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方向和出路

2001年春，貧道的公司設在什剎海附近一個廢棄的小學里，一個周五晚上幾個人在公司小食堂里喝啤酒，談到美國撞擊中國飛機事情。大家都覺得政府對美國太“瓤”，貧道說，可能是中國對美國和日本出口依存度太大，怕與美國鬧翻了對中國經濟增長有影響。因為當時記得1998年貿易順差達到3600億人民幣，而GDP凈增長才3880億。如果貿易順差沒了，當年經濟增長就只有200多億，接近零增長了。同事們說，為什么非要向美國出口呢？貧道說，那是內需不足，也就是國內生產的東西國內賣不完。　　

于是有個同事就開始打破沙鍋問到底了，大致有以下問和答：　　

“為什么國內需求不足？” 　　

主要是這些年農民收入增長放慢，而且城市大量工人下崗，形成了個數量很大的低收入群體。人數雖大，但購買力不足以支持國內市場。　　

“為什么農民收入增長放慢？”　　

收入放慢的原因是缺少新的經濟增長點，經濟增長放慢（當時正是“軟著陸”時期）。　　

“為什么經濟增長放慢？”　　

因為收入和工業化到現在水平，通常第三產業要迅速發展，但我們第三產業發展太慢，就形不成新增長力量。　　

“為什么第三產業發展慢？”　　

因為第三產業發展需要人口集中居住，也就是城市化。而且城市越大三產水平越高。而我們國家城市化水平太低。　　

“為什么中國城市化水平低？”　　

因為我國所有該改不該改的都改革了，就是戶籍制度沒改革。雖然現在農民工很多，但沒城市戶口早晚回家了。　　

“為什么戶籍制度沒改革？”　　

那你去問江xx去！　　

于是對方悻悻然說到：中國怕美國還能扯到戶籍制度上，你也太能扯了吧。貧道就說，你別不服，我下禮拜就給你寫篇文章說清楚。結果第二天就到國家統計局的小書店買了本統計年鑒，兩天寫了2萬多字，題目是《江核心為什么怕美國》。拿來給他們看，誰也沒心思看進去。后來想想怪可惜的，轉發給王小強。他說寫的還可以，就是題目要改，再壓縮點，于是以《擴大內需的出路和方向》為題目發在了《香港傳真》上。　　

過了幾天，刊物寄到了，晚上公司一個副總給我說了件稀罕事。說：“我一個哥們在“溫辦”（當時還是副總理）給他打電話，問公司有沒個叫“楊毛”的，我說沒有，怎么回事。他說一個你們公司的人寫了個關于內需的文章。我才想起來是你。說這是我們老板。他說他是不是對政策研究很感興趣。我說狗屁，他對喝酒感興趣，那篇文章是他與人打賭寫的。”后來還真的與他哥們一起喝了次酒，談了點農村問題。　　

說實話，當時雖然成天忙著做生意，到底是以前研究過這些問題，問起來不太生疏。今天翻到這篇文章，發現雖然粗糙，但中國面臨的問題好像沒什么變化，甚至更突出了些。該文所提出的出發點也還是大差不離。　　

于是把這篇爛文章再發出來，好像并不十分過時。　　

擴大內需的出路和方向　　

             ——學習江總書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有感　　

新世紀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對中國加入WTO以及當前世界經濟萎縮環境下的經濟發展問題提出了意見。所有明眼人都看的見，“擴大內需”是中國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并可能在利用當前機會迅速縮短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最好選擇和唯一出路。江總書記講話也突出強調了這一點。不僅把擴大內需放在改革開放政策的首要位置，而且強調這是“要長期堅持的一項戰略方針”。　　

講話中，“努力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是目標和重點，“繼續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保持必要的投資拉動力度，實現國民經濟持續較快增長”是手段。強調“有選擇、有重點地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盡快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和競爭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群”和“要積極穩步發展小城鎮”，并要求“抓住結構調整這條主線”。　　

學習了江總書記的講話后，就如何通過體制改革、結構調整、加快城市化進城提高我國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從而使我國保持一個較長時期強勁內需談一些看法。　　

一、     低收入階層坐大是十年來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　　

中央經濟工作會把刺激內需的重點明確放在提高低收入階層收入方面是完全正確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明顯放慢，城市下崗職工階層形成，使我國形成了一個逐步擴大的低收入階層。九十年代后期，這個階層的存量和消費傾向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開始明顯釋放。導致消費品增長長期疲軟，通貨緊縮，產業升級困難，企業效益下降。這又進一步導致低收入階層的擴大，使我國內需不足矛盾越來越突出。　　

1、          1990年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鎮低收入階層形成　　

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我國農民九十年代人均收入增長明顯放慢，并與城市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和絕對水平差距越來越大。到2000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與城鎮居民的差距甚至大于1978年。（見表一）　　

1978——200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年均增長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1　　

注：增長率按指數換算　　

同時，由于大量國營企業職工下崗，城鎮居民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拉大，并且逐漸形成了一批長期收入增長緩慢的階層。（見表二）　　

表二：1995——2000年城鎮按收入等級分居民人均收入絕對值及增長（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1　　

