒退和中華民族的大災難。

　　這個問題，就是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所面臨的關鍵性問題。可以說，這個問題解決的好壞，將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將決定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存亡。

　　2.在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的動力源泉和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的動力源泉是同一的。“利潤”是資本追逐的目標，利益驅動是市場經濟行為的原始動因和直接動力。對“利潤”的追求才使市場經濟充滿了活力，“利潤”是市場經濟運動全部的出發(fā)點和歸宿。當前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其動力源泉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看，仍然是“利潤”，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的動力源泉并無區(qū)別。

　　問題在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運動中，“利潤”不自覺地充當了推動資本主義社會前進和發(fā)展的動力。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選擇“市場經濟”，是不是也意味著選擇“利潤”作為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前進和發(fā)展的主要動力？若不是，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社會前進和發(fā)展的主要動力是什么？若是，以“利潤”作為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前進和發(fā)展的主要動力，是否妥當？

　　3.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獲取最大利潤。資本運動的目的也是利潤，利潤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高目標和社會經濟運動的基本動力。資本在市場中運動，資本主義在市場經濟中發(fā)展，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同一的，即利潤。

　　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則是盡可能地滿足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然而，當前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從理論到實踐均以“經濟效益”即“利潤”作為目標。這樣就在事實上將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利潤”也作為我國當前實行的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了。

　　社會生產目的的這一變化，對社會經濟行為的消極影響是巨大的。生產的目的是利潤，為了利潤而生產，就使得很多從宏觀上，從社會道德上看不合理的行為，在微觀上，在具體的經濟行為上變得“合理”了。例如，浪費大量資源的商品過度包裝問題，生活方式的過度奢華問題等等。更為嚴重的是，近年來我國社會生活、經濟生活中出現(xiàn)的大量觸目驚心的假冒偽劣、販毒販黃、走私販私、三陪賣淫等等丑惡的行為，也是為了“利潤”這個“生產的目的”。

　　4.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之上的。而私有制必然產生私有觀念和個人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伴隨著私有制的發(fā)展，也伴隨著私有觀念和個人主義的發(fā)展。市場經濟追求價值、追求利潤、追求自身利益，必然導致私有觀念膨脹和個人主義的發(fā)展。市場經濟追求個人私利的動力機制促使一部分社會成員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犧牲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金錢拜物教和個人主義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內在動力機制必然導致的社會道德結果。

　　在利益驅動的市場經濟中，他律性和功利性是市場經濟的主要特點。在市場經濟運動中，對利潤的追求往往導致不擇手段，這就成為社會腐敗的重要源泉。市場經濟追求利益最大化，個人私利最大化的特點，對社會各階層、各行業(yè)的成員的職業(yè)道德和效忠精神形成了強大沖擊，具有極大的侵蝕力量。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涉及社會各階層的、具有普遍性的“權錢交易”、“尋租行為”和其它的社會腐敗，其主要根源就在這里。

　　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支柱。而個人主義的發(fā)展、膨脹將導致集體主義的衰落。因此個人主義的發(fā)展、膨脹也將導致社會主義的衰落。然而市場經濟又是促進個人主義發(fā)展的，從這個邏輯看，社會主義和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是不能相容的。

　　5.市場對經濟運動的調節(jié)是依靠自發(fā)的力量，所謂“看不見的手”，即依靠市場經濟運動對最大利潤的追求來實現(xiàn)的。然而這個調節(jié)是正方向時，即見到“利益”、“利潤”大的事業(yè)、商機時，則往往蜂擁而至，表現(xiàn)得過于靈敏熱情，過于盲目缺少節(jié)制，從而使得一種“事業(yè)”、一種商品迅速出現(xiàn)“過剩”。而這個調節(jié)是負方向時，即出現(xiàn)“過剩”、“利潤下降”的征兆時，則往往表現(xiàn)得過于遲鈍和滯后。從而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銷售困難、利潤下降，以至虧損，與此同時，往往造成一種“事業(yè)”或一種商品的生產能力的嚴重過剩，從而不得不被迫廢棄大量的廠房、設備、物業(yè)、設施等。

　　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在每次進行勞動力和資源的配置變動（調節(jié)時），都是以失業(yè)、破產、社會動蕩、生產破壞和大量浪費為代價的。人們一定記得，自八十年代初以來，在市場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國內市場商戰(zhàn)頻繁。從手表、自行車、縫紉機、電風扇、洗衣機、電視機、錄音機到電冰箱、錄像機、空調機……幾乎所有的家用機電產品都經歷了或幾十家或幾百家或上千家企業(yè)的生死搏殺。此外，這種情況也在食品服裝等消費資料生產部門和汽車行業(yè)、以及高檔住宅、寫字樓、大型飯店、高級商廈等建筑發(fā)展部門先后重復，盲目上演。盡管市場競爭促進了技術進步、質量提高、品種增加、成本下降，實現(xiàn)了優(yōu)勝劣汰，但由于宏觀沒有計劃，仍給很多盲目發(fā)展的廠家、商家造成了本可避免的巨大損失。

　　據統(tǒng)計，近年來由于盲目投資、亂上項目，造成我國重要產品生產能力閑置的比重為：彩色電視機1/2，家用電冰箱2/3，洗衣機2/3，空調機1/2，汽車3/4，棉毛紡1/3，原油加工1/3等等。此外，上千家襯衫廠積壓男式襯衫15億件，3000多家化妝品廠的70%的產品滯銷，還有5046萬平方米的商品房空置。

　　所有這些生產能力閑置，產品積壓、滯銷和商品房空置等等問題，均是盲目的市場機制造成的。

　　6.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得以發(fā)展的最好條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和容量無限大的市場。這是因為市場經濟中利益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性，決定了它的擴張性。大量生產和大量銷售，不斷擴大生產規(guī)模和銷售規(guī)模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途徑。因此，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和容量無限大的市場是市場經濟得以發(fā)展的最好條件。

　　然而，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資源的有限性和市場的有限性卻是一條鐵的規(guī)律。因此，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發(fā)展模式，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都不會有最良好的表現(xiàn)，都不是最佳的經濟發(fā)展模式。

　　事實上，在資源緊缺、市場狹小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弊病反而更加突出，其所造成的危害反而更加嚴重。

　　反之，計劃經濟在面對資源的有限性和市場的有限性這一鐵的規(guī)律時，則可以充分表現(xiàn)其合理性和優(yōu)越性。

　　7.市場經濟追求利潤，追求“效益”的本性決定了它經濟上的擴張性和掠奪性。市場經濟中利益主體無限地擴大生產規(guī)模和銷售規(guī)模，追求最大利潤的沖動，必然導致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和對環(huán)境的破壞，必然導致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的惡化。如果說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工業(yè)化初期，由于其追求利潤而煥發(fā)出來的生機和活力曾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和社會的發(fā)展的話，那么在高度工業(yè)化的今天，盲目的、不受節(jié)制的市場經濟已經開始危及人類的生存了。因此，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發(fā)展模式，在今天，它一方面仍然是有一定的生機和活力的，另一方面它已經和人類的根本利益相矛盾了。

　　這樣的實例是很多的。如80年代以來，我國淮河流域的廣大農村和城鎮(zhèn)，在市場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盲目建設了數(shù)千家小造紙廠、小制革廠等嚴重污染環(huán)境的企業(yè)。這些企業(yè)每年向淮河水系排污數(shù)十億噸，造成整個淮河水系被深度污染的嚴重問題。直接影響和危害了淮河流域廣大地區(qū)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正常的生產、生活。

　　又例如80年代中，我國水產品市場率先放開。低投入高產出的海洋捕撈業(yè)在市場經濟利益驅動下迅速發(fā)展。1985年我國海洋機動漁船不足10萬艘，到1995年猛增至30余萬艘，總馬力數(shù)則從500萬馬力增加到1600萬馬力。如此強大的捕撈力量，長年累月的高強度捕撈，遠遠超過了漁業(yè)資源的再生能力。目前我國海洋四大經濟魚類中，大黃魚、小黃魚、墨魚已基本形不成漁汛，帶魚的總數(shù)量和個體大小也嚴重下降，前景堪憂。

　　在我國廣大的農業(yè)區(qū)、牧業(yè)區(qū)、林業(yè)區(qū)、在市場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過度耕種、過度放牧、過度砍伐已經造成了土壤退化、草原退化沙化、森林資源被大量破壞的嚴重后果。

　　8.以利益驅動的市場經濟與生產資料私有制、按資分配相結合的經濟運動，將加劇社會財富的集聚、集中，將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這是有市場經濟以來的世界經濟史所一再證明的經濟規(guī)律。

　　市場經濟運動所造成的兩極分化，從世界的角度看，它加劇了富國和窮國的兩極分化，從一國的角度看，它加劇了地區(qū)和地區(qū)、富人和窮人的兩極分化。

　　據統(tǒng)計，世界上富國和貧窮國家之間人均收入相差倍數(shù)如下：在工業(yè)革命之初相差兩倍；1945年相差20倍；1965年相差40倍；1975年相差64倍；1978年相差78倍。

　　南方委員會的報告《對南方的挑戰(zhàn)》中說：“1981—1988年間，發(fā)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群體，在這方面流向北方（富國）的凈額達1630億美元。”1988年后，財富流向富國更為嚴重，每年約500億美元。

　　據統(tǒng)計在最近20年里，世界上最不發(fā)達的貧困國家從27個增加到48個，在最近5年里，全世界最貧困的人口從10億增加到13億，目前還在以每年2500萬人的速度增加，目前發(fā)展中國家有近1/3的人處于赤貧之中，每年有1300萬人死于饑餓或營養(yǎng)不良。

　　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的報告人說：經濟增長的成果主要落入了社會上最富裕的一小撮人手中，而數(shù)以百計的民眾卻更加貧困。下述數(shù)字是意味深長的：全世界現(xiàn)有358個億萬富翁，他們擁有的資產相當于26億人（占世界人口的45%）的財產總和。（見1996年8月1日《參考消息》）

　　我國正在實行“市場經濟”，又準許生產資料私有制和按資分配一定程度的存在。這樣市場經濟加劇兩極分化的規(guī)律在我國也就必然會有所表現(xiàn)。

　　我國地區(qū)差距在進一步擴大。在1980年至1994年的15年中，隨著改革開放的發(fā)展、市場經濟的深入，在市場規(guī)律的作用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速度，東、中、西部地區(qū)之比為19.88:16.20:15.78，東部地區(qū)高于西部地區(qū)4.1個百分點，這種增長速度差的積累，使建國后一度縮小的東西部差距重新擴大。1992年農村社會總產值達25386億元，其中東、中、西部地區(qū)分別為56.3%、32.2%、11.5%。1993年東、中、西部地區(qū)分別占62.1%、29.8%、8.1%，東部地區(qū)是西部地區(qū)的7.6倍。1994年東、西部差距達8倍。

　　隨著東西部發(fā)展差距的拉大，東西部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1980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為191.33元，東、中、西部人均收入之比為1.39:1.11:1。1994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220元，東、中、西部地區(qū)人均收入之比為2.80:1.86:1。其中東部地區(qū)的京、津、滬、蘇、浙、廣6省市人均收入超過1800元，最高上海市達3436元，最低甘肅省為723元，兩者相差4.75倍。就省際間比較，80年代最高收入省份與最低收入省份的絕對差額只有500多元，而到90年代，絕對差額已擴大到2000元以上。

　　據統(tǒng)計，我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年增長率，“七五”期間，東部地區(qū)為20%以上，而中西部地區(qū)僅為10%，到“八五”期間，全國平均水平為4.28%（扣除價格因素），而中部地區(qū)僅為0.28%，平均年僅增加3元錢，西部地區(qū)甚至出現(xiàn)負增長，平均每年減少4.3元。

