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目前的糧食危機已經被世界銀行認為是一場人間災難(a human catastrophe)。

　　截止今年5月19日，國際農產品價格指數比2021年1月上漲了42%。玉米和小麥價格則分別上漲了55% 和91%。這給很多中低收入國家帶來了顯著沖擊：2022年1-4月，92.9%的低收入國家、84.2%的中低收入國家以及78%的中上收入國家都通脹5%以上，而很多國家通脹達兩位數。2021年有53個國家1.93億人口面臨糧食危機，今年饑餓人口又將增加43%。[1]俄烏戰爭之前，世界糧食價格攀升已經開始，俄烏戰爭和美國的各項制裁更加激化了這一趨勢。

　　這讓人不禁深思，為何很多發展中國家高度依賴糧食進口，缺乏自給自足的能力，深陷于餓肚子的泥沼？實際上非洲大陸在1961年的糧食自給率（生產消費比）為1[2]，為什么后來糧食自給率下降、對外依存度攀升，則需要我們認真了解世界食物體系及這一體系如何被主導。

　　世界食物體系的形成和變遷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中葉，一戰結束前的其1.0版由英殖民帝國主導，二戰后的2.0版由美帝國主導。在今天風云變幻的背景下，十分有必要重新了解資本帝國是如何建立殖民食物體系和工業食物體系，以及兩個版本有何特點，以此可以幫助我們反思這個體系的弊端和脆弱性，最重要的是，激發民眾覺醒糧食安全意識，認識到食物已經和政治緊密捆綁，食物離不開政治，或者更可以說，政治離不開食物。

　　本文由嚴海蓉老師講座內容編輯而成，她在講座中著重介紹了哈里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提出的食物體系的內容和觀點，建議同時參考許準老師的文章《二戰以來最大的糧食危機是俄烏戰爭造成的？》。

　　哈里特·弗里德曼簡介

　　哈里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是著名的農政學者、食物體系的研究者、多倫多大學的退休教授。1970年代她開始涉足這一未知的領域，從研究小麥的世界市場入手，那時她直覺到這是理解世界經濟史的一條重要途徑，從農民到金融，涉及農民的流動、物流和國家間的權力。她的研究跨了兩個領域：農村社會學和世界體系。她和康奈爾大學的菲利普米克麥克教授長期合作，共同提出了“食物體系”這一研究路徑。1994-1995年弗里德曼擔任美國社會學學會分支之一，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學分支主席。自90年代起，她就參與多倫多食物委員會的工作，目前她尤其熱切地關注種子的多樣化問題。

圖片來源：豆瓣

一

第一代全球食物體系：

殖民的全球分工

　　1、跨國市場的形成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英國資產階級的收入仍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依賴土地資源而收獲財富。看過《唐頓莊園》這部英劇的人應該知道，《唐頓莊園》里面格蘭瑟姆伯爵一家的主要收入來自于將莊園的土地出租給附近的農民而獲得租金。

　　隨著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強盛，英國在十九世紀中期改變了糧食進口政策。原來的政策比較保護國內的地主階級，對進口農產品加征關稅。但1846年出現了反轉，在英國資產階級內部的斗爭中，地主們輸了這場斗爭，贏得這場斗爭的是工業資本家們。工業資本家們當然希望食物的價格越低越好，因此1846年原來的保護政策被英國政府取消了。所以在1846年后，形成了英國開放糧食進口的局面，形成了第一個特征，就是一個由價格主導糧食市場開始形成，而且是一個跨國市場。