雖然總體來講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主要來自高收入階層的增長。相反，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甚至趕不上農村居民的增長。同期農村居民收入增長7.38%，高于城鎮居民的中低收入階層（按當年價算）。因此，只有城鎮中等以上收入階層的收入在快速增長，農村居民和城鎮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而且與高收入階層差距在逐年擴大（見表三1、2）。　　

表三1：1995——2000年農村居民與城鎮按收入等級分居民人均收入增長比較　　

表三2：1995——2000年農村及低于農村收入增長居民與中高收入居民差距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1　　

注：各收入層人口比例按兩年城鄉人口及城鎮按收入等級分的人口比例測算。平均收入按收入及占人口比重加權平均測算。　　

就是說，占中國人口64%的農村人口和城鎮40%的中低和低收入人口，計總數近十億，約占人口總數78%的居民收入增長較慢，人均收入水平到2000年僅達到2500多元，他們的家庭總收入比占人口22%的高收入人群僅僅多出12.7%。　　

2、          農民收入增長長期停滯最終導致消費疲軟　　

有效需求受消費者兩個情況制約。第一，有無支付能力；第二，有無購買的需要。我國滿足國內需求的加工業長期開工不足，市場疲軟，與低收入階層尤其農民在以上兩方面都出現問題有關。　　

首先，我國農民現有收入水平不可能為我國加工業和服務業提供多大的市場。2000年我國農民家庭平均每人現金收入為2398.28元；現金生活費支出支出僅1284.74元。相當于城市困難戶人均消費性支出54.65%。僅就生活費支出而言，占人口63.78%的農民現金消費支出總量只相當于城鎮人口消費總量的43.77%。其中占人口36.22%的城鎮人竟然消費了全國居民69.56%的現金。其中城鎮中等偏上以上，占人口僅14.5%的人群竟然比全國農民生活性消費支出的現金還多20.58%。根據目前各階層收入增長速度，幾年后僅城鎮高收入人群（占人口8%左右）可能就花費等于全部農民的生活費現金支出。（以上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1）這就是我們為什么看起來是個“大”市場，實際是個小市場的原因。　　

僅人平均1285元的現金消費，加上農民食品消費中許多是非工業品（464.26元,占36.14%），蓋那些主要用手工業產品原料的房子（231.06元,占18%），因此農民對現代社會生產的消費品和提供的服務需求很低，大約人均不足800元。其中典型現代意義工業產品和服務的支出與城鎮差距極大。（見表四）　　

表四：2000年我國農村與城鎮居民人均部分生活消費現金支出項目比較（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1　　

由于看病、出門和小孩上學是必須花錢的，因此這些方面城鄉差距相對小一些，但家用電器、服裝和其他服務，花錢就顯得奢侈了。全國農民一年對表四商品的消費，恰好與全國城鎮最高收入群體（占總人口3.6%）一年在這些方面支出的現金相等。　　

以上數據不僅僅表明我國一個巨大的人群對加工業和服務的需求是多么小，也不僅僅說明城鄉分配有問題，還可以說明為什么城鎮經濟發展困難：大量加工業升級過快，使傳統企業過早退出，造成大量城鎮職工下崗，引起總需求進一步疲軟。　　

3.6%的少數人群需求總量相當于64%的大多數人的需求總量，前者的收入增長長期明顯快于后者的增長，必然使企業消費品的設計和投資方向追著收入加速度提高的少數人群走。不用詳細分析就可以理解這些年出現的現象：　　

——需求的市場梯度跟進能力很低，所有新產品周期都短的不能實現足夠的利潤積累，生產線很快面臨開工不足；　　

——低積累使企業不得不依靠貸款和融資投入更新的開發，企業負債率逐年上升，費用增大，效益低下；　　

——大家都在一個幾千萬到一兩個億的最新市場中競爭，加上地方行政驅動，形成的過度投資使很多企業不得不提前退出，造成資源浪費，形成職工下崗；　　

——城鎮職工大量下崗加劇市場需求不足，并阻斷了本來可以梯進為中高收入的人群通道，形成惡性循環。　　

其次，農民的生活方式也決定了他們對目前加工業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低于同等收入的城鎮居民。農村生活肯定對服務行業的需求小于城鎮，同時，農民會將很多城鎮認為必須的消費品看做奢侈品。2000年上海郊區農民人均純收入5596.37元，接近同期城鎮中等收入人群（5930.82元）。但是他們只相當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城鎮居民衣著支出的39.9%；家用產品和服務支出的59.8%；醫療保健支出的69.3%；其他雜品及服務支出的51.2%。支出水平與相當于他們收入水平65%的城鎮低收入人群。　　

一個比重巨大的人群收入長期低下、增長緩慢，是造成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認清這一點，對檢查中央政府依賴積極財政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觸到疲軟的根本問題，和如果投入應該投向什么方向，會有意義。　　

二、    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使內需增長缺少產業依托　　

僅靠提高低收入階層收入并不一定能提高需求，而且收入的提高不能僅靠轉移支付等短期手段，必須依托一個增長最快產業來產生收入和產生需求。因為一定人均GDP水平相伴一定的產業結構變動趨勢，收入和支出的增量來源和方向與該收入階段必然高速增長的產業高度相關。正是因為我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第三產業增長過慢，三產比重過低，才使我國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來源狹窄，整體消費取向受到限制。　　

