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全面丑化教師”將是中國下一輪悲劇的開始　　

一直以來，我經常告誡自己不要寫有關教育和教師的文章，因為我不想把非教育的社會性變質與教育環境的局部惡化混淆在一起。然而，有些情況下我還是禁不住要寫幾句話，寫得那樣的含蓄與委婉，并因此公開承認自己不過是百無一用的懦夫。

教師只不過是人類教育活動中的一個組成元素，他們并不是教育的全部，也代表不了現行中國教育的整體形象，中國的教育是一個充滿政治、經濟和各種文化元素在內的綜合體，學校已經不是一個單純教育的園地。

我也反復在思考：近年來，教師隊伍遭受的待遇到底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教師被丑化是社會之錯還是教師隊伍本身之錯？教師的丑聞是否應當成為教師被全面丑化的理由？中國的教師隊伍果真必須為自己的今天負起全部責任嗎？如果中國的教師被徹底丑化，中國將會走向何方？

無意于列舉某某教師的過錯和劣跡，正如我無法列舉當今社會整體性墮落的現實一樣，很多教師隨著社會道德整體性潰敗一起潰敗是不爭的實現，至于這種潰敗到底是超前的、落后的、還是同步的根本就不重要，只要實事是存在的，就沒有理由讓墮落的教師有更值得原諒的機會，他們必須為自己的罪責承擔后果，由誰來執行這個操作應當成為教育管理部門認真思考的問題，讓教育者帶著罪責自由的留在教育崗位上是對被教育者的一種侮辱。如果教育是自由的，沒有管理者，自然也就不存在被誰規范的問題，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就成了簡單雙向選擇的問題，得失由雙方共擔，然而，中國的教育是一種管制式教育體系，合理合法的管制必須體現到教師的工作和生活當中。

在承認教師隊伍中存在眾多道德敗壞者的同時，我也相信教師的整體并沒有壞到必須接受被社會審判的地步，一個院士的墮落并不代表知識分子的整體性墮落，也許沒有院士頭銜的更多知識分子仍然在努力地做著自己的事業，一個北大的教授欺騙少女并不能代表中　國的　教授整體上陷入到性丑聞之中，一個校長的貪污受賄也并不代表所有教師都有接受賄賂的權力和機會，批評的箭頭應當射向目標體，而不當用散彈槍進行全面掃射。

今天，社會上對于整個教師隊伍攻擊的言語之狠毒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這不需要舉例說明，大家在網絡世界和現實世界都可以耳濡目染，我驚詫于某些人在批判教師時所采取的非文化手法，連“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句話也要拿出來反復進行剖析，以證明教師其實什么也不是。教師本來就是一種職業，在某個時候被高抬于“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位置上不過只是表明教育事業之于人類的重要性，而不是說教師從地位上一定必須高于其它職業。現在，一些“很有文化”的學者在論證教師丑惡的時候卻這樣說：教師本來就不是做工程的，怎么能夠被稱為工程師呢？我很佩服這位學者的水平之高，居然懂得什么叫“工程”！當然，我也要請求更多、更有文化的普通人再來解讀一下“工程師”用在教師身上的原有意義到底何在？難道它與工程本身的初始意義有什么值得糾結的嗎？把教師從“靈魂工程師”的位置上趕下去有實質性意義嗎？我清楚地知道，生活在中國，不管你處于什么群體，一旦你做錯了就必須承擔后果，承擔甚至數倍于事件本身的代價。當然，我也想說，教師完全可以被詛咒，一種本該承擔的詛咒。

批評完后教師之后，大家能否再靜下心來反思一下近幾十年中國教育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多的怪現象？除政策因素之外，有沒有國民思想的因素？有沒有輿論導向的因素？有沒有走向極端的因素？

我們不妨回過頭來反嚼一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教育污染，并由此確定教育思想和教育體制淪落必定觸發社會道德整體墮落的必然性，沒有第一輪的教育悲劇也不會有新中國第一輪的社會悲劇，教育污染具有滯后性和長期性，其影響一定具有社會普遍性。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應當說也經歷了一個較為合適的、較為短暫的教育發展階段，但是，隨著外來思想的非選擇性流入，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的教育環境就在開始發生小小的質變，之后，又伴隨歸國精英的不斷增多，加速了教育質變的過程。我這樣說并非指外部思想不能流入，而是不能斷頭截尾的流入，當精英帶回且推廣的不是思想而是表相的時候，中國的教育必然失去自己的獨立性，同時也不會讓中國得到全面適應西方教育的可能性，中國的教育有其歷史的傳統體系，近代的落后只能加速這種體系的進化，而不能斷然毀滅這個體系，如果真有人試圖毀滅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體系，最后，多半只會達到混亂的目的，而不會有真實的成果。中國精英輸出自己的文化與輸入西方的文化時有一個典型的特點：把國人的缺點盡可能向西方放大，把國人的優點盡可能謙虛地縮小；把西方文化的劣質盡可能向國人縮小，把西方文化的優點盡可能向社會放大。

