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核心是推進產業升級

楊帆教授

 (2009-01-26 16:45:38)　　

《環球時報》   2009年1月22日　　

一.技術升級刻不容緩　　

    中國經濟連續七十年以10%的速度高增長，其根本因素是人口基數大而且年輕，年輕人儲蓄率高。儲蓄等于投資是宏觀經濟基本平衡式，投資量巨大，即使效率不高，經濟增長率也會很高。這樣的發展模式必定隨著人口的老化而終結。　　

    還有十幾年的時間，如果中國不能完成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使技術進步代替勞動力成為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那么中國經濟就會喪失繼續增長的動力。　　

    從經濟結構來看，中國目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水平較低，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在全社會勞動力和總人口中分別占50%和62%；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不強，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技術水平不高。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意味著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推進產業結構升級。信息化包括：微電子和軟件產業，提高計算機及網絡的普及程度，加強信息資源開發利用。行政管理、社會服務、企業經營都運用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發展電子基礎設施和電子商務。重點推進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高性能計算機、大型系統軟件、超高速網絡系統。推動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術產業。2001年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接近18000億元，出口占工業制成品17.5%。規模小，質量低，創新能力不足，核心技術不多。　　

    現在爭論的是：國家力量在產業升級過程中起什么作用？能否把產業升級的任務完全交給市場？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在21世紀全球大國競爭條件下，國家如何扶植戰略產業，以帶動工業全面升級的問題。　　

諸多對策皆主張中國遵循市場經濟自發規律，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行業，為國際跨國公司配件，不能發展獨立的知識產權和戰略產業。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國際資本，誤導中國戰略發展的利益驅動和立場問題不談，僅就認識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貿易”，厭惡國家保護，懷疑中國人的創新能力，脫離大國特征等一系列誤區，而忽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是理論誤區之所在。國家應有意識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推進產業升級。　　

二．比較利益的動態性　　

    亞當·斯密把絕對優勢分為自然優勢和“獲得性優勢”，獲得性優勢包括資本和技術因素的作用，是動態的。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論”證明了，生產力不同發展水平國家之間可以根據相對優勢進行交換，雙方獲利。　　

    H—O—S模型以資源稟賦理論為基礎指出，一個國家應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的產品，進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以促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這當然是動態變化的過程。　　

    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而出口勞動密集產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對里昂惕夫悖論的解釋是：美國熟練勞動比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練勞動型的產品，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這就使比較優勢更加顯示其動態性----熟練勞動和人力資本，都是后天培養并可較快形成的。　　

    在微觀理論方面體現比較優勢動態性的是產品壽命周期理論。處于創新期的新產品，實際上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進入發展期即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進入成熟期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進入衰退期基本成為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地也隨著壽命周期變化而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　　

    巴拉薩在1979年提出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假設各國外貿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生產要素積累狀況而迅速改變。他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中國、印度、東盟等各個階梯，比較優勢可以逐級替代。他的動態產業升級國際分工模式與東亞地區的“雁形發展模式”相似，強調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和某種生產要素快速積累之間的動態聯系。　　

    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于是爭論就轉到了：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那么國家保護是否能夠促進？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于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欲望的，處于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依靠市場力量無法實現比較優勢升級。　　

    歷史的進程和邏輯基本一致。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 世紀20—40 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后的迅速復興是由于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運用動態比較利益理論，提出“產業結構論”，主張國家扶植需求彈性高，能夠促進社會生產率提高的產業，即重化工業，獲得成功。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三．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1949—1978年中國計劃經濟和高度保護主義，以國家力量創造動態比較利益取得成功，軍事重工業迅速發達，但存在自我循環的缺點。改革開放以來立足于市場經濟和出口導向，通過軍轉民，進口外國設備和引進外資，利用勞動力比較優勢進入國際市場，使產業結構輕型化，發展了實用技術。　　