從世界其他國家發展規律看，經濟增長先后由農業、加工業、服務業主導。在不同的人均GDP階段，產業結構大致有個相同的比例（可以計算出一個不同階段GDP的平均產業結構比例，即后面用的“國際參照系”）。我國產業結構長期的特點是，在同樣人均收入階段中，第二產業比重始終偏大，第一尤其是第三產業比重偏小。改革開放后，我國產業結構偏離國際參照系雖然在縮小，但第二產業依然比例偏大，第一、三產業比例嚴重偏小。（見表五）　　

表五：中國與國際參照系在不同人均GDP階段產業結構差異（%）　　

資料來源：王小強等《再造中國續篇》P177　　

注一：中國第二產業含建筑業。　　

注二：偏離值為1—測試值/國際參照系值。表示測試值偏離標準值的水平。　　

中國工業比重始終過高，美國等五個工業發達國家工業部門發展的峰值（二十世紀六七時年代）算術平均值才達到40.1%，中國1980和1998年已經分別達到44.2%和42.2%（扣除建筑業。資料來源《再造中國續篇》）。比重過高并不意味著中國工業發展“過度”，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化初期就是工業化。中國產業結構過度偏離正常值，說明第一、三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發展過慢。　　

國際參照系并不是沒有意義的東西。　　

首先，它大致表示了一般情況下在一定人均GDP階段各個產業“可能或通常存在”的發展空間。由于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來自工業化（即加工業或第二產業），主要是工業化為其他行業提供了發展的動力、裝備、機會和空間，一定的工業化水平是農業和服務業的基礎，因此，從一般意義上看，一定水平的加工業（指絕對值）應該為第一和第三產業提供了相應比例（大致為國際參照系的比例）的增加值發展空間。如果按200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水平，用國際參照系產業結構比例調整出一個中國的第一和第三產業增加值，那么2000年中國第一產業的增加值就有從14212億人民幣增加到37577億，多達23365億的增長空間；而第三產業有從29704億增加到81747億，增加52043億的增長空間。由于中國工業始終保持強勁的增長勁頭，如果在九十年代初開始著力調整，到2000年產業結構接近國際參照系，GDP總值實際可能增加到164812億，比實際結果增加75408億，增加84%！而第三產業對這一結構調整產生增量的貢獻率會達到70%。　　

雖然任何國家的的情況都會有所不同，但是國際參照系所提供的結構是個一般的產業發展空間比例，中國與國際通常的發展軌跡也離得太遠了。　　

其次，國際參照系中產業結構不斷隨人均GDP變動而變動還說明一般一定人均GDP階段GDP增長主要會來自是什么產業，GDP增量中一般那個產業增長沖動最強勁。　　

農業退出主要增長動力的原因是收入達到一定階段，人們對食物的需求已基本能夠滿足，開始追求加工業生產的花樣翻新的物品。后工業化階段中加工業退出主要增長動力，是收入達到一定階段，工業品也成為必需品，食品和工業品需求比重下降，服務產生的GDP上升。甚至服務業增加的GDP不只是服務項目的多樣化和質量的提高，而只是服務價格的提高。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無論企業新產品多么快的花樣翻新，幾乎到了世界上最新產品上市才幾個月中國就滿柜臺都是，但賣不幾個月就又過時了。似乎中國消費者什么都不缺！真是這種情況嗎？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如此。中國幾千萬高收入人群主導著整個加工業產品和投資取向。這群人人均收入約1630美元。如果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人均收入應該是按匯率計算的4.7倍左右（見世界銀行報告1997《世界地圖集》）。因此，這些人實際收入水平為7700美元，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種水平的收入的人肯定會面臨“沒什么可買”的問題。這樣，一方面是主導消費方向的少數人群早已不增加消費工業品，另一方面多數人群尚無力消費必要的工業品，這時服務業又發展緩慢，國民經濟的增長動力就顯得不足。　　

第三，第三產業通常是收入的自然轉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的最主要載體。　　

第三產業是個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勞動密集程度大于加工業，有極強的就業吸納能力。發達國家三產就業超過就業的70%。即使與我國人均GDP相同的國家，三產就業比重業大多也超過40%。因此，低收入人群可能的收入增加是來自三產就業。　　

任何時期和任何社會都有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人群。而且市場經濟中差距不可避免的會很大。高收入階層肯定要把錢花出去，而且將主要通過購買服務花出去。由于三產的主體就業人員是低收入人群，這種花錢就是一種自然轉移支付或收入再分配過程。如果三產發育不充分，這種再分配的渠道就不通暢。這不僅會使高收入者難受，更主要的是低收入人群斷了財路。　　

總之，第三產業的比重和發展不足不能輕視，因為它是現階段經濟增長、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主要載體。　　

