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究竟應走向何方——讓誰受益

康新貴

摘要：改革或者說可供我們選擇的道路大體上有三條：一是以北朝鮮為榜樣，回到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福利制度要進一步向北朝鮮學習，并且要解決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二是堅持現在改革方式；三是建設多元化的福利社會。無論如何選擇，都應當是一個民主的決策過程，因為只有充分民主的決策過程，才能保障各方的利益。本文在分析了各階層的現狀和利益需求后認為，建設多元化的福利社會是唯一的希望和出路，這也是各階層都能基本接受的唯一方式。

關鍵詞：四個階層、民主決策、福利社會

一、北朝鮮的誘惑——全面福利制度。

朝鮮如今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典型國家。雖然這么一來朝鮮的經濟發展遭到嚴重阻礙，朝鮮人民的生活在低水平徘徊。然而，也正因為朝鮮強調計劃經濟，什么都由國家包下，統一分配，類似于改革前的中國。

朝鮮人民享有四大福利：

一是免費教育。

朝鮮實行全民11年制義務教育。朝鮮的學制與中國不同，其中學前教育1年，小學4年，中學6年，總共11年。

在這11年中，所需的學雜費、文具費由國家負擔。國家每隔兩年給小學生免費發放一套校服。中學生的校服，家庭交納20%的費用，其余80%由國家負擔。

高中畢業之后，要進行高考，擇優錄取，大約有50%的高中生可以升入大學學習。在大學，國家給大學生發放助學金。朝鮮全國有200多所大學。其中最大的是平壤的金日成綜合大學，在校大學生達一萬多人。

沒有考取大學的人，有的參軍，有的參加工作。

在日本統治期間，朝鮮人95%是文盲。現在，朝鮮的大學教育相當普及，所以朝鮮人的文化素質不錯。

大學畢業之后，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所以朝鮮人說，在朝鮮沒有失業，沒有下崗，全民就業，每個人都有活干。

二是免費醫療。

從1953年起，朝鮮實行免費醫療。朝鮮人說，他們看病不花錢，所以不知道手術費是多少錢，藥費是多少錢，因為這些都是免費的。他們住院、鑲牙全免費，甚至連住院伙食補助和往返路費都可以向單位報銷。

免費醫療的直接結果是延長了朝鮮人的壽命，朝鮮目前的平均壽命是男73歲，女77歲。

三是免費分配住房。

朝鮮不允許有私人住宅，住房全由政府、單位提供，分5個級別。1級住房是一般老百姓住房，2級住房是一般干部住房，3級住房是科、處級干部住房，4級住房是局長級干部、大學教授住房，特級住房是副部長以上高級官員住房。

城市居民只要結婚，都可以分到一套80平方米至150平方米的住房。農村的房屋也由國家統一修建。

他們分配到的房子不是毛坯房，而是由國家統一裝修好的全裝修房，甚至連家庭用具也有。朝鮮不收房費，連電、水、煤氣、冬天的暖氣，都是統一供應。一般一戶人家每月的水電暖氣費加在一起也就是兩朝元，不過是象征性的收費而已。

不過，由于朝鮮電力不足，電壓又低，不加裝調壓器許多家電就無法使用。為了節電，電熨斗、電爐等耗電量較大的電器被禁止使用，違反者要予以處罰。

干部調動工作時，把原住房交還給國家，到新的工作地點領取國家分配的新的住房。

四是實行養老退休制度。

朝鮮所有的成年人都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女55歲、男60歲退休，退休后領取退休金。退休金按每個人貢獻和工齡確定，優秀勞動者的退休金達原來工資的100%，低的也達到40%以上。①

