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海9月12日電(“中國網事”記者周琳　徐蕊)強調地方政府“守土有責”，嚴把從“農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線，財政“向基層傾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主任張高麗11日在新一屆食品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傳遞出高層治理“食品安全”頑疾、保障“餐桌上的民生”的決心和信心。

　　“一飯膏粱，維系萬家;柴米油鹽，關系大局。”在動了機構改革“大手術”之后，公眾既期盼加強重點領域整治的“特效藥”，也需要注重每一細節、堵住漏洞、補齊薄弱短板的“舒心丸”。

　　告別“九龍治水”　強調“守土有責”

　　張高麗指出，全面落實各方責任，地方政府“守土有責”，監管部門履職盡責，企業承擔主體首責，消費者主動參與、對自身負責，加快形成全社會共治格局，匯聚起維護食品安全的強大合力，以食品安全的實際成果取信于民。

　　事實上，各級政府對本地區食品安全負責，是法律賦予的職責。但是由于地方保護主義和利益驅動，監管的“法外之地”常常出現。過去由于部門間職責交叉，推諉扯皮現象也時有發生。

　　今年上半年，國務院啟動新一輪機構改革，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將分散在工商、質檢、食藥監、衛生等部門的食品監管職能統一起來，從此告別“九龍治水”的局面。

　　“對違規違法者嚴刑峻法，對監管失責者嚴懲不貸，雙管齊下才能取信于民。”中商流通生產力促進中心分析師宋亮說，要想防范地方政府在此問題上監管不作為，就得將其納入制度化的考核中。

　　2012年，《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中首次明確，將食品安全納入地方政府年度績效考核內容，借考核繃緊監管者的“神經”。

　　不少地方政府先行先試，例如上海就將食品安全工作5大方面20多個指標納入考核，實績與相關部門負責人的經濟收入直接掛鉤，不僅出現事故在考核范圍內，政府部門有無深入開展宣傳活動，讓公眾積極參與到監督隊伍中等，也都在考核范圍內。

　　守住“第一道關口”　看住“農田到餐桌”

　　從一只面包的“前世今生”，可以看出食品安全監管的環節之多、之復雜：從小麥種植中的農藥使用，到加工成面粉時的衛生管理，再到做成面包時添加劑的使用，運到超市的溫度控制，即使買到家中，還要擔心保質期問題……

　　實現環環監管的“無縫對接”，既要避免重復監管，又要堵住監管“盲點”。張高麗指出，要抓好源頭治理，加強農業投入品管理和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堅決守住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關口。要強化過程控制，建立覆蓋生產加工到流通消費的全程監管制度，嚴把從“農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線。

　　實際上，多領域出現的食品安全事件看似無關，卻基本與農業組織化程度低、產業集約化程度低緊密聯系。雞肉抗生素超標，是因為農戶養殖過程中濫用抗生素和違禁藥物;摻假羊肉橫行，是因為源頭生產加工企業違規添加未經檢疫的其他肉品，最終消費者遭受商業欺詐之苦;奶制品黃曲霉毒素超標，是因為源頭對飼料的安全疏于控制……

　　而目前我國農產品源頭的現狀是：散養散種比例在60%以上;食品行業集約化程度太低，規模以上食品生產企業占比不足兩成;低價競爭帶來高密度的種植和養殖，源頭濫用抗生素或農藥。

　　“種養殖環節的薄弱，還會成為未來食品安全問題的‘重災區’。”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厲曙光說，源頭治理是“事半功倍”，能在監管力量有限時“做最多的事”，這也是發達國家的監管思路。

　　投入穩增　補齊基層“短板”

　　張高麗指出，要建立食品安全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向基層和中西部地區傾斜。這意味著，不僅職能進行了調整，未來監管機構的設置也會加強基層力量的建設，消滅看不見的“死角”。

　　基層一直是我國食品安全監管中最短的一塊“木板”。據媒體報道，國務院食安辦的統計顯示，目前，我國獲得生產經營許可的食品生產企業12.3萬家，食品經營主體576.7萬家，餐飲單位243萬家，此外還有2億多戶農牧漁民和難以計數的食品小作坊、小攤販。而全國各級食品安全專職監管人員約10.7萬人，平均每2人要監管200多個食品生產經營主體。

　　“一邊是每天有上千人就餐的大飯店，一邊是只有三五十人消費的路邊攤，我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風險更高的前者上。”一位基層的食品監管人員無奈地說，基層力量薄弱，容易導致出現“漏網之魚”。

　　事實上，在過去，基層工商所的強大力量成為流通環節食品監管的“中流砥柱”之一。未來機構改革后，食藥監局如何讓基層“有腿走路”，是難點也是亮點。

　　上海食品藥品監管局局長閻祖強說，上海在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的方案中，已經明確將建立209個食藥監所，將監管職能延伸到基層，做到所有街鎮全覆蓋。小到路邊攤，大到商場超市企業，食藥監所都能直接監管，共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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