　　又據統(tǒng)計，東、中、西部地區(qū)之間城鎮(zhèn)居民收入差距在1985年為1.15:0.88:1，1990年擴大為1.28:0.92:1，1994年擴大為1.41:0.95:1，1995年擴大到1.42:0.97:1。（見96年9月17日《工商時報》）

　　更為嚴重的是，1995年，中西部城市剔除價格上漲因素，生活費收入與94年相比出現(xiàn)負增長。如銀川、呼和浩特、蘭州、昆明、西寧、鄭州、武漢、南昌實際人均生活費收入分別下降8.6%、8.2%、4.7%、3.9%、3.2%、2.7%、0.5%、0.2%；沈陽、南寧、重慶三市出現(xiàn)收不抵支現(xiàn)象。據統(tǒng)計，1995年城鎮(zhèn)居民家庭減收面為41%，比94年增加了1個百分點。其中蘭州和呼和浩特減收面分別達到83%和65.3%。減收的主要原因是物價上漲、占26.8%，其次是企業(yè)不景氣、拖欠工資、就業(yè)人口減少等，占14.2%。（見96年9月17日《工商時報》）

　　我國個人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據估計我國擁有100萬以上資產的人口已超過100萬人。1993年占全國人口2%的高收入者提供了約占30%的城鄉(xiāng)居民個人儲蓄額。在新增居民儲蓄存款中有70%－80%是由10%的儲戶提供的。1996年5月14日《經濟日報》載文稱：現(xiàn)在年收入5萬元以上的約有600萬人。另有材料稱，占銀行儲蓄總戶數(shù)20%的富人占存款總額的80%。另據1996年9月17日《工商時報》載文稱：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在城鎮(zhèn)約有85萬戶。

　　近年來，我國城鄉(xiāng)已經造就了數(shù)以十計的億萬富翁，數(shù)以百計的千萬富翁和一大批百萬富翁。這些“大款”們高級奢華的生活與數(shù)以千萬計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勞動者的生活形成鮮明對照。

　　事實證明，市場經濟運動自然加大兩極分化的規(guī)律與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原則是背道而馳的。

　　9.市場經濟運動中利益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途徑之一是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基本途徑之一是降低工資和減少員工。因此，維持一定數(shù)量的待業(yè)（失業(yè)）人口，造成勞動力之間的競爭是“降低工資”和“減少員工”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結果。因此，市場經濟運動需要并自然造成待業(yè)（失業(yè)）人口。這也是市場經濟運動的基本規(guī)律之一。在市場空間狹小，資源緊缺，人口（勞動力）相對過剩的環(huán)境中，這一基本規(guī)律就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

　　據統(tǒng)計，實行市場經濟的美國1890－1990年的100年間平均失業(yè)率約為6％。另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失業(yè)率達8%以上。在大多數(shù)實行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中國家其城市失業(yè)率高達10%以上。

　　下表為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后東歐國家失業(yè)率的百分比：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波蘭 3.5 9.2 12.9 14.9 16.2
匈牙利 1.4 7.6 10.5 10.1 11
羅馬尼亞 3.0 8.4 10.2 14
保加利亞 1.7 11.1 15.3 15.8 13.3
捷克 0.7 4.1 2.6 3.5 3.5
斯洛伐克 6.6 11.4 12.7 16

　　（資料來源：中國統(tǒng)計師事務所）

　　市場經濟中的競爭所導致的失業(yè)，類似于自然界中的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在生存空間狹小、生存資源短缺的自然環(huán)境中的生存競爭，意味著少數(shù)強者（適者）的生存和多數(shù)弱者（不適者）的死亡。在人口眾多、人均占有空間、土地、資源十分緊張的人類社會中，市場經濟的競爭一方面具有促進社會進步的意義，另一方面對于市場競爭的弱者（不適者、失業(yè)者）也意味著一定意義的、無情的生存淘汰。

　　但人類社會畢竟不是自然界。市場競爭中被淘汰的失敗者、失業(yè)者，若無出路和生計，其中一部分就會鋌而走險，或流落于市井成為黑社會和刑事犯罪的后備人員；或聚嘯于山林、原野，成為土匪、路霸；或策劃于密室，點火于基層、街市，成為社會動亂的煽動者或政治的反對派。

　　當今世界正面臨著人口、資源、環(huán)境三大問題。人口膨脹、空間狹小、資源短缺、環(huán)境破壞、生態(tài)惡化已成為今日世界普遍性的嚴重問題。而今日中國的上述問題則更為突出和嚴峻。這就在客觀上使得中國發(fā)展市場經濟的空間更為狹小擁擠，進而使市場經濟自然造成失業(yè)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這樣就必然使上述刑事、政治問題在中國加速放大為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問題。

　　事實表明，近年來我國刑事犯罪日趨嚴重，黑社會組織日漸發(fā)展，社會沖突逐漸增加等等問題，均與失業(yè)人口事實上的不斷增長密切相關。

　　10.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在經濟發(fā)展速度和其它情況的簡單比較。見附件二。

　　以上所述需要特別考慮的幾個問題，還不是市場經濟存在問題和弊病的全部，但是它們所揭示出來的市場經濟的問題和弊病卻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顯然，我國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力求避免、減少或削弱上述的問題和弊病。

　　無庸諱言，我國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不是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而應該是對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的揚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是對其改造、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是使其在基本原則和運行規(guī)則方面嚴格有別于并優(yōu)越于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是使其與社會主義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而絕不是將未經改造的市場經濟和名不副實的社會主義的簡單相加。

八、國情決定道路選擇

　　魯迅先生說：“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

　　對于中國來說，十二億人的生存、溫飽和發(fā)展問題是擺在中國共產黨和整個中華民族面前的共同問題。

　　今日中國的問題并不是必須遵循一定的意識形態(tài)原則去選擇什么樣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而是什么樣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更適合中國的國情。

　　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什么？一是人口太多，二是資源太少，三是生存和發(fā)展的空間狹小，基本條件異常嚴峻，四是虎狼在側。

　　這四個基本國情在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候就存在。在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以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也存在。歷史前進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今日的中國來說，這四個基本國情仍然存在，只是在內容上有了一些變化和發(fā)展。

　　孫中山試圖用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法解決舊中國的問題，他沒有成功。毛澤東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而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了舊中國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成功了。

　　毛澤東為什么成功？就是因為他太了解中國，把中國的問題研究透了。他知道，必須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而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方法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才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

　　這個歷史的結論是中國的近現(xiàn)代史反復證明了的。

　　然而，歷史發(fā)展到今天，有一部分中國人似乎忘記了這個歷史的結論，“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中國應該進行資本主義補課”等等，就是他們的政治觀點。

　　這些人竟是如此地健忘，竟是如此地分不清大是大非，竟是如此地搞不清中國的根本利益，也即是所有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制度才能獲得真正的保障！

　　這使人不能不感嘆！這使人不能不想起魯迅先生在《紀念劉和珍君》中的一段話：“人類的血戰(zhàn)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是的，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所付出的代價是異常沉重的，然而所得卻往往很小。當代的中國人難道把付出了幾千萬人犧牲的代價，這個“只是一小塊”的所得，也忘記了嗎？！

　　一個社會的問題千頭萬緒，說到底，決定它性質的只有三點，就是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經濟運行方式。這三點也構成了一個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基礎。所謂政治經濟制度是否適合國情，實際上，主要就是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經濟運行方式是否適合國情。

　　國情決定政策，正確的政策產生的前提是對基本國情的全面了解和深刻把握。

　　對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已有很多的統(tǒng)計資料和專論。筆者在這里僅例舉部分數(shù)據和事實作為佐證，以說明筆者下面的一些觀點。

　　1.我國人口、糧食、耕地、水、礦產資源的簡單情況。

　　中國現(xiàn)有12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22%。

　　中國龐大的人口對食物的供給形成長久的壓力。“吃飯問題”將始終是中國的第一難題。

　　中國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yǎng)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是非常艱難的。據測算，目前我國糧食年均需求為5200億公斤，而1990年至1995年的糧食產量卻一直徘徊在4500億公斤左右，每年缺口均達700億公斤左右。

　　我國糧食生產增長潛力有限。據統(tǒng)計，從1949年到1958年，糧食年均增長96.5億公斤；從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平均增長僅52.5億公斤；從1978年至1984年年增長最高為171億公斤；從1984年至1993年年平均增長回落到54.5億公斤。我國1990年糧食總產量為4450億公斤，1995年達到4550億公斤，5年年均增長僅20億公斤。因此實現(xiàn)“九五”計劃的2000年糧食總產量達到4900－5000億公斤的目標，需要從96年起每年增產糧食70－90億公斤，這是相當困難的。

　　中國過剩人口造成大量人力資源閑置，造成大量城鄉(xiāng)剩余勞動力和失業(yè)人口。據專家計算，1988年我國農業(yè)生產性勞動系數(shù)為56.2%，剩余勞動率為43.8%，剩余勞動力約為1.4億左右。另據專家計算，我國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為2億左右，在城鎮(zhèn)、工礦企事業(yè)單位在崗冗員約3000萬左右。另據估算，城鎮(zhèn)實際失業(yè)人口已達3000萬左右。另據測算，目前我國流動人口已達2.2億。

　　我國人口文化素質低下。據統(tǒng)計，文盲、半文盲等低文化人口約占總人口的一半以上。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文盲、半文盲約1.8億人，僅有小學文化程度者為4.2億人，這兩者合計占總人口（12歲以上）的52.9%。

　　據最新統(tǒng)計，我國現(xiàn)有耕地總面積為20億畝，占土地總面積的14.1%。我國人均占有耕地僅為1.68畝，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3。我國耕地質量較差，在20億畝中，旱地“望天田”占60%，灌溉水田和水澆地僅占40%。我國現(xiàn)有耕地的2/3是中低產田，其產量比高產田至少低40%以上。我國耕地的有機質含量平均只有1.5%，遠遠低于歐美國家2.5%－4%的平均水平。近年來我國耕地總面積和人均耕地面積一直在減少。“八五”期間，我國人口每年增加1300萬人，而耕地每年減少500多萬畝。總之，人多、地少、地差將是長期困擾我國的基本問題。

　　我國的淡水資源嚴重短缺。全國水資源總量為2.8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僅有2300立方米，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09位，是聯(lián)合國列出的13個嚴重缺水的國家之一。據統(tǒng)計，我國每年農業(yè)缺水300億立方米，城市缺水60億立方米，預計到2000年我國每年至少缺水600億立方米。目前全國有18個省（市、區(qū)）人均占有水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9個省（市、區(qū)）人均占有水量僅有500立方米，而聯(lián)合國機構認為占有2000立方米就處于嚴重缺水的邊緣。我國現(xiàn)有600多個城市中有300多個缺水，108個嚴重缺水。

　　我國是一個礦產資源的大國，又是一個人均礦產資源的小國。我國已探明的礦產資源總量約占世界的12%，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礦種168種，有151種探明了儲量，其中煤、釩、鈦、鉛、鋅、鉬、鎢、鋰等20余種重要礦產儲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國45種重要礦產資源的潛在價值僅次于前蘇聯(lián)、美國，位居世界第三。然而，我國人均礦產資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名列第80位（比如石油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8）。我國45種最主要的礦產資源中，到本世紀末已有十余種不能滿足需要；到了21世紀很快將有20余種不能滿足需要；到2020年前后，將僅有煤、鉬、稀土等少量礦種能滿足需要，其余的礦產資源（包括鐵、石油等最重要的礦產資源在內）均不能滿足需要。

　　2.我國的人口已超過我國國土及其資源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最大承載能力。

　　有專家認為，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及其資源生態(tài)系統(tǒng)最大的負荷能力約為7億人口，另有專家最樂觀的估計為16億人口。