    市場經濟下實用技術迅速升級。出口第一階段是80年代中期以前，資源密集型初級產品占出口50%，其中石油占25%。1992年出口1億美圓以上的產品中，純資源類農礦產品 28 種，資源密集型（行業物質消耗率70% ）產品20 種，共48種，占出口46%。勞動密集型特征（行業產值中活勞動消耗 8 % 以上）36種。中國出口資源本無比較利益，17大類出口產品中，只有石油，煤炭和建筑材料贏利。　　

   第二階段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出口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為主。機械和運輸設備在出口中的比重，從1987年的4.4%，上升到1994年的18%。1989年工業制成品占出口總額的85.6%。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加工貿易，是勞動密集產品，工業制成品出口，取代資源密集產品的決定性因素。　　

   第三階段，1994年以后，工業制成品出口向深加工發展。技術和資本含量較高的機電產品成為第一大類，1995年出口435億美圓，1年增加37%，占出口的29.5%，超過了紡織品的25.5%。2000年中國造船業總產值300億元，成為出口支柱產業；機電產品計劃出口可能1000 億美圓，占出口40%。中國的比較優勢，正在從勞動密集型向勞動—資本密集型發展，可以預見，汽車和重型機械將成為出口的拳頭產品。　　

四．勞動密集產業的升級與發展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是粗放型的，出口增長主要依賴低價格和數量推動，產品加工程度低，附加價值小，質量低，缺少名牌。在低成本高需求的刺激下盲目發展，嚴重依賴國際市場，這是我們受到靜態比較利益理論影響的結果。在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這類企業已受到重創，需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發展。有先進技術創新，有獨立知識產權，主導行業技術標準，是企業核心競爭力，不能夠滿足于為外國公司加工裝配。　　

    勞動——資本密集型包括鋼鐵、有色金屬、石油化工、電力、煤炭、建材、建筑業、公路水運、交通、鐵道、船舶、機械、電子信息、輕工、紡織、醫藥等15個行業，普遍技術水平比國際落后10—20年。在產業組織方面，企業小形不成規模效益；自主研究開發能力差，技術水平低。　　

    如傳統支柱產業紡織業在原材料開發，產品生產和后整理，生產工藝和款式，處于國際中等水平。初加工能力過剩，深精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最終產品少；出口產品以量取勝，出口數量世界第一，出口金額世界第四，價格只有法國1/4。化纖品種比國際水平差10—15年。鋼鐵產量世界第一，只有15--20%設備屬國際先進水平。　　

    從一般勞動密集型升級，到熟練勞動，資本密集，到技術密集，繼續發展比較優勢，遇到國際資本的技術品牌壟斷。中國對7個產業（程控交換機、數控機床、芯片、軟件、鋼鐵工業、轎車）的技術創新戰略研究，發現合資外方給我們的技術，是成熟期開始衰退的技術。以市場換技術，根本不可能培養自主開發能力。技術優勢是跨國公司擴張的基礎，他們控制世界70%技術轉讓和80%新工藝技術，不斷開發出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創新性產品,成為提高競爭能力、爭奪全球市場份額，最終獲取高額壟斷利潤。中國擴大企業規模，發展獨立知識產權，創造企業品牌，這些比較優勢都不是企業自身力量能夠形成的。必須破除對外資的依賴，以國家扶植民族產業的獨立品牌。基本辦法是發展國防與股市創業板。　　

    有人反對自主開發，理由是投資太大，不如合資。實際上中國在開發方面很有優勢。蜂窩式移動電話，國外開發用8億美元，中國7000萬人民幣。國外開發程控交換機用1億美元，中國1000萬人民幣。長3 甲火箭開發費用為國外幾十分之一。做雪蓮牌羊絨衫需要的羊絨分梳機，中國開發費用是意大利的1/10。在高科技領域研制新產品的費用沒有外國公司說得那么大。西方的研發費是多少美元，中國用多少人民幣，是西方的1/8。原因何在？人力資本費用低和后發優勢。　　

    關鍵問題在于地方保護主義割裂全國市場和民族產業，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權威打破地方政權的阻礙，允許先進企業跨地區兼并落后企業，那么，“全球化，市場化”的兼并就會發生：外國公司和國內一些企業聯合起來，打垮國內的著名品牌。中國不應該反對國家保護，而應該反對地方保護；不應該反對民族產業，而應促進國家和民族有規模效益企業的形成，在每個骨干產業里都應該有一兩個。　　