三、    城市化進程緩慢和部分三產政策限制了三產的發展　　

世界上為什么偏偏中國第三產業偏離世界共同軌跡這么遠呢？從直接原因看，是城市化進程過慢和部分三產政策造成的。　　

中國早就注意到第三產業發展速度過慢，但是始終沒有找到影響第三產業發展的原因。應該注意到，在人均GDP的同樣階段，中國城市化水平同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與國際參照系的差距是同構的。是中國城市化程度過低造成了第三產業滯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雖然有大幅提高，但總的來講增長速度不快，甚至與國際參照系的指標的差距在逐年加大。（見表六）　　

表六：中國在不同GDP階段城市化比重與國際參照系的比照（%）　　

資料來源：《再造中國續篇》P140、P177。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統計信息網）。　　

滯后度：（參照值—測試值）/參照值　　

中國還不能以“時代不同了”來解釋這種滯后，因為到了二戰以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中，往往是城市化進度高于國際參照系。（見表七）　　

表七：幾個國家城市化進度與國際參照系比較　　

資料來源：《再造中國續篇》P170、177　　

注：黑色斜體為國際參照系。超前程度= —滯后度。　　

到二十世紀中期以后，各國城市化進度加快，第三產業迅速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城市化程度是第三產業發展的基礎和直接原因。　　

在不同產業主導階段中，人類居住方式對經濟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農業為主社會中，農民肯定要和耕地“住”在一起，分散的生產和生活是經濟的。到了工業主導階段，過于分散的居住肯定不利于工業的發展。因為工業不僅有最小經濟規模問題，還有產業配套問題。居住相對集中會使工業經濟的整體效率提高。因此，人們開始集中住在城市以滿足工業需要的規模經濟。但是，畢竟工業產品還是能夠通過運輸實現其價值。而到了后工業化階段，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體時，人類是否選擇集中居住成為新經濟能否產生和發展的關鍵。服務業是個幾乎要求“運輸”零距離的行業，無論是教育還是商業（指現代商業），無論是金融還是一般的飲食和其他服務，都有明確的服務社區范圍，都不能像工業品那樣可以靠運輸實現。因此，第三產業要求高度發展的城市化，越高的城市化水平產生越高的第三產業需求（要求更多樣化、更舒適的服務）。高度城市化和第三產業高速發展是互為因果，幾乎是個函數關系，城市越大，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和比重越高。（見表八）　　

表八：1996中國666個建制城市第三產業比重（%）　　

資料來源：1998《中國城市統計年鑒》P131　　

正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過慢，使我國第三產業無論從增長率、就業比例還是在GDP的比重都嚴重滯后。　　

同時，有些政策也限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機會。　　

我國第三產業結構也同收入和發展階段相近的國家有很大區別。總的來看，我國商業、娛樂業、賓館餐飲業和金融、保險、工商服務行業比重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比重偏低，而為加工業服務的運輸、倉儲、郵電行業比重很高。總體來說還是一種以加工業服務為主的結構樣式。（見表九）　　

表九：四個發展中國家部分三產比重與中國比較　　

注：四國為印度、印尼、泰國、墨西哥等人口及發展程度與中國接近國家。綜合比重為加權平均。資料來源為《世界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統計信息網）　　

從以上數據看出，我國除金融等行業的確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緩慢外，主要是一般性服務行業發展程度低。　　

金融等行業發展慢的原因短期很難解決，同時其吸納低收入人群能力業有限。　　

我國產業政策對現代商業的發展也不利。到九十年代后期，連鎖商業是應該成為商業主要模式。而連鎖業的特點是規模急速擴大（目前世界最大的企業是美國的沃爾瑪），需要極強的資金支持。但是，中國只有動輒投資上百億的工業或基礎行業“國家重點項目”，沒見有商業項目。而且恰好這時證監會停止商業公司上市（97年后一個沒有）。造成九十年代后期大型商業一片蕭條。　　

中國只有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提出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甚至制訂許多政策（比如兼并企業轉入三產貸款利息“減二免三”）。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后，似乎問題已經解決，三產比重已經合理。工業、出口加工業盡得恩寵，再也沒有支持性的三產發展政策。　　

四、    戶籍制度改革停滯影響了城市化進程　　

中國城市化進程緩慢原因是多方面的的，但根本原因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緩慢甚至長期停滯，嚴重制約了城市化進程。　　

我國自六十年代以來一直實行“農村戶口”和“城鎮戶口”兩個不能隨意轉換的戶籍管理制度，雖然戶籍制度還包括城市間人口流動問題，但我國戶籍制度的核心是城鄉間人口流動限制制度。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同公社化和統購統銷伴隨生成的。這個制度生成了“吃商品糧”和“非商品糧”兩個實際的階層。前者享受了政府的各種補貼，后者則完全靠自己生產生活。這是兩個無法自由跨越的階層。　　

這種戶籍管理制度在產品極度短缺條件下，對經濟計劃部門調整工業化進程和國民收入分配起了很有效的作用，也是中國能夠擺脫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初期不間斷政治動蕩的基礎。政府通過學校招生——分配、招工、招干、轉業和知識青年下鄉等方式，一方面可以調節城鄉人口比例，并與公社化和統購統銷一起“剝奪農民”以加快工業化。另一方面可以將農村最有可能成為不安定因素的人轉化為吃商品糧的“自己人”。這個戶籍政策在中國早期發展中起過重要作用。　　

