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很多有關現(xiàn)在中國經(jīng)濟問題的文章，特別是真對目前物價飛漲的通貨膨脹，這些文章從房地產、豬肉、石油等，看似分析的頭頭是道，看來還都是在閉門造車。此中不乏有一些大師級的人物，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看看下面周行長的招術，你們也都會驚訝。據(jù)說美國人以前使用過這一招兒，可是美國人能夠利用通貨膨脹，迫使所有持有美元的國家共同為此買單，中國的周行長有這個能耐嗎？好像還沒聽說過，美國持有多少多少人民幣吧？

三是“在政治上十分危險”，即通過通貨膨脹侵蝕銀行負債方的利益，讓儲蓄者的銀行存款貶值損害儲戶利益為銀行減負。他提醒，不到萬不得已，這不是一個好辦法。

2007年12月13日11:42 南方人物周刊
周小川

　　激進與漸進之爭仍然只是表象，對周小川而言，最重要的是達到預期的市場目標。不僅他的學術著作體現(xiàn)了這一點，在外經(jīng)貿部、人民銀行、建設銀行以及證監(jiān)會歷屆任職上，也清楚地體現(xiàn)了這一點。

　　周小川使用過行政手腕，如強力推行過諸如注資金融機構的搶救運動，這種非常之事，正是為了避開中國金融機構全軍覆沒這一最大的陷阱。2001年，中國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占總資產比例，官方表述是25%，國際評級機構的數(shù)據(jù)少則40%，多則在50%以上，中國的大型金融機構就技術上而言早已破產。

　　但這些國有大型金融機構破產是中國經(jīng)濟的災難，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周小川再次成為先行者。1998年建設銀行行長任內，周小川開始推動解決不良資產的改革，以剝離建設銀行不良資產為目的而成立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是中國國有銀行剝離不良資產的第一個試點。

　　在周小川的視野中，解決中國不良資產可利用的資源有下列幾個，一是財政資源，動用財政收入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二是市場資源，利用上市在市場上為國有銀行補充資本，即所謂再注資；三是“在政治上十分危險”，即通過通貨膨脹侵蝕銀行負債方的利益，讓儲蓄者的銀行存款貶值損害儲戶利益為銀行減負。他提醒，不到萬不得已，這不是一個好辦法。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三種方法全部用到，只不過前兩種占的比重較大。周小川本人使用的是利用市場為國有銀行再注資的辦法，此后工商銀行、農業(yè)銀行等幾大國有銀行都走了這一條路。周小川模仿美國為處理儲貸機構危機而建立起來的短期機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后來陸續(xù)被其他三家國有商業(yè)銀行效法，成立赫赫有名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而中央政府也以成立匯金公司進行注資、發(fā)行低息特別國債等辦法予以扶持，總數(shù)不下上萬億元人民幣之巨。

　　經(jīng)過注資、包裝，06、07年的集中上市，除農行之外，其他大金融機構悉數(shù)上市。到今年上半年，13家在境內外上市的銀行利潤飆升57%，凈利潤1344億元。而對應四大銀行成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也轉型成為投資基金等公司，這成為周小川行政鐵腕的一個成功豐碑。

　　推動銀行業(yè)改革的“慢過程”

　　對于國有銀行的這一場改革，盡管有些不同意見，比如改革成本由財政承擔，匯金挪用外匯注資與直接增發(fā)人民幣無異等，但平心而論，除非推倒重來，我們也找不到比現(xiàn)行模式更好的辦法——隱性剝奪不會激起社會的強烈反彈，而金融機構度過險灘使全體國民躲過了金融危機的大動蕩，如今居然挾人民幣之利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并購者，其成本也許并不算太高。

　　周小川近日撰文表示，在果斷處理危機的同時又不過度反應，是尋求微妙平衡的藝術。周小川認為，不應當拯救那些因自己因素而犯大錯誤的機構，以免產生道德風險。如果對實體經(jīng)濟和社會信心的影響確實太嚴重，有可能引發(fā)系統(tǒng)性連鎖反應時，就要及時果斷出手。這段話并不針對大型金融機構拯救運動，卻貼切地反應出周小川始終如一的觀念。

　　周小川也指出，看金融機構改革的“快過程”，力度是很大的：大型銀行財務重組、公司化改制、股份化、發(fā)行上市，這些做得比較快，取得了效果。但公司治理、信貸文化、內控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慢過程”，你不能指望一天就有什么大變化，但也在逐步進展。這也許是激進者對漸進方式的妥協(xié)，也是市場派向現(xiàn)實的妥協(xié)之處。

　　也許正是認識到這一點，周小川一直以各種市場化的手段來救治金融機構，比如提倡混業(yè)經(jīng)營，頂著巨大的壓力為管理層持股與員工持股辯護。而周小川以前的戰(zhàn)友、現(xiàn)任的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就希望以管理層持股為突破口，整治內部治理結構。

