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溫鐵軍的結論：

　　不是集體經濟沒搞好，是你拿走太多了。就是說，因為你要完成工業化對不對？所以這么個道理，所以我們講三農問題怎么發生的，是你為了工業化，導致了農村的全面貧困，而最終你完成了工業化了……

　　簡單地說，溫鐵軍的結論包括以下意思：

　　一是新中國前三十年，中國農村一直是“全面貧困”的。

　　二是新中國前十年的“三農問題”，是當年的工業化導致的。

　　三是既然工業化導致了“農村全面貧困”，那么，不難理解，如果中國不那么搞工業化，農村就不會“全面貧困”。至于用別的辦法能否完成工業化，溫教授并不關心。

　　前三十年“三農”的真實情況是這樣子嗎？溫鐵軍的這個結論客觀、公正嗎？溫鐵軍把“三農”問題，這個產生于農村分單干后產生的問題，提前到了前三十年，說是產生于中國當時的工業化。這在政治上意味著什么呢？

　　我今天精神狀態稍好，也有空閑，就聊聊這個問題。

　　首先，看看共產黨毛主席和“三農”的關系。

　　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創道路，和蘇聯的完全不一樣。解決了農村、農業、農民的問題，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中國是農業大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農民受壓迫最深重。解決了農村問題，也就解決了中國革命最根本的問題。把革命工作放在農村，從土地改革入手，動員農民參加革命，應該說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道路。

　　主席本身就是農民出身，生長在農村，對農村的階級壓迫情況，有很直觀的感性認識，但主席并不滿足于此。主席極重視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而且極其重視調查的質量。長沙求學期間，主席深入到長沙周邊幾個縣農村調查，也鍛煉自己的生活能力。國共合作之后，主席在廣州等地開辦多所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大批農村革命運動干部，著名的革命家彭湃、方志敏，就畢業于農民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我認為對于我黨的重要性，應該遠大于黃埔軍校。可惜，這些年，對農講所的宣傳遠不如對黃埔軍校的宣傳。

　　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的干部，為我黨后來的把革命重點放在農村，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準備了干部。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黨領導下的農民運動，對北伐軍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和支持，有力保證了北伐戰爭的勝利。北伐戰爭勝利推進，也有力地推動了各地農民運動的發展。農民運動的興起，不可避免地要觸動封建地主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根本利益，當然受到國民黨右派的指責，誣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幼年時期的我黨，主要領導有有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附和國民黨右派的言論，指責農民運動“糟得很”，而毛主席等人則認為農民運動“好得很”。為了回答當時黨內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主席于1927年1月赴北伐戰爭的主戰場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親自考察32天，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光輝著作，全面肯定了農民運動，分清了敵友，理清了是非，指明了方向。是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篇文章，可見主席對此文的重視。惜乎，我黨主要領導人的右傾錯誤，主席的這些重要觀點，并沒有得到全黨的接受。

　　大革命失敗之后，主席拒絕到上海的中央工作，下到湘贛邊界，做了“基層干部”，動員當地工人、農民，加上一些革命軍隊，組織領導秋收起義。這片地方，恰是當年農民運動最早、群眾基礎最成熟的地方，同樣也是主席親自做的這些工作。秋收起義失敗后，主席領導這批由工人、農民、士兵組成的軍隊，上了井岡山，繼續組織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井岡山的成功經驗，直接為其他地方的革命者所借鑒，鼓舞了革命士氣，推動了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讓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

　　中央蘇區時期，主席為土地改革做了大量的扎實有效工作，特別是調查研究工作，寫了《長崗鄉調查》《才溪鄉調查》《尋烏調查》等多篇調查研究文章，領導了中央蘇區的土地改革工作，不斷發展壯大根據地，支撐了數萬紅軍，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進剿”、“會剿”、“圍剿”。

　　抗日戰爭暴發后不久，蔣介石就借故斷絕了八路軍、新四軍的給養，并封鎖抗日革命根據地，導致了根據地的嚴重困難。主席號召全黨全軍和根據地人民群眾，“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大生產運動。全黨、全軍、根據地人民群眾，均要開荒、種地、養雞養羊，紡紗、織布，建立兵工廠，解決生存問題。王震將軍親率359旅，赴南泥灣開荒，把那片沒有人煙的荒山，變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的好江南”。