二、北朝鮮的福利政策能夠誘惑誰？

當今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級：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國家管理人階層，即由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所組成的社會群體，在1999年，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2.1%。資本家階層。主要由大、中資本家組成。在1999年，以大、中私營企業主構成的資本家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0.3%以下。中產階級——即中間階層，從來源上看，包括“傳統的中產階級”和 “新中產階級”：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7%左右。勞動者階層。這個階層被細分為三個子階層：貧困型、溫飽型、發展型。貧困型：不擁有任何稀缺資源，只擁有甚至不擁有過剩的勞動力資源。主要指貧困山區的農民、年老體弱和無技能的城市下崗職工、失業和半失業人員等。這部分人的生活極為貧困，是絕對生活貧困者。他們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生存的基本物質需要，衣、食、住、行對他們來說都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為如何生存而苦腦，一旦發生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學、意外事故等，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法承受的災難性打擊，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在中國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區的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貧困農民，這些地區的貧困人員總數有6500萬人左右⒄（李強 孫立平 沈原2004年 55頁）。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尤其是那些40-50歲左右的中年失業者及其家庭，這部分人的夫妻雙方大部分只受過初等、中等教育，過去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的體力工作，現因公司不景氣破產或停產、半停產，這部分人既不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新的經濟增長產業，需要較高的文化程度，他們對此也沒有任何機會，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社會的淘汰者，他們失去的不僅是工資收入，同時也失去了醫療保障、養老保障。從整體上說，他們的出路將會越來越難，他們比那些已退休的職工、比有一塊承包地的農民更為困難，他們是改革利益的受損體。貧困型勞動者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10%左右。溫飽型：不擁有任何稀缺資源，只擁有過?；蛞话愕膭趧恿Y源。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體力勞動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業的產業工人、服務行業中的普通服務員、建筑業的民工、自給自足的農民、小個體戶、普通營業員等。因地區分布的不同，他們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發達地區，如廣州，他們的年收入在1-1.5萬元左右。之所以將他們劃分為溫飽型，是說他們的生活剛剛脫離了絕對貧困線，他們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證，但他們依然很脆弱，面對本人及家庭成員的疾病、失業、子女上大學、養老等問題，他們依然是束手無策，他們隨時有可能因一個微小的振蕩而掉進貧困型中。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70%左右。發展型：是指智力型勞動者，他們是勞動者階層的最高層。典型的如技術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員、營銷人員、中介行業中的一般律師、注冊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個體工商戶、中小學教師等。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識、技能性勞動為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們依然屬于勞動者階層。在發達地區，如廣州，他們的年收入在4萬元左右、在內地，在2.5萬元左右。他們的社會地位較為穩定，有初步的失業、疾病和養老保障，他們已擁有一定的知識、技能、社會網絡關系等稀缺資源，他們在社會上已有了一定的聲望。之所以說他們是發展型，是說他們通過階層流動、身份轉換，有可能上升到中產階級甚至更高，也有可能被淘汰而下降到溫飽型、貧困型的行列。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10%左右。整個勞動者階級在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90%左右，中產階級占7%左右，國家管理人占2.1%，資本家占0.3%以內。②

教育、醫療、住房、養老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必須的需求，是必須得到滿足的需求。而這些需求，對當今中國社會來說，只有一少部分人得到了完全的滿足，對資本家、國家管理人、中產階級來說，這些最基本的需求的滿足已不存在任何問題。對勞動者階級來說，則依然存在很大的困難。尤其是溫飽型和貧困型勞動者，他們只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程度的解決了目前的吃穿問題，住房、教育、醫療已成為新的三座大山壓在他們頭上，實際上的“大山”不止這三座，養老也是一個。例如房價：廣州的房價每平方米在1萬元左右，80平米的房屋需要80萬元左右，這對年收入2萬元左右的溫飽型勞動者來說，是個天文數字，至于貧困型就沒必要再說了，即使發展型勞動者，如年收入4-6萬元，買房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大學學費：公辦大學學費每年為5-6千元左右，民辦大學學費平均每年為1萬多元。住宿費每年1千元，伙食、日用品、交通費等每年至少6千元左右。如此，一個大學生每年費用至少在1.2萬（公辦大學）到1.7萬（民辦大學）以上。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布的《中國貧困生調查報告》的公益調查結論顯示，2006年，有6成貧困高考生湊不齊學費。81%的家庭總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10.2%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達79.8%，只有4.7%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以內。③這個數字與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80%）基本相當。很明顯，對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來說，他們沒有能力自己支付高昂的大學學費，對內地的欠發達地區來說，發展型勞動者的年收入大約在2.5萬元左右，如果不是雙職工的發展型勞動者，也依然很困難。至于醫療、養老就只能被擱置不管。

