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主權經濟與有序發展

田忠國

　周天勇　先生“中國經濟的危機”一文，我讀了好多遍（烏有之鄉編者按：該文其實是張宏良06年的文章 張宏良：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紀念毛澤東誕辰１１３周年），我之所以讀了好多遍，主要原因在于，我從該文中讀到了中國災難的源頭，比如說幾十萬名高級干部和不計其數的主流精英，老婆孩子早成了外國人，而留在國內的外國人正在謀劃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一事實說明了一個重要現象：為什么世界各國的改革開放都是有益本國和本國民眾的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卻有益它國和極少數人真正原因。但問題是，中國出了幾個別國的精英和官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國對這種現象的容忍、默認甚至支持（任其繼續做官繼續“精英”就是支持），更可怕的是，為防止人民群眾反抗裸體官員和精英們的賣國行為，裸體官員和主流精英以反思文革為名，剝奪了人民群眾的一切合法權利（由合法變化非法，比如人民批評官員、監督官員的自由權利），逼迫人民群眾走上了暴力反抗的絕路，甕安群體暴力反抗地方官員的暴政就是對改革開放“成績”的最好說明。現在，越來越多的認識到，只有毛澤東能夠救中國，但一個殘酷的事實是，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來，用主流精英的話說，中國已經經歷了翻天覆天的變化，并由平民主義的治國道路，早就走上了精英主義的治國道路。或許，在人民自由民主的國家，精英治國是個不錯的選擇，但在精英專制的中國，精英欲望的無制，官僚資本自由主義就必然成了中國的不二道路，因為，只有實施官僚資本自由主義，精英利益相關體才能更好的實施掠奪。精英專制加官僚資本自由主義，就成了中國目前的不治之癌。但不治之癌也不是毫無辦法，比如說“烏有之鄉”網首頁的“公平擴大內需，正義創造財富，平等激發活力，自由享受激情”，話雖不多，但卻深刻的道出了社會發展的本質規律，但害怕甚至仇視“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的主流精英，卻努力在中國構建一個“精英”對內自由壓迫人民群眾，對外自由賣國的理論體系，并由理論到實踐，全面展開了精英自由化、官僚資本自由化、掠奪國家和民眾財富自由化的精英專制道路。在這條道路上走得越遠，壓制越厲害，壓制的時間越長，人民群眾的暴力反抗就越激烈。本來，我是個和諧主義者，但在沒有和諧價值秩序的情況下，和諧主義只是逆來順受的代名詞，所以，在和諧的價值秩序、制度秩序構建起來之前，我也是個和平反抗主義者，但如果“精英集團”不給人民群眾和平反抗的權利，人民群眾只有暴力反抗一條路好走，我也是暴力反抗的支持者，因為，世界歷史一再證明，沒有人民群眾對壓迫的反抗，就沒有社會的真正發展。

在寫本文的時候，我又讀了網易上的一篇報道和　黨國英　先生的一篇文章，在報道中得知，一個小小的派出所所長，竟然以搜刮民財為己任，而類似的派出所所長，在中國多如螞蟻，黃某之所以被揭出，只是他的運氣不好而已，因為，黃某之所以可以在當地橫行無忌，其主要原因他也有個可以橫行無忌的保護傘，不僅黃某如此，中國所有貪官都是這樣。而　黨國英　先生的文章則告訴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不可太快了，因為太快了有一定風險，我個人則認為，對于風險問題是個怎么看的問題，也就是說，人們是把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看作風險，還是把剝奪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視為風險的問題。再深一步講，中國面臨著經濟風險、金融風險、房地產風險，如果繼續數，我們還能數出好多風險，但最大的風險我以為是人民群眾缺少民主權利，缺少阻擊賣國勢力賣國的捍衛權利，因此，中國現在與未來的風險不是民主化進程太快了，而是太慢了。所謂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我以為就是個還給人民群眾對暴政、剝削、壓迫反抗權的問題。毛澤東之所以還給人民群眾反抗權，就在于毛澤東視人民群眾的權利、利益、追求、向往、渴望是黨和共和國的生命，而現在有人之所以反對甚至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就在于這些人以維護、擴張自己的利益為奮斗目標了。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人民群眾喪失對官員的批評權、監督權、反抗權，是中國最大的風險。