下面想通幾個典型顛覆性的觀念來簡單分析一下近幾十年來中國各級學校所發的不正常變化，從而說明上一輪中國教育淪落的某些深層次原因：

“人權”思想在教育過程的錯誤定位。我本人不是瘋子，也不是文盲，我當然理解人權的含義和重要性，我從來不否定人權之于個體的重要性，但在這里，我要在“人權”頭上打個引號，為什么要打引號？因為這個提法比較虛偽，一些改革開放之后出國的留學歸國人員首先從國外帶回了教育上的人權觀，并且開始從兒童教育開始落實，起初給人的感覺很好，不愧為“海歸派”，人權也要從娃娃抓起。實際是什么回事呢？在我看來，從形式上看是虛偽的，從本質上看是要毒害教育的。一個什么也不懂的小孩懂什么人權？他們從一種完全蒙朧的狀態進入學校的大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任務當然是接受知識開化的教育，是要接受認識世界的教育，而不是與人爭權的教育。很多人會說，小孩進入學校可能會遭到老師的無故打罵和批評之類的事情，強調人權是對青少年的保護和關愛。純粹瞎扯蛋！人類幾千年走下來，老師又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新職業，如果整體上老師是一個惡者的群體，那中國文明和世界文明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說早已經轉變成人類之惡，站在懷疑教師的角度來向青少年灌輸師生人權平等的理念，從一開始就讓學生產生對教師的防備與排斥。從個案上講，不排除有極個　別　老師師德存在問題，甚至是有觸犯法律的行為，但應當是極個別現象，任何國家都有同類事件存在，從總體上看，以人權自居的西　方國家　老師未必100%高尚，中國教師也并非在尊重學生權力方面落后于世界，中國教師不是世界之惡的代表者。

經過二三十年的教育人權理念的灌輸以后，我們的社會發生了什么變化呢？絕大部分老師以“不侵犯學生權力”為由放任少年兒童的惡習發展與膨脹，同時也在放任學生家長對學校老師的蔑視，家長借維護子女權益為由屢屢毆打教師，廣東一些地方已經到了聞家長色變的程度。教育者在學生面前遭受人格侮辱，又有何尊嚴繼續承擔教育的重任？學生變得缺少禮儀常識，自由散漫，即使是很負責　任的　老師現在都很少敢于對學生嚴格管理，以免招來意外之禍。課堂紀律越到高年級越是混亂無序，部分中小學校現在已經不是承擔教育的工作，而是在履行“念經”的程序，經念完了，學生得到了什么完全不重要，“念經”是部分中小學教育的典型現象。大學老師能好很多嗎？不見得。“權力平等”更多地被學生應用于教育之外的平等，而不是對學術研究權力的平等。當課堂上“打電話、談戀愛、玩游戲”　成為　老師必須接受的學生人權時，老師已經失去了其教育的所有威信，因為教師實際上并不知道學生到底有多少人權，無關教育的“人權”被置于教師的講臺之上，既不會更好的傳播人權觀念，相反，它只會毀滅傳統美德。

否定觀念的盛行也是一種獨特的中國創新。很多歸國精英告訴我：只有否定舊事物，才能創造新事物，西方的振興皆源自于此。我經常會反問他們：西方有幸在某一階段從否定中獲得了進步，然而也不是全面否定，如果中國否定了自己之后，不能創造出更好的新事物怎么辦？

也許中國開放的普遍性決定了否定的普遍性，象我這樣的保守分子多半沒有什么市場，中國社會近三十多年來已經形成習慣性否定，后三十年完全否定前三十年，學校也開始玩起了“否定”，不會“否定”的老師不是好老師，不善于“否定”的專家難得出名，在課本中，前三十年認定的英雄退出了英雄的行列，名星漸次進入了教材，前三十年認定的文章逐步被自由主義人物的文章所取代，魯迅沒有了，胡適來了，狼牙山五戰士沒有了，小貓釣魚來了，農民起義被丑化了，西方侵略被理性解釋了，抗日戰爭歷史教育被說成了仇恨教育。韓星、日星的到來則變成世界文明的共享。青少年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對中國本土文化的熱愛和關注，隨著他們一天天長大，他們的思想里只有浮華和西化，他們只認得劉翔、姚明、李宇春，他們根本不知道雷鋒、錢學森、毛澤東、周恩來的意義何在！“否定”在很多方面有好的結果，但是，不加選擇地否定也許最后連整個國家的文明都要否定，當然，如果全盤都否定了，中國也就自然失去了自己。為什么現在的青少年懷疑一切？為什么青少年眼里只有自己？為什么某些青少年表現得如此冷漠與自私？“否定一切”的理念也許會伴隨他們一生的經歷。