　　實際上在周小川擔任建行行長時，就曾努力推動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勵機制改革方案的出臺，現(xiàn)在郭樹清在完成周小川未竟的使命。

　　但這又是一個死結，而且難以回避以往國有股減持損民自肥的老路，連損投資者肥社保基金都折戟沉沙，銀行持股自然是阻力重重，別說在市場，就是在道義的角度都引起巨大反彈。實際上，也沒有一個市場國家會把公共財政大筆注資、在資本市場溢價圈錢的企業(yè)當作上好美餐，奉送給管理層。

　　此處觸及周小川的一個命門，他希望徹底解決中國金融體系問題，讓國有銀行步入市場運作的良性軌道，而提出的方案卻被質疑違反起碼的市場公平交易規(guī)則和有損市場根基。雖然，周小川早在80年代就提出的金融混業(yè)經(jīng)營的方案已經(jīng)大力推行，可能發(fā)展成為主流模式取得成功，但其管理層持股等方案卻難以獲得各方首肯。

　　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面臨兩難

　　對于利率市場化，周小川頗為自信，表示“利率改革的步子已經(jīng)邁得很大，主體部分已市場化。銀行間市場已沒有任何利率管制。如果說利率市場化還有差距，無非是指對貸款利率還有下限，存款利率還有上限。……現(xiàn)在之所以保留對存貸款利率上下限的管理，正是為了防止出現(xiàn)財務軟約束下不計成本的競爭，防止一些機構高息攬存。從企業(yè)角度看，真正聲譽好、評級高的公司，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如公司債、短期融資券等籌資，其利率是市場化的”。

　　正因為對利率市場化的信心，周小川才對利率市場化的漸進十分有耐心：“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是由改革現(xiàn)階段的配套性決定的。利率市場化不能在周圍部隊沒有跟上的情況下孤軍突進。從改革的配套性看，利率市場化已經(jīng)走得很快、很靠前了。”

　　而匯率市場化目前正處于起步的關鍵時刻，這是近兩年全社會的重點議題，當然也是央行行長最關切的問題。

　　周小川屢次在公開場合對1994年的匯改表示贊許，甚至流露出沾沾自喜之態(tài)，認為正是94年以及以后的匯率改革保證了中國不被東亞金融危機擊垮。1994年實行由釘住美元轉而釘住一籃子貨幣、實行有浮動的匯率管理體制，時值周小川在中國銀行副行長任上。

　　從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外管局局長，次年又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主管外管局工作。這期間，人民幣實現(xiàn)經(jīng)常項目下可兌換，從1996年12月1日起中國成為IMF第八條款成員國，標志著中國人民幣自由兌換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度過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如此種種，匯率成為周小川心中解不開的情結。

　　但1994年、1996年顯然都只是周小川匯改設想中的一小步，他多次強調，“我們將進一步推進改革，以形成更加適應市場供求變化、更為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這項改革是涉及多方面的系統(tǒng)工程，要綜合考慮中國宏觀經(jīng)濟運行、社會發(fā)展和國際收支的狀況，考慮銀行系統(tǒng)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進展，還要考慮周邊國家和地區(qū)以及世界經(jīng)濟和國際金融的因素，要從多方面采取措施，穩(wěn)步推進這項改革。”

　　周小川一直強調匯率改革的主動權，但匯率市場化的信念卻從未動搖過，他曾扼要但卻非常準確地談論過這個信念：貨幣自由則優(yōu)，不自由則劣，貨幣不自由表明當局信心不足。這是周小川在貨幣自由兌換方面最明確的表態(tài)。

　　但他同時處于兩難之中，表示“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好不好，資本市場完全對外開放好不好？對此不能輕易下結論”，當然，一個匯率市場派人士的短暫猶豫絕不代表對市場失去信心，而只表示對于如何以最小的成本達到市場化的目標心中沒底。

　　在最近關于匯率的大爭論中，周小川重新亮明觀點，防范和應對危機要求提高對本國貨幣、市場和對中央銀行的信心。保持幣值穩(wěn)定，實行靈活的匯率，保持本國貨幣兌換上的信心，提高經(jīng)濟應對各種沖擊的適應性。市場之里盡露無遺，這是周小川無法更改的信念。

　　流動性過剩困境

　　1994年的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浮動是表，管理是實質。雖然解決了外匯不足、出口競爭力增強等問題，同時帶來了另一問題，即人民幣基礎貨幣發(fā)行被牢牢綁在美元這架戰(zhàn)車上，隨著外匯的增加，央行不得不增加基礎貨幣的發(fā)行，完全失去了貨幣政策的主導權，以此為標志，中國的經(jīng)濟也圍繞著出口經(jīng)濟與投資經(jīng)濟而轉。

　　按理，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中國的根本性的貨幣政策也應該隨之調整，但經(jīng)濟一旦患上路徑依賴癥，整體經(jīng)濟的格局由此打造，豈是那么容易轉變的？

