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家，我向你們的良知呼喚　　

庫爽生　　

    盡管有個別經濟學家公開宣稱“知識分子不是良知分子”，但是，我還是堅持認為，那只是個例，而你們——我們可敬的作為主流的自由派經濟學家“精英”們，還是良知未泯。因此，我以一介下崗失業職工的身份，向你們深情地、急切地呼喚，呼喚你們那蘊藏在內心深處的良知。　　

    你們是主流，自然也是上流。而我在社會最底層，是勞苦大眾的一員；你們是強勢群體，而我是當今社會弱勢群體之一員，為你們所不齒。理智告訴我，底層的聲音怎么可能穿越重重阻隔，觸及你們的耳膜？底層的聲音自然是無效的蟲鳴。　　

    但是，我相信歌德的那一句話：“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青。”此時此刻，我不是下崗失業職工，而是“生活之樹”。我以“生活之樹”的身份，向你們的國企私有化“灰色理論”叫板。因為，作為一個在一家大型國企度過了人生黃金歲月的人，作為一個眼睜睜看到國企從興到衰全過程的人，作為一個曾長期以廠為家、以廠為榮的人，對于國企私有化改制，應該是有發言權的。只是，在這里，我不可能展開來講。　　

    看到大批國企齊刷刷倒下去，看到大批國企職工浩浩蕩蕩淪為失業者，每一個有良心的國人，都會為之戰栗，為之寒心，為之流淚，為之心碎……即使是那些不得已被私有化浪潮裹挾著，忙著拆卸國企招牌的人，私下里也是仰天長嘆，“瀟瀟雨歇”。唯獨你們，大名鼎鼎的主流“精英”們，卻仍然在聲嘶力竭地為國企私有化改制評功擺好，高唱贊歌。對于大字不識幾籮筐的老百姓，都能夠非常清晰、非常果斷地指出國企私有化改制的重大失誤，你們會不懂嗎？　　

     起步于1980年代初期的國企改革，大致經歷了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推行股份制和賣光送光的私有化運動等幾個階段。初始的改革，出發點是搞活國企。為國企松綁、放權讓利、承包經營、推行廠長負責制等等，旨在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以便使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主體。這些“摸石頭過河”的探索，是有益的。但是，由于引入你們的“餿主意”，有一項改革措施，即“撥改貸”，為國企經營困境埋下了伏筆。由于“撥改貸”，國家對企業不再投資，不再撥款，而是改由企業向銀行借貸。這一項改革措施，不大引人關注，但卻是擊倒國企的鋒利的“殺手锏”。　　

“主流”們，你們應該十分清楚吧？當時的國企，國家是唯一的股東。實施“撥改貸”的政策措施，意味著唯一的股東不再投資，而是貸款給自己的企業，自己的左手向自己的右手貸款。——當時銀行還沒有成為商業銀行。國家一方面享受國企的經營回報，一方面享受坐收貸款利息的回報。同時，企業的生產設備等資產是企業貸款建成的，貸款本金和利息要企業負責償還，而資產卻屬于國有資產。在這項政策措施實施后，由于利滾利，即使今后不再貸款，企業金融債務的雪球也會越滾越大。這就注定一大批國企將被沉重的債務壓垮。　　

我可以信手從身邊拈來幾個案例。1987年5月成立的宜昌化纖廠，是“七五”期間宜昌市30個重點工程項目之一，經湖北省計委批準立項。該廠籌建之初，即遇國家“撥改貸”政策出臺，原計劃由政府投入的資本金，改為貸款性質的宜昌市財政周轉金，因而實際上國家沒有投入資本金。即，該廠一出生就是資不抵債，面臨破產。實際上該廠管理水平較高，曾連續幾年人均積累居全市工業企業首位，勞動生產率居全國同行業第一。但是，面對激烈競爭的市場風險，過高的負債率使銀行望而卻步，不敢給它融資。等待它的，就是流動資金完全枯竭，只得靠對外出租資產以維持生存。　　

1980年代建成的湖北毛滌綸廠也是全靠貸款建成。該廠是湖北省首家擁有以從日本引進的新型噴水織機和全流程松式染整設備的中型織染企業，當年曾經是宜昌市窗口企業，即向來宜視察、考察的國家領導人和其他重要客人展示工業成就的一個窗口。但是，由于債務負擔沉重，融資困難，在市場疲軟的時候，該廠生產經營陷入嚴重困境，于1999年11月破產。　　