　　從幾十年、幾百年以至幾千年的歷史發(fā)展看，中國廣大的華北、西北地區(qū)的植被、生態(tài)狀況是在逐漸的惡化，而沙漠化、荒漠化卻在逐漸推進。在廣大的黃土高原，如河北、山西、內蒙、陜西、甘肅、寧夏等地區(qū)，在歷史上曾經都有廣闊的森林覆蓋，而今很多地方卻變?yōu)椴幻亍Ｔ趶V大的新疆、青海、河西走廊地區(qū)，歷史上曾經多有林木繁茂、水草豐美之地，而如今卻是黃沙滾滾。塔里木河消失了，羅布泊消失了，婁蘭古城消失了……青海湖等許多內陸湖正在逐漸縮小，敦煌等西北、華北古城正在逐漸地被黃沙吞沒。而北京、天津、沈陽等大中城市正處在荒漠化的前沿。

　　據統(tǒng)計，我國受荒漠化影響的區(qū)域以每年20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擴大，受荒漠化影響的人口近四億，每年造成損失540億元。目前全國有1300萬公頃農田受到荒漠化的危害，耕地退化率超過40%，草地退化率達56.5%以上。

　　以上嚴重問題的形成，固然有氣候、地質變化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為的破壞。自古以來延續(xù)至今的過度砍伐、過度耕種、過度放牧，以及戰(zhàn)爭破壞等人為因素造成了上述嚴重后果。

　　當然，上述人為破壞的主要原因是生存問題。然而，生存問題一旦超過了自然系統(tǒng)承載的極限，其后果就是環(huán)境的破壞和生態(tài)的災難。

　　以上自然植被、生態(tài)逐漸惡化的歷史演進表明：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時期直至現(xiàn)代，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為解決當時一定數(shù)量的人口的生存問題而從事的生產活動和戰(zhàn)爭，均造成了自然環(huán)境、植被和生態(tài)的破壞。

　　如果，從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有的時期的人口在當時的生產水平下，對于他賴以生存的資源生態(tài)系統(tǒng)來說就已經是超負荷的，那么，今天中國的12億人口對于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及其資源生態(tài)系統(tǒng)來說，就更是超負荷的。

　　3.虎狼在側是我國國際環(huán)境的主要危險。

　　從19世紀到20世紀，從滿清末年到民國時期，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至今天，這一百幾十年的歷史記載著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政策”變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粗略劃分，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前后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二時期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9年中美建交前；第三時期從1979年中美建交后到現(xiàn)在。

　　第一時期。從1848年英帝國主義發(fā)動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到1856年英法帝國主義聯(lián)合發(fā)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到1884年法帝國主義發(fā)動“中法戰(zhàn)爭”，到1894年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甲午戰(zhàn)爭”，到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的長達14年的全面侵華戰(zhàn)爭，到1946年美帝國主義出錢出槍，蔣介石集團出人，替美帝國主義打的三年全面內戰(zhàn)，這百年的歷史，帝國主義的侵略戰(zhàn)爭聯(lián)綿不斷，清楚地表明，帝國主義列強在這一時期主要是采用軍事征服的手段實現(xiàn)其瓜分中國或獨占中國、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野心。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政策”的主要特點是通過軍事上的侵略征服，實現(xiàn)其政治上壓迫奴役和經濟上掠奪剝削的目的。

　　第二時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先是企圖用侵朝戰(zhàn)爭擴大升級的軍事手段顛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未達目的后，便轉而采用軍事上包圍、威脅，政治上孤立遏制、顛覆，經濟上封鎖、打擊的政策。在這一時期，美帝國主義成立針對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支持西藏叛亂和民族分裂勢力，支持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派遣特務刺探情報、騷擾破壞，派遣第七艦隊上千次的侵略我國的領海、領空，發(fā)動針對中國的侵越戰(zhàn)爭，多次進行武裝挑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不承認主義，排斥中國進入國際社會（聯(lián)合國、奧運會、世貿組織等）等等。在這一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把中國作為敵國，實行冷戰(zhàn)（軍事上包圍，政治上孤立、顛覆，經濟上封鎖）為主，輔以“熱戰(zhàn)”的政策，其目的一直是妄圖扼殺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三時期。在第二時期的對華政策不能實現(xiàn)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的戰(zhàn)略意圖的情況下，隨著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3年中美互設聯(lián)絡處，1979年中美建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的對華政策便逐漸進入了以“和平演變”策略為主的第三時期。

　　在軍事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仍對我國保持包圍態(tài)勢，實行軍事威脅，支持臺獨勢力，妄圖阻止兩岸統(tǒng)一。

　　在政治上則散布中國威脅論，支持臺獨、西藏分裂、民族分裂勢力和“民運”分子。并以民主、人權、自由的衛(wèi)道士自居，攻擊我國政治不民主、沒有自由、沒有人權。同時大力向我國灌輸多黨政治、議會民主的思想，意圖迫使和誘導我國的“改革”偏離社會主義的軌道，實行“西化”、“分化”，最終走上西方政治體制的道路。

　　在經濟上，一方面通過所謂學者、專家的經濟理論，歷數(shù)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弊端，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私有制是最合理的、能帶來最大經濟效益的體制，極力推動我國的私有化、市場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則放手讓美國的飲料（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香煙（如萬寶路、三五）、快餐業(yè)（如肯德基、麥當勞）、化妝品等輕工產品和計算機、汽車、飛機等高附加值產品大舉進入和占領中國市場，牟取高額利潤，同時采取種種手段阻止我國“復關”，加入“世貿組織”，壓迫我國對外全面放開市場、取消關稅保護，意圖全面占領我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全面擠垮我國的民族工業(yè)。

　　在意識形態(tài)、文化上，則通過影視、書刊等各種渠道向我國灌輸反愛國主義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享樂至上的思想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促使整個社會，特別是執(zhí)政層蛻化、腐化，意圖消蝕、軟化中華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強、團結奮斗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民族英雄主義的精神。

　　冷靜觀察，半個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為了維護和強化其全球的政治、經濟利益和霸主地位，是決不愿意看到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真正強大起來，取得足以與其相抗衡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早在1944年美國著名戰(zhàn)略家斯皮克曼就曾指出：“美國戰(zhàn)后在東亞主要課題是明確的：在美國的安全形勢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關注由誰來控制歐亞邊緣區(qū)的問題。必須警惕未來形成的一個強大統(tǒng)一集權的中國。警惕它獲得能力把它的勢力影響擴張到西太平洋沿岸，但只要中國統(tǒng)一還未完成，中國就難以構成這種威脅。所以在日本戰(zhàn)敗以后，美國在遠東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須防范中國成為這個地區(qū)最強大的國家。”（見斯皮克曼《民主與和平的地理學》）

　　斯皮克曼的這一思想代表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幾十年來對華戰(zhàn)略的主導思想。這一思想貫穿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全部的對華政策和對華實踐之中。

　　打擊中國、削弱中國、遏制中國、分裂中國、阻止中國的統(tǒng)一和強大，將中國在政治上“西化”，在經濟上變?yōu)椤案綄賴保且悦绹鵀槭椎奈鞣搅袕娫谡紊暇S持其稱霸地位，在經濟上控制和剝削全球的需要。

　　上面例舉的事實、數(shù)據和國際環(huán)境的一些情況，僅僅是我國基本國情存在大量危險、危機和問題的一部分，還有諸如嚴重的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破壞、土壤侵蝕、自然災害加重等等問題并未涉及。然而，僅就涉及的問題看，我國人民今天的生存和未來的發(fā)展所面臨的條件均是十分嚴峻的。在這樣嚴峻的“先天”條件下，中國人應該選擇怎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成為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從現(xiàn)實的角度看，公有制為主體、其它所有制為補充，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策是適合中國當前的基本國情的。

　　然而，第一，如果對公有制為主體、其它所有制為補充，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的政策之所以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不能從理論上給予進一步的闡釋，則執(zhí)行層和社會公眾就既不能在認識上真正深化，也不能主動自覺地維護這個正確的政策。第二對公有制為主體、其它所有制為補充、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的政策，必須制定相應的具體政策來給予保證，否則實踐上這一政策將會落空。第三，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賦予科學合理的內容，否則將造成市場經濟的優(yōu)點不能充分體現(xiàn)，弊病不能有效的避免，社會主義的原則不能真正貫徹的局面。

　　由于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較低，而且極不平衡。在這樣的情況下，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就不符合中國今天的客觀實際。于是才有了公有制為主體、其它所有制為補充，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并引入市場機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正確的政策。

　　然而，中國今天的重要問題已不是繼續(xù)加大上述的理論和實踐突破，而是需要特別強調、公有制為主、按勞分配為主和經濟計劃為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客觀必要性和重要性。

　　1.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得以存在的基礎，也是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前提。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在機制上不會自動加大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因此更符合社會公正、公平的要求。

　　反之，私有制和按資分配在機制上卻會自動加大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而且這個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又主要是靠剝削和巧取豪奪形成的。因此，私有制和按資分配不符合社會公正和社會公平的道義要求。

　　2.是實行公有制按勞分配為主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實行私有制按資分配為主的資本主義制度，均由客觀條件決定，均體現(xiàn)一種歷史的必然。

　　客觀地說，美、英、法、德、加等資本主義國家，其遠為優(yōu)越的國內和國際條件為它們現(xiàn)行私有制按資分配為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和發(fā)展的余地。

　　而中國則不然，中國選擇公有制按勞分配為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絕不僅僅是出于道義的原因，絕不僅僅是為了社會公平的實現(xiàn)，而是中國嚴峻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只能作出這樣的選擇。本文前面已例舉了我國基本國情存在的大量危機和問題。正是這些危機和問題以及本文未涉及的其它大量的危機和問題構成了中國今天制度選擇的制約因素。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僅例舉我國1995年生產的部分產品的人均情況：糧食387.5公斤，棉花3.75公斤，油料18.75公斤，電833度，原煤1.08噸，原油124公斤，鋼78公斤，乙烯2公斤，化肥19.5公斤，化纖2.41公斤，汽車千分之一輛，彩色電視機1.6%臺。

　　十分明顯，這些產品的人均數(shù)量是很低的，而且這些產品的絕大部分還是原料和動力，并不能直接用來消費。中國人今天的生活、生產、國防、外交、科研、基本建設、文教衛(wèi)生事業(yè)、公共事業(yè)，以及政府的社會管理等等，總之全部的社會需求都要從所有這些產品（包括未涉及的產品）里面出。可以設想，在作了所有這些必要的社會扣除之后，從實物的角度看，中國的人均水平將是怎樣的一種窘迫的狀況！

　　中國今天的資源和生產狀況，正象一個收入拮據的大家庭，其生產所得只能進行較為公平的分配，才能維持全體家庭成員很低的生活水平。如果不進行較為公平的分配，而是不斷地擴大分配差距，結果就勢必造成一部分家庭成員無法生存的局面。

　　這個比喻說明的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但是，恰恰是這個淺顯的道理決定了中國今天制度選擇的一個大道理：中國今天只能選擇一個在機制上不擴大分配差距、能有效制約分配差距擴大的制度。這個制度只能是一個不斷強化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而對其它所有制（實際上主要是私有制）和其它分配方式（實際上主要是按資分配）實行有效的限制和制約的制度，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

　　因此，在今日的中國，對“其它所有制”和“其它分配方式”就必須在范圍上、程度上給予嚴格的限制，讓其在制約下發(fā)展，而絕不是無條件地放手、聽任甚至創(chuàng)造條件發(fā)展“其它所有制”和“其它分配方式”的經濟。