一、主權經濟是有序發展的基本前提

因為人民群眾沒有對官員的批評權、監督權、反抗權，這些權利的喪失，直接導致了人民群眾失去保護自己合理利益訴求的權利，也正是人民群眾失去保護個人利益權利的原因，人民群眾也同時失去了保護國家主權經濟的權利，由于人民群眾這兩個權利的喪失，一方面，“精英”為出賣經濟主權尋找理論根據，另一方面，有的官員為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不惜犧牲國家利益、民眾利益，甚至經濟主權，造成財富外流。據　周天勇　先生在“中國的經濟危機”一文中透露，這是特殊利益階層和不良精英互動，影響決策層的決策造成的，但問題是，決策層在決策前為什么不更多的聽聽反對者的意見？為什么不聽聽平民百姓的意見？這個問題不能深說，深說了會惹大麻煩的，因此，我在此只能給決策層提個醒：世界上任何國家，平民百姓是最愛國的，而精英層由于哪里都有奶，哪里奶好、奶多就往哪里投奔的一族，從這個角度說，精英層也是最大的誤國族。當然，精英也有興國的，那就看他是不是人民的精英了。但是，在中國的今天，人民的精英總是受排斥、受打壓的一族，從這個殘酷的事實上說，決策層就更需要排除主流精英的干擾，多聽聽受排斥的精英，也就是人民的精英的意見了。我一直認為，主權經濟是有序發展的基本前提，試想，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沒有了，她又怎么發展、如何發展呢？在我看來，經濟主權和國家主權同等重要，因為，一個國家經濟主權的喪失，也就意味著國家主權的喪失。

從世界各國對本國經濟主權絕對掌握控制權的情況看，任何國家對經濟主權都是不能放棄的，但為什么偏偏中國的主流精英以融入世界的名義，大力主張出售經濟主權呢？我個人以為，除了精英的個人利益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其為配合某些圖謀不軌的大國而采取的行動，也就是說，通過出售經濟主權的方式，達到肢解中國的目的。據研究美國史的人撰文說，美國是個買來的國家，也就是說，美國的部分國土，是通過購買的方式得到的。從空間領域上說，國土只是國家主權的表面形式，而國土的本質在于能夠在國土空間行使政治經濟主權，如果一個國家在表面上還保有國土主權，但經濟主權卻掌控在別國手中，其結果只能是，這個國家的民眾所創造的財富，由另一個國家的民眾享用。中國已經深陷經濟主權喪失的泥淖，如不盡快從這個泥淖中跳出來，其結果只會導致政治主權的易主。不僅如此，由于經濟主權的喪失，國內、外資本自由掠奪的加重，人民群眾的暴力反抗在所難免，當然，人民群眾的暴力反抗并不能說明是壞事，只能證明這是好事，因為，這會給賣國的精英層提個醒，賣國不僅會受到歷史的唾棄，在合適的時候，也會受到人民群眾無情的懲罰。精英層讀的書多，歷史知識豐富，應該懂得人民群眾的暴力懲罰不會是一種好受的事，因此，現在自醒比暴力懲罰后后悔要好。

