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讓市場換來了技術進步？──對中國引進外資策略的分析

陳 漫（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
岳健勇（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

[寫于2002年]

一、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策略
二、引進外資過程中的兩個幻覺

【注釋】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僅次于美國，居發展中國家之首。截至2002年9月底，中國已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14,796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347.80億美元，在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超過180個，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多家來華投資。[1] 外資的大量流入給中國帶來了可以看得見的利益：首先，增加了國內總產出、出口、稅收和就業；其次，提高了國民和國內企業的市場競爭意識，推動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然而，過去20多年的實踐表明：迄今為止，中國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來推動本國工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成長的策略卻成效不彰，實施“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結果是中國單方面出讓了市場，而國內產業的成長卻日益減緩。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外商投資企業對中國本國工業的競爭優勢將更加突出。

一、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策略  

    1992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為此修改了《合資企業法》，允許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長。在中美市場準入談判中，中國政府承諾將大幅度降低關稅及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場準入條件的放寬，激發了外商投資中國的熱潮，西方跨國公司對華投資速度明顯加快，1992至199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增長了3倍多。在這一時期，中方堅持在合資企業中的控股地位，力圖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日資在西方國家的對華投資中比重最大，投資的領域最廣，但日資企業限制技術轉讓的意圖十分明顯；而美資企業由于技術創新能力強，技術轉讓相對積極。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對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見表1）。但是，從1997年10月以來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開始下滑，一是因為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了世界經濟，二是相對于國內消費結構的變化，中國利用外資的結構面臨較大的調整。由于中國制造業的開放程度已經較高，外資對低技術制造業的投資出現下降趨勢。1999年外商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從1994至1995年的20%的高水平下降至10％的低點，此后幾年一直如此。

    截至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投向是，工業占59.6％，房地產公用事業占24.4%，農林牧漁業僅占1.8%，交通運輸及科研、技術服務業合計僅為2.8%。在對第二產業的投資中，加工工業又占較大比重；這類企業大多是港臺的中小資本，在各種優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國內廉價的土地、勞動力、能源和原材料，其中不少企業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一帶從事原料藥、化工和塑膠制品的生產，對環境的污染十分嚴重。但這類中小型加工企業主要是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較少爭奪國內市場。日本和歐美的跨國公司則主要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它們大量投資機電、日用化工、輕紡等高利潤的傳統行業，產品銷售額在國內市場上的比重增長迅猛。電子及通訊設備類的外資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已處于絕對優勢地位。

    事實證明，1992年中國實施“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其實并未獲得成功。外商大企業力圖通過大規模投資取得在新興產業和高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并依靠巨額資金和技術投入形成了競爭優勢，對中國本國工業筑起了難以克服的“產業進入障礙”。目前，外商直接投資中的外資控股和獨資企業數目迅速上升，獨資和控股經營已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技術密集型的新興工業領域，外商獨資的比例越來越高，超過1億美元的大型投資項目的數量增加較多。從2001年開始，外資企業加快了向中國轉移制造業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的制造業大多處于價值鏈的低端，中方參與生產的只是價值鏈中技術含量低、適合大規模組裝的部份，這種移植的制造業完全受制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的基礎十分脆弱，很難孕育出現代化的中國產業。

    在中國以合資方式引進的技術中，屬于硬件技術的成套設備的進口占了絕大部份，技術許可和技術咨詢服務等軟件技術引進的合同數量和金額很小，所占比例不超過20％，反映出中國企業普遍存在技術依賴心理，這樣掌握著核心技術的跨國公司就很容易將合資企業改造成它們的最終產品裝配線。由于引資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預下進行，政府和企業行為的短期化在引資中就表現為“重表面而輕實質”，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嚴重不足。中國用于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資金只占技術引進資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韓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資金三倍于技術引進的資金。對于許多地方政府來說，引進外資的目標日益模糊，甚至引資本身成了目的，從而造成“為開放而開放、為引資而引資”的局面。中國不少企業未能通過合資消化、吸收先進技術，無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開發能力，即便是在員工素質、信息等基礎條件最好的上海也不例外。