　　3.在我國當前生產力水平較低且極不均衡的情況下，在我國公有制經濟客觀上不可能解決所有就業(yè)人口就業(yè)問題的情況下，在我國的技術較落后、資金較為缺乏的情況下，“其它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fā)展就是合理的和必要的。這些“其它所有制”經濟也確能發(fā)揮一些有益的補充作用。

　　然而，目前在我國“其它所有制”經濟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因為這些“其它所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這些“其它所有制”經濟也不是社會主義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十分明顯，這些“其它所有制”經濟的過度發(fā)展勢必動搖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勢必威脅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安全。

　　因此，從維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從維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安全的角度，也應對“其它所有制”經濟的發(fā)展給予一定的制約。

　　4.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各企業(yè)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有計劃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組織、無計劃的矛盾日益尖銳。另一方面，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正是這兩個基本矛盾的發(fā)展導致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發(fā)生。馬克思在設計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框架時，正是基于對這兩個矛盾的深刻批判，才提出了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的科學設想，從而奠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三大基本特征。

　　市場經濟賴以產生的條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社會分工，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產生則是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批判的結果。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理性設計和理性選擇的結果。

　　因此，計劃經濟的出現(xiàn)是歷史的巨大進步。

　　計劃經濟的進步性在于：將資本主義各企業(yè)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有計劃擴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使人類社會進入了用科學的組織和計劃、管理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理性時代。計劃經濟的進步性還在于：它是為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即盡可能滿足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樣一個正確的生產目的服務的。因此，計劃經濟在本質上有利于環(huán)境保護、生態(tài)平衡、合理利用資源，從而有利于人類社會的持續(xù)發(fā)展，在根本上與人類的長遠利益相一致。

　　任何經濟體系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計劃經濟就可能出現(xiàn)計劃不科學、不全面、不符合客觀實際及缺少競爭、激勵、淘汰機制等問題。然而，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對計劃經濟內容和方法的不斷改進逐步加以解決。

　　目前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我們能夠將計劃經濟的優(yōu)點和長處與經過改造的市場經濟的優(yōu)點有機地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新的經濟計劃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補充的經濟運行體制，那么不僅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會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也為人類社會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與人類長遠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科學合理的經濟運行模式。

　　5.本文前面在簡述市場經濟的一些弊病時寫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和容量無限大的市場是市場經濟得以發(fā)展的最好條件。但是，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資源的有限性和市場的有限性卻是一條鐵的規(guī)律。因此，本來意義的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發(fā)展模式，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都不會有最良好的表現(xiàn)，都不是最佳的經濟發(fā)展模式。

　　事實上，在資源短缺、市場狹小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弊病反而更加突出，其所造成的危害反而更加嚴重。

　　反之，計劃經濟在面對資源的有限性和市場的有限性這一鐵的規(guī)律時則可以充分表現(xiàn)其合理性和優(yōu)越性。

　　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人均資源的小國，其資源狀況和生存條件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屬于世界上較差國家的行列。在這樣宏觀條件嚴峻的情況下，既要保證今天12億人口的生存、溫飽、發(fā)展和國家建設各方面的需要，又要兼顧中華民族未來的持續(xù)發(fā)展，中國只能計劃著過緊日子。這個道理，就是中國曾經和現(xiàn)在必須實行計劃經濟或經濟計劃的根據。

　　實事求是地說，今天的中國實在是沒有條件瀟灑地聽任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源。從“改革開放”十幾年以來的實踐看，那只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給中國吃的苦頭還少嗎？我們還能繼續(xù)把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交給那只沒有經過改造的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嗎？

　　因此，我國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應該是經濟計劃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補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結論，絕不是出于對計劃經濟的偏愛，而是中國嚴峻的客觀條件決定的。說得更直白些，就是中國嚴峻的客觀條件強迫中國必須選擇經濟計劃為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行文至此，只能實話實說，“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fā)揮基礎性作用”的提法是不符合中國的客觀實際的，是不科學的。由于這一提法是一個基礎性的理論提法，因此在理論指導的意義上和實踐上都是無益的。正確的提法應該是：在國家計劃為主的情況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fā)揮補充性作用。

　　6.國有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私有經濟、個體經濟、外資經濟等各種經濟類型共處于我國當前的經濟體系之中。這些經濟類型之間既有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也存在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利益不相容的關系。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yè)出現(xiàn)的大面積困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誰又能說目前國有企業(yè)出現(xiàn)的困難與“其它所有制”經濟對它的排擠無關。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就有責任制定具體的政策，規(guī)定各種所有制經濟準許進入的產業(yè)、行業(yè)，及準許其發(fā)展的規(guī)模，即建立產業(yè)、行業(yè)準入制度。這個制度的建立，將使各種所有制經濟各得其所，互不相擾，健康發(fā)展。這種政策，絕不是排斥競爭，而是改變競爭的對象和競爭的方式、方法，從而有利于消除經濟領域腐敗的一個根源，從而更有利于技術進步，質量、管理水平和效益的提高。

　　7.市場作為一種無形的資源，在中國和世界都是有限的。而我國的各種所有制的企業(yè)卻只能依靠這個有限的國內市場和有限的國外市場生存。盡管這兩個市場都可以逐漸擴大，但終究是十分有限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國民經濟發(fā)展的總體利益，為了充分發(fā)揮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優(yōu)點和長處，并避其所短，為了協(xié)調各種所有制經濟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同時也為了兼顧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利益和發(fā)展，有必要合理地劃分市場、分配市場，實行市場準入制度。

　　這個市場準入制度和前面談到的產業(yè)、行業(yè)準入制度、實際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談到的同一個制度。從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大量矛盾、問題和弊病看，設立產業(yè)、行業(yè)的市場準入制度將有效地規(guī)范企業(yè)的經濟行為，促進市場運行的有序化，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8.“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分配原則，也是當前最重要的基本政策。“按勞分配”的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最能體現(xiàn)社會公平。“按勞分配”原則的認真貫徹和執(zhí)行，將對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質量、經濟效益的提高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總之，“按勞分配”既是“公平”的，又是有“效率”的。

　　然而當今社會的主要傾向實際是忽略按勞分配原則的認真貫徹和執(zhí)行，反而對“按資分配”特別熱衷和關注。

　　如今頗為流行的“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實際上把“效率”和“公平”對立起來，似乎要“效率”就必然犧牲“公平”，要“公平”就必然犧牲“效率”。或者是不要“公平”就有“效率”，不要“效率”就有“公平”。照此邏輯，我們知道，公有制是“公平”的，按勞分配也是“公平”的，要“公平”就必然犧牲“效率”，實際上是說，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沒有“效率”的。反過來說，私有制是不公平的，按資分配也是不公平的，不要“公平”就有“效率”，實際上是說，私有制和按資分配是有“效率”的。

　　“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把“效率”放在優(yōu)先的地位。按照上述邏輯，其真實的含義實際是說，既然私有制和按資分配是不公平但有“效率”的，而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公平但沒有“效率”的，那么，私有制和按資分配自然應該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的地位。

　　十分明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提法的真實含義違背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的社會主義原則，也根本不符合客觀的實際，因此是錯誤的。

　　“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隱匿了自己的真實含義，因此蒙騙了一些人，包括部分領導同志，這是令人遺憾的。

　　9.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它內含著社會擁有生產資料、社會管理生產和經濟活動的含義。在當代的中國，社會主義的這個社會“擁有”和社會“管理”只能通過國家（政府）來實現(xiàn)。從社會發(fā)展的角度看，這個社會“擁有”和社會“管理”正是對私人“擁有”和私人“管理”批判的結果，它與計劃經濟的出現(xiàn)一樣都是歷史進步的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簡政放權”、“放權讓利”、“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等理論的傳播和深入，社會卻呈現(xiàn)出“逆向”發(fā)展的趨勢。這個趨勢目前已造成了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的嚴重弱化。近些年來，我國經濟領域出現(xiàn)的一系列混亂現(xiàn)象，與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被嚴重削弱密切相關。

　　本文前面例舉的，由于市場利益驅動而造成的亂上項目、盲目投資、產業(yè)趨同、濫捕濫撈、假冒偽劣、走私販私等等嚴重問題都是迷信市場“看不見的手”自傷“看得見的手”，即自傷國家管理計劃的職能，所必然造成的惡果。

　　1996年12月4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指出，我國近幾年經濟領域出現(xiàn)了“大而全”、“小而全”，“盲目上項目、鋪攤子、重復投資、重復引進、重復建設”；“導致了經濟結構嚴重失調，重工過重，輕工過輕；加工工業(yè)過‘長’，基礎工業(yè)過‘短’，原材料、粗加工、初級產品比重過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檔次產品的比重過小；大型企業(yè)過少，集中度過低，小型企業(yè)過多、過散、生產能力過小”，及地區(qū)產業(yè)結構趨同化非常嚴重，東、中、西部地區(qū)工業(yè)結構相似率達90%以上等等極不正常、極不健康的情況。

　　令人遺憾的是，該文對造成上述嚴重問題的原因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未能一針見血地點明。

　　無庸諱言，上述嚴重問題的出現(xiàn)，正是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被嚴重削弱，放棄本應保留的經濟計劃，任由盲目的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而造成的。

　　因此，從國家、人民的利益出發(fā)，我國必須重新強化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必須堅定地走經濟計劃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補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子。

　　10.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最根本的原因都是經濟原因，都是經濟利益的爭奪導致的“熱戰(zhàn)”。“熱戰(zhàn)”結束后，世界逐漸進入美、蘇兩大集團對抗的“冷戰(zhàn)”時期。“冷戰(zhàn)”時期的對抗是政治的對抗，更是經濟的對抗，是國家、民族、集團的根本經濟利益的對抗。“蘇、東”解體后，有人說“冷戰(zhàn)”結束了。其實不然，“冷戰(zhàn)”并未結束，而是變換了方式和內容，仍在繼續(xù)著。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斗爭，正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在全球展開，不過它目前的主要表現(xiàn)是“冷”的經濟戰(zhàn)，它的次要表現(xiàn)是政治經濟目的都十分明確的局部“熱戰(zhàn)”。

　　中國正是在本文前面簡述的“虎狼在側的國際環(huán)境”和上述的大背景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八、九十年代。

　　“改革開放”的中國面對世界的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友誼和合作。然而，針對中國的“經濟戰(zhàn)”卻早已悄然拉開了序幕，在廣闊的范圍內展開了。例如：

　　①據統(tǒng)計，1995年我國2/3以上的彩色膠卷市場和4/5以上的相紙市場被外國產品所占領。1995年，報關進口的彩色膠卷為1200萬卷，相紙為1100萬平方米，而市場實際銷售的彩色膠卷為7700萬卷，相紙為5100萬平方米，走私貨竟占65%。

　　②據統(tǒng)計，1995年我國走私進口的糖高達200－300萬噸，占國內市場的1/3。

　　③據統(tǒng)計，1994年我國進口藥品高達71632萬美元，占我國醫(yī)藥市場的22%。另“三資”企業(yè)的醫(yī)藥產品又占我國醫(yī)藥市場的13%。

　　④據統(tǒng)計，1995年我國啤酒產量達1500萬噸，合資啤酒已占20%，其產量還在迅速擴大。

　　⑤據統(tǒng)計，1995年經海關正常進口的彩色電視機只有54.9萬臺，而走私進口的彩電竟高達500萬臺。

　　⑥據統(tǒng)計，目前合資企業(yè)生產的洗衣粉已占有3/4的國內市場。

　　⑦據統(tǒng)計，“頂新國際集團”的“康師傅”方便面年產量已達50億包，已占有普通方便面市場的23%，中高檔方便面市場的48%。此外，“美廚”等外來品牌也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目前市場上已難見國產方便面的蹤影。