　　大家可以看看毛主席在剛到陜北和抗日戰爭后期的照片，剛到陜北時，主席、朱總、總理，很是清瘦，眼窩深陷，顯然是嚴重營養不良。但是，到了抗日戰爭后期，迎接“迪克西”使團、重慶談判的照片，主席就“心廣體胖”了。

　　1992年我參軍，我所在軍校前身是三野的學校。我們中隊有菜地，有豬圈。學員要種菜、養豬。畢業后我分到的團隊，前身是楊成武華北部隊，連里也有一片菜地，也要養豬，有好幾頭豬。團里也有一大片菜地，也要養豬。而且，團里還有一大片農場。整個師在河灘上開墾了幾千畝地荒地，作為各團的農場，生產大米。我實習是在杭州的某部，也有菜地、也要養豬。解放軍所有部隊，只要有空地，就要種上菜，不讓地空著。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黨中央決定組建邊防軍。38軍當時正在河南信陽種地，將要收獲時，收到了命令，立即把收割任務交給地方政府。42軍，當時也在東北種地，收到命令，立即收攏。

　　種地、養豬等，這種傳統，是從當年的大生產運動繼承來的。

　　解放之后，共產黨進了城，但是農村工作絲毫也沒有放松。有人說，“工作重心轉到城市”，似乎農村不再是工作重心，這種理解是片面的，黨中在從來沒有忽視過農村。抗美援朝運動期間，盡管有支前、三反五反、鎮反等任務，但是，土地改革一絲也沒有放松。抗美援朝勝利結束后，我立即開展“一化三改”運動，其中一項就是農村集體化改造，推動農村的機械化、現代化。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部分省地“刮五風”，加上自然災害和外部逼債，有些省份的農村工作受到極大影響，但黨中央毛主席組織召開“七千人大會”，堅持集體化，反對單干，不到兩年即克服困難，經濟形勢好轉。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特別是農業機械、化肥的普及應用，農村水利建設成功，合作醫療、赤腳醫生、鄉村教育的推開，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有能力承擔大量上山下鄉的知識分子和城鎮無業人員，同時，為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和原材料。

　　其次，我說說我老家的情況，管中窺豹。

　　農村消滅了所有惡性傳染病，農民的健康狀況得到極大改善，壽命幾乎增加一倍。新生兒死亡率則大大降低，賣兒賣女、棄子棄子現象，完全絕跡。農村青年絕大多數都能結婚生子，農村光棍極少，基本上都是舊社會的犯罪人員。家家養雞、鴨、鵝、豬、羊、狗等小型家禽家畜，有自留地，可種菜。農民居住條件也大為改善，1974年，我家就蓋了純磚瓦的三間大房子，頂高約兩丈，檐高約一仗多，是為全村第一家。鄰居也蓋了磚基、瓦頂新房子，規模和我家的一樣。生產大隊有一臺大型拖拉機，六個生產隊都可以用。生產隊則有小型拖拉機、磨面機、抽水機、脫粒機等，當然也通了電（只隊部和磨面機坊有，居家還沒有普及）。每個村莊，都有一至兩名赤腳醫生，有個衛生室。生產大隊有一個大一些的衛生室。一旦社員有頭痛、發熱、劃傷、扭傷、拉肚子之類的小病小傷，赤腳醫生馬上到家里或者到田頭治療。稍重的病，到大隊衛生室治療，再重一些的，到鎮衛生院治療。赤腳醫生還負責衛生宣傳工作、防疫工作。每對夫妻都生三、四、五、六、七、八個孩子，大孩子帶小孩子，在土地上玩耍。放學后，大群小群的學生，學雷鋒，排著隊，到地里拾莊稼，或者干別的什么。我姐姐因為拾麥穗交給學校，還得了一張“繳麥積極分子”的獎狀。

　　農村有一個“習俗”，拾糞，農民肩上挎個籮筐，里面放個鏟子，滿大路上溜達，見到豬、牛、馬的糞便，就拾起來，積肥。即使化肥普及后，農民也還保持這一習慣好多年。在農民看來，農家肥更好。我認為的確如此，只是農家肥量太少。