    外資方采取的一系列技術保護措施與上述國內因素相互作用，在遏制中國產業技術進步的同時，完成了對中國的技術控制。

    首先，由于技術是重要的無形資產，跨國公司為保持競爭力，往往將技術通過內部市場轉讓給其占有控股地位的子公司，對轉讓的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被轉讓技術的先進性與跨國公司在子公司持有的股權比例往往呈正相關，當跨國公司不具有股權優勢時，經常只轉讓二、三流技術，這樣不僅得以延長其產品生命周期和技術專利期，適應了引資國對適宜性技術的需求，又通過技術壟斷和品牌控制等手段掌握著對企業的實際支配權。

    例如在中國的汽車合資企業中，上海大眾、北京切諾基和廣州標致均系中方控股，中方也確曾希望通過合資提高自身的研制開放能力，但在合資企業內部的管理分工上，外方掌握著最關鍵的技術和營銷，而且外方的技術經理拒絕配備中方副手（如上海大眾），中方則分管人事、法律等事項，根本無緣接觸到技術的內核。在這樣的技術控制和管理體制下，合資企業很難避免淪為跨國公司裝配廠的命運。顯然，跨國公司向其全球的子公司轉移技術，是出于加強其全球競爭力的戰略考慮，并無意于向東道國的相同產業“外溢”技術，甚至在轉讓技術的同時，還附以限制再轉讓等合同條款，令東道國實現產業技術進步的愿望落空。

    其次，外商在華企業的技術開發和轉讓完全服從于母公司的全球戰略，基本上在跨國公司的母公司或其部份重要的區域中心進行，并且處于跨國公司內部嚴格的技術保密制度的控制下。在華的絕大部份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并不設立研究與開發部門，個別設立的也是出于子公司所在市場的特殊需要。例如，微軟（中國）有限公司設立技術研發部門的目的，是便利其就近挖掘人才從事中文漢字系統的研究，與中國的其他企業爭奪市場和人才。跨國公司的母公司不但緊緊控制著技術的開發和轉讓，還在合資企業內部竭力弱化中方原有的技術開發部門，將其職能從“研究與開發”（R&D）削弱為“技術支持”（Technical Support），即解決現場技術問題。

    研究與開發與技術支持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次，前者從事核心技術的基礎性研究和產品的更新換代，例如汽車的發動機、底盤和外形設計等；而后者主要從事排除生產線的臨時故障，以維持生產的正常運轉。研發職能的弱化使合資企業的中方逐步喪失獨立的設計開發能力，在技術開發上完全依賴于外方。在中德合資的上海大眾汽車公司，中方與德方合作近20年仍未能形成自己獨立的研制開放能力，最終只好尋求新的合作夥伴，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合作生產新型汽車。

    第三，在華跨國公司嚴格控制核心技術，能與中方共享的大多是一般操作技術（如設備使用技術）和組織技術（如工藝流程、銷售網絡的組織），合資企業的中方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的最后裝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術，更與技術開發無涉。外商獨資企業不允許中國員工隨意接近核心技術，甚至對中國員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國更為嚴厲的防范措施，通過管理制度確保跨國公司在價值鏈分配上的絕對優勢。例如，占據中國無線尋呼機60％以上市場、生產基地設在天津的美國摩托羅拉公司，其產品的核心部份（集成電路板）和主要部件來自母公司和其他海外生產基地，中方只負責完成最后的裝配。近幾年，摩托羅拉終于準許天津的一家軍工企業為其生產無線尋呼機上的鏈條，作為摩托羅拉生產供應鏈中微不足道的一員。

    第四，在缺乏股權控制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在保持技術優勢的基礎上，從市場預期（由此控制生產規模）、品牌和知識產權，到生產、質量體系的審核認證對企業進行實際控制。與港澳臺“兩頭在外”的企業不同，跨國公司投資的基本動機是占領中國市場，而不是幫助中國擴大出口，進入國際市場。而開放初期中國外匯短缺，因此普遍要求產品出口，但外方靠對生產標準的控制和對所供應零部件的高作價，使產品的技術缺口和高成本無法支持出口，上海大眾和北京吉普是最典型的例子。