二、在現階段的中國，提倡經濟自由主義就是敞開國門一任強勢資本對中國的自由掠奪

今天，我讀到了　張維迎　先生的新文章，大意是說，經濟自由是市場配置的最佳選擇，政府對經濟自由的限止是一種倒退。但事實上，就　連張　先生崇敬得五體投地的美國，對資本的自由掠奪也是不允許的，但美國不讓資本自由掠奪是面對國內資本市場的，但對資本到國外自由掠奪，美國的全部興趣就是支持掠奪。對于這個問題，我想曾在美國留過學的　張　先生應該比我清楚，但　張　先生為什么偏偏主張資本的自由掠奪呢？他是不是　周天勇　先生痛斥的那類學者呢？我想，全國人民的目光比我亮。但世界各國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在所謂的最自由的美國，資本也永遠是有限的自由，因為，只有資本有限自由，資本才會承擔它永遠不愿承擔的責任。事實上，中國卻支持資本的自由掠奪，并從政策上為自由掠奪提供保障，相反，對于創造資本利潤，本該享受資本利潤帶來福利的平民百姓呢，不僅剝奪了人們的分享權，還剝奪了人們的表達權，既利益訴求權，而這，就是近三十年的改革。當然，在改革過程中，在前三十年財富積累達到財富暴發的時候，財富的倍數增長規律不僅沒有成為改革“精英”們認真對待的經驗，反而成了“精英”們清算的對象，并突破道德底線，自由分肥前三十年全國人民共同創造的勞動成果。為了給分肥披上合法的外衣，“精英”們創造性的發展了一套完整的分肥理論，比如說冰棍論，腐敗推動社會進步，自私優于無私，自由配置是市場經濟的最優，如此等等。近三十年的實踐證明，這套“精英掠奪最優論”不僅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改革開放的福利成果，相反，卻為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打擊，平民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和鮮血與生命換來的美國白紙，成了“改革精英”引以為自豪的成績單。

三、賣國大潮的源頭在裸體做官和貪污腐敗

在中國大地上，當賣國作為一種榮燿如潮水一樣遍地涌動的時候，人們突然發現，那些官員的老婆孩子早就成了別國的國民，而且，在大洋彼岸，豪華的二奶村剌激得美國房產一路瘋長，這一現象恰恰證明，裸體官員與裸體精英是多么深謀遠慮，早就為遠走高飛做好了多方面的精神準備和物資準備。至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主流“精英”為什么一心一意出賣金融主權了。如果裸體官員和裸體精英只是個別現象并不可怕，假如人員不在少數也不可怕，但可怕的是為什么裸體官員和裸體精英照樣做官？照樣精英？這是不是暗示著中國人民更大的災難還在后邊？十幾年前，在“精英”們的教育下，我一直對毛澤東對待官員們的嚴厲梗梗于懷，無法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對官員們那么“無情”，經過近十多年的現實教育，我終于明白，如果毛澤東對有剝削思想的戰友有情，就是對平民百姓的背叛。由此可知，一個人的情感立場、價值觀念，決定了他選擇未來的發展方向。或許，由于未來的多變性和不可預測性，我們對未來的描繪，總與最終結果相去甚遠，但是，最初的價值選擇和價值管理能力，卻能給人們帶來一個明確的方向。我不敢說改革開放之初就出現價值選擇問題，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出現貪腐和裸體做官現象而沒有得到及時糾正是個不爭的事實。試想，如果一個官員、一個精英以別國為家，為自己的國家，他還會捍衛自己服務的國家利益么？由此可知，中國出現的賣國大潮，在裸體官員和裸體精英大行其道時，也就成了社會發展的必然，是命中注定的不二定數。要改革這種賣國的定數，現在不是糾正賣國現象，如果僅僅糾正賣國現象，今天糾正了，明天它又改頭換面出來了。因此，糾正賣國現象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裸體官員和裸體精英，對于裸體官員，清理出干部隊伍，而對于裸體精英，所有的賣國言論一是不采納，二是限止傳播。但令人遺憾的是，賣國言論在中國各大媒體上總能大行其道，而愛國言論總是受到各種限制，這一方面說明，賣國精英已經滲透到中國的各大媒體，并掌控了媒體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也說明，在宣傳管理上，我們出現了價值判斷標準的嚴重錯。胡錦濤總書記曾說，在思想宣傳上，我們并沒有改變西強我弱，不是原話，大意如此。造成西強我弱的原因，并非是西方媒體占居了世界道德的制高點，而是國內的賣國精英為配合西方主子，從理論上為西方制造攻擊中國的理論依據。這一現象并沒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展開有效的理論斗爭，同時，在應對措施上，總是缺乏靈動的民眾力量予以反擊。只所以造成缺乏民眾力量的原因，是中國的宣傳官員不相信民眾，其實，世界上任何國家，民眾都是最愛國的，因為，除本國之外，他再也沒有可以存身、可以發展的地方了。當然，有人也一定拿出民眾反抗反駁我的觀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眾反抗的根本性原因，必定是那里的官員出了嚴重問題，或官、黑勾結，欺壓百姓，或貪腐嚴重，危及到民眾基本的生存條件，他們在反抗的時候，渴望的是官清政廉，國泰民安，良好發展，對于這一點，如果中國沒有一個理智而又正確的認識，不能像毛澤東那樣從民眾權利和利益的角度思考問題，中國必危。