戶籍制度現狀嚴重影響城市化的發展。　　

九十年代以來，由于人均GDP的增長和工業化以及第三產業的發展需要，中國農民大量涌入城市，幾千萬農民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做工、搞建筑、開飯館、做女傭、當小姐……，實現了非農就業。這本來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民本來應該成為城市化自然延續，但是由于中國長期戶籍管理制度沒有根本改變，這個“涌入”并沒有帶來城市化的必然結果。這些人在城市中并沒有也無法有“家”。有了“暫住征”你是“流動人口”，不給你發暫住征你趕快回家。甚至“現在不需要”你在城市，不管你是否從業也可以撕掉你的暫住征打發你回家。因此，絕大部分進城農民會在青春期過后或有了一定收入后選擇回到農村，在那里娶妻嫁人，成家立業，不會成為城市“居民”。這些實際的第二和第三產業就業并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表六中1999年中國第三產業就業滯后程度僅為5.9%，而城市化滯后程度卻高達36.9%的差距，清楚表現了大量農民因為無法成為城市居民對城市化的影響。　　

同時，政策制定者對“城市現代”、“什么樣的城市化”的認識和實施的政策也不利于進城農民成為城市居民。　　

從全國城市一窩蜂的“學大連”可以看出市長們對“城市現代化”的概念。學大連就是擴寬馬路，修廣場，設“嚴管街”，拆掉破房子，清理流動人口。不是說這些做法不是現代化的內容，但我相信所有市長沒有想過這對農民進城這個天大的事有沒有影響，有多大影響。　　

八十年代曾經有過我國城市化是以中小城市為主還是大城市為主的爭論。最近似乎有了定論——放寬戶籍制度，發展小城鎮。　　

首先，發展小城鎮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它既不能完成城市化任務，也不能解決第三產業發展不足問題。而城市化的主要目的是加速三產發展，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　　

從表七和表十的統計可以看到，到1997年前后，中國第三產業比重為32.9%，同期小城市的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僅達到23.7%，小城市的第三產業發育水平僅為全國平均的72%。可以肯定的是，將一個低于平均水平的局部的作為增長重點去提高整體水平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說“小城鎮”的第三產業比重還會小于“小城市”。把所有“小城鎮”發展成二三十萬人口的“小城市”，依舊低于全國平均三產水平。由于縣級經濟中工業主要集中在城鎮，雖然城鎮第三產業比農村發達，但創造產值很大的第二產業也很發達。而農村第三產業雖然不夠發達，但農業的產品價值低。所以農村第三產業的比重并不比小城鎮低到那里。從表八的數據可以看到，第三產業比重與城市人口數量是高度相關的，幾乎是個函數關系。人口越多三產比重越大。從表八數據看，中國五十萬左右的中等城市三產比重為27.7%，仍低于全國城市平均水平，只有大城市的33.9%，超過32.9%的平均數。也就是說，中國只有發展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才能有效提高三產比重。由于這個收入階段國際參照系為49.6%，實際上，只有數百萬人口，三產比重達到41.2%的特大城市和44.7%超大城市，才能真正使我國產業結構現代化。大城市化才是我國城市化基本戰略。　　

同時，城市越大三產發展機會越大，不足30%的三產比重本來就與小城市規模有關。而農民進城就業將主要出路是第三產業，缺少三產發展機會的小城市用什么吸納涌入的農民就業呢！　　

最近，放寬小城鎮戶籍成為城市化主要途徑，甚至一些省會城市也開始了所謂“戶籍制度改革”。從效果看，小城鎮放開戶籍受到就業影響，反復很大。許多新增市民實際是“半城半農”戶。農忙回鄉種地，農閑進城住住。大中城市戶籍門檻很高。“五年以上穩定工作”，“有產權的住房”。北京還假模假樣的搞什么“連續三年納稅100萬以上的企業家”……。石家莊號稱全國走在最前列，搞得轟轟烈烈，幾個月增加了三萬人口，新增人口不足2%。北京折騰了幾個月，竟然只有一個人申請。這大概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老百姓最不捧場的改革舉措，這樣的嚴肅決定與收到一張申請的結果只適合做周星馳主演的鬧劇題材。人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大中城市在學大連，另一方面是加速推進小城鎮建設。顯然，這種政策考慮更多的是從“城里人”角度和表面“現代化”出發的。一方面實現城市化，一方面把農民趕到小城鎮，避免城市貧民區問題。這個道路是走不通的，不能解決中國第三產業發展不足和農民收入問題。　　

五、    快速、徹底改革戶籍制度和調整三產政策對擴大內需的作用　　

改革戶籍制度——農民大量進城——城市化水平提高——第三產業增長——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內需提高……描繪這種藍圖肯定成為許多人的笑柄。簡單一個問題——城市還有那么多下崗職工，把農民“搞”進城喝西北風！　　