    而且，中方零部件國產化的努力受到生產規模和質量不穩定（包括難以緊隨外方產品的更新對零部件同步更新的技術要求）、以及外方把持對我部份關鍵零部件質量認證的制約，令國產化的成本和難度加大，替代能力被削弱，從而使零部件的國產化始終滯后于合資企業產品更新換代的周期，產品因而也只能主要面向國內市場。跨國公司從零部件供應中足以攫取比正常分紅高得多的收益，同時又控制了投資額，故意使生產規模遠遠達不到合理水平，這既能延滯中方的國產化進程，迫使合資企業遠離國際競爭水平，又能利用中國政府對國內市場的保護，確保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甚至同時與國內多家行業內企業合資，用相同手法占據國內市場，實現寡頭壟斷，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的汽車工業。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汽車工業普遍與外資實現了合資或合作經營，但直至20世紀末，盡管中國汽車總產量已占到世界的第9位，卻幾乎沒有出口能力，1999年出口各類汽車（含汽車底盤）10,095輛，其中轎車僅326輛。國外品牌和核心技術占據了國內轎車生產的絕對份額，轎車生產已出現明顯的寡頭壟斷。

    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未能促進中國產業結構和工業技術取得顯著進步。盡管在2001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升至世界第6位，但中國的制造業在規模、勞動生產率、制造業結構（裝備制造在整個制造業中的比重）以及本國產業自主技術創新能力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著不小的差距。工業化首先是制造業的現代化，其標志是本國的產業必須具備世界一流的的技術創新和技術輸出能力。雖然十幾年來外國對華直接投資不斷增長，社會總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部份）集中在第二產業，但中國的工業化迄今為止進展緩慢。1990年，中國三大產業在GDP中的比重為27:42:31，到了2001年這一比重調整為15:51:34，其中第三產業微升3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比重雖然拜外資企業之賜有一定增長，但第二產業的主體國有企業的絕大部份卻經受不住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而陷入經營困境，由此引起了消費市場的相對蕭條和經濟衰退[2]。

    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本國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作用，又對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外商直接投資中的西方跨國公司在資金、技術、企業管理和競爭手段上表現出極大優勢。首先，他們專門找行業內的知名企業談合資合作并爭取控股，然后展開一場對合資企業里中方或行業里中資企業的“品牌收購戰”。許多歷經數十年辛苦經營創下的國內著名品牌紛紛被外資企業的品牌所取代，隨后外資品牌通過原國產品牌的信譽和銷售渠道不費吹灰之力就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有些國內企業甚至主動出賣自己的品牌，將全部市場拱手讓與外資。這種結果既有中方在對外合作中經驗不足的問題，例如忽視無形資產，不懂得品牌管理在培養企業競爭優勢方面的重要性，也有民族自卑心理作祟、崇洋媚外的原因。在中國企業尋求合資的過程中，國有資產由于腐敗等諸多原因流失十分嚴重，這更強化了外資對企業的實際控制。在一些大型合資項目中，外方利用中方的資金短缺，通過不斷追加投資取得了控股地位。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控股趨勢的增強，外資在中國部份行業中的壟斷優勢開始形成，比如，在橡膠、啤酒、洗滌用品、制藥等行業已完全取得了壟斷地位。

