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與赦免“原罪”（修訂稿）

水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目前正在討論幾個法律條款的修改問題，其中關于將“巨額財產不明罪”的最高刑期由5年延長為10年，引起了公眾和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主流媒體大都以此舉措為“加大反腐敗的力度”而加以大力褒舉。而人們普遍關注的是，從表面上看，將最高刑期從5年延長為10年，似乎確有此作用。但在現實社會一些案例中，犯罪分子所擁有的不能說明合法來源的“巨額財產”動轍已達數千萬甚至數億元，以最高刑期僅規定為10年來看，實在是微不足道。此最高刑期與國際上其它國家（如新加坡）對相同罪名最高刑期的規定相比，也是明顯畸輕。筆者分析，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稿中之所以仍然只將最高刑期規定為10年，其實是大有講究的。

實際上，社會上對于刑法中列入“巨額財產不明罪”早有議論。從表面看，在刑法中增設此罪確實有助于對一些涉嫌犯有此罪的人有威懾作用，因為這是在刑法中唯一一條實行有罪推定的罪名，而且在審理過程是必須實行舉證倒置的。但法律中有了規定并不就一定能震攝犯罪。我國現在社會上的腐敗之愈來愈嚴重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筆者認為，法律條款對違法犯罪的威懾作用是否有效是有前提條件的：

第一，此罪的犯罪主體的確定。現有刑法對此罪的適用主體僅限于“國家工作人員”，也就是說，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屬于此列，就構不成犯罪。而現在司法解釋中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解釋過于局限，絕大多數股份制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和相當部分實際上承擔國家公職的公務人員都并不包括在內，更不用說社會上的普通百姓了。所以，實際上因此罪而受到法律追究的人數很少，這又如何能威攝違法犯罪分子？

第二，必須掌握“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證據。也就是首先要了解其擁有“巨額財產”而且與其實際合法收入不符，而本人又不肯說明其合法來源，此罪名方能成立。由于國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至今沒有出臺，而所謂的黨政干部財產申報制度形同虛設，而社會公眾又大多只能看到表象而無法提出確鑿的證據，所以，根本起不到對違法犯罪者的公開監督。

第三，缺少嚴肅和嚴格的執法舉措。在社會上一片赦免“原罪”的主流輿論氛圍中，從1997年刑法列入此條款以來，全國僅僅以此罪名受到查處并獲罪的違法犯罪分子為數極少，從媒體公開報導的資料看，只能以個位數。絕大多數只是在其它貪污受賄罪名成立后，仍然還有巨大數額的贓款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而司法機關又無法查明真相，只好將其列為一個同時并列的罪名。而其區區的最高刑期只有5年的懲罰，對貪污受賄罪名來說，根本起不到增大對腐敗分子懲罰力度的作用。這種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和執法不嚴的情況，使此罪名的成立也是徒有其名。

第四，最高刑期過短實際上就是縮短了對犯罪分子的追訴期。我國刑法第87 條規定：“犯罪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一）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五年；（二）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經過十年；（三）法定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所以，如果刑法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規定為 10年的話，即便此修正案從今年開始實施，那么，也就是說，在十年前（1998年以前）所開始擁有的不能說明合法來源的“巨額財產”已經全部合法化了。如果最高刑期為20年或無期徒刑，則可追溯到二十年前，也就是1988年以來的巨額不明財產仍都可以追究。當然，按刑法規定，除非在此之前，已有公眾舉報而因執法部門不作為而未被查處的，則可以不受此追訴期條款限制。

    所以，在筆者看來，此次正在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中“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相關條款的修訂，如果不能進一步明確并擴大此罪適用主體范圍，如果此罪的最高刑期不能延長到二十年以上，如果今后不能采取措施大幅度地加強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查處和執法力度，與其說此舉是加大了我國反腐敗的力度，還不如說此舉是一次明確將十年前的所有非法所得和無法說明合法來源的“原罪”合法化的一次非正式的“赦免”！

                                                   　2008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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