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 等：中國是否應當全面放開生育政策？

　　趙　磊　 趙曉磊

　　〔摘要〕在中國實行了幾十年的“一胎政策”已經做出相應調整，這是必要的。但是，學界有關“全面放開生育政策”的看法值得商榷。筆者認為：增加勞動力數量，并不等價于提高勞動生產力;依靠增加人口數量來刺激供求，由此增大的供求只能是數量上的平面擴張，而非結構上的有效升級;我國當下最大國情之一，是人口總量嚴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未來的 “中國制造”不是勞動密集型，而是技術密集型;未來的養老問題，不能依靠增加人口數量來解決;依靠市場自發調節生育率，很難實現人口增長的有效平衡。

　　一、引言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政策的取向，意在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的負面影響;政策的出臺，也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在中國實行幾十年的“一胎政策”的確存在很多問題，應當做出相應調整，且已經做出調整，這是必要的。

　　然而，在取消“一胎政策”之后的“一片叫好”聲中，部分學者提出應當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政策，理由主要基于兩個方面：一是人口老齡化加劇，需要補充勞動人口;二是經濟增速放緩，需要刺激消費。

　　筆者認為，“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效果將在未來逐步顯現，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學界有關“全面放開生育政策”的看法，卻值得進一步商榷。

　　二、增加勞動力數量，并不等價于提高勞動生產力

　　生產力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構成。人是生產力的首要因素，沒有人就談不上生產力的存在、發展和提升。俗話說：“人多力量大”。在古代社會，由于生產力蘊含的科技含量十分低下，因而人口數量就是生產力，人口數量的增加意味著生產力的提高。所以，越是上溯歷史，人口數量就越是與生產力的高低成正比;人口數量的增加，本身就意味著生產力的等量增加。

　　然而，人多未必力量大。近現代社會以來，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人口數量的增長并不必然代表著生產力的增長。尤其是在當代，只有具備一定科技含量的人口增長 (所謂人力資本)，才會形成生產力;只有計劃可控的人口，才是生產力。自從進入工業社會以后，科技蘊含的威力已被人們所普遍認可，這是不爭的事實。沒有科技含量的生產力，或科技含量很低的生產力，即使人口數量再多，也是落后的生產力。

　　在科技迅猛發展的當代，人口數量的增長越來越不等價于生產力的提高，甚至很可能成為阻礙生產力提高的因素。其中的道理在于，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發展史，就是用自然力不斷替代人力的歷史：用牛馬等畜力替代人力;用風力、水力替代人力;用煤、石油等產生的熱力和電力替代人力;用核能、太陽能替代人力;等等。

　　隨著自然力替代人力過程的邏輯不斷展開和深化，人口增長率趨于下降乃是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為什么經濟越落后，生育率就越高?為什么經濟越發達，生育率就越低?有人說“思想觀念有差異”，有人說“成本收益不一樣”。其實，這些僅僅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經濟越落后，生產力越低下，人的數量就越重要;經濟越發達，生產力越先進，人的數量就越不重要。總之，“科技含量越高，力量才越大”。

　　最后，增加人口數量的確可以壓低勞動力成本，從而延續眾所周知的“人口紅利”。但是，依靠廉價勞動力來維持經濟競爭力，既增加產業升級的壓力，也談不上創新動力。若這樣的競爭優勢得到“固化”，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自拔，或將成為一個大概率事件。

　　三、依靠增加人口數量來刺激供求，由此增大的供求只能是數量上的平面擴張，而非結構上的有效升級

　　部分學者認為，不能僅僅把人作為生產者來考慮，本質上人更是消費者，生產的目的也是為了消費。他們認為，隨著近代生產力的提高以及物質財富的增加，才導致了近代工業社會以來人口的迅猛增長;所以，科技越發達，生產力越發達，人口應該越多。

　　對于這樣的認識，我們以為需要澄清兩個誤區：

　　(1)不要把“人口總量增長”等同于“人口增長率上升”或“生育率上升”，二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為一談。人口總量，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間內的人口總和。人口增長率，指一定時間內(通常為一年)人口增長數與人口總數之比。人口增長率一般用千分數表示，計算公式為：“人口增長率=(年末人口數-年初人口數)/年平均人口數×1000‰”。人口增長包括人口自然增長和人口機械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率，指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數(出生人數減死亡人數)與該時期內平均人數 (或期中人數)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計算公式為：人口自然增長率=(本年出生人數-本年死亡人數)/年平均人數×1000‰=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生育率，指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婦女或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數量。生產力的提高養活了更多的人口，從而促進了人口總量的增長——這是事實。然而，生產力的提高又降低了人口的“數量意義”，從而導致了人口增長率和生育率的下降， “總量增長”與“增長率下降”，這兩個“趨勢”同時并存恰恰是工業社會以來世界人口變化的客觀趨勢，且相對于“增長率下降”有加速的趨勢，“總量增長”的趨勢卻正在趨于放緩。