二、引進外資過程中的兩個幻覺  

    中國政府熱衷于大量引進外資是基于兩個幻覺，一是外資效益好，可以增加稅收，二是可以為中國提供大量建設資金，“借雞下蛋”。事實證明這只是兩個幻覺而已。

    首先，引進外資對國家稅收的貢獻與其利潤不成比例。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設備和零部件作為外商直接投資中實物投入的一部份被列入東道國的海關統計，外商投資者慣用的手法一是轉移定價（Transfer Pricing），也就是“高進低出”，向中國輸出高作價的二流設備和后續供應的零部件，在設備投入運行形成生產能力后，以低價將有價格競爭力的出口產品納入其全球營銷網絡，暗中轉移利潤，逃避中國的稅收。據國家稅務總局官員透露，90年代后期，跨國企業平均每年逃稅高達3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去年財政收入的1/30。國家稅務總局反避稅工作處處長蘇曉魯認為，目前國內已批準成立40多萬家外資企業，相當數量的外企通過各種避稅手段轉移利潤，造成帳面上大面積虧損，虧損面達60％以上，年虧損金額逾1,200億元。而國家稅務總局的抽樣調查則顯示，1/3的虧損外企屬于經營不善，而60％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虧損，虛虧實盈。有專家指出，目前外企主要避稅手段是轉移定價，占避稅金額的60％以上[3]。外資企業避稅的另一手段是用內銷產品的高價來彌補外銷的利潤損失。由于中國長期以來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種種稅收優惠，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實際負擔僅占企業利潤所得的8－9%，不足內資企業的三分之一[4]。許多外商投資企業的生產率普遍高于中國本國企業，但稅收貢獻卻比后者相對要低得多（見表2）。

    廣泛地給予外資企業稅收優惠不僅造成財政收入的流失，而且削弱了政府調控資源配置的能力。根據世界銀行測算，1995年，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因實行稅收優惠政策而損失的財政收入約占GDP的1.2%，即約合人民幣660億元。假設稅收優惠能使中國因此多吸收10%的外資，則大約每多吸收30億美元，需付出50億美元的代價。[5] 由此產生了兩個后果：一方面，外資毋需使用先進技術即可加強市場競爭力，從而削弱了外資采用先進技術的動力；另一方面，促使內資外逃，變換成“外資”身份再流回國內，以便享受稅收優惠[6]。顯然，外資企業在稅收上長期享有超國民待遇，嚴重不利于國內產業的生存與發展，降低了經濟的整體效率。

    另一個幻覺是“引進外資越多越好”，真是這樣嗎？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斯基（Michal Kalecki）曾于1966年用模型[7]對此作過研究。他假定某國每年需100單位的外商直接投資，投資的利潤率為15％，其中10％匯出境外，另5％用作再投資；那么，6年后總投資必須翻一番，才能平衡利潤匯出不斷增長的外匯支出壓力，維持100單位的凈外商直接投資量。利潤匯出是在歷年外資累積和當年新增外資的基礎上形成的，一般來說，必然保持不斷上升的趨勢。從中國引進外資的實際情況看，今后持續保持每年兩位數的引資增長率不易做到。假定從今年算起，此后每年的引資總額不變，9年之后利潤匯出將超過外資流入，凈投資量將轉為負數；若利潤匯出額超過貿易順差額時，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將產生逆差，如果外資流入凈額再低于每年償付外債本金額，外匯儲備將會下降。

    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根本目的是促進中國工業的發展壯大，這就要求政府在發展戰略、產業方針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協調，彼此促進，為本國工業的成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發展主義”指導思想的影響，吸引外資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國內儲蓄節節攀升、銀行存貸差不斷擴大，以及對外貿易保持長期順差的情況下，仍竭盡全力引進外資，結果并未達到通過參加國際分工、引進外資獲取國際先進技術，從而增強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目的。

【注釋】 
[1] 據新華網和外經貿部網站的相關資料。
[2] 在1998年至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外媒體有關中國企業倒閉和中國經濟即將衰退的報導屢屢出現，如1999年2月22日美國《商業周刊》登載的長篇報導"China: What's Wrong?"就對中國市場的實際和潛在規模極表懷疑。
[3] 見報導“國家稅務總局：跨國公司每年逃稅300億元”，《中國貿易報》，2002年7月8日。
[4]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1）──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工業》，第453頁，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6月。
[5] 程恩富，“中國外資政策亟須調整”，《國際金融報》，2002年5月24日。
[6] 左大培，“外資企業稅收優惠的非效率性”，《經濟研究》，2000年，第5期。
[7] 轉引自崔之元的“擴大內需是一場深刻的革命”，1999年。見崔之元個人網頁：
http://web.mit.edu/afs/athena.mit.edu/org/p/polisci/www/faculty/Z.Cui.html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