　　我家在黃淮平原，沒有山丘。但平原，并不是平的，而是有起伏的。高的地方叫莊戶地，低的地方叫洼地，高低相結的地方叫流水崗，大約各占三分之一，低洼地、流水崗，是不能種莊稼的。要把低洼地變成良田，必須把水排出去。這就必須修建如魚網一樣的溝渠體系，需要大量人力，更需要各公社、生產隊的配合。沒有集體化，無論如何是完不成的。

　　大約每五百米以一公里，就須有一條深溝，每一百米到五百米，就須有淺溝，溝與溝的距離、溝的深淺，視情而定。這樣形成水溝網，才能把雨水及時、徹底地排出去。提到那個時代的水利工程，大都提起治理海河、黃河、淮河等大江大河，修建大小水庫、長短渡槽之類，但是平原地區的縱橫交錯的水溝小河體系容易被忽略。其實，這種看似不起眼的小型溝渠，對于排澇才有直接意義，光有大河是不行的。

　　第三，當年真的存在“三農”問題嗎？

　　這樣的農村、農業、農民，根本不存在什么“全面的貧困”問題，相反，“三農”是欣欣向榮、生機勃勃的，農民的生活是奔頭的，并不是悲觀失望的。今天，堅持了集體生產的三千多個農村，依然是全國的經濟明星，閃耀著無法壓抑的光輝。

　　顯然，從土改，到合作化，再到農村機械化、現代化，我們農村工作上所取得的偉大成績，被溫鐵軍一句“全面貧困”，就完全抹煞了。抹煞了共產黨毛主席在農村的偉大成就，那么，中國革命還有什么成績可言呢？從1927年上井岡山，到1949年進城、搞工業化，再到1976年去世，毛主席搞了一輩子的農村工作，最后，其結果居然是制造了農村“全面的貧困”，這哪還有什么功勞，分明是在犯罪呀！

　　這是不是歷史虛無主義？

　　替主席時代工業化講話的文章很多，但是，替那個時代農業成就講話的文章，不夠多。

　　有位網友反駁我，說那時農民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很舊了還在穿。這倒是真的。但能不能說這就意味著“全面的貧困”呢？我認為不能。會不會是因為中國的紡織業還不夠發達呢？這就是工業的事了。

　　不要忘記，那時的解放軍的衣服，也是一件能穿好多年。那時工人的工作服，也是一件能穿很多年。

　　這應該算是節儉吧。另外，那時的衣服，的確很結實。

　　第四，關于溫鐵軍的“三農專家”這個頭銜，我覺得很奇怪。

　　溫鐵軍自稱“三農專家”，媒體輿論了稱其為“三農專家”。他怎么會有這么個頭銜？他說他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多年，還曾經在河北某地親自搞鄉建實踐，辦了學校，后被當地政府取締，央視還做了專題調查報道。這就可以作為“三農專家”的資本嗎？我看遠遠不夠。

　　共產黨搞土地改革、搞農村合作化、搞農業機械化現代化，搞了50年，居然沒有一個人被稱為“三農專家”！主席被指為不懂經濟，“農村的全面貧困”，算是鐵證了？王震，359旅旅長，南泥灣的大功臣，后來又成為新疆建設兵團的主要領導，他及他手的幾萬指戰員，居然沒出一個“三農專家”。農村合作化的創始人李順達、申紀蘭，全國那么多農業勞動模范，居然也都不是“三農專家”。申記蘭的事跡，現在人還在學習。永貴大叔，農民出身，當了那么大的官，居然不是“三農專家”。我們河南的焦裕祿、張欽禮，治沙治堿種樹種糧養豬等，都是能手，萬民稱頌、舉世敬仰，居然也不是“三農專家”。這些舊勞模也就算了，新時代的勞動模范，如華西村的吳仁寶、南街村的王宏斌、七里營小劉莊的史來賀、周家莊的雷金河等等實實在在、全國公認的農民英雄，居然也都不是“三農專家”。

　　怎么全國的“三農專家”就溫教授一個人呢？是不是太少了？夠全國幾億農民用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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