　　在1997年外匯儲備到達1000億美元時，周小川表示“我國補充儲備不足的目標已經(jīng)實現(xiàn)，可不刻意追求外匯儲備的增長”，等到了10000美元億時，大喊“已經(jīng)夠了”。但市場有自己的邏輯，即便央行行長也無法阻擋這種邏輯發(fā)生效用。

　　隨后無法抑制的流動性過剩，以及資產泡沫的濃烈氣息讓人聞到了中國經(jīng)濟中深度陷阱的不良氣息。央行在2003年最早警示房地產泡沫的風險，絕對不是因為預測準確，而是對于貨幣與泡沫的生成機制心里有數(shù)。

　　匯率必改，央行對此沒有動搖，關鍵在企業(yè)的承受力。在一次公開會議上，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向在座的企業(yè)家們焦急喊話：“對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你們到底準備得如何了？”

　　周小川在胡曉煉履新外管局局長時，同樣叮囑，“希望外管局領導班子認真總結1994年以來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所取得的經(jīng)驗，加快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在國家整體的改革開放中不拖后腿。”近期境內資金大筆出行海外，而外管局出面推行的港股直通車，將央行希望從匯率制造的流動性過剩的陷阱中解套的焦慮心態(tài)顯露無疑。

　　圈圈中的改革

　　央行的貨幣政策遭遇雙重掣肘，一是美聯(lián)儲的政策，二是國內的行政。周小川的匯率與利率市場化改革都遭到了利益的杯葛，與行政權力對央行獨立性的挑戰(zhàn)。常常有人把周小川比作格林斯潘，周小川與格林斯潘有著天壤之別，在央行從計劃經(jīng)濟下的財政部出納身份脫胎未遠時，他的一切貨幣政策只能隨著宏觀調控的指揮棒起舞。

　　匯率改革傷筋動骨，絕非旦夕間可成，經(jīng)濟久燒不退，行政督導的大棒已經(jīng)迎面而來，從緊的貨幣政策這一基調通過種種高層會議向外釋放，而各種窗口指導對銀行信貸的具體干預也紛至沓來，甚至到設定某個城市提取一定現(xiàn)金金融上限的可笑地步。

　　這一結果也許是周小川不愿意看到，卻是不得不品嘗的苦果。漸進式的改革是填平一個陷阱之后生成另一個陷阱，只要陷阱一個比一個淺就是改革的成功。這是對周小川漸進改革通向市場之路耐心與決心的嚴峻考驗。

　　這位說話越來越格林斯潘體的央行行長終于清楚地表示：診斷具體問題并給出處方時，要盡可能避免矯枉過正而導致的超調，避免給下一次危機埋下導火索。

　　我們不難理解周小川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歡迎倒逼式的改革，“外部有壓力，也不是壞事，說明改革應該走得快一些，各項工作應該抓得緊一些，否則這個矛盾有可能得到積累。”

　　這種倒逼式的改革可能是周小川加快對外開放的出發(fā)點。事實上，不僅周小川的匯率市場化改革之夢，我國所有的改革都帶上了倒逼的痕跡，是在現(xiàn)實歷史框架下從政者的必然之選。

　　周小川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金融機構拯救運動的考驗，利率市場化考驗進行到一半，匯率市場剛剛啟程——他能夠完成這些市場化重任嗎？從現(xiàn)實的約束條件看，的確很難。也許在貨幣市場上，周小川仍然會留下一個完成了一半的行動，留待后人收拾。有幸運突破一層又一層體制性風險的人，可以演繹成傳奇，而絕非史實。

　　2002年12月5日，距今五年前的一個論壇，周小川發(fā)表《中國資本市場的組織結構》主題講演，系統(tǒng)闡述一以貫之的市場化觀點，對于市場表現(xiàn)出根深蒂固的信任。

　　“市場機制能夠調節(jié)的，就讓市場去調節(jié)，解除管制(deregulate)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證監(jiān)會取消了32項行政審批事項，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體現(xiàn)”，“我們也在與時俱進，考慮逐步向負向清單轉變，將會給市場機構和自律性組織更多的空間，讓他們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以此推動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wěn)定發(fā)展。如果市場在某些方面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我們就應交給市場去做。”

　　這是他的信念，也許言行并不一致，但這是歷史的選擇，而非個人的選擇。

　　當年在發(fā)表這番話之后，周小川很快離開了證監(jiān)會。這次總結陳辭，也許是在經(jīng)歷打擊之后的一次心情流露，也可以視作一個漸進卻不怎么善于妥協(xié)的市場派人士，對于資本市場的一次致意。

　　看回周小川多年的觀念變遷和實際作為，我們才發(fā)現(xiàn)，他激進為里漸進為表、市場為里行政為表，歷經(jīng)幾十年而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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