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新聞報道指出，國泰君安的員工2008年度人均薪酬和福利費達到100萬元人民幣。此報道引起很多人的關注和討論。人們關注的焦點在于，作為一家國有控股企業(yè)，如此高額的薪酬和福利費，算不算國有資產流失？人們也同樣會問，在當今中國社會，一個國有控股企業(yè)人均100萬的薪酬和福利費，是否符合國情？這種現象的存在，是不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原因，或者加大了貧富差距？我認為，這些問題和思考都很好。不管國泰君安的人均薪酬是否實發(fā)了100萬，還是另有玄機，這個現象確實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在討論國泰君安的高額薪酬時，還“碰巧”發(fā)生了一件事。美國新總統(tǒng)奧巴馬前不久對華爾街高管們的高薪很生氣，說了比較狠的話，諸如“可恥”，“不負責任”之類。從新聞的角度說，這兩件事情發(fā)生的時間比較接近，因此，連央視《新聞1+1》節(jié)目也將這兩事情緊密放在一起。利用新聞效應，這沒什么問題。然而，某種潛意識給人們造成一個印象，好像是因為奧巴馬說了高薪“可恥”，所以我們也應該關注此事。所以，反過來就要問：如果奧巴馬沒說“可恥”，國泰君安的事情是否就過關了？或者至少影響不會這么大，低調處理了？
    央視《新聞1+1》的這期節(jié)目首先以來自美國的內容開始，奧巴馬宣布：接受美國政府援助的企業(yè)，高管的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第二部分講到國泰君安的人均100萬元薪酬。節(jié)目結束的時候，主持人董倩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問題：我們從奧巴馬的“限薪令”里面可以學到什么？這樣一個結構已經說明了該節(jié)目的整體構思：我們要限制不合理的高薪，是向奧巴馬、向美國學的。我不知道這是否也算學習發(fā)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是否也算與國際慣例接軌。然而，該節(jié)目所表達的這種潛臺詞其實造成了很大的誤導。
    首先，企業(yè)高管的高額薪酬現象，其源頭就是美國。雖然說中國某些企業(yè)的高管和員工薪酬的確高得不合理，但是，與美國相比，中國企業(yè)高管的收入，遠沒有達到美國的水平。因此，如果我們要挖掘中國企業(yè)高管薪酬過高的源頭，實際上很簡單就可以找到美國的榜樣。美國從來就是一個貧富差別很大的國家。去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格曼指出，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社會加速了財富向極少數富人流動的趨勢，以至于科學進步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并沒有讓普通美國人獲益，美國由此也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貧富差別最為懸殊的國家。企業(yè)高管的高額薪酬只是其中的表現之一。

    其次，中國原來的貧富差別沒有現在這么大。從歷史文化上說，一些主張全面學習美國的人，還經常批判中國古代“不患貧，患不均”的傳統(tǒng)思想。近幾十年來，在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口號的推動下，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我們暫且不論貧富差距擴大算不算國外先進經驗，但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過于懸殊的貧富差距，不是中國本土文化所主張、所歡迎的。而是學習外來文化，尤其是學習美國的結果。

    第三，奧巴馬以一個平民形象的總統(tǒng)，向華爾街的高管們發(fā)出“限薪令”，能夠涉及的范圍極為有限，對于縮小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幾乎不起作用，基本上只是走過場，擺樣子的舉動。奧巴馬的這一舉動，比較符合他“美國需要變革”的主張。因為，在美國歷史上，美國一貫認為企業(yè)應該放任自由，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插手企業(yè)管理，不是美國的傳統(tǒng)，而被美國人視為是社會主義的方式。當然，奧巴馬的“限薪令”對于縮小貧富差距也確實具有一些象征意義，能夠起到什么有效的作用，比較令人懷疑。
    第四，早在奧巴馬說“可恥”以前很多年，中國就不斷有人指出，國內某些行業(yè)壟斷部門員工的收入和福利，與中國人平均收入水平相比高得不合理。包括某些企業(yè)高管的年薪，以及某些非私營機構工作人員的高消費，也受到國內很多民眾和媒體的質疑。而與此同時，當時美國在做的事情是給有錢人減稅，進一步推動社會上層人士收入的提高，大力宣傳高收入的財富英雄，不斷強化一夜暴富的夢想。反而是中國社會不斷有人提出警惕兩極分化，不斷有人指出過于懸殊的收入差距的不合理，而且也不斷試圖在實踐中制約這個現象。
    所以，在“限薪”問題上，中國始終有一股力量在反對高薪，主張社會的相對平等（在這里我一定要說明，相對平等不是說要搞平均主義）。這種力量是基于中國長期而持久的傳統(tǒng)文化，這種文化事實上是美國社會比較缺乏的。而中國社會近年來另一股主張全面學習美國的力量，則在不斷拉大收入的差距。因此，奧巴馬的“限薪令”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向中國的本土力量學的。所以，在對待奧巴馬高薪“可恥”論和國泰君安這兩件事情上，決不是《新聞1+1》主持人所說的那樣：我們要向奧巴馬學什么？而恰恰相反，奧巴馬的“限薪令”實際上說明，如今美國人不得不要學中國了，或者說是要學習中國的傳統(tǒng)了。
    央視《新聞1+1》的這期節(jié)目，在關于奧巴馬和國泰君安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心態(tài)，是一種近年來植根于某些中國人腦海中的潛意識，脫口而出的時候，連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有什么不合適。這種潛意識就是：凡是好的都來自美國；凡是差的都是中國自己的。這是另一種“兩個凡是”。很多人在認真思考后，也許會發(fā)現這種潛意識的不合理。但這種潛意識植根太深了，往往不由自主地就流露出來。于是，在“限薪”問題上，在縮小貧富差距問題上，本來屬于中國自己的好傳統(tǒng)，也不認識了，反而慷慨地把榮譽送給別人，順便再把自己貶低一番。卻不敢想象：這么好的東西居然會是中國的？這么先進的美國居然會學習中國的古老傳統(tǒng)？這究竟是一種糊涂還是自卑？當然，我們不能說奧巴馬是讀了哪本中國古書而產生“限薪令”的念頭，但是，縮小貧富差距確實是中國的傳統(tǒng)，而不是美國的傳統(tǒng)。