　　(2)如果不考慮具體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關系，抽象地說“生產的目的也是為了消費”，沒有任何意義。試問：既然“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為什么“生產過剩”會成為當今世界的主要難題之一呢?有必要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目的并不是消費，而是利潤，是剩余價值——這正是生產過剩的癥結所在。且不說在資本統治的背景下，指望增加人口來化解生產過剩有多么荒謬，即便從“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雙重維度來考察，以為增加人口數量可以促進消費、發展經濟，也是很不靠譜的：其一，作為生產者，如果以為增加人口數量，就能補充供給能力，這樣增加的供給能力只能是低端供給的平面擴張;其二，作為消費者，如果以為增加人口數量，就能提振消費能力，這樣增加的消費能力也只能是低端消費的平面擴張。在人口總量嚴重失衡的我國，用“全面放開生育”的辦法來刺激消費、帶動需求，無異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可以預計，全面放開生育之后，真正有生育意愿且能承擔生育成本的，是人口的兩頭：富人和窮人——對于富人來說，負擔兩孩的生育成本不是問題;對于窮人來說，生一個是養，生兩個也是養。而處于人口中間的卻未必有生育意愿，更遑論養育能力。問題在于，我國當下的社會結構，并不是“中產階級”占主導的橄欖形，而是收入差距比較懸殊的金字塔形。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大量新增人口究竟與什么樣的消費結構才是匹配的呢?一旦供求兩端被不斷增加的人口鎖定在低水平或扭曲的狀態之中，產業結構升級、消費結構升級，以至于經濟結構升級，又將從何談起呢?

　　四、我國當下最大國情之一，是人口總量嚴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

　　我國現有人口總量是13.67億，預計到21世紀30年代以后，人口總量將達到峰值15億。我國人口總量保持在什么水平，才能與現有資源環境和諧相處?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從科技發展的樂觀前景展望，二者的平衡關系當然不是一個永恒不變的比例，而是一個歷史范疇。但是，即便考慮到環境資源日益全球化的格局，我國人口總量已經嚴重失衡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基本依據是：現有人口總量已經對現有的資源環境造成了持續的、巨大的壓力和破壞。

　　人口老齡化應當得到重視，但是，人口總量嚴重失衡才是我國人口問題的主要矛盾所在。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在二者之間，政策的取向應當全力控制人口總量失衡。人口老齡化是對人口總量嚴重失衡的強制糾偏，甚至是必要的代價。

　　近幾年，由于人口自然增長率長期低于預期值，人口自然增長率在逐年下降，因而有關方面認為，應當盡快扭轉人口增長率下降趨勢，逐步放開生育政策，甚至應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生育政策應不應該調整，以及如何調整?某種意義上講，這取決于對人口增長率下降做出什么樣的判斷。換言之，在人口總量嚴重失衡的我國，人口增長率下降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在當下，人口增長率下降被普遍認為是“壞事”。然而，人們忽視了一個事實：人口自然增長率之所以下降，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死亡率的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數據： “人口死亡率在上世紀80、90年代為6.5‰左右，最近幾年為 7.15‰左右。而出生率 80、90年代最高接近24‰，最近幾年只有12‰左右。”也就是說，即使人口出生率沒有下降或下降速度不顯著，只要死亡率上升，那么也會導致人口增長率出現較快下降。正如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建民說： “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在上升，同時生育意愿并不是很高”。

　　可見，當下我國人口增長率快速下降的原因，與人口死亡率較快上升有很大關系。把人口增長率快速下降僅僅歸咎于計劃生育的一胎政策，是偏頗的。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深入討論：其一，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均壽命的提高，為什么死亡率不降反升?有關專家的研究結論是：“目前每年出生的人口在1600萬左右的，但是由于老齡化帶來的死亡率提高，所以人口自然增長率就很低。”也就是說，死亡率提高是人口老齡化的自然結果。其二，人口老齡化帶來了死亡率提高，死亡率提高又造成人口增長率快速下降。