　　2、糧食生產的區域化

　　因為這個政策導向，在全球第一次形成了糧食的主要進口國和糧食的主要出口國，因此在第一個食物體系就形成了一個地區的農業專業化。

　　當時主要進口糧食的國家是英國，主要出口糧食的國家是向現代化過渡的國家，如美國。

　　美國成為糧食出口的大國，當時美國是殖民地，白人到美國去進行殖民、到新西蘭殖民、到澳大利亞殖民、到加拿大殖民，所有這些被白人殖民的國家都變成了糧食出口的大國。英國通過對這些國家進行農業生產和技術的投資，從而起到主導作用。弗里德曼把這個體系表述成一個殖民的食物體系(the Settler-Colonial Food Regime)，主要是英國的資本到這些國家進行投資，而且伴隨著白人移民糧食生產的擴展，還對當地的原住民進行了大規模地滅絕，把他們趕出了他們自己的土地，這樣才能形成殖民的體制。

　　所以，可以看到第一代英國主導的全球食物體系里面充滿了血腥的斗爭，也有資本家內部的斗爭。

　　由此，我們來看一下費里德曼是如何運用食物體系這一概念的。她認為：

　　食物體系指的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相互呼應的期望(complementary expectations)調控著所有參與者的行為，如從事糧食種植、制造、服務、分銷和銷售各個方面的農民、公司和工人，以及政府機構、市民和消費者。因此食物體系建立在部分隱形的(implicit)規范和規則的基礎上。它們越是看起來“自然而然”(natural)，食物體系就越穩定。

英國殖民者監督原住民的農業生產

圖片來源：新浪網

　　第一代的食物體系由三個條件促成：

　　第一，從歐洲國家流出很多移民。

　　第二，土地用途發生了轉變，從供當地民眾使用轉為滿足歐洲商品糧的生產。土地資源的獲取來自于對原住民的排擠和滅絕，這些土地原來不是生產商品的，可能用于自給自足的畜牧，或是其他的用途，但現在成為了商品糧的生產基地。

　　第三，低價的小麥和肉類的長途運輸。以前食物都是短途運輸，而這個時候跨大洋的長途運輸開始發生。這也表明歐洲人開始把他們的飲食結構全球化。這個階段產生了很多具體特征，對今天仍然產生影響。比如，隨著麥當勞、KFC這樣的連鎖店不斷全球化，這種飲食結構被帶到我們這里，即小麥加肉類的飲食結構的全球化。

　　這一階段的食物體系產生了很多影響：

　　首先，農業開始從屬于資本，農業開始為資本服務。原來農業大部分以自給自足為主，農業的生產主要是服務于當地民眾的日常消費，而這個時候農業開始出現跨國投資。農業跨國投資的目的是實現盈利，這是新的開端。

　　其次，它為后面的農業工業化打下了基礎。在這個階段出現了鐵路交通、航運交通等等，這些和整個農業生產的單一化開始相關聯，目的是實現規模化生產，長途運輸就是這樣的一個原理，所以一旦農業服務于資本，下一步就是農業的工業化的開始，以及長途運輸，這些都是環環相連的。

　　同時，人們開始期待廉價食物。

　　農業生產率得到了提高，其次即人們對效率關注的轉變，從原來的畝產，轉換成用人力來計算效率。與美國不同，中國是以畝論產，為什么出現這樣一個差別？如果中國用單產跟美國農業比較效率的話，二者水平相當。中國的小麥單產，在七十年代趕上了阿根廷，水稻產量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已經開始接近日本和韓國。

　　但換個效率算法呢？我們用人力來算，多少個勞動力產生多少糧食，這樣一算的話，美國在數字上就領先世界了，美國地廣人稀，美國一個農民可以種上幾十公頃土地，幾百公頃土地，而我們中國呢？農民種植的土地面積較少，這樣一算效率上中國又下去了，所以這里面有一個轉換問題，我們用什么東西來做分母，什么東西做分子。

　　其實對于歐洲來說，或者對于歐美國家來說，他們也有轉換，他們并不總是以人力作為分母的，什么東西做分母，什么東西做分子，它有一個講究，這就是資源-政治問題，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計算問題。

　　什么東西稀缺，就用什么東西做分母。對中國而言，中國土地資源非常稀缺，那我們就非常關注在這么小的土地上面，我們能長出多少糧食出來，我們人力資源是豐富的，以畝論產在中國符合國情。而在美國，因為美國土地很多，人力相對較少，比較稀缺，以人力做分母。但是現在我們把美國的算法套用中國，這是一個問題。