但這又不是問題。　　

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我國農村進城經商務工的人數在1985年首次突破1000萬人，1995年達到4000萬人（《調查研究通訊》NO.98-13）。年均增長14.87%。從實際情況看，近年來農民進城務工的速度并沒有明顯減慢。如果1995年后該指數降低為10%，到2000年應該在6500萬左右。這些實際的城市第二、三產業就業者如果能夠順利的，毫無障礙的成為城市居民，每個人一般會平均從農村攜帶一到兩個人口（配偶、孩子、老人）。如果平均每個就業人員攜帶1.5個人，2000年有戶籍的城市人口可以比現在增加約1.6億人，5000萬戶（按1996城調數據的3.2人/戶測算），使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2億，城市化程度達到48.86%。基本達到49.1%的國際參照系標準水平。因此不用把農民“搞”進城，而是他們本來就在城里。只要你能改革戶籍制度，讓這些農民感覺他是城里人，得到城里人的待遇，他就是城里人，并自然擴大城市化進程。不用“再”創造就業機會就能達到國際參照系水平，可以說我國同樣有著趨向與世界同等產業結構和城市化比重的內在因素，只是某種因素阻礙罷了。　　

新的問題會是，如果只是感覺和很小的利益獲取，是不是市民又有什么關系！怎么會影響三產發展和低收入問題？　　

實現了城市就業而不能成為城民對經濟影響是巨大的。就業者不能或不打算成為城市居民，首先他不會對城市的建筑業、教育產業、交通和城市公用事業產生有效的需求；其次他不會用增加配偶、子女和遷移父母的方式進一步產生和擴大上述需求；第三他對現代消費品的需求也會小與一個同等收入城市居民的水平（第一部分已通過上海郊區農民支出進行了分析）；第四，當他們回到農村，大部分人會因為有限的農業生產資料而難以達到城市最貧困的居民的收入水平（2000年全國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253元，城鎮最低收入戶為2678元，即使城鎮的“困難戶”也有2351元《中國統計年鑒》2001）。第五、他回到農村后將永遠失去或減弱追求高收入、高消費、高地位的欲望，而這種欲望在其他國家的城市貧民區里產生了不知多少億萬富翁和拳王、明星。不能成為市民，只能是這樣結果。　　

這些非農就業的農民成為市民會產生什么結果呢？　　

1、         戶籍改革產生的直接影響　　

農民人均占有資源增加和對農產品消費提高，使農村人均收入提高。　　

20%的農民進城，雖然為了鼓勵他們進城而需要短期保留他們的土地。但三到五年中，進城農民一般實現了穩定就業，這時制定相應政策，可以使留在農村的農民人均占有資源增加25%左右。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實際處于過剩，增加人均占有土地資源不僅不會使農產品產量下降，反而可以更好利用農機產品。同時，增加農村人均占有資源對我國加入WTO后對農業的沖擊會減輕。我國農產品單產已經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缺少競爭力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高，而成本高的根本原因是人均占有資源過低。　　

進城農民對農產品的需求結構會發生重大變化。從前自產自食方式改變為購買方式。2000年我國城鎮人口的低收入居民（農民進城后會有一段時間平均會停留在這個階層）人均消費肉蛋禽和水產　44公斤　，直接消費糧食　85公斤　。而同期農村人均直接消費糧食　249公斤　，肉蛋禽和水產　26公斤　。也就是說，每減少一個農村人口同時增加一個城鎮人口，就減少　164公斤　的糧食需求同時增加　18公斤　的肉蛋禽和水產需求。同時使　44公斤　肉蛋禽及水產成為商品消費（總價值近300億）。總計會減少256億公斤的直接糧食消費，同時增加28.　8億公斤　肉蛋禽和水產需求。減少直接進肚256億公斤糧食會增加上百億公斤糧食制食品的加工業需求，增加近30億公斤肉蛋禽及水產需求會使肉蛋禽及水產需求增加十幾個百分點，這對現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會十分明顯。同樣，從水果、蔬菜到油脂的消耗，更是城鎮大于農村。新增1.6億城鎮居民對農產品的總需求擴大會是十分明顯的。　　

人均勞動資源的增加25%，城鎮對農產品需求的增加和結構調整，必然使農村人均收入增加。兩者相加應該使農村人均收入提高不低于40%，接近2000年城鎮低收入人群。而這種提高并主要依靠投資，而是來自需求方式的調整和資源擁有方式的改變。　　

2、         城市化提高對城市經濟的影響　　

l       對工業品需求增加　　

農民進城后除了收入增加外，更主要的是需求方式發生變化，他們對加工業產品的需求范圍和數量都會發生重大變化。　　

2000年中國城鎮低收入居民和農村居民每百戶擁有的部分耐用消費品差別為：自行車：162—120=42輛；洗衣機：84—29=55臺；冰箱：69—12=57臺；彩電：105—49=56臺；空調：18—1=17臺；移動電話：9—4=5部；組合音響：15—8=7臺；照相機：25—3=22架；油煙機39—3=36臺；電風扇：156—123=33臺。如果新增5000萬戶城市人口，進城安家的農民比較現實行為是會將40%的原有舊產品淘汰或留給農村親友，那么將產生5700萬輛自行車、3620萬臺洗衣機、3210萬臺冰箱、4270萬臺彩電、5340萬臺電風扇、850萬臺空調、250萬部手機（全帶進城）、590萬臺組合音響；1100萬架照相機（全帶進城）；1900萬臺抽油煙機的新需求。這只是部分產品的測算，如果將從洗衣粉到書本衛生巾都做個計算，總需求擴張可達到數千億人民幣。　　