　　對這樣的問題，能不能用全面放開二孩來緩解呢?筆者認為值得商榷。在老齡化背景下的死亡率上升，原本是正常的人口新陳代謝的自然現象，對于人口總量失衡的我國來講，這種代謝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這是恢復人口總量平衡的過程。如果人為地干預甚至打斷這個平衡過程，必將進一步惡化我國人口總量失衡的狀況。也就是說，人口總量嚴重失衡的狀況不僅不會改變，而且將進一步惡化。

　　五、未來的 “中國制造”不是勞動密集型，而是技術密集型

　　近年，隨著我國低端制造業加速向東南亞轉移，國務院提出了 《中國制造：2025》規劃，明確“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為主線，以推進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不難預見，未來的“中國制造”，不可能再做大做強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而必須做大做強技術密集型的高端制造業。所謂高端制造業，就是建立在智能化、自動化、機器人基礎上的制造業。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我國必須順應這個趨勢，而不能違背這個趨勢。

　　問題是，在人口總量已經嚴重失衡的我國，“全面放開生育”是否有利于做大做強技術密集型的高端制造業呢，還是與這個趨勢有著抵牾呢?顯然，單純通過增加人口數量來補充勞動力，得不償失。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生產力的首要因素——人，其數量和質量也在不斷發展。然而在現代化的背景下，人的發展與其說是人口數量的增加，不如說是人口素質和質量的提升。這種提升，既包括身體素質的提升——比如身高和壽命的增長等，更包括精神素質的提升——比如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在人口素質不斷提升的過程中，人口數量的增加往往并不與人口素質的提升呈現正比關系。從理論上講，在生產力發展水平約束的情況下，人口數量的增加與人口素質的提升往往成反比關系。另外，歷史經驗反復證明，任由勞動力數量無序、過度地增加，必然會阻滯科技的提升和運用。

　　當科技發展已經展現出排擠人力的客觀大趨勢時，如果貿然采用鼓勵增加人口數量的政策，那么，我國在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與科技創新之間的尖銳矛盾面前，這個矛盾一旦被長期化和常態化，未來的希望——創新驅動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將會明顯增多。

　　六、未來的養老問題，不能依靠增加人口數量來解決

　　“老有所養”是人類社會追求的目標，也是當代人類仍然面臨的社會難題——即使西方發達國家，亦是如此。“養兒防老”是我國人的傳統價值觀，源遠流長。在我國古代社會，為什么“多子多福”“兒孫繞膝”“四世同堂”是充滿了正能量的詞匯?除了怡情弄性的天倫之樂以外，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在生產力不發達的農業社會，養老模式只能建立在由人口數量支撐起來的“養兒防老”“子女養老”的基礎上。即便父母不索取任何回報，對孩子的生育和養育也是一種有花費的投資行為。

　　從生產力水平來講，當代社會的經濟實力已遠非農業社會可比，“多子多福”“兒孫繞膝”“四世同堂”等，似乎更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做保障。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在兩極分化加重、生活節奏加速、經濟社會加速轉型的背景下，即使經濟不斷發展，養老依然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有人說：“既然現實是殘酷的，那么，養兒防老就仍然是可取的”。但遺憾的是 “養兒防老”的觀念正前所未有地遭到了現實的顛覆。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當代，養老模式正在發生變化，過去的“養兒防老”“子女養老”已經越來越無力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了。

　　根據老齡科研中心的調查數據，我國有 65% 以上的家庭存在“老養小”的現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養”。這些早該自立卻因種種原因依然“吃定”父母的人，被媒體稱為“啃老族”，以至于“啃老”成了當下我國最流行的關鍵詞之一。請問：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養兒防老”現實嗎?學者們普遍認為，由于就業壓力越來越大，以及獨生子女逐漸成年，“啃老族”的隊伍還將繼續擴大。隨著我國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啃老族”更是雪上加霜。嚴峻的現實就擺在面前：眾多子女不僅不能贍養老人，而且還在坐吃老人微薄的養老金。

　　未來的養老模式如何發展，或容討論，但有一點卻是不容置疑的：未來養老的基礎不在于“多子多福”“兒孫繞膝”“四世同堂”。一句話，不在于人口數量，而在于科技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社會公共事業的不斷拓展。在科技和生產力高度發展的今天，如果還把養老的基礎建立在人口數量上，既是倒退，更是愚昧。