中國社會近幾十年到底從否定中得到了什么？我認為幾乎什么也沒有得到，只得到了一個嚴重的后果：否定規則和秩序，渴望混亂和顛覆。

金錢觀念對教育的腐蝕作用奇毒無比。近幾十年來，中國產生了無數個暴發戶，之所以說是暴發戶，因為他們雖然有了幾個錢，但是，思想卻是愚昧無知的，他們拿著幾個錢生育一個“富二代”和“暴二代”，過著一種揮錢如雨、作賤財富的低級庸俗的生活，鑲著銅臭的虛榮生活全部將痕跡打在了孩子的心靈，即使是那些中下層的青少年也極度容易地被社會現實鍍上了鉻印，金錢實實在在地腐蝕著幾代青少年的靈魂。

另一方面，學校也在用不正常的行為腐蝕青少年，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中國的各級學校開始流行什么“理財觀念”，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引入到日常教育活動中，說是為了讓他們長大后能更好的成為為社會財富創造者。學校本身當然也不甘落后，教育學生理財之前，自己得體現更好的斂財能力，為了獲取非正常收益，亂收費、亂集資、亂捐款，在幼小學生的心靈中也留下了社會腐敗的印記，年輕一代有意無意地認識了整個社會腐敗的現實，這種認識可能直接被帶到他們的成年，一旦機會成熟，他們又是新一代腐敗者，沒有任何東西比金錢的傳染性更強，一旦被誤導就會病得不輕，終身難改。很多人不理解中國的腐敗為什么前赴后繼，為什么越來越低齡化，實際上，近三十年成長起來的幾代人都是帶著銅臭味教育走入了社會，他們要踐行前人腐敗經驗，他們不可能放棄從小就渴望的金錢化生活。

上述列舉三個方面的事例只是為了說明國家、媒體和眾多精英在第一次教育淪落的過程中所犯下的錯誤（其實還有很多的錯誤觀念在貽害教育），這些錯誤與個體教師并無直接關系，然而，結果卻完完全全地與教師聯系到一起，其它所有方面都與教育脫開了干系。轉過身上，他們卻又反成為全面丑化教師、鞭笞教師的主力軍。中國社會近幾十年的整體性道德淪陷原因不在教師，責任卻必須由他們完全承擔，這是現代中國的第一輪悲劇。

在我看來，中國教師的第一輪悲劇還只是個開始，中國社會的悲劇也還沒完，如果由精英和民眾掀起的“全面丑化教師”的運動繼續深入發展，我可以肯定地講：中國社會將不可避免地進入第二輪悲劇時代。

全面丑化教師既不會幫助解決教育問題，相反只會惡化教育沉疴。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全面地滅絕教師，也不能沒有教育機構，只要有教育的必要性，就一定要有教師的存在，一個社會如果離不開教師，卻又全面丑化教師，那結果會怎么樣？這是所有國人都必須拷問自己并作出回答的問題。丑化教師是不是為了泄憤？丑化教師是不是為了把他們變成被社會唾棄的角色？丑化教師是不是能夠給社會帶來快樂？丑化教師是不是意味著每個人都考慮清楚自己的后人將不需要接受教育？

我反復地強調教師本身罪責的客觀存在，但是，用“全面丑化教師”來渲瀉自己對于制度的不滿決不是理智之舉；將教師打成被社會唾棄的角色也并不會幫助中國人的后代都能成為被尊重的對象，更不會有助于他們傲視全球；如果丑化教師能給社會帶來某種整體性快樂的話，那快樂之后的結果是可以想象的；在所有中國人都沒有準備好自己的后人不再接受教育之前，還是清醒一點較好，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還沒有到達這個水平，人類可以脫離教育的時代恐怕暫時沒有誰能斷定。

不管受到多大的批評和多少責罵，我必須始終堅持：任何人都有權就教育的問題提出所有自己能想到的建議，可以給教師隊伍設定所有能想到的道德和學術規范，可以將所有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清理出教師隊伍，但是，不可以把“全面丑化教師”作為一種快樂，更不能演變成一場毀滅教師的運動，一個民族的極端行為最后必須由該民族承擔極端的后果！！！

——孫錫良（教師節的感想：教師要反省，不要成為社會的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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