面對北朝鮮的全面福利制度，對貧困型、溫飽型和大部分內地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型勞動者來說，如此全面的福利政策真是太有誘惑力了。誠然，北朝鮮的工資低、朝鮮人民的生活在低水平徘徊。然而中國的勞動者階級尤其是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尚未達到低水平的衣、食、住、醫、學無憂的低水平狀況。他們僅僅剛剛能夠解決目前的吃飯和穿衣問題。

一些人反復如祈禱般的說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要堅定不移的堅持改革。不錯，改革三十年，街上布滿了樓房、到處是商場、商場里的商品應有盡有，公路上到處是車、gdp更是高速增長，這一切，都是北朝鮮所沒有的。但這一切，與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有多大關系？據報道，北朝鮮首都平壤的大街上車輛稀少、冷冷清清，廣州大街上則車滿為患，車多與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有關嗎？如果說有關，那就是摩托車、電動自行車被禁止了，人力三輪車也被禁止了，而這些被禁止的車是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的交通工具甚至是謀生的工具。改革，真是幾人歡喜幾人憂。

應不應當改革？改革究竟應如何改、向何處改，換句話說，改革讓誰受益？這些問題至今爭論了三次，但依然未爭明白。原因在于各階層在改革中獲得的利益不同，而各階層、利益集團又都不肯讓步，很難達成一致的意見。既然我們中國人自己很難想出一個大家都能基本接受的方案，那就只好采用拿來主義的辦法，看看別人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好在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不論是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還是私有制、混合經濟的市場經濟，社會分層都是必然的，絕對的平均是不存在的，貧富差距是難免的，關鍵是如何控制貧富差距以及如何解決最低生活保障。

三、西方福利國家（社會）政策概況

社會福利是指為了促進個人的功能發揮和使之獲得最低的生活水平而提供一系列項目、好處和服務。廣義上，社會福利包括四個因素：收入補貼計劃、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務。④

一般認為，大多數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建成了“福利國家”，如西歐、北歐各國。各個國家的實際做法不盡相同，福利國家一般是指私人企業生產物質產品，而政府則提供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準所必不可少的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包括社會保險、衛生保健、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動等內容的國家。建立“福利國家”的目的是有意識地運用政治權力和組織管理的力量，主要是在分配領域，矯正市場機制的缺陷，通過稅收和福利補助調整不同階層的收入，縮小二極分化，緩解不同階層的矛盾，使社會獲得穩定。

如在英國保守黨執政的1994—1995年，最上層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鎊/年，與最下層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鎊/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慮貨幣福利、實物福利和稅收后，最終收入分別變為28640英鎊/年和7720英鎊/年，二者相比為3.7倍。⑤法國醫療保險是由國家和私人機構共同經營的，但是國家的色彩強一些，所以它的體系有社會主義的味道。在法國只要一人工作，一家人都會獲得保險。不僅大公司要為雇員提供保險，小公司也有這個義務。失去工作也不會馬上失去醫療保險。

加拿大則擁有世界上最慷慨的醫療保健制度。這個保健制度由政府提供，費用都由國家承擔，比社會主義色彩濃厚的法國還好。如果按美國人的觀點，至少在醫療保健上，加拿大實行的是共產主義制度。因為是全民保健，每一個公民和永久居民均可以享有，它包括所有主要醫護和治療。⑥

德國是世界上福利制度最慷慨的國家之一，德國一個四口之家的補貼每月可以達到1600歐元，但同時該國卻面臨著高失業率。很多經濟學家都擔心這種“慷慨”福利政策會養“懶漢”。在德國，有些低工資工人也可以享受到福利待遇，大約有100萬接受該項福利的人有正當工作。德國首相默克爾承認，有很多德國人就為了能夠領到津貼，而有意縮短工作時間。⑦

相比之下，印度是個貧窮國家，印度人民院（下院）22日以高票通過了執政黨聯盟提交的《國家農村雇傭保證法案》，決心解決印度最大問題——貧困問題。根據規定，所有的農村家庭都是這項法案的實施對象。法案將保證每戶家庭人均每天得到最低60盧比(約合12元人民幣)的生活費和100天的勞動時間。有分析人士指出，這樣的扶貧法案，對全國7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長期受到失業和貧困困擾的印度來說，此舉是該國邁向福利國家的第一步。⑧