　　⑧據統(tǒng)計，到1995年底止，我國的“三資”醫(yī)藥企業(yè)已達1500家。據北京市衛(wèi)生局調查，北京一些醫(yī)院使用“三資”企業(yè)生產及進口藥品已達98%以上。

　　⑨據統(tǒng)計，目前“三資”企業(yè)已占有我國市場的份額為：電子20%，化妝品34%，飲料39.7%。

　　上述情況已使我國電子工業(yè)、彩電工業(yè)、彩色膠卷工業(yè)、醫(yī)藥工業(yè)、飲料工業(yè)、啤酒工業(yè)、洗衣粉工業(yè)、方便面工業(yè)、化妝品工業(yè)等遭受沉重打擊。

　　然而，上述情況僅是冰山之一角，全面情況則更為嚴重。

　　的確，“改革開放”是基本國策。然而自拆關隘、引狼入室也絕對不是“改革開放”的初衷。

　　誠然，“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就要付出一些代價，就要讓渡一些國內市場”，然而，如此門戶洞開，“走私”竟鬧到幾百萬噸、幾百萬臺的規(guī)模，“三資”企業(yè)搶占我國高盈利行業(yè)竟如此暢行無阻，也絕對不是“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的目的。

　　一個民族的悲劇在于，當危險正在降臨時，他卻在睡夢當中。

　　這場針對中國的“經濟戰(zhàn)”實際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當代對華戰(zhàn)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擠垮中國的民族工業(yè)，占領中國的市場，剝削中國的勞工，掠奪中國的資源，最終實現(xiàn)拆解中國，徹底粉碎中國成為現(xiàn)代工業(yè)強國的一切可能，將中國變?yōu)槲鞣搅袕姷母綄賴唐返膬A銷市場，勞動力和資源的供給國。

　　這絕非危言聳聽。

　　面對如此嚴峻險惡的局面，中國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集中的辦法。就是利益主體是相對單一的，國家是代表全民的、集中的、最大的利益主體。非公有制經濟處于絕對次要的從屬地位。經濟運行實行國家計劃為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集中人力、物力和其它各種資源、共同建設國家，統(tǒng)一對外，實行有效的市場保護，粉碎列強針對中國的“冷”的經濟戰(zhàn)和可能發(fā)生的“熱”戰(zhàn)。立統(tǒng)一強大的中華民族于世界。這套辦法就是社會主義的辦法，就是公有制、按勞分配、經濟計劃為主，并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辦法。

　　第二種選擇是分散的辦法。就是社會所有制多元化、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國有經濟、公有制經濟逐漸衰落、逐漸喪失其主導、主體地位。社會利益分散、資源分散。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讓各利益主體在市場經濟中自謀出路、自謀生路。這套辦法必然形成各利益主體只顧自身利益、而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局面。這套辦法，絕無可能一致對外，實行有效的市場保護，也無可能保護民族工業(yè)，最終將使西方列強針對中國的經濟戰(zhàn)大獲成功。無庸諱言，這套辦法的實質是發(fā)展資本主義的辦法，但它卻建不成資本主義的強大國家，只會使中國分裂，并淪為西方列強的政治經濟附屬國。

　　行文至此，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西方列強的學者和政治家們?yōu)槭裁慈绱藷嵝牡毓膭钪袊七M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

　　　　　　　　　　　　　　　結束語

　　自古言政者的命運多坎坷。作為一個平常之人，誰對生命和幸福不是深深眷戀呢？然而既然選擇了追求真理的道路，就要準備為此付出。我將本文和自己交給黨，交給人民，交給歷史。古人云：“托體同山河”，我沒有這個境界，但我景仰和追求崇高。

　　如果本文的一些觀點和思考最終能有益于國家和人民，這對筆者已經足夠了。

（1996年12月）

〖附件一〗《真理報》1995年7月10日登載（俄）鮑里斯•斯拉溫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若干爭論問題》一文摘要。

　　文中說：“不久前所有的官方報刊還在斷言，社會主義經受不住時間的考驗，壽終正寢了。……但是這一看法越來越同現(xiàn)實不符。同共產主義運動在俄羅斯在復興相左。在俄羅斯聯(lián)邦，共產黨是最大的政黨。共產主義者在1993年10月國家杜馬選舉中穩(wěn)居第三位。全國群眾情緒普遍左傾，這種情緒甚至滲透到執(zhí)政的精英階層。”

　　文中說：“眾所周知，群眾情緒左傾這一情況不只是出現(xiàn)在俄羅斯。左翼政黨在波蘭和匈牙利的選舉中獲勝表明，歷史的鐘擺重新擺向社會主義方面。人們對東歐各國強制實行資本主義化造成的嚴重的消極后果感到厭惡。”

　　文中說：“群眾將根據在資本主義中生活體驗學習社會主義。實際上，資產階級改革的三年實踐給勞動人民帶來了什么呢？首先是生活水平日益嚴重下降，對明天失去信心和失業(yè)的可能性。公正的統(tǒng)計表明，隨著國有財產的私有化和企業(yè)破產，到今年底，失業(yè)人數(shù)可能達到1000萬，貧富日益懸殊。今天5%的上層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經比85%的下層居民的生活水平高出10倍。生產繼續(xù)滑坡，生產總量比1991年減少50%。社會保障體系遭到徹底破壞。在政治領域，資本主義化甚至沒有把資產階級民主帶給俄羅斯：議會遭炮轟，國家治理方式日益具有極權性質。”

　　文中說：“所有這一切在國內引起成千上萬次群眾抗議，示威游行和群眾集會。這些游行和集會通常打著紅旗，并且是由共產主義者領導的。人民對資本主義的態(tài)度發(fā)生的變化，1991年和1994年五一節(jié)游行示威者的兩個代表性的口號可以說明。3年前我看見父子兩人舉著這樣的標語：‘資本主義是生存，社會主義是死亡！’1994年青年人則高舉著這樣的標語：‘資本主義是臭大糞！’‘社會主義是俄羅斯的未來！’”

〖附件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在經濟發(fā)展速度和其它情況的簡單比較。

　　首先看蘇聯(lián)和東歐。

　　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lián)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1913年相當于后來蘇聯(lián)全部領土范圍內的工業(yè)總產值只相當于美國的6.9%，到1985年已達美國的80%。20多種主要工農業(yè)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包括石油、鋼、鐵、水泥、木材、拖拉機、化肥等）整個經濟實力，從歐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躍升為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超級大國。

　　從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蘇聯(lián)迅速縮小了與美、英、法、德、意五國的經濟差距。

　　七個老牌大國各時期經濟對比

1914年 1950年 1980年 1986年
人均 指數(shù) 人均 指數(shù) 人均 指數(shù) 人均國 指數(shù)
收入 GNP GNP 民收入
美國 377 100 2536 100 11360 100 18200 100
蘇聯(lián)（俄國） 41 10.8 699 27.6 4550 40.1 8362 46
英國 244 64.7 1393 54.9 7920 69.7 12260 67.4
法國 153 40.6 1172 46.2 103 12780 70.2
日本 36 9.5 382 15.1 9890 72.8 13180 72.4
德國（西德） 184 48.4 1001 39.5 13360 73.4
　　（東德） 11873 65.2
意大利 108 28.6 626 24.7 6480 57.0 12080 66.3

　　注：1950年數(shù)據是保羅•肯尼迪以1964年美元價格計算的。1986年數(shù)據引自美國中央情報局《1988年經濟統(tǒng)計手冊》。（注：引自喻權域著《論三個時間差》）

　　下表為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lián)與實行市場經濟的美、英等國工業(yè)生產能力增長的年度指數(shù)比較（以1913年為100）。從表中可以看出蘇聯(lián)的工業(yè)生產能力的增長是最快的。

世界 蘇聯(lián) 德國 英國 法國 意大利 美國 日本

191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20 93.2 12.8 59.0 92.6 70.4 95.2 122.2 176.0
1930 137.5 255.5 101.6 91.3 139.9 164.0 148.0 294.9
1938 182.7 857.3 149.3 117.6 114.6 195.2 143.0 552.0

　　（數(shù)據引自保羅•肯尼迪著《大國的興衰》）

　　羅馬尼亞《經濟論壇》第34期公布了一個統(tǒng)計對比表。按他們以及西歐經濟學家的計算，從1950年到1989年的40年間，英國的國民收入增長3.46倍，法國增長6.7倍，而保加利亞增長10.7倍，羅馬尼亞增長15倍。顯然，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經濟增長速度大大高于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英國和法國。

　　前蘇聯(lián)和東歐各國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推行自由市場經濟后帶來巨大的社會災難。

　　原蘇聯(lián)《真理報》主編維•戈•何法納耶夫在《〈真理報〉總編輯的沉浮》一文中說：“蘇聯(lián)已經解體，而俄羅斯正在解體之中，用市場（作為經濟調節(jié)者）取代行政命令的經濟管理體制并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結果是：經濟陷入極為深刻的危機之中，瀕臨崩潰邊緣，盧布一再貶值，通貨膨脹日益加劇，到處是無法無天，新興暴發(fā)戶和非法（現(xiàn)已是合法）生意人開始控制酒吧，犯罪率達到驚人程度，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公民生活在貧困線下。”

　　獨聯(lián)體各國經濟在全力營造以多種所有制為基礎、以自由競爭利潤驅動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關系，帶來嚴重的消極后果：①倉促而就的私有化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為貪官污吏和廠長經理階層、投機者和暴發(fā)戶侵吞國家資產造成可乘之機；②惡性通貨膨脹和嚴重的支付危機相互交織持續(xù)發(fā)展；③國家財政債臺高筑。哈薩克斯坦欠外債80億美元，烏克蘭為100億美元，俄羅斯欠1300億美元；④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獨聯(lián)體各國在改革中經濟大幅滑坡，多數(shù)國家國內生產總值比蘇聯(lián)解體前減少一半，高加索三國和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已倒退十多年至幾十年。俄羅斯95年農業(yè)生產下降12%，糧食產量降到30年來的最低點，居民實際收入減少12%。

　　匈牙利《人民自由報》1996年2月24日載文稱，“改變制度是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四個國家大多數(shù)人的愿望。但在改變制度的國家中，情況并不很妙，謀殺和無情的戰(zhàn)爭在不斷發(fā)生。生產下降1/3或1/2，過去運轉良好的機制（衛(wèi)生機構、退休制度、兒童供給制）已全部崩潰，一些獨斷專制機構仍存在，出生率在下降，而年輕人的死亡率卻在不斷上升。在這四個國家中，人們的不滿情緒都在增長。1995年的調查表明，從1991年以來，上述四國認為現(xiàn)制度比過去更壞的人都在增加。從四國總的情況看，60歲以下的人中，認為自己受益的人平均占26%，而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平均占47%。”

　　下表為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蘇聯(lián)、東歐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預計）
波蘭 -11.6 -7.2 1.0 4.0 4.0
匈牙利 -4.0 -10.2 -5.0 -1.0 2.5
原捷克 -0.4 -15.9 -8.5 -2.0 3.0
羅馬尼亞 -7.3 -12.9 -13.5 1.3 1.0
保加利亞 -9.1 -11.7 -7.7 -4.2 1.0
俄羅斯 -12.0 -12.0
原蘇聯(lián) -2.2 -9.0 -18.5 -12.0 -12.0

　　（注：資料來源中國統(tǒng)計師事務所）

　　俄羅斯的通貨膨脹率一直很高，到95年頭9個月仍達107%，估計全年達200%。俄人民的生活水平繼續(xù)下降，1/4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職工的平均工資95年6月實際工資比94年6月下降28%。

