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把鄉村振興定位為一項國計民生戰略，說明鄉村振興的盡頭不是資本化，也不是城市化。近日一位深耕多年的三農實踐者感慨：“鄉村振興干了三四年了，很多人都有一種越干越沒勁、越干越迷茫的感覺了。”鄉村振興有多元的參與角色和利益相關者——政府、農民、集體、企業、新型經營主體，但鄉村振興的主體是誰，鄉村振興的龍頭是什么，依然有待明確。在多元的角色中，經常在話語中被提及卻又似乎被閑置的角色是集體。

　　近些年來，新型集體經濟的案例在全國東西南北破土而出。然而困境是現實的：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鄉鎮企業時代不同的是，今天產業鏈遠遠超出了村莊范圍，給村集體的自主性帶來很大的挑戰。而農村青壯年因為長期在外，對村莊的認同日漸淡薄，村莊的內生力量式微，近八成的中國村莊都沒有維持自主運行的能力。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發展縣域經濟”，促進城鄉融合。在這些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理解集體經濟？集體的實踐空間如何開拓？正如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讓人們重新審視中國的制度特性，我們或許也需要在今天所處的大變局中，重新檢驗和評估農村集體這一重要制度傳統的現實意義。

　　帶著上述問題意識，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嚴海蓉教授召集了“集體經濟、族群文化與鄉村共同體”研討會，三十多位專家學者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和回應。討論中，以下幾點尤為突出：一、產權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村民成為股民，成員權變為股權，這些正在改變著村社成員權的意義，使得成員間的關系從資源共享、勞動聯合轉型為資本聯合，也使得成員和村莊的關系聚焦于分紅。這將深刻影響鄉村共同體的建設。二、隨著新時期基層社會治理的推進，村莊對集體經濟有客觀的需求，鄉村振興需要以盤活集體為起點，否則村莊既難以擔負已經貨幣化的行政成本，也無法協調、整合村民手中的閑置資源，更難以激發內生性的發展。三、農業生產力發展依賴資源的整體性，土地集體所有制恰恰契合了農業生產力的這一特征，能夠產生制度性紅利和系統性紅利。在實踐中出色的往往是“黨政社群企”多元一體的村莊，這樣的多元一體性有利于村莊平衡內生性和外生性發展。四、貴州省畢節市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的實踐開辟了一條可推廣的鄉村再組織化道路。畢節實踐突破了村社集體經濟的局限性，走向村與村的合作，鄉與村的聯合。在此基礎上，有望進一步形成縣-鄉-村三級聯辦合作經濟組織的格局，以國有組織作平臺，建立新型縣域經濟。集體是國家與社會的融合，盤活集體，通過組織化聯通個體和共同體利益的長效關系，發揮集體所有制的制度紅利，激發公地優勢，將有力地推動鄉村振興。

　　▍集體的定位問題和村社成員權的意義轉向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思遠分析了小農經濟在工業化和城鎮化中的困境，其不僅表現為農業再生產中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和土地拋荒，而且表現在生產關系再生產上的貨幣缺乏性貧困和資本化帶來的貧富分化。他認為，只有探索新型集體經濟道路，才能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歷史方位。這種新型集體經濟道路在經濟體制上不否定農戶的土地承包，而是鼓勵農戶以土地承包權為基礎參與股份合作；在生產方式上不能囿于集體農業，而要積極推進集體工業和旅游業發展。