　　總結一下，第一代食物體系有四個長久的影響：

　　(1) 產生了一種新的農業模式，這種農業模式是以勞動短缺為特征的農業模式。隨著大量的移民，他們占用了原住民的大量土地，相對于廣袤土地，勞動力是比較缺乏的。

　　(2) 這樣的農場因為是把商品化作為它的目標的，即商品糧基地，所以它是一種深度的商品化的農場，即在十九世紀出現了深度商品化的農場。

　　(3) 規模土地的單一種植。

　　(4) 全球化過程，將歐洲的飲食結構推向全球，形成以小麥和牛肉為主的飲食結構。

二

第二代食物體系：

冷戰布局與工業食物體系

　　從第一代到第二代不是一個自然過渡，完全是由重大的政治社會事件引發的，第一代的食物體系大概在1914年左右就解體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整個歐洲陷入了混戰的局面，這個時候英國主導的第一階段的食物體系開始解體。二十世紀世界經歷了一戰、大蕭條、二戰，隨著二戰結束，美國霸權興起，主導了第二代的食品體系，時間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左右。美國為主導的這一體系具有很多不同的特征。弗里德曼稱之為重商-工業食物體系(The Mercantile-Industrial Food Regime)。

　　美國擁有強權，它有很強大的國力來保護它的國內的農業。隨著冷戰的興起，美國戰后的經濟策略特別是糧食戰略，是把食物體系納入到冷戰的體系之中。

　　這個冷戰體系首先要把歐洲曾經出現的帝國影響消解掉，比如曾經的大英帝國、奧匈帝國等等。然后它要把那些新獨立的政府，納入到以美國為中心的這么一個體系里面，在冷戰格局底下與蘇聯為主導的陣營進行對抗，第二代食物體系與此密切相關。所以食物離不開政治，或者更可以說，政治離不開食物。

　　1947年，農業沒有被放入“關貿總協定”框架中，所以自由貿易并不包括糧食。美國是如何用它的領導力來掌控“自由世界”的農業呢？

馬歇爾計劃中，美國援助歐洲的糧食

圖片來源：參考消息網

　　1、美國政府的角色

　　美國對國內農業的補貼。同時，政府為糧食設定價格，然后是限定生產條件。如果生產過剩，過剩的糧食怎么處理？把糧食全部放到市場上必定會沖擊糧價。美國政府采用了兩個方法讓糧食“去商品”化：一個是在國內讓窮人也吃得上飯，窮人沒有消費力，美國政府給他們提供福利，糧食不是商品了，作為一個福利品給了窮人；另一方面，通過出口到國外，到國外作為美國的糧食援助。這樣國內糧價不會受到生產過剩的沖擊，總的來說：

　　(1) 為國內農民設定糧價和其他條件。

　　(2) 控制銷售渠道。在所有進口和出口政策中，政府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3) 馬歇爾計劃主要是在歐洲戰后的恢復期，在這個時候，美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美國為了冷戰，把糧食也作為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當美國提供援助的時候，其實也把美國的生產模式推廣到其他國家。通過馬歇爾計劃，美國對歐洲的糧食生產發揮了影響，也就是說把美國的生產模式通過這種所謂現代化的方式推向了歐洲，以改造歐洲的農業。

　　對于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美援糧食的進口對國內小農生產產生了沖擊，影響了這些國家長期的糧食安全問題。所以很多非洲國家在接受美國援助之后，反而出現了國內的糧食生產能力下降，失去了自身的糧食安全，這也說明所謂貌似免費的午餐都有代價。