　　第二看中國。

　　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本文前面已有簡述，這里不再贅述。僅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我國“改革開放”前后的兩個13年做一個簡單的比較。第一個13年是1965年到1978年，為計劃經濟時期；第二個13年是1978年到1991年，為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這兩個13年四大工業(yè)鋼、煤、石油、電力指標的增長情況如下表：

年平均增長率%
1965 1978 1991 65-78 78-91
鋼（萬噸） 1223 3178 7000 7.7 6.3
煤（億噸） 2.32 6.18 10.8 8.0 4.4
石油（萬噸） 1131 10450 14000 18.7 2.3
電力（億度） 676 2566 6500 11 7.4

　　上表的結論是很清楚的。前一個13年四大工業(yè)指標的增長速度均快于后一個13年。在這里，筆者無意“美化”計劃經濟，也無意“貶低”市場經濟。因為這四大工業(yè)指標的增長速度還不能全面反映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yōu)劣。筆者只想通過這個比較說明，計劃經濟在中國并不象有些人說的那樣糟，而市場經濟在中國也并不象有些人說的那樣“神奇”。

　　第三看拉丁美洲國家。

　　拉美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改革措施，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大量吸引外資致使進口急劇增加，嚴重打擊民族工業(yè)。國內市場萎縮，出口銳減，出現(xiàn)巨額貿易逆差，到1994年拉美國家的經常項目赤字達500多億美元。近幾年來拉美國家的外債以每年近200億美元的速度增加，1992年為4680億美元，1993年上升到4870億美元，1994年約上升到5537億美元，1995年外債在繼續(xù)上升。拉美國家的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1960年至1990年拉美國家貧困人口增加了一倍。1990年拉美地區(qū)4.6億人口中有2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社會分配不公加重。如70年代初社會總收入的一半為占10%人口的富人所有，到了90年代初則為占5%人口的富人所擁有。在巴西，1994年20%的富人擁有國民總產值的63%，到1995年上升到67.5%，而全國1.5億人口有7500萬人處于貧困狀態(tài)，其中3500萬人為赤貧。在上述背景下，拉美國家的失業(yè)、犯罪和腐敗問題也日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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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摘編】

◇反對國有資產流失　職工奮起護廠

　　《明報》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報道：山西省太原市一家虧損負債八百多萬元的企業(yè)要兼并另一家虧損僅四十三萬元的企業(yè)，在鬧了近一年仍未平息的這宗糾紛中，被兼并方的職工們組成護廠隊奮起反兼并。將被兼并的太原市金屬結構工業(yè)公司是一家有近三百名職工（含退休職工）的集體企業(yè)，注冊資金一千二百萬元，固定資產七百多萬元，近年來生產經營遇到困難，去年六月底虧損四十三萬元。去年五月二十日，結構公司召開全體職工大會，宣布公司將由山西航天工業(yè)發(fā)展公司兼并。大多數(shù)職工當場指出，不清楚兼并方的底細，兼并應該暫停。可是全體職工于六月二十二日再次開會要求經理作出解釋時，結構公司經理已經去航天公司上了班。

　　工人們開始一次次上訪，半年多時間，上訪不下一百五十次，問題始終未妥善解決。后來，工人們自發(fā)組織起護廠隊，與來“占領”的山西航天公司發(fā)生沖突。工人們介紹，兼并糾紛期間已有多家單位到結構公司察看地址，說航天公司要把這塊地賣給他們；而且，結構公司有的土地已被人私下轉讓，一百五十萬元不知去向。工人們認為山西航天公司兼并是假，賣他們的土地使用權才是真。“如果把我們廠區(qū)賣掉，這可是上億元巨資呀！”

　　兼并方山西航天工業(yè)發(fā)展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二年，僅有職工五十七人，為隸屬于航天部北京長鋒集團的下屬國有企業(yè)，注冊資金一千萬元，至今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只有幾部電腦、幾輛小車。至去年十月它已虧損一百八十萬元，流動負債為六百六十萬元。工人們不解，為什么要讓山西航天公司這樣的企業(yè)兼并他們？“對方如破產，我們怎么辦？”目前，工人們日夜守護在廠區(qū)，絕大多數(shù)人簽名反對兼并，事態(tài)還在進一步發(fā)展。

◇對半年沒發(fā)工資的職工強迫集資

　　《星島日報》四月七日報道：內地一家電視臺揭露了一宗聳人聽聞的國內企業(yè)強迫內部職工集資事件。位于內蒙古的赤峰糖廠竟要半年沒發(fā)工資的職工每人交出一萬元錢，否則要立即“下崗”。

　　雙馬集團旗下的赤峰糖廠是于三月十八日宣布進行內部集資的。該廠已張貼告示通知職工，凡在四月一日前沒有融資的職工，立即在所在單位辦理下崗手續(xù)，不辦理手續(xù)者，則按自由解除勞動合同處理。雙馬集團總經理兼赤峰糖廠廠長李國華介紹說，赤峰糖廠是雙馬集團的核心企業(yè)，由于種種原因，這兩年效益下滑，并出現(xiàn)虧損。所以，才要求職工每人融資一萬元錢，原先預計集資兩千五百萬，現(xiàn)已經融資一千萬左右。對工人進行怎么樣回報呢？李廠長說，“從十一月份開始用糖來償還。”李廠長說，對半年沒發(fā)工資的職工一次性集資一萬元錢不能說沒有困難。但他認為，有困難的可以通過借錢來解決。

　　職工們的反應又如何呢？一名中年女工一談到這次集資就說：“九萬唄，我家九口人。”籌到錢了嗎？“不籌了，籌啥，籌不起……根本就借不了錢。”另一名女工說：“半年沒發(fā)工資了，一分錢也沒有。九四年的集資，已經交了兩千，說三年還，這都四年了，一分都沒給我，還有五百元錢的國庫券。”職工們紛紛出示這些年糖廠以擴建工廠、買車或代購國庫券名義進行內部集資而到期還沒歸還的收據。據他們說，每個職工都有幾千元各種名目的收據，而今年的收據上寫的是“預收購糖款”。

　　然而李廠長卻認為，職工不愿意集資并不是承受能力問題，他振振有辭地說：“工人不是經濟困難，是觀念問題，也可以說是覺悟問題，什么叫和企業(yè)同心同德、榮辱與共？”

　　但職工們這樣回應李廠長所說的“榮辱與共”：赤峰市只有兩輛卡迪拉克高級汽車，其中一輛就是廠長的，說是全體職工的共同財產，他卻把車鎖在某賓館的車庫里。當?shù)亟涃Q委一名官員談到這次事件時，義正詞嚴地說，“職工不集資就讓職工下崗，這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股份制改革忽視群眾利益　遭到職工反對

　　《中國經濟時報》4月23日報道：湖南省城市經濟調查隊最近在邵陽、常德、郴州等地對30個企業(yè)的調查表明：股份制改革人為受阻，在所調查的職工中，贊成股份制改革的僅占28％，有60％的職工表示反對，持無所謂態(tài)度的占12％。

　　據分析，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有：部分企業(yè)在組建股份制公司時，行為短期化，將股份制當作一種籌資手段，從而強迫職工入股，引起職工不滿。據調查，個別股份制企業(yè)強迫職工認購企業(yè)股票以解決發(fā)不出工資、購不進原材料等困難。職工不買企業(yè)的股票，可能被迫下崗。郴州市天華商場、華聯(lián)商場、碾米機廠等一些企業(yè)要求職工入股資金少則4000—5000元，多則上萬元，交不出的職工就下崗，沒有商量余地。這樣給相當一部分職工，尤其是困難企業(yè)的職工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壓力。在該市不贊成搞股份制的職工中，有74.4％的人因無力支付股金而明確反對股份制。常德市欣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不入股就下崗為由，要求職工每戶入股1—2萬元，致使許多生活困難而無力入股的職工意見紛紛。

　　其二，形式上的一哄而上，條件合適的搞股份制，不適合的也搞股份制，致使企業(yè)和職工均不滿意。在調查中，郴州市一些單位反映：本單位搞股份制改革的條件尚不成熟，但上級有要求和布置，也只得硬著頭皮搞，結果效益上不去，職工意見大。常德七一機械廠因職工認為股份制條件不成熟，股份制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光職代會就開了4次。該市建筑工程公司70％以上的職工認為本單位目前不適應搞股份制改革，但上級有要求，結果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

　　其三，有些企業(yè)實行股份制只是形式上的轉換，主管部門對其仍實行原有的管理方式，體制上換湯不換藥，不能充分發(fā)揮股份制的作用和效益。具體表現(xiàn)為：一是政企不分，婆婆多，企業(yè)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股份制企業(yè)，經營自主權受到限制。據常德市洞庭制藥廠、七一機械廠；邵陽市藍寶電源有限公司、寶慶水泥廠等企業(yè)反映：盡管實行了股份制，但主管部門仍然插手企業(yè)的人事、經營，企業(yè)放不開手腳。二是權力和管理部門亂收費、亂攤派依然如故，企業(yè)效益難以改觀。據對邵陽、郴州、常德三市30個股份制企業(yè)調查，企業(yè)每年支付各種攤派費用多則幾萬元，少的也有幾千元。三是企業(yè)股東會、董事會、監(jiān)事會相互制約的內部機制不完善，股東的股金很容易變成真集資假入股。如邵陽市湘中制藥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不是由股東選舉產生的，全部由上級指派，結果由于各種原因，領導班子不團結，個別領導甚至損公肥私，股東不滿意，公司虧損嚴重，運作8個月，虧損就達290萬元。

◇新漢塑料廠廠長風波平息

　　《羊城晚報》1998年4月17日報道：4月14日，武漢新漢塑料廠3個多月前召開職代會民主選舉的廠長李愛娣終于等來了其主管部門、市民政工業(yè)公司的一紙任職通知。

　　去年12月26日，工廠召開六屆四次職代會選舉廠長，李愛娣以135票的絕對優(yōu)勢當選（大會應到職工代表137人）。此項選舉結果報給了市總工會、市民政局及民政工業(yè)公司。然而民政工業(yè)公司領導則對這次“民選”不承認，并從公司所屬的另一個廠調來一個廠長。不料，委派的廠長上任第一天，卻被該廠職工將其拒之門外，不讓進廠。從而導致了主管公司委派的廠長職工不接受，職工自己選的廠長主管部門不承認的尷尬局面。

　　武漢一些經濟界和法律界人士對此的看法是：職工要求選自己信得過的“當家人”，對上級行政部門“安排”的企業(yè)經營者和改革形式信不過，體現(xiàn)出職工對企業(yè)前途命運的關注。如何對待職工的民主選舉經營者，企業(yè)改革形式由誰定？新漢塑料廠民主選舉的風波，對這個問題作了最好的回答。

◇老板違反《勞動法》，工人提意見被開除

　　《羊城晚報》1998年3月23日報道：四川打工妹王曼舟、蔣新華沒想到，在《勞動法》正式實施的第四個年頭，她們僅僅因為向違反《勞動法》的企業(yè)提出意見，就被開除出廠。此事至今仍有待勞動仲裁。

　　王曼舟、蔣新華是廣州芳村區(qū)盛泰電子廠內部器品檢車間員工。上月24日上午，兩人在廠里貼出的公告上得知自己被開除了。她們向廠里的總經理邱某和副總經理藍某詢問原因。邱一拍桌子吼道：“開除就開除，馬上滾出去！”藍更是沖過來揪著王曼舟的頭發(fā)，將她推搡出工廠大門。藍某后來還對聞訊趕到的公安人員說：“揪頭發(fā)不算打人啊！”