    美國由于大資本、企業(yè)主和少數精英主導社會，始終堅持“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因此，奧巴馬發(fā)布“限薪令”，其實是試圖擴大政府權力的一種表現。奧巴馬如果要讓他的“限薪令”真正地發(fā)揮作用，還必須向中國學更多。否則，命令發(fā)布了，得不到有效執(zhí)行，徒然損害自己的形象和權威。我認為，奧巴馬的“限薪令”除了給民眾一個表面交代外，基本上起不到實質性的作用，這是美國的體制決定的。奧巴馬以一個明確的50萬美元做標準，試圖強制“限薪”，也說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作秀的成分大于實際效果。

    要真正做到有效合理地“限薪”，只有中國的體制才能迅速而普遍地實現。所以，奧巴馬的“限薪令”如果不是擺樣子，就得向中國學習更多。中國要縮小貧富差距，限制不合理的高薪，不會因為奧巴馬說了“可恥”才去做，無數的中國人早就在說“可恥”了，包括我本人都快說破嘴皮了。所以，中國的高薪、貧富差距是學習美國的結果。我們反對貧富差距懸殊，根本不需要拿美國作榜樣，美國也不可能成為反對貧富差距的榜樣。希望《新聞1+1》以后在這個問題上能清醒一些。

企業(yè)高管為何收入驚人？

作者：劉仰

   貧富差距懸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非常嚴重的問題之一，有一些數據顯示，當今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相當嚴重且相當危險的地步。之所以不引用這些數據，是因為由于統(tǒng)計學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對于中國此類數據統(tǒng)計的真實性，是值得大打折扣的。包括近幾年出現的中國“富豪榜”，其真實程度都值得懷疑。然而，不管數據的真實性如何，中國的貧富差距懸殊是一個人們經常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現象。一旦有一些國內企業(yè)高管的真實巨額收入偶然地被曝光，就會成為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
    中國近三十年來貧富差距迅速拉大，有中國自身的原因。三十年前，中國人還處在“大鍋飯”的年代，收入差距確實不大。自從全社會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必定導致貧富差距迅速拉開。我們不能站在平均主義的立場，譴責所有的收入不平等。貧富差距、收入有別只要適度，就是正常現象，它符合“多勞多得”的普遍原則。然而，任何社會都應該反對極為懸殊的貧富差距。過于懸殊的貧富差距所體現的，已經不是“多勞多得”的原則，而是另一些非正常的不合理規(guī)則。
    中國的現代化經濟建設，在很多方面要向國外學習，但是，在“如何學習，學習什么”這樣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根據現實，對發(fā)達國家的行為方式有明確的判斷。否則，很可能就把不好的東西學來，后患無窮。比方說，當今中國貧富差距懸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我認為就是過于迷信美國、照搬美國經濟模式的結果。美國經濟學家，去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指出，21世紀初，美國100多家大公司的CEO平均年薪超過900萬美元，比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高出367倍。CEO與普通工人的收入比較，并不足以完全解釋全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現象，但至少可以窺斑知豹，一般認為，美國企業(yè)高管與員工收入差距懸殊有幾個主要原因，而這些形成美國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原因，在當今中國幾乎完全一樣。