宜昌市檸檬酸廠是1988年由湖北省計委立項，國家經貿部將其列入奧地利政府第三批貸款項目備選單。1993年建成后，企業僅僅進行了試生產，尚未啟動全部裝置，就主要由于融資困難，資金枯竭，資產負債率達111%，停產關門成了唯一選擇。　　

除了這些生不逢時的企業，一些投入巨資進行技改的老企業，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原本是政府計委批準投資立項的技改，改由企業貸款，企業立馬增加了不堪承受的債務大山，少有不被壓趴下的。1990年代，在國有企業流行兩句話“企業不搞技改是等死，搞技改是找死”。一家工業企業，為了增強市場競爭力，技術裝備必須不斷更新，否則必遭淘汰。但是，國企處于兩難境地。國家不投資，企業一旦投入巨額貸款進行技改，就意味著猛增債務負擔，利潤會完全被利息所吞噬，從而造成虧損；猛增的資產負債率，會使銀行望而生畏，不敢向國企貸款。到1990年代末期，國企的銀行融資通道就完全被堵死，國企沒有了喘息之機。　　

企業被切斷融資通道，一旦遇到市場疲軟，經營面臨的險境是極其可怕的。今年一大批私企因為資金鏈斷裂而關門，就用事實給了所有制論者、產權論者一記響亮的耳光。流動資金是企業的血液，經營過程中資金鏈斷裂，它不會管你是什么所有制企業，都將是致命的“再生障礙性貧血”。而你們——“主流”們對于國企總是從所有制身上找原因，而對于民企則是另下診斷書。　　

最近關于“國資委啟動央企分批注資，國航可能獲百億元”的消息已被證實。一位國有航空公司人士解釋說：由于三大航成立時，注冊資本金較低，不得不增加銀行貸款，導致企業資產負債率高，財務費用不斷增高，如果僅靠經營來積累利潤，根本解決不了實際問題。資料表明，目前三大國有航空公司中，國航的資產負債率60%多，東航資產負債率89%以上，南航資產負債率83%。“如果國家不出手，明年東航資產負債率可能達到100%，也就是說將沒有資本金（凈資產）了。”其實，所謂注資，即注入資金，應該稱之為追加投資。國有企業，國家是唯一的股東；國有控股企業，國家是最大的股東。在企業經營困難，資金短缺，資產負債率畸高的時候，理應追加投資。如果按照你們“主流”的觀點，政企絕對分開，股東坐視不管，企業必將衰落以至于破產。　　

請你們注意，這些航空公司，是國家投資建設、在行業處于壟斷地位的央企，實力雄厚，財大氣粗，當資產負債率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都難以持續經營下去，何況當初大量的中小型國企，新建企業國家不拿一分錢的資本金，老企業的技術改造完全靠企業自籌，資產負債率動輒超過100%，如何能夠經營下去？如果國家也能像今天挽救央企的思路一樣，其實不需要“注資”，只要進行“債轉股”就可以扭轉幾乎大部分國企的頹勢。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撥改貸”政策的出臺，除了資源枯竭型礦山企業（如煤炭開采完畢的煤礦）和產品完全失去市場需求（如很多手表廠）的企業，一般不會困難到無法生存，以至于破產。　　

我身邊也有兩家發展勢頭非常喜人的國有控股企業——上市公司安琪酵母和湖北宜化。這兩家企業，一家是從20年前從一個研發酵母的小科研所發展起來的，如今已經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酵母及酵母衍生物生物制品企業，去年產銷已過十億，利潤總額過一億三千多萬元。湖北宜化是從一家街辦小廠發展起來的，去年總資產230億元，銷售收入168億元。這兩家企業被稱為“安琪奇跡”和“宜化神話”。在眾多國企陷入困境的形勢下，“奇跡”和“神話”為什么會出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們融資通道暢通，證券市場的資金可以源源不斷地給予“輸血”。　　

“主流”們，你們還要看到，國企與民企不同的是，還承擔著辦社會的沉重負擔：學校、醫院、派出所等等社會機構，大型企業基本都有。同時，為了解決待業青年的工作問題，國企在并不缺員的情況下，也要接受政府的招工計劃，形成了冗員負擔。這都是國企為社會分憂，為社會和諧做出的貢獻。　　