　　盛泰電子廠后來稱，廠里作出的決定是基于王曼舟、蔣新華違反廠規(guī)。廠方代表石某表示，可收回開除決定，但王、蔣二人必須先寫“檢討”；王、蔣則出示10多份由同車間工人寫的材料，證明兩人并沒違反廠規(guī)。她們說，自己被開除的真正原因是曾對廠里嚴重違反《勞動法》的做法提出過意見。在1996年底，老員工的勞動報酬是每個產量單位（215個產品）9元，到了去年5月，廠里突然宣布將每個產量單位定為450個產品，報酬仍為9元；如果貨沒趕出來，工人要從晚上6時30分加班到晚上12點，甚至連每月兩天的假期也不能保證；在加班時間內，勞動報酬的計發(fā)從不按國家規(guī)定標準執(zhí)行。她們在2月23日曾照廠里的“規(guī)矩”逐級向上提意見，沒想到第二天就被開除出廠。

　　根據二人的投訴，芳村區(qū)勞動部門隨機抽樣調查了盛泰電子廠的一組（10名）工人。結果發(fā)現(xiàn)，在今年元月的頭20天內，工人只有一天休息，平均每人加班86.5小時！

◇剝削壓榨下打工者生命被吞噬

　　《中國婦女報》98年3月25日報道：年僅19歲的鄧小毅2月24日去世了，她于去年10月28日到廣東中山市小欖鎮(zhèn)天利線路板廠打工，主要工作是處理廢品。2個月后回家過年，誰料剛進家門就突然病倒，后被江西醫(yī)學院第一附屬醫(yī)院診斷為“惡性組織腫瘤”。比鄧小毅晚一天去世的少女顏小鳳，是去年元月從家鄉(xiāng)到東莞市常平鎮(zhèn)司馬鄉(xiāng)德麗電子廠從事焊接工作的，顏也于去年11月份被一附院確診為“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就在該院剛剛辦理完顏小鳳的死亡手續(xù)后不久，在廣東打工的23歲的肖海華也被家人送進了血液科，進院不到6個小時就死亡了。

　　近年來，一附院血液科收治的病人中，打工者幾乎占20％以上。去年一年收治的405名血液病患者中，打工者已占到30％，而今年春節(jié)后一個月內住院的30個病人中，就有7名為打工者，其中有4名制鞋工、2名油漆工、1名染發(fā)學徒工。

　　企業(yè)應為勞動者提供安全的生產環(huán)境。但目前勞動力資源相對過剩，許多打工者擔心砸了飯碗，不敢理直氣壯用法律捍衛(wèi)自己的正當權益。

◇個體私營企業(yè)嚴重侵犯雇工權益

　　新華社鄭州4月11日電：目前每天在鄭州市職業(yè)介紹中心有數(shù)百名下崗職工前來求職，但與個體私營企業(yè)成交的只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未能達成雙向選擇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不少個體私營企業(yè)用工不規(guī)范，使許多下崗職工望而卻步。記者在鄭州調查私營企業(yè)的用工狀況表明，私營企業(yè)用工有如下幾個問題：一是雇工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私營企業(yè)雇工每天工作時間大大超過了國家法定的8小時標準，而雇工們的休息時間則無法得到保障。二是大多數(shù)個體私營企業(yè)不與雇工簽定勞動合同，而雇工們的合法權益保護沒有法律依據。有的即使簽定有協(xié)議，但內容簡單，工傷醫(yī)療、安全衛(wèi)生、工時工資等一概不明，有的雖然簽定了傷亡條款，但條件非常苛刻。三是勞動保護在大多數(shù)私營企業(yè)中得不到落實，業(yè)主們在忙經營中往往重利益而輕勞動保護與安全設施的投入，有的雖然配發(fā)了勞保用品，但不符合國家規(guī)定的標準，起不到應有的保護作用。

◇中國已經出現(xiàn)了一個特殊社會階層——暴富群體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祖堯在1998年第2期《經濟研究》上撰文指出，毋庸諱言，當前我國已經出現(xiàn)了一個特殊社會階層——暴富群體。這個群體包括：部分不是靠誠實經營和勞動起家的私營企業(yè)主；少數(shù)公有企業(yè)的承包人和買主；收取非法高額出場費或投機鉆營的文藝界明星、穴頭；政界的貪官污吏；少數(shù)新生的洋買辦等。這個社會群體是一伙靠發(fā)不義之財致富的暴發(fā)戶。

　　這些暴發(fā)戶聚斂財富的手段多種多樣：在合法經營外衣的掩蓋下，以劣充優(yōu)，以假充真；走私、販私；買賣票證和批文；房地產投機；非法集資；收受外商賄賂等。

　　暴富群體并不是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而是寄生在社會經濟機體上的毒瘤，因為他們付出的“勞動”不是社會必要勞動，而是有害的、破壞性勞動；暴富者的經濟行為是以最大限度地無償侵吞和掠奪資源為宗旨，因此對優(yōu)化資源配置和合理利用起破壞作用；暴富群體謀取暴利的行為，阻礙了經濟快速、持續(xù)、健康地增長；暴富者的尋利活動，嚴重破壞市場秩序，惡化分配關系，是阻礙改革和反對改革的主要危險；他們以各種非法手段聚斂財富，嚴重侵犯了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毒化了社會風氣。

　　腐敗是暴富賴以產生的溫床，暴富也是腐敗的一種表現(xiàn)。因此，“適度腐敗有益論”是站不住腳的，對實踐是有害的。主張用“適度腐敗”來換取“改革進一步推進”，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得不償失的。當前，腐敗和暴富已經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xiàn)象，早已大大超出了廣大群眾所能容忍的“適度”，遠遠超出了社會所能承受的改革成本和代價。整治暴富是個政策性很強的任務，根本措施是必須堅持反腐敗。

◇城市貧困大面積蔓延

　　《山西發(fā)展導報》發(fā)表文章說：自１９９３年以來，我國城市中的貧困現(xiàn)象又大面積蔓延開來，成為令政府和社會各界始料不及的社會問題。

　　據國家統(tǒng)計局對１９９３年城鎮(zhèn)居民家庭調查資料的測算，我國約有３７０萬戶，１２５０萬城鎮(zhèn)居民處于相對貧困的生活狀態(tài)。盡管１９９５年城市貧困人口較１９９４年減少了２８４萬，但從去年５月底召開的“全國企業(yè)解困暨再就業(yè)工作經驗交流會”發(fā)布的信息來看，到１９９７年第一季度末，我國困難職工和下崗人數(shù)卻達到了歷史最高點：停減發(fā)工資的職工為１０９６萬人，停減發(fā)離退休金的人員為２２７萬人，全國下崗職工也已達到９００多萬人。另據１９９５年全國３．４９４萬戶城鎮(zhèn)家庭的抽樣調查，占總體５％的貧困戶人均年生活費收入為１３５２元，人均年消費支出則達１５１３元，入不敷出。他們不得不將６１．７％的支出用于食品消費，生活水平呈急劇下降趨勢，生活異常艱難。

　　貧困人群中有兩類特殊群體尤其值得關注：下崗女工和回城知青。在許多調查中，下崗女工都占到了總體的５０％至６０％以上，她們大多年齡較大，文化水平不高，再就業(yè)難度很大，在許多新聞報道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她們的艱難處境。知青返城后大都在政府安排下匆匆上崗，而在政治運動中失去了學習機會的他們今天又面臨著失去工作的壓力，知識和年齡上的劣勢使他們在尋求就業(yè)機會的過程中沒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對這類特殊人群以適當保護應是一個緊迫的社會任務。

　　目前的貧困人口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社會救濟對象，如孤老殘幼；二是部分下崗失業(yè)人員；三是因偶然因素而致貧的人口（如投機經營失敗）。從分布來看，這類人群具有這樣幾個特征：地區(qū)性：中西部和東北地區(qū)比較偏高；行業(yè)性：紡織、煤炭、機械等傳統(tǒng)行業(yè)中職工比重很大；持續(xù)性：盡管我國在此以前也有過兩次失業(yè)高峰（一是７０年代末因知青返城造成的就業(yè)壓力劇增，二是８０年代末因經濟收縮、勞動適齡人口增加而造成的失業(yè)高峰），但本次失業(yè)高峰卻仍在繼續(xù)之中，國企和城鎮(zhèn)集體企業(yè)至今仍在向社會釋放富余人員，而且失業(yè)、貧困與社會震蕩也首次聯(lián)在了一起，形勢一時內不容樂觀。

　　造成貧困人口劇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自致性因素（如個人素質、健康狀況、家庭競爭能力），過渡性因素（如產業(yè)結構調整、物價連年上漲、社會保障跟不上企業(yè)勞動制度改革等），體制性因素（如國企改革、社會轉型期各項制度銜接不夠），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如天災人禍）。以通貨膨脹為例，近幾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也伴隨著物價的連年上漲：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５年間，城鎮(zhèn)居民物價消費指數(shù)上漲了６９．５％，其中１９９４年我國生活消費指數(shù)上升２４％，３１％的城鎮(zhèn)居民的生活水平因之而有所下降，１９９５年這一比例更擴大到了３８．５％。

　　另據新華社北京三月三十一日電，據國家統(tǒng)計局最近一次調查，一九九七年中國百分之三十九的城鎮(zhèn)居民家庭收入減少，這一比例比上年擴大了三個百分點。其中，絕對收入減少的城鎮(zhèn)居民家庭占百分之三十四，受物價因素影響，收入相對減少的居民家庭占百分之五。統(tǒng)計局的調查表明，一九九七年，收入越低的家庭，減收情況越嚴重。占調查總體百分之二十的低收入戶減收面達百分之六十，增幅比上年高出六點三個百分點；占調查總體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戶減收面為百分之二十，比上年減少三點八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不同收入檔次的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拉大，占調查戶各百分之十的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增幅相差達十一點六個百分點。

◇腐敗之風侵入社會保障領域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國經濟時報》刊登馮蘭瑞文章，指出：腐敗之風已侵入社會保障領域。文章說，最近看到的材料表明，對社會保險基金挪用、濫用、擠占、浪費的違法違紀行為變本加厲，性質也更加惡劣，已經發(fā)展到公然貪污受賄。

　　僅僅報刊透露的就有以下幾件：有個小小的窮縣，養(yǎng)老保險基金每年收繳800萬元，結余滾存600多萬元，而擠占挪用就達200多萬元，約占結余款的40％；某市社會保險局自1992年至1995年6月截留社會保險基金利息，私設“小錢柜”金額達228萬元；某縣社會保險局的部分領導私分社會保險金的利息。……（參見《中國社會保險》1997年第9期第26頁）

　　再從一個省和全國的角度看，社會保障基金流失的情況更是嚴重得可怕。近來報刊披露，“據湖北省財政廳副廳長周順明介紹，近幾年來，社會保障基金擠占、挪用和揮霍浪費現(xiàn)象日趨嚴重。1996年全國養(yǎng)老保險基金收繳1100億元，被擠占挪用金額就高達92億元”。這就是說僅1996年全國養(yǎng)老保險基金流失就占了當年收繳額的8.3％。“湖北省‘三查辦’今年七八月份對全省養(yǎng)老、失業(yè)兩項基金進行財務檢查，共查出各種違紀違規(guī)金額1290萬元。”（均引自《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1月1日）

　　還有來自財政部的信息說，對1996年養(yǎng)老、失業(yè)兩項基金審計款項92.2億元審計的結果，發(fā)現(xiàn)有59.7億元被挪用。其中：1．地方政府挪用22.77億元，占被挪用金額的比率為38.14％；2．社保單位挪用28.4億元，占47.59％；3．勞動部門挪用6.8億元，占11.4％；4．財政部門挪用1.73億元，占2.89％。上述對挪用基金結構分析表明：挪用金額最多最嚴重的是直接管理社會保障工作的部門，勞動部門和財政部門挪用雖較少，但這近水樓臺，手中有權，同樣惡劣。官員們的掠奪使預收的養(yǎng)老金個人帳戶成為名義帳戶（即空帳），而當前卻有上百萬離退休人員未能按時足額領到養(yǎng)老金，如何保障老年職工的基本生活？現(xiàn)在參加養(yǎng)老保險的職工年老之后，國家和社會保障部門用什么錢來給他們發(fā)放退休金？