五．以國家力量扶植戰略產業　　

    目前的“全球化理論”，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主體，片面歸結到企業，特別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邏輯上消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實際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參與主體，不僅是企業與個人，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甚至是國家集團如歐洲聯盟，國家聯盟如各種自由貿易區。21世紀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大國超級大產業競爭。大國在經濟方面的競爭，主要是通過保護，支持和直接建立“超級產業”而進行的。　　

    超級產業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以其巨大規模，巨大投入，產生效果所需要的巨大空間（經濟意義上的市場空間，自然地理意義上的空間）,帶來的巨大利益，成為主要國家綜合國力和戰略能力主要來源與體現，成為進入大國俱樂部的門欄。超級產業是以國防產業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電子，常規武器等，不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術，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規模。　　

    只有大國才有條件發展超級產業。超級產業建立在科學技術突破性進展的基礎上，研究費用極高，風險和收益都高。發展超級產業可以推動國家技術創新能力，這是國家的核心利益，需要巨額的社會先行資本。超級產業的進入門欄極高，能否發展取決于大國規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長初期需要政府保護。21世紀,全世界只有10個左右的國家有能力發展超級產業。美國位居第一，還包括日本,俄羅斯,中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和印度。　　

    如航空工業是高科技，戰略性核心產業，涉及機械，儀表，電子，材料，冶金，化工和交通運輸，在制造業中附加價值最高，按產品單位重量創造的價值計算，如果船舶為1，小汽車為9，彩電為50，電子計算機為300，噴氣客機為800，航空發動機為1400。新戰機的導航設備和軟件已經占成本的50%。開發研究費用50億美圓，用8---10年。現代航空制造業集材料、機械、發動機、空氣動力、電子、武器各前沿技術之大成，包括超精密加工及特種工藝。下決心發展航空工業，等于動員全國工業技術精英，強制性提升本國工業制造水平。　　

    發展戰略產業特別是航空工業，可以創造長期動態比較利益，真正帶動國內需求。這類產業處于幼稚期，國家應以堅決意志和法律，長期堅持發展。這絕不是什么閉關鎖國。學習考察，翻譯資料，全球加工定貨，都是對外開放。弱者要想戰勝強者，就要敢于和善于打破強者的規矩。中國人不是沒有與發達國家討價還價的資本，未來的國內市場，加強國防和技術實力，都是我們的優勢。　　

    即使從賺錢的角度考察，發展衛星和飛機，也未必就不如服裝和玩具飛機。衛星已經使用于地質勘探，氣象預報，地圖測繪，軍事情報，網絡電訊各個方面，利潤可觀。從外貿對于國民經濟拉動的綜合經濟效益來看，服裝只能拉動一般勞動就業，拉動的紡織機械和面料，特別是原料，大部分都是進口的。而飛機所拉動一系列工業和科技部門：包括高精度鋁合金，數控機床，電子遙控，計算機，高級空調等安全設備，武器裝備，儀器儀表，發動機，液壓系統，燃油系統等等。即使飛機最終難以完全成功，在試制過程中會全面拉動工業和科技的發展。與簡單的來料加工裝配，不可同日而語。　　

    國家設備制造業是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受到外資和進口設備的嚴重沖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設備投資有2/3依靠進口，其中光纖制造設備的100%，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設備的85%，石油化工裝備的80%，轎車，數控機床，紡織機械，膠印設備的70%是進口的。下一階段中國將重點發展重型精密機械等產業，盡快趕超國際先進水平。　　

    總之，中國相對劣勢的產業是：高技術，部分資本密集產品，如化工，航空航天產品，先進技術裝備，特別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長期動態比較利益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中國作為政治獨立的世界大國，必須同時走兩條道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利用國家力量支持大企業，長期扶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這是發展和創造動態比較優勢的，兩條并行不悖的道路。

