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侯福龍        來源：《世界博覽》

        一場并不新鮮的科技倫理爭論，被一紙"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悄然喚醒。這里，科學家的職業道德與商業利益、公眾的科學素養和知情參與、國家的糧食問題及生態環境，又一次交織在了一起。

正文

       北京的冬天寒氣逼人，天氣狀況和蔣高明教授的心情有幾分相似。坐在香山腳下的辦公室里，滿臉愁容的他向記者娓娓道來這個冬天發生的大事件--農業部為華中農業大學研發的轉基因水稻頒發了安全證書，預示著轉基因大米搬上餐桌已為時不遠，此事引起了廣大民眾的擔憂。"轉基因水稻其利在商，對于食用者和整個生態環境而言，弊大于利！"蔣高明教授言辭堅定。

        蔣高明教授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著名的生態學家。這次農業部頒發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在科學界內部，只有他和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薛達元教授，對該證書的獲批、其商業化種植前景提出了公開的質疑；此外，綠色和平組織也對此事表示了極大的擔憂。媒體一片沸騰。

        面對大眾和媒體的呼聲，以華中農業大學生物科學傳媒中心為代表的國內科學界，通過撰文對此事進行了辯駁和澄清。另外，人民網還于近期邀請了三位"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就轉基因水稻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解答。

        "在毒理學評價方面，轉基因水稻的大鼠試驗結果表明，對試驗動物未見不良影響。"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楊曉光，以確鑿的動物實驗數據，推測出轉基因水稻對人體沒有負面影響，"長期食用也沒有任何危害！"

        受雇于美國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也指出，轉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盡管迄今還沒有以人為實驗對象的轉基因食物實驗，但是方舟子以"嚴謹的科學邏輯"推測出了"確鑿的科學結論"。

        然而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轉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已。

誰動了上帝的種子

        在歐洲傳統中，任何生物作為上帝的作品，都是神圣的；而轉基因技術則是企圖干預上帝精心的設計，按科學家的意愿再"創造"和"改造"生物。

        "由于基因決定蛋白質合成，水稻的基因組中'轉'入一個外源基因片段，這個水稻就會生長出特定的蛋白質。吃了這種水稻的葉子，害蟲就可被毒害致死。這便是轉基因技術的基本原理。"蔣高明以科普式的語言給記者解釋道。

        轉基因技術作為生物技術時代的標志之一，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1983年，美國科學家在實驗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轉基因煙草，標志著轉基因植物的誕生。1994年，美國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轉基因大豆及轉基因番茄，并獲得美國國家準許的推廣資格，轉基因作物的產業化和市場化就此開始。

        以孟山都為代表的生物技術公司在生物產品商業化應用的前景下應運而生。"時至21世紀，轉基因農作物產品作為生物公司的主要商品之一，已成為世界貿易競爭的主角。生物公司商業化研發并生產轉基因作物，引領了植物轉基因技術發展的潮流，又為公司收獲了巨大的經濟利潤，從而形成了一套動力機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趙功民研究員告訴記者。

        然而，就在商業化生產的同時，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引發了一系列科技倫理方面的爭議。拋開人類能否干預自然、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說，單是發生在1998年的"轉基因馬鈴薯事件"就讓全球民眾恐慌了一把--英國科學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電視節目上宣稱，用某種轉基因的馬鈴薯喂養大鼠，會導致大鼠體重及器官重量嚴重減輕，免疫系統被損壞。

        該事件是第一個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它使得人們對轉基因的抵制從英國波及到了整個歐洲。查爾斯王儲曾這樣說，"人類企圖插足某個神圣的領域，然而我不打算讓朋友和家人食用轉基因食品。"

        查爾斯的言論得到了很多公司以及歐洲民眾的響應，此后，關于反對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生物實驗的呼聲和活動就沒有停止過。因此，歐洲得轉基因技術一般僅限于實驗室，在商業化種植方面則較為保守。而在生物技術公司大行其道的美國，轉基因作物的研發和商業化種植都較為積極。

        但是，爭論不曾停止。

奇妙的"科學共同體"

