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會是改革的初衷吧　　

我們都知道，蘇聯解體和蘇共下臺并不完全是西方策動的結果，蘇聯權利機構形成一個所謂官僚為中心的特權階層并與廣大群眾形成對立是重要的內在原因。關于這一點，有一個被反復引用的數據很說明問題：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有過一次民意測驗，調查蘇聯共產黨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結果，被調查者認為代表官員、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3%，而認為代表勞動人民的只占 7%，代表工人的只占 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 11%。這個調查可以看出權利機構已經異化為一般老百姓的對立面，他們的權利運用被一般老百姓判定為主要為權利組織自己服務。一般認為，蘇聯這個官僚群體大約60-70萬，主要由黨和政府官員、一定級別的機關干部、大中型企業領導等。他們與一般工人農民和從事科教文衛等職業的知識分子形成對立。　　

那么，這個所謂“特權階層”究竟有多少特權呢？估計大家都認為會很高，一定是工資比一般人高很多，享受福利待遇也比一般人高很多，過著一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天壤之別的享樂生活。　　

其實，各種研究蘇聯形成所謂特權階層的文章中，都不能舉出令人瞠目結舌的例子。無非是三個方面，政治上，“干部委任制和領導職務終身制日趨完善”，經濟上，“不斷提高干部特權的標準，使之進一步固定化和規范化”，還有就是他們的“子女，憑借父輩的特權地位，能夠輕易地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后再進入最優越的部門，并很快走上顯貴的權力崗位。干部特權還可以成為搞腐敗的護身符”等。　　

特權階層收入和福利是否比一般人高出很多呢？并不是想象的那樣多。在斯大林時期，最高和最低工資差別有十幾倍，但50年代后期開始大幅度提高一般人工資，工資差別逐漸縮小到兩位數以下，比改革前中國的差別還小。到70年代，蘇共領導人，從安德羅波夫到戈爾巴喬夫，月工資是800盧布，而全國普通職工月平均工資約200盧布。五十年代中期，一個大廠廠長的基本工資，一般比工人最低工資高10多倍，而50年代已縮小到4倍左右，中小企業的這種差距還要小得多。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平均工資水平明顯接近，1985年，工業部門中工人和技術人員平均工資之比為100∶110；農業為100∶135；建筑業則倒過來，為100∶98。可以看出的確全國各個工種之間、在各種領域工作的人之間工資差別不大。一線勞動者工資收入并不比特權階層少多少，知識分子和工人差別更小。　　

福利待遇差別也很小。國有單位（黨、政府、事業單位、企業）是按照一種退休金制度和福利制度體系，并沒有專門給公務員和黨團系統以特殊待遇。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從1966年2月1日起，在集體農莊推行“有保障的勞動報酬制”，即由國家擔保為莊員按月預支勞動報酬，年終再結算；還在農莊中推行了退休金、殘廢優撫金、喪失贍養人優撫金等各種社會保障制度。這樣農民也和城市職工一樣享受免費教育、公費醫療等福利待遇。到1985年，每個莊員從公共經濟中獲得的收入平均每月為222盧布，其中平均工資為153盧布，從社會消費基金獲得的補貼和優惠為69盧布，占工資的45％，此項比重已超過城市職工。也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全體蘇聯人民已經在一個相同工資和福利制度下生活，而且差別很小。記得以前看過一個資料說，當時蘇聯的基尼系數小到0.18，比中產階級化和福利水平最好時期的北歐國家還低（0.2以上），大概是人類歷史有階級以來的最低記錄。　　

所有官僚特權化的事實，就是高級官員配備的車輛、住房、休假標準高于一般職工，比較多和好的休假條件。但一般職工也在享受休假制度，黑海邊職工療養院總規模要遠大于官員可享受的部分。至于單獨描寫蘇聯最高領導人享受的待遇，也就是允許接受外國贈送的禮品，有別墅等。很難讓今天的中國人感覺出有什么不可原諒的“特殊化”。至于子女因父母權利得到更好的教育并因此“容易”有好出路，現在看來簡直是天經地義，與特權根本沒關系。由于所謂特權階層總計不過60多萬，占蘇聯人口0.23%，加上家屬無非1.15%，因此對社會貧富差別化數字影響很低。　　