　　中南民族大學教授陳祥軍通過游牧民族生計組織方式的變遷，分析了傳統的延續和斷裂。歷史上，生活在干旱區草原的游牧民族，為了適應脆弱且不穩定的草原環境，生成了隨季節移動的游牧生計方式，草場從來都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部落所共有，發展出基于牧民、牲畜、草原和移動為基本要素的游牧集體經濟模式。在公社化時期，牧區社會在原有傳統基礎上延續了游牧的集體經濟形式。隨著1984年“草畜雙承包責任制”（簡稱大包干）的推行，草畜承包到戶徹底打破了草原地區延續了幾千年的游牧傳統，造成了草場碎片化，導致幾千年來組成草原游牧業的四個基本要素（人群、草原、牲畜和移動）之間的穩定關系被打破，破壞了游牧大范圍四季移動的規律。這種簡單套用農區經驗的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給牧區社會及生產帶來一系列新的問題。每戶都要獨立承擔一個復雜、完整的牧業生產系統，放牧空間也固定化，移動范圍比以前大大縮小。經濟上的繁榮無法掩蓋牧區生產中的空值，其中的缺陷逐漸暴露，比如草原退化，草場碎片化，應對自然災害能力下降。

　　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羅木散則探討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四川涼山家庭生計生活的新形態，及其所透射的危機。90年代 “走出大涼山”的彝族青年，如今在家庭生活中經歷著新的離散和漂泊。一部分家庭選擇夫妻留守和打工，出現當地人所謂的“縣城妻子”“空巢丈夫”以及“結拜姐妹”等新現象，這類家庭面臨著收入縮減、生活離散等困境。另一部分則以家庭為流動單位，拖家帶口外出打工，過著“春去冬回”的流動生活。然而他們的勞動力價值低于更年輕、單身的務工群體，面臨被城市“淘汰”的危機，農業機械化發展、建筑行業對年齡的限制以及養殖業的不穩定也在縮窄他們的就業空間，許多彝族農民工在生命歷程中時常面臨不得不返鄉的無奈。因此，“鄉村振興”的意義并非只是簡單的“留住人”，而是創造條件讓農民能夠自主選擇生計生活，使得返鄉成員能在鄉村有發展機會。

　　武漢大學教授呂德文指出集體是社會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集體村社制是國家體制的一部分，在家國同構的制度脈絡下，集體村社制是國家與社會融合的最好形態。新時期集體經濟既要嵌入市場，又不能完全遵照市場經濟的邏輯。集體經濟應該服務于共同富裕，對弱勢群體起到保障作用，對外部資源起到調節作用。然而，問題是當下基層治理的主要方法不是僅僅組織動員群眾，而要讓組織動員群眾與集體經濟發展互為條件，否則組織動員群眾沒有抓手。當前有兩個挑戰：發展水平欠缺的中西部鄉村怎么發展集體經濟？城市資源（政府資源和市場資源）怎么有效地轉移到農村，回應農戶的需求？資本匱乏型的村莊更需要集體經濟的支持，中西部農村需要的是將外界資源有效轉換成村莊服務，變成集體經濟發展的基礎。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個部分，股權制改革可能已經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內涵。

　　河北農業大學教授申端鋒分析產權改革和股份制改造對農民成員權的影響，他認為這些改革推動著集體與共同體的分離和脫嵌。傳統集體經濟是勞動的聯合。在人口流動背景下，經過產權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成員權改造為股權，村民成為股民，勞動聯合轉型為資本聯合。同時，集體與共同體出現了分離、脫嵌，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有集體經濟沒有共同體。撤村建居、易地搬遷創造了大量新型社區，這些新型社區有集體資產和集體收入，甚至每年有分紅，但沒有了共同體生活，集體主義消失。二是有共同體沒有集體經濟。農村集體經濟空殼化，但是村社仍然維持著一些共同體生活，最典型的就是人情往來、紅白喜事，外出的村民要參與共同體的人情往來和紅白喜事。目前涌現的一些新型集體經濟以資產和分紅為特征，注重集體資產的市場化運營，似乎也不需要再維系集體主義。從勞動聯合到資本聯合，從社員到股民，問題是股民能否成為共同體成員，股份合作制能否促進共同體建設，能否重建勞動聯合體？