國企改革進展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面對國企因債務負擔、企業辦社會負擔和冗員負擔極其沉重，而市場競爭異常激烈、企業融資通道被完全切斷，國企普遍存在資金緊張、市場疲軟等困難，陷入嚴重困境。面對現實，各級政府如果按照國企改革初期提出的“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有針對性地為國企解困，國企是完全可以重現生機、度過難關、再創輝煌的。比如對于為增強發展后勁而進行技改形成先進技術裝備，投入的巨額資金，國家統一進行債轉股；比如為企業分離辦社會職能，切實減輕與生產經營沒有直接關系的負擔；比如通過可行的途徑以“人性化”地分流冗員；等等。　　

但是， “主流”們，這個時期，由你們倡導并力推的國企改革的出發點，已經從“搞活”變成了“搞死”。你們不是對癥下藥，而是為國企改制開出了致命的藥方：“改革進入深水區，改到深處是產權。”從而啟動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按鈕，向產權進軍，向公有制開火。你們不由分說，一致認為國企的根本問題，在于產權不清晰，所有者虛置，企業沒有人對國有資產真正負責。也就是所謂經營機制僵化。你們認為，只有國退民進，讓國有企業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才能從不跟根本上解決問題。于是，你們為下一步的全國性“賣光送光”國企作了理論鋪墊，奠定了理論基礎。　　

我承認，計劃經濟時期建成的國企，在市場競爭環境下，弊端是明顯的。但是其弊端“罪不至死”，完全可以通過內部改革調整來逐步解決。比如在國企實行的全員勞動合同制、全員競爭上崗制和公開競聘擇優錄用制等，都是有效的。“主流”們所說的機制僵化，說白了就是指國企管理層不負責、積極性不高、動力不足，但是利益激勵機制不也是可以建立嗎？我上文所說的安琪酵母和湖北宜化，其董事長、總經理當然是非常優秀的經營人才，但也并不是從國外引進的什么MBA（工商管理碩士），其原始學歷一是大專，一是本科。他們的年薪就是與其經營業績緊密關聯的。這樣的一些非常膚淺的道理，你們就是視而不見，說到國企就極力妖魔化，總是在產權上做文章，在私有化上做文章。　　

你們把適應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套企業制度也生搬硬套到中國的國有企業，建立了所謂法人治理結構，原來的企業黨委被涼在一邊，更不用說工會是聾子的耳朵了。國企原領導體制有三句話：充分發揮黨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個領導體制是經過實踐檢驗的。但是被你們徹底拋棄，結果，法人治理結構使很多企業形成了董事長、總經理和黨委書記一人兼，一把手一個人說了算的實際局面。　　

更要命的是，你們反復強調“政企分開”。剛開始，我以為你們的“政企分開”是政府和企業的職責分開，這當然是對的。我還以為你們的思想滯后，因為政企職責其實早就分開了，早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就不再干預國企的具體微觀的經營活動，企業的生產、管理、物資供應、市場營銷以及投入不是很大的技改等等，都由企業自主。　　

但是，后來我讀到了《經濟日報》用很大篇幅刊登的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劉吉的署名長篇論文：《政企分開政企分開政企分開》，方知你們所說的“政企分開”，不是指職責分開，而是要國有企業和政府完全徹底分家。國家的企業，政府行使出資人責任，進行監督和戰略指導，是理所當然的。可是你們極力主張政府完全撒手不管。結果，一些國企出現了“內部人控制”現象，電影《生死抉擇》中的故事，在部分國企演繹。政府明知這種現象存在，卻不查不管，生怕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完全沒有監督機制，少量國企出現腐敗現象有什么奇怪呢？你們開口就說“人都是自私的”，為什么在力主“政企分開”的時候，忘了這句話？國企是國家的，政府代表國家對企業在質量技術、重大投資、安全環保等方面，對企業領導班子在遵紀守法、廉政勤政等方面，行使嚴格的監督職能，是天經地義的，也是保證企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必要手段。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政企天然有著血肉聯系，怎么可能完全分家？　　

可笑的是，在你們倡導推行“賣光送光”的私有化改制的時候，你們不再說政企分開，而是在各地各級政府主導下，采用下指標、定時限、趕進度、政府大員上陣、集中全力攻堅的辦法，地方政府強行把國有企業一賣了之。結果造成了國有資產快速大量流失、國企職工大面積失業陷入極度貧困的悲慘景象，而這種天怒人怨的“賣光送光”，居然還是各地政府的政績，這真是亙古未聞的荒誕現實！我于是明白，你們振振有辭的“政企分開”，其實就是為國企又下了一個套，讓國企在缺乏有效監督機制的情況下，出現腐敗，管理松散，從而引起職工和社會的不滿，為你們的私有化改制提供充分理由。　　

