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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在中國糧食安全戰略峰會上的閉幕發言整理)這次會議(中國糧食安全戰略峰會)的共識可以從這樣三個方面來概括:
第一,加深了我們對糧食安全內涵的理解。中國強調糧食安全長期以來主要是強調自給率,但是現在看來不能片面的強調自給率,因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給率低不一定就意味著不安全。比如說大豆,現在的自給率只有18%,但是你能說中國的大豆不安全嗎?再比如說中國廣東省的糧食自給率只有30%多,跟日本的自給率是一樣的,但是你也不能說廣東的糧食是不安全的。就是因為有國際的貿易才使得食物的體系更加穩定,更加安全。糧食安全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第一,有沒有食物可以獲得。第二,能不能買得起。第三,它的安全價值。它是非常豐富的,就像寧高寧先生(中糧集團董事長)講的,在中國的糧食安全長期以來是非常政治化的術語,我們講糧食安全,其實我們講的就是從中文上講是正的,但是我們討論的很多情況是負的,有時候我們講的是價值。首先我們從概念上對糧食安全的理解要跟國際社會接軌。實際上我們現在強調糧食安全更多的在中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過程中,我們更多的是要強調食物供給的多樣性和營養,這才是這個發展階段我們對食物安全的正確理解。
第二,我想通過這次峰會也增強了與會者,特別是國外的與會者對中國糧食安全的特殊性的理解。中國是一個13.5億人的大國,每年還要增加1700多萬人口,中國的所有官員,所有專家在這個會議上都會強調我們要立足于國內,我們要基本自給。我們外方的參會者應該說對這樣一個觀點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中國今年的糧食產量達到了6億噸,我們的進口已經接近1億噸了,整個國內食物的供給總量已經接近7億噸,全球的貿易量才3.1億噸,我們從來沒有預測到我們的食物供給總量能夠達到7億噸,我們的所有的數據都是滯后的,我們是被牽著,被動的不斷的改變我們的數據。中國的需求量這么大,顯然不強調基本自給是不現實的。我想提醒所有的與會者一定要仔細的掂量一下基本這兩個字,在中國的話語中最富有彈性的就是逐步或者基本,一強調基本或者逐步,就意味著這個事兒可以談,它有靈活性,它不是僵化。
所以說我們是強調立足自給,保證基本自給,立足國內,基本自給。中國絕對不會走完全關起門來搞糧食安全,絕對不會回到自給自足的老路上去,因為它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一點我想通過這次會議,應該說大家是有共識的,我們強調糧食安全,永遠也不會為過,況且我們在講基本自給,而不是絕對的自給。
第三,大家加深了我們對這次會議的主題,要建立一個高效、開放、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的理解。我想第一次提出,這跟我們的政策表述是不一樣的,我們強調的是一個高效的,一個開放的,一個可持續的糧食安全的保障體系。關于高效,我們這一天半的討論,大家在很多方面提了很多好的建議,這些建議也應該說是我們的共識。比如說既包括生產的高效,也包括流通的高效,甚至是整個供應鏈的高效。在生產領域很多發言者提出,中國應該發掘農村的土地市場,擴大農場的規模,使得土地的利用更加有效。比如說很多發言者提出我們影響發展現代物流,在倉儲領域應該允許非國有的企業更多的進來,要減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預。我們的價格的政策應該更加有效,我們現在這套價格干預體系確實是有很大的扭曲性,扭曲了市場的價格信號,政府的儲備政策也需要改善。否則,我們的政府會背上沉重的補貼的包袱,價格越來越高,我們各個方面的代價越來越大。
再比如說,政府的補貼,政府對農民的補貼也更加有效。今天有一位女士講到我們的糧食各種補貼支持已經是5700億元人民幣,我們的糧食產量有6億噸,現在大家拭目以待,中國的農業是不是跟日本走一樣的道路,小規模,很高的成本,很高的價格,很高的保護,很低的效率。我們能不能避免日本的道路啊?我們能不能跟法國學一下,比如說日本40年以前一個農場的規模只有4.2公頃,現在也只有2公頃,但是法國40年以前一個農場是12公頃,現在是40公頃。總之我們在建立高效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講到開放,要建立一種開放的糧食安全的保障體系,可以說是這次會議大家最為關注的焦點。以前很少有人講中國要建立個開放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我們現在剛剛出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說我們要建立一個開放經濟的新體制,我覺得在這樣的大背景,強調我們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也應該是具有開放性的,應該是沒有錯的。在這個方面最關鍵的問題是要讓世界對中國的糧食的供給有一個清晰的判斷,要有一個穩定的預期。這句話是中國農業政策制定的最權威的人士在這個會上講的,說美國的同行,巴西的同行聽到這句話感到非常振奮,這句話也不是隨便講的,要更加清晰,更加穩定的預期。
第二個是在生物技術上,包括在轉基因的商業化上,我們還要采取更加開放的態度,在新的生物技術的許可審計上,外方很多的發言者希望中國加以改進,以便給貿易伙伴一個更加穩定的預期。我想這些建議我們聽了很多遍了,我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這些是可以討論的。開放還意味著要重視跨國企業的合作。我想跨國企業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發展,形成了一個高效、完整的供應鏈體系,中國現在要開放,我們完全繞開ABCD這些跨國的大的農業公司是不可能的,我想寧高寧先生也沒有這么大的野心,說他要建立一個比你更加有效的供應鏈,恐怕那是一件很難的事兒。
所以說中國應該尋求與跨國公司更有效的合作,要參與到供應鏈當中去,而不是說完全替代這個供應鏈。比如說最近讓大家非常高興的一件事兒就是中國的一家企業成功并購了美國最大的生物企業,這樣的故事越多,就給中國人更大的信心。西方也向我們開放市場,我們也采取一種更加開放的態度。