l       對城市建筑業的影響　　

城鎮新增1.6億常住戶籍人口，就要住房。如果人均要8平米住房，會產生近13億平米的住房需求。如果按平均低于500元/平米價格（按建經濟適用房和“貧民區”標準）滿足需求，也會直接產生6500億的建筑業和建材業的增加值。這個需求是從1987到1997十一年城市住宅商品房售出面積的10.7倍， 是從1991到1997七年住宅銷售額的1.3倍，也是1997年全國建筑業增加值的1.3倍（《中國統計年鑒》1998）。由此帶動的建材、市政建設需求就更大了。　　

l       對服務業的影響　　

2000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服務性支出約為1775元左右，農村家庭人均服務性消費貨幣支出約380元左右。如果這批新居民一開始服務性支出只有目前城市平均水平的80%，也會直接產生每年2200多億的服務需求。新居民帶來的行政性管理和市政等需求也會增加。要有更多的警察、保安、官員等。尤其人口增加對現代商業的擴張提供了動力。因此，三產總需求擴張會超過3000億。　　

l       對現有工業開工率和城鎮職工就業影響　　

進城農民直接產生的對工業、建筑業、服務業的需求是很大的。這種需求增強會使市場梯度跟進銜接改善，而這些需求通常不會與目前高收入引導的需求相同，反而會集中在傳統加工業產品方面，從而使開工率提高，下崗職工回崗就業，企業投資和設備更新環境改善，效益提高。　　

農民進城增加的工業品需求，根據前面估算，是2000年自行車產量的158%、電冰箱產量的251%、洗衣機產量的251%、電風扇產量的54%、彩電的109%、房用空調產量的47%。總計數千億的工業品需求，又大多是5——8年前城鎮流行的商品，會使一些前一階段退出和面臨退出的生產線提高或重新運轉。由于體制原因，這些企業一般無法選擇新工人，而會招回原有職工上班。因此，農民進城不僅不會使城市原住市民就業產生問題，反而會減少下崗職工數量。　　

雖然農民進城對建筑業和服務業需求所產生的巨大就業機會主要被進城農民占用，但這些新機會肯定首先被城鎮原市民中青年市民利用，所以城鎮原住居民總的就業會改善。　　

由于農民進城產生的需求往往是低層次的，原有企業的生產增加和建筑、服務業的擴張，主要收益者會是城鎮低收入階層。這些城鎮原住居民收入增加，又進一步形成對農產品和工業品、服務和建筑業的需求擴張。而這些需求又接近較低層次，會周而復始的提高產業升級的梯度跟進能力，從而改善整個國民經濟運行質量。　　

只要能改善城鎮原住市民的就業，同時給他們提供了更多看得見的“更”貧窮者的參照物，城鎮社會矛盾應該增強了舒緩力。　　

4、三產政策調整對低收入階層影響　　

農民進城必須伴隨三產政策的調整。這些調整包括放開對娛樂業的限制，改善并傾斜對三產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允許城市貧民區出現，用財政補貼方式降低城市周遍土地價格和其他轉移支付使進城農民能夠得到“安置”。　　

三產政策調整會疏通收入再分配渠道，同時使三產發展條件改善，從而使低收入階層提高收入成為可能。　　

總之，提高內需必須讓經濟形成自身可良性推動的機制，不能只靠財政投入。必要的財政投入只能作為經濟向良性結構運轉的潤滑劑。我國近二十多年來的經驗表明，真正使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改革和社會關系的調整。抓住戶籍和三產政策的改革，才是事半功倍，解決根本問題的方法。　　

六、    戶籍改革可能帶來的問題及分析　　

進行戶籍和放寬三產政策實際會帶來一些負面問題。實際任何改革都會又負面問題，問題只在于這些問題是否構成“顛覆性”的障礙。必然產生的這些負面影響是否足以否定決策方向，是否是能夠克服的，甚至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別人都沒逃脫這個階段。　　

1、          對戶籍改革認識的突破　　

現存戶籍制度是與統購統銷和公社化相伴產生的。正像前面敘述，它確實對我國早期推進國有化和保持安定局面起大重要作用。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這個制度已經失去了原來的作用。首先，食品和一般工業品已經供給充分，所有直接“補貼”相繼取消。其次，大量鄉鎮企業的出現和外資進入，使工業化已經不需要“剝奪農民”。第三，中國已經脫離了現代化早期的政治經濟環境，現在把農民栓在土地上已經沒有安定方面的必要。甚至對后兩點，繼續剝奪農民和限制農民進城反而對經濟和安定不利。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取消目前戶籍管理制度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副作用。　　