　　清華大學人文講席教授趙月枝指出村民變股民不僅改變著村民之間的聯合，也改變著村民和村莊的連接，能否分紅變成了焦點，在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成為平等參與的股民的情形下，村民變股民會對鄉村共同體的凝聚力產生負面影響。她用案例反證資本連接是不穩定的，與勞動連接的意義有顯著的不同。而且縣、鄉、村干部的認識和利益關系對村莊發展模式創新有著重要影響。目前依然存在著對集體經濟杯弓蛇影式的意識形態排斥，以及村干部缺乏對村莊發展的自主權的問題——一旦土地被流轉到村集體，村干部就面臨著村莊民主決策與管理，確定產業發展方向等問題，而村民能否真正被重新組織起來，是一個重要考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楊團指出，目前正在起草中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與《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體現了對村委的不同定位，有走向二元的趨勢，即村委只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還是集體經濟的龍頭？楊團認為，現在實踐中做得好的都是“黨政社群企”多元一體的村莊，這樣的多元一體并非多中心，而是多方力量歸入基層黨支部與村委會形成的村級領導核心。其實村社基層組織有全息型特征，具有和最高層同類型的思考方式和自主決定的行動機制，能夠比較充分地表達村莊的自主性，而這樣的集體的自主性一定會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目前的政策還沒有貼合現實中的創新實踐。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仝志輝強調中國農村集體經濟有本源性的傳統。在制度演進的選擇中，如何理解中國家戶傳統和村社傳統，又怎樣依循集體村社的脈絡進行新的集體制度創造，這些不僅僅是實證的問題，而是需要放置在更廣闊和動態的城鄉關系，以及更具多樣性的空間范疇、鄉村功能和村莊前途之下，有待重新解釋和主動選擇的問題。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在不同語境下都存在，不同時期的含義和影響需要更具體的分析。勞動聯合走向資本聯合除了國家政策推動，還有沒有其他因素起作用？資本聯合在當下的表現是不是都是一致的？我們需要讓集體村社制成為制度模型比較中的一種，讓傳統也成為活化的傳統。

　　北京大學教授盧暉臨指出，后集體化時代的集體經濟呈現出不同型態和不同作用。生產型集體經濟如河北周家莊、江蘇華西等明星村，延續集體的框架，利用集體的土地和積累起來的工廠等生產資料，整合勞動力資源，規劃產業發展，解決村民生計。福利型集體經濟如珠三角和城近郊的一些村莊，利用土地資源，以出租物業獲取經濟收益，為村民提供福利。兜底型集體經濟是則是自身基礎薄弱、近年來通過政府幫扶發展起來的集體經濟。

　　▍新時代基層運作要優先盤活集體村社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唐麗霞通過她在云南昆明的掛職經歷指出，在新時期基層社會向前推進的過程中，村莊治理對集體經濟的需求變得更加強烈。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村莊公共性的基礎設施（路燈、運動設施等）的維護成本越來越高，門前三包的方式已經解決不了公共設施的管護，需要村集體支付一定的費用。二、連接國家、市場的資源和村莊資源也需要成本。在一個轉型社會中，除了農戶生活生產中的貨幣化支出越來越多之外，村莊的運行和治理以及村莊公共資源的保護也愈發貨幣化。三、在村莊行政資源盤活的過程中，很多長期承接資本下鄉的地方，并沒有獲得村集體的發展。村集體的缺位使得農民閑置資產的經營權不能回收到村集體手中，而只是單純地被社會資本盤活，村莊集體經濟的發展可能失去空間。集體經濟的未來發展需要解決村莊的封閉性、村莊人才短缺、集體經濟運行風險承擔等問題。否則中西部地區的很多村莊會更傾向于采取購買物業或發展租賃性收入的方式培育集體經濟，這種方式看似穩健，但難以產生內生性的發展能力。