　2006年2月28日　，《人民日報》刊發的《印度百姓看病不難》的報道：印度推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度，建立了一套包括國家級、邦（省）級、地區級、縣級和鄉級醫院在內的政府醫療服務體系。除此之外還有各級醫療中心。與此同時，政府也鼓勵私立醫院擔負一定的社會責任，為貧窮患者適度減免醫療費用。如此就構成了一個立體的醫療網絡。條件不太好的醫療中心，承擔著大眾的醫療服務；而私立醫院，則為那些對醫療有較高要求的人提供服務。⑨

印度大學每學期的學費是多少呢？據　2006年4月7日　《環球時報》報道，是200盧比（約合4.65美元）。住宿費是60盧比（約合1.40美元）。教材自己到書店購買。收費最高的信息技術學院每學期學費也不過600盧比（約合13.95美元）。⑩

瑞典在個人所得稅中實行超額累進制（最高時邊際稅率曾達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顧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貧措施，從而有效地抑制了社會兩極分化。1977年瑞典全國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經稅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約4比1。這一政策使國民收入分配產生了有利于勞方的變化，勞動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已由戰后初期的1比1，上升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頭甚至達到4比1。這種發展使財產占有的差距也在縮小。1930年至1970年間占家庭總數1%的最富有者的財產占家庭總財產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會結構因此開始由傳統的金字塔型向棗核型演變。⑾

據《南方》雜志報道：巴西雖然是擁有1.8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但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趕上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全民免費義務8年教育和全民社會保障制度。⑿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主張“第三條道路”?！暗谌龡l道路”對社會福利的基本主張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在人力資本上投資，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經濟幫助，為了取代‘福利國家’這個概念，我們應當提出‘社會投資國家’這個概念，這一概念適用于一個推行積極福利政策的社會。”⒀一句話，變“消極福利”為“積極福利”，而不是不要社會福利。“用‘福利社會’取代‘福利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約定的基調，……，福利供給的重組應當與積極發展公民社會結合起來?！雹遗c此相應，布萊爾在總結他所領導的政府的“工作重點時，把優先權賦予教育、教育、教育。”⒂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福利國家”的討論“把重點轉向了‘對可能性的再分配’對人類潛能的開發應當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雹?/p>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對英國福利制度的改變，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討論的重點轉移，是建立在英國、歐洲已有的較為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之上的，是對“從搖籃到墓地”式福利制度的改變。這與我國目前的社會福利現狀有著根本的不同。

總而言之，由于市場的不完善、市場本身無法回避和克服的缺陷，迫使國家不得不利用政治權力保護公民免受社會風險，成為建設福利國家的基本共識。在這種共識的指導下，西方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再分配。以30%左右的稅率將財富從個人征收到國家手中，然后將其中的30%—80%轉移支付到社會各階層。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社會轉移支付率占平均稅率的30.7%，西德為55%，瑞典為78.9%，英國為78.4%。⒄根據社會轉移支付率占平均稅率的比例，瑞典和英國是典型的高福利國家，國家福利功能大，美國是低福利國家，國家福利功能小。國家福利功能小并不一定意味著福利小，因為福利可以來自于國家，也可以來源于市場和社會。目前流行的學說是以福利社會取代福利國家，救濟式的消極扶貧轉向積極的福利政策。但無論如何，社會福利保障都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干預。

總體上說,建設福利國家、福利社會,是通過對國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進行干預和調整，縮小二極分化，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通過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和就業能力等。

四、西方福利國家產生的歷史原因——福利保障制度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里，有勞動能力而不從事勞動，靠流浪乞討生活的人被視為懶惰。在工業社會，大工業形成大市場，市場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系。在冷酷的市場競爭中，勞動力成為商品，成為贏利的工具，一切不符合市場競爭要求的個人都被無情的拋棄。疾病、傷殘、老齡化、產業結構調整、企業減員、技術進步、個人技術知識的老化、陳舊過時、自動化程度的提高、生產效率的提高等等，都可能使非懶惰的人們失業，喪失生活來源，使他們陷入無以為生的困境。他們是工業化、市場競爭的犧牲者。這種犧牲也使他們產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使他們可能組織起來敵視、反對、對抗社會對他們的不公正與不合理。如此，社會階級矛盾就趨于尖銳的對立。如何對待、處理這種矛盾，各國統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和政策，既表現在政治制度方面，又是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對社會公正與正義的追求不同。這里，主要由知識分子形成的對社會公正、正義價值目標的文化氛圍，是政府采取不同政策的基礎因素。