中國產業升級需要貿易保護　　

楊　帆　　

　　產業升級的口號中國喊了很多年，但是這么長時間以來，卻沒有什么實質性的進步。原因何在？關鍵原因就在于中國缺少必要的貿易保護。很多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一定的貿易保護，產業不可能實現升級。　　

　　發達國家靠貿易保護實現了產業升級　　

　　一些人主張中國應該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繼續優先發展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這種觀點過于迷信“自由貿易”，忽略了“比較優勢”只是暫時的，它有可能會誤導中國戰略發展。　　

　　“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國家要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推進產業升級，就必須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世紀20—40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后的迅速復興，是由于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必須由國家發揮作用。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于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相反，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欲望的，處于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　　

　　開發核心技術沒外國公司說得那么貴　　

　　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低成本高需求的刺激下盲目發展，嚴重依賴國際市場，這是我們受到靜態比較利益理論影響的結果。在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這類企業已受到重創，需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發展，而這一發展遇到了國際資本的技術品牌壟斷。　　

　　過去的經驗證明，以市場換技術，根本不可能培養自主開發能力。針對中國鋼鐵工業、轎車等7個產業的研究發現，合資外方給我們的技術，是成熟期開始衰退的技術。技術優勢是跨國公司擴張的基礎，它們控制世界70%的技術轉讓和80%的新工藝技術，不斷開發出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創新性產品，提高競爭能力、爭奪全球市場份額，最終獲取高額壟斷利潤。中國擴大企業規模，發展獨立知識產權，創造企業品牌，這些比較優勢都不是企業自身力量能夠形成的。必須破除對外資的依賴，以國家扶植民族產業的獨立品牌。　　

　　有人反對自主開發，理由是投資太大，不如合資。實際上中國在開發方面很有優勢。蜂窩式移動電話，國外開發用8億美元，中國用了7000萬元人民幣。國外開發程控交換機用1億美元，中國是1000萬元人民幣。長征三號甲火箭開發費用為國外幾十分之一。高科技領域研制新產品的費用沒有外國公司說得那么高。西方的研發費是多少美元，中國用多少人民幣，是西方的1/7。原因何在？人力資本費用低和后發優勢。　　

　　關鍵問題在于地方保護主義割裂全國市場和民族產業，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權威打破地方政權的阻礙，允許先進企業跨地區兼并落后企業，那么，“全球化，市場化”的兼并就會發生：外國公司和國內一些企業聯合起來，打垮國內的著名品牌。中國不應該反對國家保護，而應該反對地方保護；不應該反對民族產業，而應促進國家和民族有規模效益企業的形成。　　

中國應該建立超級產業　　

　　目前的“全球化理論”，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主體，片面歸結到企業，特別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邏輯上消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實際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參與主體，不僅是企業與個人，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甚至是國家集團如歐洲聯盟，國家聯盟如各種自由貿易區。21世紀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大國的超級大產業。大國在經濟方面的競爭，主要是通過保護，支持和直接建立“超級產業”而進行的。　　

 　　超級產業是主要國家綜合國力和戰略能力的來源與體現，它是以國防產業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電子，常規武器等，不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術，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規模。只有大國才有條件發展超級產業。超級產業建立在科學技術突破性進展的基礎上，研究費用極高，風險和收益都高。超級產業的進入門檻極高，能否發展取決于大國規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長初期需要政府保護。21世紀全世界只有10個左右的國家有能力發展超級產業。美國位居第一，還包括日本、俄羅斯、中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和印度。　　

　　即使從賺錢的角度考察，發展衛星和飛機，也未必就不如服裝和玩具飛機。從外貿對于國民經濟拉動的綜合經濟效益來看，服裝只能拉動一般勞動就業，拉動的紡織機械和面料，特別是原料，大部分都是進口的，而飛機所拉動的是一系列工業和科技部門。即使飛機最終難以完全成功，在試制過程中會全面拉動工業和科技的發展。與簡單的來料加工裝配，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中國長期的動態比較優勢來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　　

    ▲（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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