　　武漢大學教授楊華指出國家組織農民，農民才能有信仰，而國家組織農民的載體就是集體，國家不組織農民，其他社會組織就會去組織。集體在組織農民的過程中有兩重困境：一、在快速的城鎮化背景下，農民的利益關系和情感關系愈發脫離農村，農村社會關系分割，共同利益性質越來越弱，組織農民更難。二、返鄉的農民需要基本生活生產和社會交往方面的服務，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經濟基礎，中西部地區農村過去經營性資源少，沒有積累，現在再參與市場競爭風險太大。而村集體只需少量的經濟成本，就可以組織農民，解決他們的社會文化需求，比如組織婦女腰鼓隊、老年協會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立認為集體與農戶、集體經濟與農戶經濟應該是共生關系，是大河小河的關系，但目前存在如何處理好統分關系的困境。大多數村莊資源匱乏，如何依托自身力量，通過內生發展培育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極易導致集體資產流失，帶來“無公平的效率”，而過分強調集體經濟的社會性，又容易導致“無效率的公平”。因此，依然需要倡導統分結合、各種要素聯合，促進外生發展和內源性發展協調統一。周立教授提出，用“公共治理說”可以闡釋像陜西省禮泉縣袁家村這樣資源匱乏型村莊的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經驗，即資源共建（社會資本）、社會共治（自主治理）和成果共享（股權配置）。

　　華東理工大學教授熊萬勝在區分市場深化和深度市場化的基礎上，指出以高度專業化的大規模生產為主要形式的市場深化，一方面逼近了自然、社會和心理環境的底線，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大量的浪費和閑置。因為專業化生產也是一種選擇性的生產，這種選擇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進行的，利用和淘汰是一體兩面的過程。相比而言，傳統農村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卻實現了物盡其用。如何既能做到市場化和專業化，又能物盡其用和人盡其才，就是深度市場化的命題。深度市場化，是尊重和完善既有的社會建構，將市場化和社會嵌入更好地結合起來，努力實現對于社會資源更加徹底的市場化開發。

　　▍“生產力”的整體性和集體的總體性

　　華南師范大學教授胡靖系統分析了農業“生產力”的整體性特征，總結出合作的歷史必然性和優越性。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出發，胡靖教授認為產權并非產權制度變遷的起點，并非改革的起點，因此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農地產權改革，必須追溯到農業“生產力”源頭。整體性，是農業生產力的基本特征之一，不穩定的自然條件和多樣的生態系統不可分割。它一方面造成了小農戶的貧窮，另一方面也倒逼農民進行各種合作，包括 “宗族”和“社會”。農民最初的合作是為了適應農業生產條件，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水利問題。與經典的產權理論相悖，土地和資本的不同在于村莊各種資源相互之間不可替代，所以交易常常無效，一戶農民拒絕土地要素的合作，就可能導致一個自然村的農民合作徹底失敗。這是市場機制在農村的失敗。

　　1956年以后，中國逐漸實現了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自然村土地資源的整體性第一次真正凸顯出來，在短短的20年內，中國農民依靠勞動積累迅速實現了農業的水利化。土地集體所有制可以產生巨大的、可持續的“公地優勢”，包含了制度性紅利和系統性紅利。制度性紅利體現在集體所有制對土地要素合作的“交易成本”“契約成本”的替代。系統性紅利是基于村莊土地資源結構最佳的安排，包括生產結構、水利結構、房舍結構等，充分利用土地資源的潛力，保護鄉村生態，同時提高居住的舒適度。這是目前散亂的“小農戶”經濟完全不具備的優勢。

　　集體經濟的發展面臨著“村干部悖論”，村干部及其家庭的利益需要恪守“范仲淹自利”，即個體在集體經濟“蛋糕”做大的過程中獲得利益，而不是“損公肥私”。村干部工作的動力如果只是來自“理性人”激勵，則會導致村莊信任環境消失。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鄉村振興過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暗合了“范仲淹自利”的激勵方式。所以，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首先需要對村干部進行價值觀的引導和教育。