歷史學家湯因比說：當人民無法為自己獲取一種對于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東西時，……，政府就應當進行干預，并且為人民提供這種東西。理查德·蒂特馬斯說：政府越來越被認為是有適當的職能，甚至是義務去解除窮人，甚至是社會所有階級的痛苦與張力。比特里斯·韋伯認為：政府全面的保護所有個人的政策，是一個對癥下藥的、滿足公民最低需要的政策。⒅

福利國家的出現，正是在這種社會需求和社會公正、正義的價值觀念的交互作用中產生的。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由政府出面提供與個人及家庭收入相應的最低收入保障；二是政府有責任幫助個人和家庭抵御社會風險可能帶來的危機；三是政府保證所有的個人（不論社會地位高低）享受盡可能最好的、不確定上限的服務。⒆福利國家是工業化時代國家社會功能的具體體現。

同時，福利國家的興起，與這些國家普遍推行的民主普選制密不可分。公民的投票影響、左右了參加競選的各政治黨派和候選人的政治態度和策略，而需要社會提供幫助的人群總是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盡管他們需要社會幫助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任何參加競選的黨派都不能忽視這些群體手中的選票，當然也就不能忽視這些群體的利益訴求。可以這么說，正是普選制導致了國家政策法律對社會各階層的認同。

五、改革的三條道路

總結以上各國經驗，改革或者說可供我們選擇的道路大體上有三條：

一是以北朝鮮為榜樣，回到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福利制度要進一步向北朝鮮學習，如住房，改革前我國不是所有結婚的人都能分到房屋，農村也不是由國家統一修建房屋。這條路福利盡管很全，但經濟總量發展太低，也不能為個人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一些人主張搞民主的計劃經濟，也能把經濟搞上去，但迄今為止，未有一個成功的典型。

二是維持現在改革方式。目前的改革在發展了經濟總量的同時，已造成嚴重的二極分化，基尼系數已達0.47。且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的低層次的生理、安全需求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這是極不合理的，這使他們對改革產生不滿情緒。如果要講民主，如此改革則不可能繼續進行，堅持如此改革，就只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既得利益者對利益受損者專政。而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很難想象，一個由溫飽型勞動者為主體的弱勢勞動者階層，如何實現統治國家的權力，所以只能是強勢階級的統治。這種《憲法》規定與現實的長期相背離，更容易使人產生不滿情緒。

三是建設多元化的福利社會。當今西方各國，在本質上已不同于資本主義初期的私有制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狀況，決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是包括生產資料在內的各種因素和力量。這種多元因素控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狀況，再冠以“資本主義”社會已不相符合，至于“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等名稱，也不能體現其本質性的內容，稱為“多元化社會”可能更為合理。北歐各國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名稱與實際社會結構無任何實質性的關聯，詞不達意，這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傳統名稱，而稱為“多元化的福利社會”能夠很好的刻畫其社會結構的本質特征。

多元化社會，比單一因素控制的社會為人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機會和可能。允許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激發了人們的投資熱情，增加了社會經濟總量和增長，私有制下的權利、義務責任的明確性，使財產可能按經濟規律本身的要求發展，使財產發揮最大的經濟效果，這一點在計劃經濟里很難作到。但私有制經濟，尤其是不發達的私有制經濟社會，生產資料依然十分稀缺，生產資料的私有權依然是控制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的決定性因素，這使得資本家階級利用其優勢地位嚴重剝削工薪階級的勞動收入。這是國家管理人集團必須面對的社會現實。是建設福利社會緩和階級矛盾，還是聽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而發展權貴經濟？中國目前的現狀是市場機制遠未完善，在政府主導性的社會里，權力的濫用則必然產生官商勾結、嚴重侵害經濟和社會發展、侵害勞動者階級利益的權貴經濟。諸如國有資產的賤賣、陳良宇社?；鸢浮①嚥前傅鹊却蟀笇映霾桓F，都是權貴經濟的必然產物。這正是行政權利直接支配資源所帶來的惡果，是制度性腐敗，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在權貴經濟里，勞動者階級的利益遭受雙重剝奪，資本家的剝削和官僚集團的壓制。在這種狀況下，勞動者階級不可能在政治上獲得平等的權利、實際生活上實現富裕和對精神生活的享受。中國目前對市場機制、私有制的爭論，部分起因于目前存在較多的官商勾結產生的權貴經濟，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妨礙人們對市場機制和私有制的認識。

