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編自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日前錄制的在線課堂內容。

　　在我國公共衛生與疾控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也出現了四次較為嚴重的危機。本文復盤了這四次危機，總結出來一個教訓——預防為主。本文強調，“預防為主” 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政策舉措中，落實到人員與資金的配置上。

　　新中國成立以來，“預防為主”始終是我國衛生工作最重要的方針。到1980年代初，我國已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衛生網絡，包括四級國家衛生防疫體制(中央、省、地市、縣)和三級基層醫療預防保健網(縣、公社、大隊)。我國衛生防疫事業也因此取得了顯著的、舉世聞名的成就。

　　例如，建國前30年，我國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發病率、死亡率快速大幅下降。同期，我國人均預期壽命處于快速提高期，從建國前的不到35歲提高到69歲，增加34歲，年均增長達1.1歲。研究表明，這期間疾病預防控制對預期壽命提高的貢獻率近80%，其余20%才是診療醫術的貢獻。

　　很顯然，執行“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是取得這些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過，在我國公共衛生與疾控事業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四次較為嚴重的危機。

　　第一次危機發生于1958-1961年間。

　　表現為防疫站的相對數量持續下滑，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將衛生防疫站、專科防治所與衛生行政機構、醫療保健機構合并(“三合一”、“四合一”)。這導致防疫機構的專業工作受到影響，造成部分傳染病回升。這次危機隨著1962年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而結束，衛生防疫體系逐步恢復到正常發展軌道。

　　第二次危機發生于1967-1971年間。

　　表現為防疫站的絕對數量與相對數量雙雙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文革初期由于機構精簡，很多地方的衛生防疫機構被撤銷，合并到衛生行政部門或醫院。這次危機使衛生防疫體系遭受嚴重影響，導致疫情大幅回升，甚至出現暴發流行的情況。

　　例如，流行性腦脊髓炎發病累計達300萬人以上，發病率為403/10萬，病死率為5.49%，蘇、魯、豫、皖、鄂五省的瘧疾發病人數達2000萬左右。文革后期，四級國家防疫體制逐步恢復，農村地區逐步實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形成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有效地促進了疾病預防控制工作在農村地區的廣泛開展，這次危機宣告結束。

　　第三次危機發生于1985-2003年間。

　　表現為防疫部門無法得到足夠的財政撥款。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忽略了衛生事業，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急劇、大幅下滑。1985年，國務院為衛生防疫部門收取勞務費與成本費打開大門。此后，有償服務逐步演變為疾控機構主要的籌資渠道，而這一做法在國際上極為罕見。

　　以2002年為例，全國各級疾控中心的收入來源中，有償服務占比高達72%。這使得四級國家衛生防疫體系日益脆弱，同時原有的三級基層醫療預防保健網逐步瓦解，“重醫輕防、重有償輕無償、重收益多輕收益少”的現象突出，最終暴發了非典危機。

　　2003年以后，黨中央、國務院提出3年內建立健全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要求，各級疾控中心的財政投入迅速增加，疾控中心硬件條件大幅改善。

　　此后10年，各級疾控中心房屋建筑總面積增加了478.7萬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積為63.3平方米，比2002年上升了66.9%。全國疾控中心平均每個機構的設備資產總值累積增加了約71.3億元;實驗室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配置增加了16.7萬臺，增幅為192.6%。

　　我國還建成全球最大的、縱向到底(鄉級以上)、橫向到邊(所有衛生機構)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疫情信息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接報，時間從5天縮短為4小時。第三次危機隨之結束。

　　第四次危機發生于2008-2020年間。

　　表現為疾控部門在醫療衛生體制中的相對地位持續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第三次危機過后“重醫療、輕預防”的頑疾再次復發。從隊伍規模來看，我國疾控機構隊伍不穩定，高端人才流失嚴重，全國疾控隊伍規模缺口巨大。

　　統計表明，我國疾控人員數、疾控人員占醫療衛生人員比重、每萬人疾控人員數等均處于持續下滑狀態。目前，我國國內疾控人員不到19萬人，比非典時期下降2萬多人，跌幅超過10%。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每萬人疾控中心人數僅為1.35人，低于國家編委規定的1.75人核定值，更遠低于美國的9.3人和俄羅斯的13.8人。

　　更嚴重的是，兜底的“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基本上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淡化了其預防保健職能。如重建該網絡，據估算，需按3-6人/萬人作為基層疾病預防控制人力配置標準。這樣一來，全國基層需要42-84萬從事疾病預防控制職能的人力，才能實現全覆蓋。正是在此背景下，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

　　以上四次危機，總結起來只有一個教訓，即“預防為主”，雖是老生常談，卻是金科玉律。任何時候偏離這個方向，忽略群體，只對個體進行干預，忽略預防，只注重臨床診療，終將受到懲罰、付出沉重代價。需要強調的是，“預防為主”不能停留在口號上，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政策舉措中，落實到人員與資金的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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