開放還意味著中國的企業也要走到海外去,要合作開發海外農業資源,要參與貿易伙伴的供應鏈的建設。巴西的農業部副部長在這個會議上表達了強烈的愿望,希望中國的企業參與到巴西的農業供應鏈的建設當中。我想我們也不鼓勵他到巴西買你的地,更多的是要參與到倉儲設施,物流設施,甚至是公路、鐵路的建設當中去,在這方面,中國在技術上是有相當的優勢,在資金上也是有相當的優勢。這是關于怎么樣構建一個開放的糧食的保障體系。當然,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也有責任擴大我們的農業技術輸出,比如到非洲,幫助他們改進農業技術,為全球糧食安全作出更大的貢獻。
關于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我覺得在這次論壇上我們所有的與會者,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最廣泛的共識。這個方面應該承認,我們保持這么高的自給率,我們付出了很高的環境代價。第一天陳錫文先生把我們所有的環境方面的問題毫無保留地都講出來了。
中國糧食安全必須要拋棄只講數量,只講產量,只講自給率的僵化的觀點。要把農業生態的安全,要把建立環境友好型的農業作為一些關鍵的目標。在這次會上河南省的省長提出糧食生產要生態化,陳錫文先生提出要使國內農業資源休養生息,這都是我們新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新思路。在這些思路的指導下,我們的糧食政策也很快會作出一些新的調整。當然我們要建立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我們必須采取一種開放的態度,如果我們不開放的話,關起門來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也不符合中國的資源稟賦。當我們談到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的時候,不能忽視轉基因技術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影響。這個話題是相當的沉重,中國的科學家在轉基因的研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面,我們的投入并不少,我們國家的重大的研究項目,包括政府和企業投的錢加起來40億美金,1萬人參與。但是我們也看到,在中國關于轉基因的爭論有點變得讓人難以理解,科學家真正出來反對的并不多。我密切關注這個領域的辯論,真正反對轉基因的沒有幾個真正的科學家,沒有真正懂生物的科學家。你可以看看那些批判轉基因的文章,可以說使用了一些捕風捉影的所謂證據給轉基因貼上了很多莫須有的罪名,用這樣的一些沒有科學依據的文章來誤導公眾對轉基因的態度。
剛才杜邦的總裁講中國是天高皇帝遠,確實如此。前不久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還發文件,說我這個地方不準種轉基因作物,也不準搞轉基因試驗。后來媒體來問我怎么看,我說客氣的講,這個地方的政府是不負責任的,說得重一點,這個地方的政府是不懂法的,它是違法的。沒有一個地方政府可以出臺這樣的文件。再說得難聽一點,我說這個地方的領導腦子里灌水了,我說你怎么可以有權力,如果將來中央政府允許農民種,你就可以發文件禁止種嗎。因為要搞市場經濟必須要有統一的法律體系。 作為嚴肅的科學家,作為嚴肅的政策的分析機構,我們也建議在轉基因方面應該采取一個更加積極的態度,我們在轉基因商業化方面應該邁出更大的步伐,否則再過十年,我們就會被遠遠的甩在后面了。
最后,還要強調我們峰會明年還有可能針對食品安全的問題組織這樣的國際化的高層論壇,同時我已經告訴很多與會者,河南省省長和吉林省的省長已經發出這樣的請求,吉林希望在明年搞一個玉米的論壇,河南也希望舉辦個小麥的論壇。這也說明我們的論壇辦得成功。另外,中國、美國、巴西、阿根廷等等這都是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建立這樣一個跨政府部門的平臺是非常有益的,很多與會的代表希望這樣的對話機制化,我們可以就這個問題在會后再進行探討。
附:
韓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1963年12月生,山東省高青縣人。
1989年5月畢業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獲農學博士學位。
1989年5月至12月在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
1990年至2000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工作,歷任《中國農村經濟》雜志社編輯部副主任、主任、副總編、社長、副所長。1995年晉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2001年3月調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
2006年在中共中央黨校第22期中青班學習。
2008年10月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
參加過黨中央、國務院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長期從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研究,合著《調查中國農村》、《中國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問題研究》、《中國食品安全戰略研究》、《中國新農村建設調查》、《中國農民工戰略問題研究》、《我國食物生產能力與供求平衡戰略研究》等。自1993年開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多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發展研究獎、“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著作獎等。
兼任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農業大學博士生導師。擔任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
是第九屆、第十屆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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