　　武漢大學教授桂華強調農村集體經濟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組織，核心是具有總體性，即它不是純粹的經濟組織，而同時包含政治性與社會性。維護農村經濟組織的總體性，關鍵在于集體產權制度設置。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化改革和農村集體經濟股權量化改革，是從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功能出發，以私人產權保護為核心，取消集體經濟的總體性，使之在農村社會秩序維系上的功能弱化。鄉村空心化與人口外流，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重建提供空間，重建農村集體經濟的關鍵是以特定的產權制度設置來恢復其總體性，避免集體制度的財產化，形成一個面向未來的、具有統攝能力的基層組織結構。集體組織發展，面臨著稀薄利益和有限剩余與復雜制度的矛盾。目前，農業剩余太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市場容量短期不夠大，只能靠轉移支付發展集體虛擬化組織。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龍春林在云南蘭坪縣親自指導開發農家品種長毛谷，以此推進生產和生態的共同體建設。通過村社領導協調推進長毛谷的種植，農戶大幅度增收，企業獲利，農戶栽培長毛谷的積極性大大提升，珍稀的長毛谷解除了瀕臨滅絕的危險。這項實踐有力地促進當地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助力于鄉村振興，使得長毛谷成為有文化、有經濟價值、有歷史，聯結共同利益的農產品。

　　安徽師范大學講師丁玲和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黃瑜分析了兩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生態農業實踐，分別為黑龍江尚志市新興村的朝鮮族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和西藏那曲市嘎措鄉的牧業集體社區。新興村成功地把朝鮮族村莊中外出務工者的土地集中起來，流轉給漢族社員耕種，同時在繁種、催芽和育秧等方面實行統一的生態科學管理。嘎措鄉仍保留人民公社時期的勞動組織形式。牧民們結合藏族文化傳統和生態社會主義觀，嚴格維護草場和周邊生態的可持續性，實行嚴格的輪牧時間表。這兩個案例揭示了通過集體的作用，才能維護資源的整體性，維持生產、生活和生態的和諧關系。

　　獨立學者田力為從農村醫療制度的變遷分析了集體經濟的優勢。新中國成立后，全國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依照“預防為主”的原則，鄉村的大隊衛生室負擔購藥支出，農村在看病問診上的花銷很少，赤腳醫生入家入戶問診方便及時。集體經濟組織能以合作方式低成本進行服務供給，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干部和社員分化小，二者面臨同樣的醫療需求，干部主動努力改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二、醫患的信任關系；三、服務成本控制和中醫藥資源的挖掘利用。其內涵是黨、政府、群眾在一個公共領域中共同進行治理，并融入了熟人社會傳統的力量，實現政社合一。

　　云南大學教授關凱指出集體經濟的思考需要回歸特定的文化語境和社會情景，集體經濟是一個文化混合型的概念，而非一個標準化、被高度概括的范式。集體經濟也并非僅是字面意義上的經濟命題，而是涉及生態、政治、生活等多個面向的綜合體，如何思考這些面向，把握其主次也是需要討論的問題。討論集體經濟更適合選擇一些靈活、因地制宜的案例和組織形式，而不是總結一個全面、普適的集體經濟模式。

　　▍新集體經濟實踐的繼往開來

　　中山大學教授徐俊忠針對普遍存在的關于集體經濟的負面形象建構進行了歷史梳理。在集體化初期，廣大村莊就以組織起來的集體經濟為基礎，興修水利、科學種田、改良農具，大幅改變了落后的農業生產條件。農村集體化道路還設計了產業上的“雙核結構”。毛澤東明確反對把中國的人民公社等同于蘇聯的集體農莊，因為蘇聯集體農莊“只搞農業，不搞工業”，它要讓農民永遠成為農民。毛澤東告誡人們，不要看不起農村中土里土氣的“草根工業”，那可能就是農村未來“光明燦爛的希望所在”，并強調，中國“將來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可以“建立許多小城市”等等。這是一條通過農村集體化到產業上“農工商”融合發展，進而推進“在地工業化”和“在地城鎮化”的嶄新發展思路。徐俊忠教授認為導致集體化道路無法走下去的最主要原因，是產業上“雙核結構”的設計沒有得到貫徹和體現，由此導致所謂的農業“過密化”現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江宇通過新時代涌現的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等典型案例，指出農村集體是具有多重功能的組織，即具有經濟功能（生產、銷售、金融）、政治功能（行政、法制）、社會功能（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文化功能和生態功能。這種“多元一體”的功能結構，是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合一決定的，是我國鄉村共同體的特征和優勢，是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進鄉村振興的結構。我國鄉村發展的歷史證明，什么時候農村集體多元一體的功能發揮得好，鄉村就能得到全面發展。如果割裂了農村集體多元一體的功能，如把經濟功能與其它功能割裂，農村集體和各項事業就會受到損害。隨著市場競爭程度的上升，管理成本會逐漸降低，但交易成本會逐級增加，這就需要引導鄉村走“黨政社群企”多元一體、分工不分家的模式，在黨領導下，打破部門局限和政策障礙。