    首先，收入形式發(fā)生變化。美國過去以制造業(yè)收入為主，近幾十年來，美國迅速變成以股票、期貨等金融虛擬財產為主。這使得一些職業(yè)經理人無需懂得本企業(yè)的真正業(yè)務，只需懂得金融炒作就可以給企業(yè)帶來巨大的金融收益，企業(yè)的真正業(yè)務與金融收益已沒有必然關系，企業(yè)CEO的收入也與本分勞動的工人沒有了關聯。按照美國的流行模式，一大批MBA之類的職業(yè)經理人成為工商界的寵兒，幾乎個個都在搞概念上市，玩概念兼并收購重組，動輒數十億上百億，企業(yè)的實際利潤與金融炒作的收益已不能對等，CEO們的個人收入自然因金融成就而水漲船高。在中國我們也同樣看到，收入驚人的企業(yè)高管，基本上也都在上市公司或金融類企業(yè)，玩的都是同樣手法，一些國內上市公司的真實業(yè)務簡直就像謎一樣令人費解。
    其次，金融需要大肆炒作。由于企業(yè)的效益主要來自金融，炒作至上的金融領域，就需要大作表面文章。這種表面文章有些是拼湊、編造的概念，有些是企業(yè)的形象，還有一個重要的，就是企業(yè)CEO的收入。一個大型上市公司的CEO如果收入太低，容易讓人懷疑企業(yè)的實力，上市公司就算打腫臉充胖子，也要給自己的CEO配備一個好的“賣相”。因此，上市公司CEO的收入和明星效益相結合，成為很多上市公司的法寶，對于廣泛吸引股民、拉動股價有著神奇的作用。在中國，由于一些具體原因，一般不會拿CEO的個人高額收入作為宣傳重點，但是，上市公司CEO的名人效應已向美國學的惟妙惟肖。
    第三，媒體被普遍收買。媒體本來在反對貧富差距懸殊、制約不合理高收入上能夠起到一些作用，但是，美國媒體要么被收購上市，要么被私人擁有，要么被廣告商控制。于是，媒體只能配合資本，大力宣傳財富英雄，高調頌揚高消費的生活方式，熱情贊美商業(yè)天才，不遺余力地傳播名人明星的財富奇跡。媒體在宣傳不合理的高收入上極力推波助瀾，制造了一個高收入的普遍夢幻。對于中國媒體來說，除了不能私有化，其他與美國媒體幾無二致。
    第四，工會組織被瓦解。工會組織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維護企業(yè)利益的同時，也維護工人的利益，對于縮小貧富差距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工會組織在美國企業(yè)已經很少能發(fā)揮作用。例如世界著名大企業(yè)沃爾瑪，其財富總值和CEO年薪都領先世界，但是，沃爾瑪不允許組織工會，企業(yè)員工收入與世界500強的身份嚴重不符。沃爾瑪之外的其他美國企業(yè)，如果有人參與工會或試圖保護工人利益，經常會受到辭退的待遇或威脅。此種現象在中國也同樣發(fā)生。
    第五，監(jiān)督機制喪失。企業(yè)CEO的高收入，只是貧富差距懸殊現象中的一部分，還有許多其他原因都會造成收入差距極端放大。有人指出，收入公開透明化，利用社會輿論配合相應的制度，對限制高收入會產生好的影響。但是，另一個來自美國的人權概念，阻止了這種企圖。按照美國人的觀念，收入是個人隱私。除非像上市公司CEO那樣，主動愿意用高收入做宣傳，否則，收入隱私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對此，中國高收入人群都擁護這一觀念，針對少數特殊人群的收入透明化或財產申報制難以實行。

    發(fā)達國家形態(tài)各異，貧富差距懸殊的程度以美國首屈一指，舉世獨一無二。近段時間，在金融危機、泡沫破滅的形勢下，美國一些企業(yè)依然給高管們發(fā)放2008年度的巨額分紅，連新任總統(tǒng)奧巴馬都不得不罵其“無恥”，“不負責任”，足以見得美國制造和維持貧富差距的根源有多深，改變有多難。有一些人大力主張向美國學習，目的就是要達到美國式富人主宰天下的局面。另一些人是不明真相，只聽到被灌輸的美國的種種好處，卻不了解照搬美國的危害。或以為只要像美國一樣，自己就能成比爾-蓋茨。卻不想想，全世界也只有在貧富差距懸殊程度獨一無二的美國，才會出現比爾-蓋茨這樣獨一無二的世界首富。如果中國不加分辨地學習美國，貧富差距只會繼續(xù)加大。
    減少貧富差距懸殊，不能只靠限制高收入，否則，容易產生劫富濟貧的平均主義思想。但是，不管在什么時候，財富分配的相對公平合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原則，也是一個社會健康發(fā)展的動力和保證。在中國當前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這一問題尤其要引起重視。中國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某些地區(qū)已經開始以具體的制度來縮小貧富差距。這種行動實際上也是對學習美國經濟模式深入反思后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