“主流”們，你們堅持認為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企業制度。你們號稱經濟學家，總應該有自己的思考，不至于愚不可及到教條地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套完全適合社會主義的中國吧？你們沒有想到過“水土不服”嗎？我不太相信。實際上后來的演變告訴人們，你們是處心積慮要搞垮國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國家隊”、主力軍，進而搞垮公有制。你們說要探索什么“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不過是一個幌子，把國企賣光送光，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還是私有制的實現形式？　　

我記得，郎咸平教授于2004年底在部分高校發表演講，揭露國企私有化改制是一場少數人“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一時間形成了“郎旋風”，給正在為國企私有化改制而焦慮的人們帶來了希望。可是，你們卻急忙于2005年初，拋出長文《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你們說：“探索公有制實現形式不等于搞私有化，也不必然導致私有化。”現在，你們看看現實吧，導致私有化了嗎？我知道，你們一定在竊笑。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是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可是，你們把前一個支撐社會主義制度的“毫不動搖”，竟然毫不費力地動搖了，你們竟然肆無忌憚、毫不動搖地丑化和摧毀公有制經濟！　　

大量的優質國有資產，在你們的忽悠下被賤賣；大量的潛力巨大的國企，在你們的忽悠下易手私人。幾代人艱苦奮斗，幾代人的智慧和汗水凝聚而成的國有企業，形成的國家的寶貴財富，在你們的忽悠下化為烏有或者裝進了私人的腰包。而你們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用報表上的“數字游戲”忽悠決策層，忽悠老百姓，似乎真的是你們創造了現實版的“天方夜譚”：什么國企數量減少了，國企經濟總量反而增加了呀，國有經濟凈資產、利潤反而增加了呀，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優化了呀，等等一大堆不著邊際的假話空話，繼續忽悠著蒙蔽著善良的人們，仿佛你們一個個是發展國有經濟的大英雄大功臣，應該記功，記大功，記特等功。　　

“主流”們，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失業職工也許不一定都明白你們的忽悠。但是，他們都深刻地體驗到了，你們給他們的心靈帶來的嚴重創傷，給他們的正常生活帶來的災難性摧毀。國企從來就是職工的利益共同體，“國企光彩我光彩”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他們熱愛國企，他們以國企為家，他們奉獻在國企。他們和國企有著血肉聯系，國企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家園。他們就像鳥兒，總得有個窩，可是你們不分青紅皂白，拿起竹竿就把他們的窩戳了，還認為戳得很有道理。你們把他們驅逐了，你們對他們的生活進行了釜底抽薪，把他們的飯碗，連同他們的理想、希望和精神寄托，一古腦兒砸毀了。他們長期拿著僅夠生活的低工資，遵紀守法、誠實勞動、任勞任怨、默默奉獻，卻被你們殘酷地一腳踢開。哪怕他是勞模、三八紅旗手，都毫無例外。對于這種天下最大的不公平，你們還用了一個美妙的詞：安置。試問世界上有如此惡毒的“安置法”嗎？你們畢竟是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思維方式大相徑庭。你們欺凌了工人，還說是安置了他們，這就是你們的邏輯——打是親、罵是愛，下崗失業從頭來。他們一大把年紀了，生命對于他們是黃瓜打鑼去了大半頭，還能夠重來幾次？“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時候，你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現在，我知道你們早已不屑了。但是只要是中國人，就都是炎黃子孫呀，你們的良心和良知難道就完全消失，不見蹤影了嗎？　　

我再說一遍，我不過只是一個下崗失業職工，和你們這些學貫中西的大經濟學家相比，那簡直就是文盲。但是，對于國企私有化改制，我自認為還能看出幾分里面隱藏的荒誕。你們當然更是心知肚明。國企私有化改制自然已經覆水難收，但是，我們這些下崗失業職工，倒是希望你們能學習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啟蒙運動的卓越代表人物盧梭，從萬忙中抽出時間，每人寫一本《懺悔錄》。在中國，你們屬于最需要懺悔的人了。盧梭在《懺悔錄》中勇敢地向世人公開了他人性的陰暗面，但絲毫無損于其人格的光輝，反倒贏得了廣泛的愛戴。　　

（本文標題中“我向你們的良知呼喚”一語，來自我向來欽佩的思想家何新的一次著名演講。）　　

200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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