　　國家一級作家王宏甲講述了貴州省畢節市的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的實踐。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統領的是村一級的合作社，與常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區別在于——黨委統領合作社應當是所有村民的家，沒有權利拒絕任何一個村民參加。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其進步性，但多是強強聯合的產物，沒有吸納貧困戶，貧困戶最后仍在單干，而辦集體經濟，首先是要把所有貧困戶吸收進來，以強弱聯合凝聚鄉村社會。而不管哪一級集體經濟，都要黨的領導。

　　在貴州省貧困人口最多的畢節市，如果不是依靠發展集體經濟把貧困農民組織起來，那么其脫貧攻堅任務將非常艱巨。從2017年開始，畢節市首輪選擇350個村黨支部，試點學習安順的塘約經驗，兩年后形成本土經驗，結果表明，組織起來比沒有組織好。不能忽視“組織起來”的力量，組織起來就有社會分工，就有社會進步。其中，集體合作社的1.0版本是成立村集體合作社，解決農戶單打獨斗問題，但成立村級合作社還只是一個村的單打獨斗的選擇。于是發展出2.0版本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解決村莊單打獨斗的問題。其中畢節七星關鴨池鎮最有示范意義，其做法是：提出鄉村振興首先是產業振興，為了避免村莊之間同質化經營導致惡性競爭，由鎮一級的合作聯社領導26個村合作社，在鎮合作聯社設立五個專班，分別是產業選擇、人員培訓、資金籌措、經營管理、市場開發。四個字概括為“兩統一干”，鄉鎮統前后兩端，村合作社干中間。通過合作聯社把鄉村聯合起來，實現鄉和村的有機結合，進而面對市場，做綠色發展的新型集體經濟。集體經濟具備信任優勢，如果存在產品滯銷問題，就是打了鄉鎮黨委書記的臉。由此建立一個整體有機的運作模式。

　　下一步3.0版本則是要解決鄉鎮單打獨斗的問題，發展縣、鄉、村統領的集體經濟，形成縣-鄉-村三級聯辦合作經濟組織的格局，以國有組織作平臺，建立新型縣域經濟。以前倡導“龍頭企業+”的模式，但是企業是逐利的，將農民的勞動算作成本。農民的勞動要創造價值，就不能按照按資分配的模式，要變成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讓農民當家作主。集體經濟真正的龍頭是黨委，可靠的同盟軍是國有經濟，因為國有經濟不像有些外來企業帶著盈利、剝削的目的而來，隨時又會跑路。因此，王宏甲倡議推廣縣域國有經濟。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建明進一步指出，畢節實踐的意義在于，在省委領導下，全市統一思想，四級書記一起抓，把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結合起來，形成黨對農村全面領導的機制。以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為抓手，在已實行“分”的改革基礎上，建立起統分結合、農戶和集體經濟共同發展的體制，不讓一戶貧弱的農民掉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總目標。在這樣一個900多萬人口的多民族的深度貧困地區，能走出這樣一條路，對各地都有很大的啟發意義。畢節沒有否定原來的農村改革，而是在此基礎上靠黨的領導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走出一條統分結合、重建集體經濟和鄉村共同體的道路。“分”的改革對擺脫貧困、實現鄉村振興發揮了積極的但也是有限的作用，所導致的農民分散化使他們無法為長遠的、集體的利益共同奮斗。要實現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必須要加強“統”，把農民按照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總目標組織起來。領導農民進行這樣的“統”，實行統分結合，推進鄉村振興，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工作中的歷史使命。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呂新雨主張在發展轉型的脈絡里，理解塘約道路和畢節實踐的意義，分析了為什么這些實踐需要黨的領導。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在這個轉換過程中，中國需要一個再組織化過程，其中有個問題需要重新討論，即以什么原則進行再組織化？對鄉村來說，第一種是資本下鄉塑造鄉村，外來資本如龍頭企業也是一種組織力量，但有利有弊。第二種方式是精準扶貧，從城市輸入第一書記（尤其是東部對西部）使鄉村發展獲得市場空間和資源，但并不長久。第三種方式是黨組織的資源直接注入鄉村。從塘約道路、煙臺實踐到畢節實踐，黨的組織建設的延伸成為鄉村再組織的資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鄉村提供了一種非市場的資源，農民不需要為黨組織的組織成本付費，這個組織是將內生型發展和外生型發展結合起來。在精準扶貧的實踐中，有很多基層組織為了應對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使得村莊內生的組織資源不足或者組織動力不夠，從而整個村莊缺乏內生性發展動力，不能夠真正解決貧困問題，這也是為什么大家擔心當扶貧資源撤出，鄉村會產生大規模的返貧。接下來鄉村振興要建立長效機制，其中核心的一點是組織資源的再生和可持續。

