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開放經濟的真正起點是何時？
梅新育
新中國開放經濟的真正起點是何時？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于對“開放經濟”內涵的界定。如果將這個詞匯定義為對非特定國家的經貿往來，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就是開放經濟；如果將這個詞匯定義為與世界主要經濟體——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大規模經貿往來，那么新中國開放經濟的起點就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只要我們以不帶偏見的眼光審視較長的歷史跨度，我們就不難發現，盡管中國獨立自主的開放經濟建設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取得了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滿清入主中原以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開放經濟實踐自有其歷史傳承，它是在建國后前29年建立自主工業體系和打破外部封鎖的基礎上進行的，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以中美貿易突破為代表的對西方貿易迅速發展是改革以來建設開放經濟的起點和序幕，也正是建國前的革命戰爭和建國后前29年的努力才為我們贏得了獨立自主建設開放經濟的前提。在一個政府主要財源被外國使團控制、政府支出需要西方使團一致簽字同意的國家，所謂“發展”云云不過是天方夜譚而已，而這恰恰是中華民國可悲的現實。
由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戰略本身就可以總結為“趕超戰略”，其目標本身就是在國際背景下選擇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本質上就必然是一種開放經濟。在實踐中，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在社會主義政權建立之后，最高領袖都非常重視發展對外經貿，取得外部資源和市場，推動國內經濟發展。現代發展經濟學在二戰之后方才興起，在此之前幾十年，列寧便第一個系統研究了經濟落后國家如何依據自身經濟狀況，采取適宜的對外貿易和外資政策，以便加速本國經濟發展，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新中國的締造者們也不例外，無論是在為紅色根據地生存而戰之際，還是在逐鹿中原大局已定、以勝利者的姿態準備著手建設這個國家時，他們都以開放的態度看待對外經貿，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盡可能廣泛地利用國內外資源促進本國經濟發展。他們反對的是在不平等基礎上的外國商品和外資控制，但支持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發展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從毛澤東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到中共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的“工業問題”一節中毛澤東就引進外資專門作的一段論述，都體現出了這一點。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開放度較低，并不符合我國意愿，而是西方集團、國民黨軍隊和后來蘇聯集團封鎖所致。且不提美國操縱的巴統對華禁運項目竟然多達對蘇禁運項目的兩倍，[1]就是中國沿海南北航運，也被截斷達20多年。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軍隊便開始在美國支持下利用其海軍優勢封鎖沿海，從每一港口敗退之前都有計劃地炸沉或劫走船只，華北的航海船只全部被劫掠，上海原有90萬噸位船只，只留下14.5萬噸位可航行。[2]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又與臺灣當局簽訂了雙邊軍事協定，以美軍第七艦隊與臺灣當局海軍共同封鎖臺灣海峽，將此前臺灣當局海軍獨力進行的貿易封鎖行動變成了美臺聯合行動，致使中國沿海南北航線徹底中斷。僅1949年8月至1954年10月，就有228艘次中外商船在航行臺灣海峽時遭到臺灣當局武力攔截、追蹤和炮擊。直到1972年10月，廣州遠洋運輸公司才繞航臺灣以東太平洋海域，實現了南北沿海航運復航；1979年5月實現臺灣海峽通航。
在這種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發展史，可以說就是一部不斷打破外界封鎖的歷史。打破封鎖，首先是打破政治封鎖，與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在平等基礎上建立外交關系。打破封鎖也是打破外界經濟封鎖，在西方國家對華貿易封鎖已經成為現實之后，我國政府除了大力發展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貿易之外，又千方百計努力打破封鎖，進入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市場。從1957年開始，我國年年舉辦廣交會；到1973年底，同中國有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已有150個，中國在亞非拉和歐洲共25個國家舉辦了貿易展覽會，與世界上550個港口開展了貿易往來，并參加了國際博覽會。對亞非國家的援助除了開辟、鞏固外交陣地的政治意義之外，事實上也是一種開辟市場的辦法。而且，此時我國對外貿易區域分布與1960年代以前已經反轉：1960年代以前75%貿易額面向蘇聯東歐，25%面向資本主義國家，1970年代則相反。
正是由于我國在重重封鎖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依靠外交和軍事努力打破了東西方對自己的包圍圈，西方國家對華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轍，中國對外經貿的發展環境由此大幅度改善。由于美國是西方世界領袖、全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又是對華貿易禁運的發起者，包括經貿關系在內的中美關系正常化對中國建設開放經濟的外部環境具有關鍵意義。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明確指出：“雙方把雙邊貿易看作是一個可能帶來互利的領域，并一致認為，平等互利的經濟關系是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的，……對于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將予以便利”；同年11月，美國宣布允許美國飛機和輪船停靠中國港口，標志著西方全面對華貿易封鎖正式解除，中國從此開始得以全面利用被隔離20余年的世界市場。公報發表當年，美國商人就參加了春、秋兩季廣交會，中美貿易額從1971年的零跳躍至1288萬美元，1973、1974年分別為2.6億美元和4.76億美元。我國抓住這一機會大量進口了美國的廢鋼、民航飛機、農產品，這兩年進口的13套大化肥裝置（其中美國鮑曼·凱洛格公司提供了8套制氨生產成套設備）更與自主研發的良種技術、水利設施等共同奠定了1980年代以來中國農業起飛的基礎，同時也揭開了中國建設開放經濟新時期的序幕。換言之，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在建設開放經濟方面實際上處于蓄勢待發狀態，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得不承認現實，相繼與我國實現關系正常化，國際市場向我國開放之后，我國抓住機遇，開放經濟建設實現飛躍，自是順理成章。
（2008.11.17，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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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志平編著：《美國巴統是怎樣進行出口管制的》，第213頁，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2年。
[2] 吳承明、董志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一卷（1949—1952）》，第702—703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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