說實話，在現在人的眼里，無論拿改革前或者文革前的標準，還是改革后的標準，你都很難用讓人信服的事實來說清楚什么叫“蘇聯時期的特權階層”。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蘇聯的砰然解體，蘇共的轟然倒臺與權利體系異化為一種自我服務系統，一切先從權利群體利益考慮是有非常大關系的。開始提到的那個調查數據在清楚的說明，在當時蘇聯人眼里，這就是個為自己服務而不是為老百姓服務的機構了。　　

貧道已經不好意思拿特權化的蘇聯標準與今天中國干部標準來比了。今天一個國企領導動輒年薪上百萬，上千萬的也有。即使前些天提出要對金融高管工資封頂，標準還是280萬。而目前二產業勞動者主體——農民工的工資不過一萬多元，三產業農民工工資不過六七千元。差別達到數百倍甚至上萬倍（馬明哲與一個飯店營業員比），恐怕是世界第一了。因此，貧道不談這些，甚至認為這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不說明問題。能說明問題的是“權利機構自我服務的制度化傾向”。貧道估計，當時蘇聯老百姓也是從這個角度來批判異化的黨和政府的。　　

所謂“權利機構自我服務制度化傾向”，是指權利組織利用權利不斷擴大組織內部人的各種權利和待遇資源占有，并不斷用硬的制度（規定）和軟的制度（無法逆轉）來穩定這種占有，逐步拉開與組織外群體差別的趨勢。　　

不幸的是，我們可以看到改革以來，這種把資源逐漸圍繞權利組織集中的趨勢在明顯的，一步步的發生。簡單敘述是這樣：　　

90年代中期，圍繞國家權利獲得有別于其他群體的“國有單位”職工大約12000萬人，占人口10%。加上家屬約占人口的30%。從這時開始原來享受“國有”待遇的國有企業群體人數大幅度降低。到2007年減少4600萬以上，而這期間全部國有單位職工人數減少總計還不到4000萬（金融和行政事業單位增加）。國有企業職工總數從7000萬到2400萬，從占國有單位職工63%降低到33%。也就是說，享受國家權利支持的工資福利群體逐漸集中到黨政機關和少數壟斷型國企（銀行、房地產、鐵路、電力、石化等）中。也就是圍繞權利組織為中心的一個大約5300萬人的群體，占人口比例減小到4%，縮小一倍多。而且這個趨勢似乎還在加強，這主要是國有企業在逐步縮小。　　

這同時，由于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平均工資提高幅度大，尤其是退休金制度本來就與企業有差距，形成行政事業單位月退休金平均要比企業高出3倍。這使中國的行政事業單位在福利上與國有企業職工形成制度上的差別。于是這個群體繼續縮小到4300萬人左右。占人口比例縮小3.3%，加上家屬大約10%。　　

今年開始的事業單位退休制度改革，讓事業單位3000多萬職工向企業靠攏，這將使享受原來國有單位福利待遇的群體只剩下黨政機關部分。這個部分大約在1200萬人左右。占人口0.9%。如果扣除非共產黨社團部分（因為不屬于權利組織），大約有900萬人，占人口0.7%。加上家屬大約占2.1%。　　

也就是說，通過幾次改革，90年代中期圍繞權利組織提供的福利待遇群體加上家屬從占人口的30%先是降低到10%，再進一步降低到2%左右。依賴權利獲得的福利待遇越來越向政治權利組織中心靠攏。估計再進行一次改革，就把其他群體“擇”干凈了。　　

這顯然是一個權利組織自我服務制度化過程，發展程度要遠高于蘇聯解體前水平，而且與一個社會經濟私有化過程同步發生的，腐敗面和程度更遠遠大于解體前的蘇聯。說難聽點是修正主義加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加修正主義是很厲害的。蘇聯解體后，沒幾年基尼系數就擴大到0.45（現在降低到0.38）。中國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數大約是0.23，現在0.5了（還在逐年提高）。　　

有人會覺得，雖然現在老百姓對黨和政府有意見，但似乎還沒有達到蘇聯解體前的水平，這是為什么呢？很簡單，因為普通老百姓與權利中心之間隔著一個數量巨大的資產階級和通過灰色收入發財的知識階層，主要是老板們，而解體前的蘇聯雖然也有投機倒把的人，但是他們沒有生產資料，數量也不太大。不過，資本主義加修正主義是很厲害的。蘇聯解體后，沒幾年基尼系數就擴大到0.45（現在降低到0.38）。中國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數大約是0.23，現在0.5了（還在逐年提高）。　　

這不會是改革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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