        1998年，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的實驗結果并沒有獲得業界科學家的認同，相反，有很多生物學家指出其實驗的漏洞，并指責其結論不夠嚴謹；當然，英國皇家學會最后組織專家調研，也沒有完全推翻他的實驗結論。
該事例成為了華中農業大學生物科學傳媒中心反駁蔣高明教授的例證。

        博文《蔣高明對轉基因的質疑可以休矣》有這樣的句子，"由于普斯陶伊的實驗工作差錯百出，其結論是不可信的。隨后，其所在的研究所宣布勸退普斯陶伊，并聲明不再對其言論負責。這個10年前已有定論的事件，現在還被蔣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來炒作，顯然是很不嚴肅、很不負責的，有'忽悠'公眾之嫌。"

        然而，事實并不是這樣的。著名黑猩猩研究專家珍古道爾在最近發表的著作《希望的收獲--食品安全關乎我們的心靈》中寫道，普斯陶伊教授被除名后，有些科學家出面為其辯護，極力維護其科學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上重新發表。"一方是生物技術公司的商業利潤，另一方是人類、動物和環境的健康，爭論會持續下去。"珍古道爾在無意間揭示了科學領域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1962年，美國著名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科學共同體"進行了全面的定義--有共同的探索目標、掌握著大致相同的文獻并且接受相同的科學理論的一群科學家，就組成了一個科學共同體。如果以政治作比喻的話，科學共同體相當于黨派，科學革命則相當于政治制度的變革。科學的發展就是一個科學共同體替代另一個的過程，庫恩將其稱為"科學的革命"。比如，牛頓和愛因斯坦就屬于不同的科學共同體，因為他們對物理學的基本假設持不同觀點；如果他倆能見上面，一定會吵得面紅耳赤。

        現代社會，以生物技術公司為背景的轉基因科學家群體，也形成了奇妙的"科學共同體"。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田松副教授告訴記者，"研究某領域的科學家，絕對不說該領域的壞處，只有說他好，才會拿到基金，拿到課題。而個別有道德感的科學家，即使站出來，指責自己領域的問題，也會迅速地被邊緣化，被這個領域所拋棄；所以從科學共同體內部反思本領域的科學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悖論。"

        這就解釋了普斯陶伊被除名的根本原因--他的實驗引起的恐慌使轉基因公司損失慘重，也使受雇于生物技術公司的轉基因科學家群體喪失大量資助。

        受雇于美國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在倡導轉基因方面呼聲頗高。從2001年開始，方舟子就公開發文，極力支持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和轉基因食品在中國的銷售。有關人士指出，以"學術打架斗士"聞名的方舟子，是打著科學家的名義為美國生物轉基因公司唱贊歌的典型；他的周圍形成了大批的擁躉者，也在暗中結成了強大的利益鏈條。
方舟子對轉基因植物的觀點，在一個名叫"亦明剝殼"的博客中闡述得十分詳盡。亦明將方舟子的觀點總結如下：其一，轉基因食品安全、綠色、營養全面，而且能解決世界糧食危機，對此，在國內銷售轉基因食品，完全可以不加標注；其二，反對轉基因的人都是無知的、反科學的、制造恐慌和玩弄陰謀的分子；其三，對于支持轉基因的人，都歸為無私的、正值的和為科學獻身的科學家。而對于基因污染問題，方舟子的觀點是，不能排除轉基因生物對環境造成的基因污染，即使污染了，也無所謂。

         "亦明是一位神秘的人物，我們誰也不知道此人的真正身份。不過從他的文章看，他有深厚的生物學背景，在專業領域內應該做得很出色。而且，此人對方舟子的研究，表現了精深的文獻考證功力，心理分析功力，邏輯推理功力，這份功力，做史學家，做記者，都是一流的。他對方舟子的剝殼，是對當今中國的一大貢獻。"田松副教授告訴記者。

        從普斯陶伊與方舟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科學共同體"維護其團體利益的過程，就是剔除異己的過程。" '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三分之二是搞轉基因的科學家，很多人持有轉基因專利，或正在申報專利，有些還有自己的轉基因公司。在生物安全委員會里，環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專家非常少。"蔣高明闡述道。

