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社會中的“學者力量”
2005年初江西擬定的“十一五”規劃和省內一些報告文件中，均提出將建設環鄱陽湖城市群、贛西城市群、贛中城市群的規劃。一些學者就分析認為這個提法欠妥，可操作性不大。接受記者采訪時，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員麻智輝說，“讓我喜出望外的是，此次黨代會上果真只提了一個城市群。這讓我感到，有時學者還是蠻有力量的。”（1月15日《中國經濟周刊》）
美國學者喬姆斯基認為，知識分子享有更多的資源，他們更有影響力，他們比大眾幸運。此言不虛。2004年底，四川省社科院離休研究員魯家果致信溫家寶總理，對南水北調的西線工程提出不同意見，此后，四川60多位學者介入。如今，西線進度明顯放慢。日前，水利部官員坦陳，四川專家的意見是西線調整和延遲的原因之一。“學者還是蠻有力量的”絕非孤例。
學者孫立平認為，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社會結構上，就是不同利益主體的出現。顯然，利益主體越分化，表達的訴求就會越熱烈，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學者也就紛紛走上了前臺。這是一種進步。此外，學者的發言乃至學者力量化，同時是對行政力量的反撥和調節，在行政力量一手遮天的情勢下，容不下異見。如今，有力量的學者挺身而出，并能矯正不正常的行政行為，這也是一種進步。
“學者有力量”大致有三種類型：
一種是公益型。近年來，一大批頗具公共知識分子之風的專家學者不斷涌現出來，比如，建議公開養路費年征收額的法學教授周澤等。這樣的公共學者令人敬佩，他們的發言與公眾福祉、公共利益緊密相連。盡管他們的力量是孱弱的，但由于根植民意，他們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種是自利型。這些學者維護的是當地利益或團體利益，比如，河南七知名學者籌建“新學術俱樂部”，希望這個俱樂部成為河南經濟學術界的“發聲器”。這無可厚非。利益博弈時代，不同的利益群體必然有自身的學者代表。
第三種類型的學者則讓人警惕。近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飽受詬病，有的甚至成為公眾抨擊的對象。究其原因，許多不成熟、不合時宜，甚至傷害民生的決策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些經濟學者的影子，在某些特殊利益集團里，不少學者也赫然存焉。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李曙光說：“……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以接受國際慣例為借口，謀取部門利益，甚至不顧國家利益，成為境外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是說的某些部門，某些學者何嘗不是如此？令人悲哀的是，這些學者由于靠近或者本身就置身于權力中樞，往往具備非同尋常的影響力和掌控力。顯然，這樣的學者越有力量越是國人的不幸。
一個成熟的社會，必然日趨走向透明，學者可以影響決策，但影響的程序和機制必須透明；一個成熟的社會，必須盡力促使各方利益群體走向均衡化，學者可以影響決策，但因為有糾錯機制和平衡機制，可以避免利益獨享；最終，一個成熟的社會，必然是多元力量并存，必須容納多種聲音，“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讓學者有話語的力量，也要讓普通民眾發出自己的聲音，并凝聚成強大的力量。（王石川）
李克勤濟學網轉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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