現代國家有兩個基本職能，一是對外安全，一是對內安全。對外安全就是抵御外寇，對內安全就是調節國民收入、建設福利社會，以保障社會中下層的基本生活水平，緩和階級矛盾，使社會平穩發展。尤其在我國目前，勞動者階級已淪落為弱勢群體，他們自身的生理、安全的低層次需求，包括住房、養老、醫療、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都不能完全靠自己解決，尤其是溫飽型勞動者和貧困型勞動者，他們急需要國家和社會提供福利幫助他們解決這些生活上的必須要求。而他們之所以陷入貧困化的第一個原因是國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不公平。這里橫向比較可能更能說明問題。目前我國總工資占GDP的比例為40%左右，資本主義國家為50—60%之間，在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美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20）瑞典的勞動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在二次大戰戰后初期為1比1，六十年代為2比1，七十年代為3比1，八十年代為2比1，有些年頭甚至達到4比1。（21）中國的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為0.65比1。（22）我國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資所占的比例顯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這種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支出更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并沒有形成占主導地位的建設福利社會的價值觀念。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的12%。在發達國家中，社會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財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國中央財政支出總額中，社會保障支出約占32％，衛生及社區服務支出約占17％，教育支出約占12％；（23）2004，我國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支出總量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25％，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美國為75％；近年來，我國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數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韋等國比我國低之外，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高于我們。（24）利益分配不公，使貧富差距不正常的加大?；嵯禂狄堰_0.47，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警戒線為0.40）。（25）同時，由于物價的上漲速度高于勞動者階級收入水平的增長，在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勞動者階級的實際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沒有同步提高甚至有所下降，這是當前相當一部分人對改革持懷疑態度，對改革爭論加劇的基礎性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各階層普遍或多或少的享受了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利益，因此社會普遍支持改革并積極的參與。

從民主的角度來說，民主的核心原則是多數人的統治，而中國的多數人——勞動者階級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調整國民收入的第一、二次分配，使之達到當代應有的公平正義水平。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不論是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北朝鮮，還是實行私有制或混合經濟、市場經濟的北歐、西歐各國，都推行了種類比較齊全福利制度，使社會中下層獲得了相對穩定生活保障。在這個問題上，因為中國的右翼反對福利制度，認為會損害經濟的發展；左翼的相當一部分人主張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對福利社會嗤之以鼻，因此，主張建設多元化的福利社會在目前沒有多大市場。這也是中國目前不能向西歐、北歐學習建設福利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

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實行民主的決策過程，民主的決定改革的方向、路線和政策，將出現一個怎樣的局面？強勢階級（既得利益者）中的絕大部分將同意堅持以目前的方式進行改革并且要加大力度；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則期望建設福利社會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至于如何提供則無關緊要。本人屬于發展型勞動者，曾在廣州工作，因買不起房屋等原因離開，面對北朝鮮分配房屋、免學費醫療費等福利有些動心；面對多元化社會帶來的發展前景也有點動心，所以希望向西歐、北歐的多元化福利社會學習。假設發展型勞動者（占10%左右）均是如此期望，強勢階級占10%左右，溫飽型、貧困型占80%左右，民主決策可能出現什么樣的結果？一部分右翼中的自由主義人士也在高唱民主，若真的實行民主決策，中國的道路將會是怎樣？

一句話，建設多元化的福利社會。簡單的說，發財的發財、升官的升官、做學問的做學問、做工的做工，各得其所；發達的發達，不發達的有生活保障且保證一定的水平。如此，社會各階層在改革中都獲得基本認可的利益，社會才有可能穩定的發展，這是唯一的出路和希望，也是成功的經驗。否則，要堅持改革，只能是在祈禱般的口號聲中進行：堅持改革開放不變（如果大家都同意就無所謂堅持）、不爭論（大家基本同意爭論就很小，也無傷大雅）、殺一條血路改革（沒有人強烈的反對就不需要流血）。實踐證明，赴湯蹈火，闖地雷陣的做法是錯誤的，請問，誰是地雷陣，是中下層的人民、還是中上層的官僚、資本家、中產階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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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新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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