無處安放的公眾

        "我們曾多次檢測過超市出售的食品，其中含有大量的轉基因成份，但是包裝上并沒有注明；或者雖有注明，但是并不顯眼，對消費者有一定的誤導性。"綠色和平組織北京辦事處農業項目負責人方立鋒告訴記者。

        綠色和平組織從2001年我國進口國外轉基因玉米、大豆開始，就一直關注轉基因的食品的安全問題。對于本土化種植的轉基因棉花、木瓜等作物對環境的影響、基因污染等，該組織也進行了長期的跟蹤和調研。

        方立鋒提出的是一個公眾對科學事件知情權的問題。"科學家和大眾之間的鴻溝由來已久?，F代社會，學科發展愈來愈精微細致，以至于同一學科不同分支的科學家之間，都難以進行交流，更別說大眾和科學家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朱效民副教授告訴記者。

        因此，才出現了以方舟子等人為代表的科學主義者，認為只要是科學，就是對的、好的、毋庸置疑的，而把公眾當成純粹的科學盲，認為公眾沒法理解科學、科學家就可以為公眾做出決定--對轉基因食品不予標注的建議就是例子。

        "現代的科學家和以前的科學家有根本的差別，工業文明前的科學家也是哲學家，他們探索未知世界的時候僅僅是出于人類的好奇心；而現代科學家和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為科學已然成為了資本的'幫兇',科學家也僅僅變成了一種職業。"田松副教授這樣說。

        而現代的人類，已經離不開科學技術創造的生存環境，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技術擺置著人，并強求自然"。一般的科學家作為科學共同體的成員，只會贊頌科學的好處，但是卻少有人言及科學的另一面。朱效民副教授說，"愛因斯坦二戰時建議美國發展原子彈；但是戰后又公開宣傳核武器、核反應的危害。他的作風代表了科學家的良知。"他接著說，科學本身是雙刃劍，但是科學家應該有責任和義務告訴公眾科學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以轉基因作物為例，轉基因的鼻祖英國向來都遵守"潛在風險原則"。比如轉基因食品對人體的影響，在當下表現不出來，但是可能在后代中表現出來，這就叫潛在風險。也就是說，在轉基因種植不能排除潛在風險的情況下，科學家和政府一般持謹慎的態度。

        對于相關科技政策的決定，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取一種"共識會議"的形式，對科學進行大眾科普，科學家將科學知識、正面和反面的科學后果講述給參與的公眾。

        "共識會議對科學議題的討論，完全是公開、透明的。選擇權最終交給公眾，科學家、科學知識僅僅作為背景呈現。"朱效民副教授這樣說。

        而在我們國家，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證書只由農業部、農業轉基因安全委員會來決定。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彭于發教授比喻道，"水稻轉基因安全證的頒發就像結婚證一樣，沒必要把這個'結婚證'發布到網上，讓大家都知道。"言下之意，轉基因是否安全，也是科學家和農業部的事情，和公眾沒有關系。

        "但是公眾是科學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公眾有權利知道轉基因作物的危害；公眾也有權利參與轉基因水稻的審批過程中。"蔣高明教授告訴記者。

        國際性轉基因安全管理條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中明確指出，轉基因生物的決策過程，公眾有絕對的參與和決策權。2000年，中國在該"議定書"上鄭重簽名；2005年，國務院正式批準了"議定書"。

        然而，中國公眾在重大的科學事件中，尤其類似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頒發這樣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舊是不明朗的。

 "有罪"的證據

        田松副教授還提出這樣的觀點，以往科學在中國的姿態往往是"無罪推定"式的，也就是說，只要不能證明某具體科學有害之前，則視其為無罪的；而如今，科學帶來的負面影響迫使人類不得不對科學采取"有罪推定"的態度，即在證明其無辜之前，則視其是有罪的，要謹慎對待其結果的應用和推廣?！犊ㄋ占{生物安全議定書》也提出了類似的“謹慎原則”。

        和三位應邀到人民網的農業轉基因安全委員會委員的聲音不同，以蔣高明、薛達元、綠色和平組織為代表的呼聲令人擔憂。他們不是方舟子所謂的沒有嚴謹的科學根據，他們也不是方舟子眼中不懂科學的"愚昧公眾"。