實際上，對放開口子讓農民進城最大阻力在于“城市”長期領導“農村”形成“吃商品糧階層”的短期利益問題。試圖以發展小城鎮實現城市化，抬高農民進城門檻，拆光舊房子，都是對農民進城恐懼以及它對國民經濟的作用認識不足的表現。目前我國城市的現代化程度確實很高。馬路寬，綠化好，高樓大廈，外國人看了驚奇不已。臺灣人一到上海北京，覺得比臺北還好！說實在的，現在大城市中高收入的居民確實不比人均收入在幾萬美元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居民在生活質量和環境上差多少。但這正常嗎？這是以犧牲整個國家經濟增長活力實現的，也是靠剝奪幾億農民的現代化空間獲得的。這是短視的不公平的方法。所以，不能用短視的眼光認識農民進城。實際正是農民長期沒有順利進城，才造成下崗職工罵市長。　　

因此，政府必須統一全黨全民對戶籍制度的認識，認識到這是我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目前解決我國發展的唯一途徑。這次改革要提高到同其他重大改革同樣重要的位置。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改革措施出臺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這十年幾乎沒有涉及經濟制度的重大改革措施，似乎沒什么可改了。所能考慮的，似乎只有政治制度。其實，四十多年一貫制的，與公社化和統購統銷伴生的戶籍制度正是阻礙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主要羈絆。　　

要真正推進城市化，不僅要解決認識問題，還要由有相應政策。對城市工作的考核要包括城市化進度。　　

二十年來經驗證明，改革才是我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火車頭。　　

2、          城市貧民、城市貧民區的出現和顯性失業的形成　　

農民大量涌入城市，開始許多人肯定處于“困難戶”水平，甚至許多就業不穩定的人還會處于乞丐狀態。由于無力解決住房，許多人可能會在市郊或角落搭建窩棚，城郊會出現破敗骯臟的貧民區。同時，由于農民進城初期就業穩定性很差，自由涌入的農民數量肯定大于非農就業崗位，所以失業由隱性（實際在窄小的土地上他也接近失業）變成顯性。可以預計，這種情況一定發生。　　

問題在于，如果所有國家都走過這個階段，中國能避免嗎？縱覽世界各國發展史，哪個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初期所伴隨的城市化中，沒有出現過貧民區階段？目前所有發展中國家哪個城市沒有大片的貧民區？我國長期沒有貧民區，只能作為偏離“國際參照系”的差距而不能看作“成績”。我們的任務是要“發展”貧民區和城市貧民而不是避免貧民區和城市貧民。對城市貧民和貧民區的認識應該是，首先，這是不可避免的，是城市化的一個階段性特征。其次，發達國家都經歷了貧民區階段并都沒有因此“社會崩潰”，多數處理好的國家或地區（香港六七十年代內地人涌入，香港政府措施得力，才順勢成為亞洲舉足輕重的超大城市和“四小龍”，并出了李嘉城這樣的大房地產商），動蕩并不嚴重，因此不是“顛覆性”障礙。第三，它帶來的壞處遠沒有它帶來的收益大。　　

我們不用論述人的“自由遷移權”的神圣性。只從我們最津津樂道的“發展權”進行說明。如果你到中國最貧困的農村呆上一個階段，會真切感到貧困和愚昧、懶惰是伴生的。甚至搞不清究竟是貧困產生了愚昧懶惰還是愚昧懶惰產生了貧困。處在信息敝塞，貧富差別極小的農村，大家機會和生活方式、水平都一樣，均等的貧困滋生貧困，沒有改變命運的動力。而處于城市貧民區的城市貧民則正好相反。繁華喧鬧的城市就在眼前，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既引誘他們犯罪，但也引誘他們奮斗。就在自己身邊爬出的那的無數富翁和明星是他們的榜樣。這里可能同樣不缺少貧困，但是這里增添了夢想。有了更多人的夢想中國才有希望。差距產生力量。　　

舉一個也許不準確的例子，中國足球隊為什么傾全國之力才勉強出線？沒有貧民區！看看里約熱內盧貧民區骯臟街道上赤腳奔跑孩子那渴望勝利的眼睛就知道了。　　

中國失業率常年低于4%，對一個十幾億人口的處于發展中的國家是不可能的。是戶籍制度掩蓋了真相。對于這個問題應該同貧民區和城市貧民一樣認識。如果終歸要解決失業率問題，就必須把它顯現出來。城市化擴張的三產高速發展是增加就業的唯一出路。通過城市化擴大就業解決問題還是把農民限制在農村掩蓋就業問題，應該是不用猶豫的選擇。　　

總之，這都不是顛覆性的障礙。　　

七、抓住改革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機遇　　

911使世界發生了以此歷史性的轉變。　　

——由歐洲傳遞給美國，美國傳遞給日本，日本傳遞給韓國、臺灣和東南亞、中國，再幾乎主要由中國接手的“加工業基地”交接棒，會很難遞出去。幾乎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已經基本建立的市場規則環境，相對成熟的管理水平和勞動力素質都使中國在加工業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
    ——也許產生世界的經濟、文化重心真正偏移要20年后才看的清楚，但世界的均勢一旦從他的支點偏移過來，改變它還要等下一個機會，也許還是幾十、上百年……　　

——尤其今后幾年日本肯定無力擺脫經濟困境，世界經濟增長的市場動力并不明顯，中國存在加快趕上發達國家的歷史性機會。這個時期還不可能依靠大量出口取得高增長，擴大內需不僅是必由之路，也是最好捷徑。　　

應該抓住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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