　　當然，必須強調，解決養老問題，光有生產力的發展還不行，如果沒有相應的生產關系創新和調整，少數富人的養老不是問題，但廣大普通老百姓的養老仍然難以真正解決。生產關系創新的基本原則，就是要逐漸打破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束縛，不斷強化養老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當今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實際上是科技不斷發展、人類文明進化的必然結果。這個問題只有在不斷發展科技的過程中，通過計劃統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而不能單純通過增加人口數量來解決，更不能不惜強化人口總量失衡的矛盾來解決。

　　未來的養老將采用什么模式，這需要實踐來探索。但是，不論怎么考慮我國傳統文化的國情，過去的“養兒防老”“子女養老”都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未來養老的基本模式。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不僅發達國家，而且我國也應當且必然逐漸向“科技助老”“科技養老”“社會養老”“公共養老”的模式轉變。

　　七、依靠市場自發調節生育率，很難實現人口增長的有效平衡

　　雖然“全面放開二孩”被寄予了阻止生育率下降的重任，但能否就此有效提高生育率，很多人并無信心。很多學者也客觀地看到：“由于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的攀升，優質教育資源的短缺及分布不均，即使在全面開放二胎的政策下，生育率可能也不會上升很快。”于是乎，要求“進一步放開”的路徑依賴產生了：既然全面放開二孩，生育率也不會如政策愿景那樣得到有效提高，那么還不如一步到位。正因為如此，不少專家建議，干脆全面放開生育，任由市場自發調節人口增長。

　　問題是，在人口總量嚴重失衡，且傳統文化土壤深厚的我國，通過市場來自發調節生育率，且不說能否保證不同人群在生育問題上的代際公平，就說能否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的有效平衡可能都非常困難。問題的本質在于，完全自發的市場不僅不能有效解決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的“雙重過剩”，而且恰恰是這個雙重過剩的癥結所在。

　　有位教授曾說：“中國現在的人口規律已經由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表現為人口相對過剩與總量下降結構失調，這遠不是國家計劃生育與否的問題了。”

　　我國的人口規律要放在市場經濟大背景下解讀，才能看清問題的本質。但是，能否就此推斷，當下我國的人口問題只能任由市場來自發調節呢?本文認為不能。人口規律既有生產力維度的一般性，又有生產關系維度的特殊性。

　　人口規律的一般性在于：經濟越落后，生產力越低下，人口數量就越重要;經濟越發達，生產力越先進，人口數量就越不重要。人口規律的特殊性在于：調節資本主義人口再生產的基本方式是完全自發的市場，調節社會主義人口再生產的基本方式是自覺的計劃。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計劃調節當然需要有與此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作為基礎。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對人口進行自發的市場調節既具有客觀必然性，也與現實的生產關系是相適應的。就這一點來看，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是由市場來自發調節人口再生產，有其客觀依據。但是：

　　其一，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由市場來自動出清“過剩人口”，承受代價的主體是廣大勞動者，而不是資本。就我國而言，當下人口再生產過剩面臨著雙重的壓力：一方面，是相對于資本需要的勞動力總量相對過剩;另一方面，是相對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人口總量絕對過剩。需要強調的是，面對這樣的雙重壓力，市場調節嚴重失靈!如果任由市場自發調節人口再生產，隨著我國人口總量的進一步失衡，其代價在未來幾十年后必將一一償付。

　　其二，市場自發調節人口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人口的無序增長(比如印度和非洲，人口增長與貧困加劇);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人口的無序萎縮(比如歐州部分國家，人 口 負 增 長 與 經 濟 發 展)。雖 然“越窮越多生”與“越富越少生”是人口再生產的一般規律，但是，這兩個“無序”與市場自發調節都有很大關系。這種扭曲的人口態勢不僅暴露出市場自發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更展示出未來計劃調控人口的優越性和必要性。

　　其三，當下我國的人口問題既有總量失衡，也有結構失衡。作為發展中的大國，總量失衡仍是我國人口的主要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如果貿然放棄必要的計劃而任由市場自發調節，與其說會提高人口增長率，不如說會導致人口無序增長。理論和實踐證明，能有效應對人口無序增長的手段，不是市場的自發作用，而是計劃的自覺調控。

　　————

　　說明：

　　(1)該文發表在《中國西部》2018年第2期，轉載時略去了引文出處和參考文獻。如需確認，請核對原文。

　　(2)作者趙磊，系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常務副主編，教授，博導。

　　(2021年3月1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