        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國外早就爭議不斷，不止"轉基因馬鈴薯事件"一個案例。2007年，法國科學家證實，孟山都公司出產的一種轉基因玉米對人體肝臟和腎臟具有毒性。2008年，美國科學家也證實了長時間喂食轉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統會受到損害，該研究成果發表在同年《農業與食品化學》雜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國生物技術委員會最終宣布，轉基因玉米"弊大于利"，這等于轉基因作物種植在法國的永久廢除。

        蔣高明教授介紹道，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一方面，而轉基因作物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即基因污染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1999年的"帝王蝶事件"、2001年備受關注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轉基因玉米混進美國大豆事件"、2006年"轉基因大馬哈魚逃逸事件"，等等，都成為轉基因作物實驗或商業化種植過程中，基因污染對生態環境影響的典型案例。

        趙功民研究員說，"基因污染無異于核擴散，原因在于它是世界上惟一能夠不斷增殖、擴散且又無法清除的污染。"更進一步，趙功民研究員將轉基因技術誕生以來所關涉的倫理問題歸結為三個方面，"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基因污染"和"基因武器"。前兩者就現狀而言，爭論較為激烈、需謹慎對待；而基因武器則是對未來的預測而言，防患于未然。

        薛達元教授在2000~2002年，針對在我國大面積種植的轉基因抗蟲棉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情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寫了嚴謹的科學論文。

        綠色和平組織的方立鋒將該論文的核心內容總結為：轉基因棉在短期內克服了棉鈴蟲，但是其它害蟲成為主要害蟲、并更為猖獗，因此使用農藥不會減少；另外，隨著種植時間增加，棉鈴蟲就會適應這種棉花，轉基因失去了其效用。由此，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轉基因并不能解決減少農藥使用的問題，相反，轉基因種子公司成了棉農的主宰者。

        轉基因科學家、農業轉基因安全委員會的專家專家們，閉口不為大眾"科普"轉基因食品的潛在危害，而是以科學家十足的底氣，預測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對人體無任何損害。
這種"科學"的態度，應該接受公眾的質疑。

"綠色再革命"的困境

        以人口大國印度為代表的 "綠色革命"，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綠色革命利用雜交的方法改良種子、改善灌溉技術、使用化肥和農藥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糧食產量取得了革命性的進展。我國的雜交水稻，也在全球"綠色革命"的范圍之內。

        1990年，在全球糧食理事會部長會議中，代表們首次提出了"第二次綠色革命"的概念。2008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全球糧食安全高級會議上重申了農業生產再次革命的迫切性。潘基文指出，時下全球糧食危機初步顯現，憑借第一次"綠色革命"的相關技術及農業生產改進為增長中的人口提供糧食，已經顯得力不從心。

        田松副教授指出，工業文明的典型特點就是向自然的無限掠奪，礦產、石油、森林、土地都成了人類榨取價值的對象，當代人實際上是在從子孫后代手里搶奪資源。第一次綠色革命就是個典型的例證，最初看起來皆大歡喜，是新的技術憑空導致了糧食增產，但是在十幾年后，導致了嚴重的后果，當初的增產，可以看作是從十幾年后掠奪來的。第一次綠色革命之所以失敗，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轉基因技術被列為第二次綠色革命的"技術系統"之列。生物科學家認為轉基因最大的優勢在于：提高糧食產量，減少農藥的使用；保護生態環境、解決糧食問題。

        然而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事實并非想象的那么簡單。

        蔣高明教授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轉基因巨頭游說下，阿根廷政府放棄傳統糧食生產，改為轉基因大豆(抗農達)商業化種植，該國成了開發轉基因作物的最大實驗室。遺憾的是，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轉基因大豆單位面積除草劑和農藥用量，不但沒有像他們鼓吹的那樣降低下來，反而上升了?！瓊鹘y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綠豆田幾乎消失殆盡。阿根廷整個國家的糧食主權拱手交給了轉基因巨頭。"

        農藥污染依舊、生態環境破壞、糧食主權堪憂，這就是發展轉基因作物種植的直接后果。

        由此可見，解決人口大國的吃飯問題，轉基因水稻并不是唯一之計、更不是長遠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