　　從外循環到內循環再到內外雙循環，鄉村的角色不可或缺，農工商在地化和東西部協作的意義超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法則。中國的精準扶貧是社區型的，所有的“社區成員”必須進入到精準扶貧乃至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尤其是鰥寡孤獨也能夠進入到勞動創造財富、勞動創造價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造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尋找鄉村振興的破局之道，再造一個可持續的、綠色發展的、所有人都從中獲得勞動收入的鄉村振興體系，這個體系是能夠和內外循環聯動的體系。這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落腳點就是新型集體經濟。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胡躍高從人類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的必然性上理解集體合作和鄉村振興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錢學森在研究國際、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時，關注到了地理系統，提出21世紀是地理系統建設的時代。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斷，21世紀是鄉村地理系統建設的時代，也是鄉村建設的時代。在工業文明時代，資本主義社會里的鄉村板塊是一個趨向衰落的結構，進行的是工業化的農業生產，這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也是一樣。進入生態文明時代以后，鄉村板塊的建設要轉化為農業生產、鄉村社會、鄉村社區的三位一體、同步建設。面對五個不可持續問題——食品安全、糧食安全、鄉村社會安全（農村空心化）、生態環境安全、國際安全問題，我們的應對戰略是建立鄉村共同體-城鄉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

　　清華大學教授嚴海蓉把中國集體經濟的制度經驗放置在國際上關于“公共”（或者叫“公地”）的理論探討上，認為中國經驗不僅對我們探索中國鄉村振興之路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也能對世界的普遍問題起到借鑒性的作用。1968年，美國生態學家G. 哈丁發表題為“公地的悲劇”的文章，前瞻性地在全球范疇提出了“公地”的前途問題，把“公地”的命題延展到世界人口問題、公共環境、公共資源(如大氣、海洋)。哈丁的“公地的悲劇”與亞當·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命題相反。亞當·斯密認為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能夠達成一致性。約一百年后，哈丁的命題恰恰指出了個體利益、個人自由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性，如果放任個體利益和自由，這些“公地”都會面臨無法避免的悲劇。美國政治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維護中發現了多種合作制度實踐。這些實踐表明，公地的悲劇是組織化缺位的悲劇，克服公地的悲劇，關鍵不是取消公地，而在于通過組織化建立聯通個體和共同體利益的長效關系。

　　從廣義的農業資源來說（包括農牧漁），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公地”，中國農業“公地”的管理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偨Y中國實踐經驗，既關乎中國農業資源的未來、關乎鄉村振興的前途，也對世界公地的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將會是中國對世界的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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