四、暴力反抗是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全面否定

進入08年以來，在中國，暴力反抗事件一連串發生，有人認為，暴力反抗發生的原因，是刁民的刁鉆之行，必須毫不留情的予以嚴懲，如果高層接受了這個官員只為自己利益著想，不管不顧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建議，必會助推民眾與高層的對立，使胡、溫新政后民眾建立起來的期望與信心蕩然無存。到目前為止，高官層并沒有對刁民論的制造者予以反駁，已經使民眾喪失了不少的信心。這是工作失誤？還是一種默認？如果是前者，說明情況，予以駁斥，尚可收復民心，但若是默認，中國的前途命運堪憂。前面已對暴力反抗發生的原因作了簡單分析，在此需要進一步說的是，為什么造成官、黑勾結？貪腐嚴重呢？有人可能能找出N次平方個原因，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是什么？有人肯定說是市場自由配置原則，這一點沒錯，但是，市場自由配置的核心又是什么？我想，人們一直對這個問題重視不夠。　吳敬璉　先生曾說，是政府權力過大造成了市場異化現象的出現，如果　胡　先生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經濟學常識，事實上，那個被　吳　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的美國，不也是一個強權領導國家么？我以為，問題不是出在政府權力過大上，而是出在政府權力弱化、民眾監督權利缺失、個人權力無限度擴張上，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謂市場的自由配置，說穿了就是一任強勢資本自由掠奪，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那些把政府權力關到籠子里的籠子論，其實就是從理論為資本恣意掠奪提供理論依據。當然，不僅是中國，世界各國都面臨一個同樣的問題，如何把為自己謀私、貪污腐敗的權力關到籠子里的問題，而不是把為人民服務的權力關到籠子里。但　從茅于軾　先生關于權力問題的議論上，我分明感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讀過自由經濟鼻祖弗里德曼原文的人都知道，那套經濟學理論，說它是經濟學理論不如說它是分化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更確切，因為，它的核心內容其實不在市場的自由配置上，而隱含在市場自由配置深處的是，個人的經濟權重比例決定個人的政治權重比例，說穿了就是，你有多少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你就有多少權利。中國近期一連串的暴力反抗事件，就有力的否定了這種權重理論的荒謬，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國一些媒體上，卻用這種理論觀點分析我國的政治經濟狀態。我這樣說有人可能以為，我是個反西方主義固步自封的人，其實，我一貫主張，中國必須在全球視野下尋求政治經濟的主權和有序發展。在政治經濟上，沒有主權，何談發展？既便發展了也是為別國的發展。但中國要發展、要自強，就必須認真分析各國發展過程中的得與失，融合到中國發展戰略哲學里去，只有這樣或者說唯有這樣，中國才能尋找屬于中國的、正確的發展道路。

　2008年7月1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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