　　我國是當今世界唯一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大國。竟能一再出現(xiàn)如此嚴重損害勞動人民利益的行為，作為人民公仆的官員們竟敢如此膽大妄為、違法亂紀，真是不可思議！

◇合作醫(yī)療制重新在中國農村推廣

　　新華社合肥三月三十一日電：早在五十年代中國農村就開始實行合作醫(yī)療制度，這是一種把政府、集體、個人的資金集中起來統(tǒng)籌使用，共同抗御疾病風險的醫(yī)療制度。七十年代末，由于認識上和政策上的偏差，合作醫(yī)療大面積滑坡。八十年代末，中國政府再次引導各地農村重新恢復和完善農村合作醫(yī)療。

　　合作醫(yī)療制度深受農民歡迎，它對防止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起著重要作用。中國政府提出，力爭到二○○○年在農村多數(shù)地區(qū)建立各種形式的合作醫(yī)療制度，并逐步提高社會化程度，使得人人享受衛(wèi)生保健。目前，中國已在河南、廣西、海南、安徽等地普及這種制度，全國已有三百五十多個縣開展了合作醫(yī)療。

　　安徽省寧國市南極鄉(xiāng)農民周火灶每年只交十元合作醫(yī)療保險金。去年他因外傷骨折，花去醫(yī)療費一千一百多元。村里根據病情給他報銷了三百八十七點九元。周說，合作醫(yī)療使他解除了后顧之憂。現(xiàn)在鄉(xiāng)村醫(yī)生技術有了提高，許多病在村里就可治，既方便，又省錢。安徽省衛(wèi)生廳副廳長權循珍說：“中國的農村合作醫(yī)療，創(chuàng)造了以低于發(fā)達國家一百七十倍的醫(yī)療衛(wèi)生支出而使主要衛(wèi)生指標接近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的奇跡，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贊揚。”

　　其實，早在五十年代中國農村就開始實行合作醫(yī)療制度，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的基本醫(yī)療保障問題，深受農民的歡迎。七十年代末，由于認識上和政策上的偏差，合作醫(yī)療大面積滑坡，使得相當一部分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也使農村衛(wèi)生工作處于困難的境地。

　　據國家衛(wèi)生部門調查，中國農村因病致貧的占到貧困戶總數(shù)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一個農民患一次大病或重病就要化費一年的收入。農民看病難問題一直為中國各級政府所關注。八十年代末，中國政府再次引導各地農村重新恢復和完善農村合作醫(yī)療。政府認為，這種制度目前仍適合農村生產力水平。

　　安徽省各級政府已投入數(shù)千萬元的資金扶持合作醫(yī)療的恢復。目前，全省約有百分之三十的鄉(xiāng)村實行了合作醫(yī)療，每個鄉(xiāng)村醫(yī)院一般都配備了二到三名專職醫(yī)生。據安徽省衛(wèi)生廳錢元太處長介紹，安徽合作醫(yī)療的資金，主要由鄉(xiāng)村和農民個人共同籌集，按照自籌量力的原則，一般按一比一投入。農民治病費用可報銷百分之三十左右。現(xiàn)在，安徽省不少城市的大醫(yī)院經常派有經驗的醫(yī)生組成醫(yī)療組到農村診治疑難病癥，并為當?shù)嘏嘤栣t(yī)生，以提高鄉(xiāng)村醫(yī)生的醫(yī)療技術。

◇日本明確表示“美日防衛(wèi)合作”涵蓋朝鮮半島、臺灣海峽

　　日本報章四月二十七日日在頭版頭條報道，日本已決定美日防衛(wèi)合作新指針“周邊事態(tài)”因應范圍，將以“遠東”和“遠東周邊”為對象，包括臺灣海峽和朝鮮半島。日本政府于四月二十八日日向國會提出美日防衛(wèi)合作新指針的日本國內相關法案，日本報章引述政府有關人士的話指出，“為了讓這項法案能通過國會的審議而立法，將地理范圍作某種程度的限定有其必要。”報道指出，美日防衛(wèi)合作新指針將以美日安保條約的架構為基本，根據該條約所涵蓋的“遠東地區(qū)”再加上遠東的周邊地區(qū)為兩國防衛(wèi)合作的范圍。

　　日美安保條約所涵蓋的“遠東地區(qū)”，是指菲律賓以北和日本及包括南韓和臺灣在內的周邊地區(qū)。根據這項日本政府的新見解，中國臺灣海峽的任何事態(tài)被明確地包括在“周邊事態(tài)”的范圍之內。這項基本見解除包括遠東地區(qū)，也根據日本政府在一九六零年發(fā)表的見解而將遠東周邊地區(qū)包括在內。那項三十八年前的政府見解指出，美軍的活動范圍可及于遠東以外但對遠東造成和平威脅的地區(qū)。

　　據稱，日本政府迄今的一貫立場是，“周邊事態(tài)”的因應對象并非地理性質，而是針對“足以對日本的和平和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的事態(tài)性質來決定。

◇美國國防部官員：“美國將保持對臺灣海峽的戰(zhàn)略模糊”

　　《星島日報》三月二十三日報道：不久前美國國務部高層官員在訪問臺灣時表示，“美國將保持對臺灣海峽的戰(zhàn)略模糊，希望在臺海爆發(fā)戰(zhàn)事時保有采取各種反應措施的彈性”。

　　這位希望匿名的美國國防部官員在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說，“美國希望中國解放軍知道（在臺灣海峽）挑釁或采取無建設性行動的后果。美國希望中國內部就防衛(wèi)問題進行討論時，能了解美國的期望，知道在美國眼中，如何才是處理問題的好辦法。”這位官員還指出，“美國與中國交往也有嚇阻的因素。借著邀請中國軍事將領參觀美軍設施、航空母艦和戰(zhàn)機的操演，美國希望讓中國知道一旦發(fā)生沖突會是什么情況。”這位官員舉例說，“讓中國國防官員重溫一九九六年三月臺海危機，他們就會了解美國航空母艦的戰(zhàn)斗力，這對臺灣也是有利的。”

這位官員還說，美國方面已經表明，要使雙方的軍事關系符合兩個大國互動應有的模式，美國需要一些回報。美國希望具有實質性的關系，如解放軍的透明化等。對于如果臺灣宣布獨立引發(fā)臺灣海峽戰(zhàn)爭時美國將如何反應的問題，國防部官員稱，美國將保持戰(zhàn)略模糊，希望在臺海爆發(fā)戰(zhàn)事時采取各種反應措施的彈性。

◇失業(yè)：籠罩世界的陰云

　　《中國經濟時報》4月10日報道：世界許多地區(qū)國家近30年來失業(yè)人數(shù)不斷增加，有的失業(yè)率竟高達20％以上。

　　60至90年代，6個工業(yè)化市場經濟國家增加了7000多萬個就業(yè)崗位，失業(yè)率卻一直呈上升趨勢。特別是70年代石油危機影響，工業(yè)化國家的失業(yè)率在1973—1975年兩年間急劇上升，美國由1973年的4.9％上升到1975年的8.5％，德國由1.2％上升到4.6％，經合組織國家的失業(yè)率增長了一倍。1979年，西方國家又遭受第二次石油危機，80年代失業(yè)率達到二戰(zhàn)后的最高峰，7個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平均失業(yè)率為8.5％，經合組織24個成員國失業(yè)人數(shù)達3200多萬，直到1993年，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失業(yè)率仍為8.6％。

　　另據了解，90年代初以來，歐、亞、非等地區(qū)國家除日本以外失業(yè)更加顯著。如東歐地區(qū)國家包括獨聯(lián)體在內因改革進程對就業(yè)影響，導致失業(yè)率猛升。1991年6月，波蘭失業(yè)人數(shù)達160萬，1993年1月，俄羅斯僅國有企業(yè)就有200萬人部分失業(yè)。去年上半年，歐盟平均失業(yè)率為10.8％，其中德國失業(yè)率高達12.2％，為二戰(zhàn)以來最高紀錄，法國失業(yè)人數(shù)眾多，連續(xù)幾年超過300萬，居西歐國家之首。

　　專家們認為，從世界各國失業(yè)情況來看，失業(yè)不只是某個國家的社會問題，已上升為世界性難題。隨之會帶來難民潮、游行示威等對社會治安不利的活動。

　　中國勞動科學研究所勞力室副主任盧愛紅分析說，根據世界各國失業(yè)情況來看，失業(yè)較多的為婦女與青年，失業(yè)期普遍延長，失業(yè)水平地間差異大，國民經濟各部門中，工業(yè)部門就業(yè)水平下降最厲害。

　　1992年，羅馬尼亞婦女失業(yè)率是男子失業(yè)率的兩倍，波蘭婦女失業(yè)率高達15％，青年失業(yè)率亦為平均失業(yè)率的2倍，保加利亞30歲以下青年失業(yè)率高達43％，俄羅斯1992年底的100萬失業(yè)者中近1／3是30歲以下青年，1996年，法國24歲以下青年失業(yè)率為26.3％。日本、韓國等就業(yè)水平較高的國家也存在婦女、青年就業(yè)難的問題。

　　1994年10月27日，韓國東國大學曹恩教授在全國女性會議上發(fā)表的《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差別》中指出，韓國前30位的大企業(yè)中，女性勞動力比率占全體職員的24％，而專業(yè)崗位占4.5％，管理崗位僅0.5％。另據韓國《女性勞動力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一文透露，20－24歲女性的就業(yè)率為65.3％，低于美國（69.1％）與新加坡（80.2％）。

◇美國出現(xiàn)泡沫經濟現(xiàn)象

　　正當日本泡沫經濟逐漸破滅與亞洲金融危機肆虐之際，最近一期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封面報道警告，美國經濟已經出現(xiàn)危險的泡沫跡象，最近一連串宣布的金融業(yè)收購合并的事例，就是證據之一。其它徵兆包括：股價普遍高估、房地產價格攀升以及貨幣供給的快速成長。

　　過去一年來美國股市漲幅已超過百分之三十，盡管已有愈來愈多的跡象顯示，未來一年內企業(yè)獲利將很可能衰退，但美國股市仍不斷創(chuàng)下新高。自一九八二年這波多頭市場正式展開以來，標準普爾的五百股價指數(shù)累積至今的實質報酬率高達百分之八百二十五，比一九二○年代泡沫期創(chuàng)下的百分之七百三十實質報酬率還高。雖然股價漲幅部分地反映了經濟表現(xiàn)的改善，如美國通脹降低、政府預算已轉赤字為盈余、企業(yè)營收更屢創(chuàng)新高等，但這些因素加總起來，也不足以合理化目前的股價。

　　泡沫經濟的第二大癥狀，就是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去年美國三藩市、波士頓和達拉斯的商用辦公室租金上漲大約百分之二十或以上，最近在紐約，有人以每平方英尺建坪一百八十美元的價格，標購兩筆時代廣場附近的土地，相當于半年前價格的兩倍。在房貸利率下降的推波助瀾下，美國許多城市的房價都在快速上揚。

　　此外，美國貨幣供給的快速增長，是經濟泡沫最強的證據。截至三月為止廣義的貨幣供給一年內成長了近一成，創(chuàng)下一九八五年以來最快速的增長。如同在實物經濟中，過多的錢追逐過少的物品，將導致物價通脹，過多的資金追逐過少的資產，也將導致資產價格通脹。只把眼光放在消費者物價上漲上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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