　　(4) 日本的主要進口來自美國。日本以前主要從亞洲國家進口，但在冷戰格局下發生了一個變化，轉為從美國進口。

　　(5) 隨著美國計劃不斷走向全球，這個時候就出現了所謂的綠色革命，也就是通過農藥、化肥，通過種植的單一化、規模化等等方式，把美國式的農業生產方式推向全球。

　　(6) 在這個階段巨型公司、集團開始出現。比如說它主要是生產和出售一些農業機械，農業機械自然就要跟石化、石油、能源相配合，繼而與農資化肥等相結合，這樣的集團公司就占據了產業鏈的上、下游，農業公司的集團化開始出現。

　　2、美國工業化食物體系的影響

　　(1) 我們的飲食結構(Dietary Structure)是工業化體系生產出來的一個飲食結構，比如說是脂肪、甜味劑，還有一些補充如淀粉、粘稠劑，很多東西我們可能不懂，但是這些東西大量地充斥于食物中，讓我們的口味越來越變成化學合成的東西，我們的消費結構越來越受到公司化、工業化生產的影響。

　　(2) 1973年時，蘇聯跟美國有一個緩和期，美國一下子把大量的農產品賣給了蘇聯，外加能源危機、主要出口國的限制種植等因素，全球糧價暴漲，在糧價暴漲時期，又有一些國家如巴西和歐洲的一些國家作為糧食主產國開始興起，而第三世界國家逐步地被這個食物體系拋棄。1973年糧價產生巨大波動，糧價暴漲不是因為糧食供應不足，卻導致了人們吃不起糧食。1974年，一場由多國首腦、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參與的世界糧食峰會(World Food Conference)在羅馬舉行，用于應對突然出現的世界性饑荒。1996年舉辦的世界糧食峰會(World Food Summit)設定了一個目標，到2015年全世界營養不良、糧食不足的人口要減半。1996年的時候這一數字大概有八億，它并沒有因為峰會而得到緩解，反而是在后來這些數字都有增加，差不多每一年新增幾百萬人口，尤其是營養不良問題，且越來越多的情況是肥胖，同時營養不良。

　　(3) 在這個時段跨國集團之間也相互的兼并，就形成了今天可能知道的一些巨型公司，如孟山都、拜耳。它們現在盡管已經是巨型公司，但仍在相互兼并，比如說最近孟山都就被拜耳收購了。另外一個潮流是在這個兼并的過程當中，原來主攻化工方面的公司，開始跟巨型的、做糧食貿易的公司進行兼并，跟種子公司進行兼并，也就是產業的上下游開始發生交融。

拜耳和孟山都毒害世界 | 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4) 在這個兼并的過程當中，還出現一個新的苗頭，即公司越來越關注知識產權，形成知識產權是一個商品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壟斷的過程。知識產權跟公共資源的商品化是聯系在一起的，尊重知識產權是不是尊重人們的勞動創造呢？這兩者不是一回事，舉一個例子：學校老師都要寫文章，在國內我們還沒有這么深刻的感覺，但是在國外期刊發表文章之前，首先要簽一個版權合同，這是知識產權的一個協議，目的是要作者放棄對這篇文章的版權，把它轉讓給出版公司，現在越來越多的期刊是出版公司的所有物。協議里面的內容實際上是霸王條款。

　　出版公司和巨型農企一樣，對知識產權的追求，是對盈利的追求，是對壟斷的追求。特別像孟山都這樣的公司。在美國，生命體原來是不可以被申請專利的，生命體怎么作為專利呢？但是美國法院在孟山都的影響下，允許公司把生命體作為專利，甚至想強行把這一政策納入到WTO的規則。這個就是赤裸裸的資本強權。

三

農業作為獨立部門的消失

　　第一代英國主導的食物體系，食物通過所謂的自由貿易跨國流通了起來，然后擴張為以歐洲為中心的對外移民，五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食物體系崩潰。

　　第二代美國主導的食物體系，產生了綠色革命，產生了巨型的公司和集團。在這個階段，食物或者農業都不再是一個獨立的行業。原來我們認為農業是第一部門，工業是第二部門，農業相對比較獨立，農業就是水、土壤、種子等等，農業相對于工業是獨立的。但在這個時候農業它不再獨立了，它成為化學、工業、生物工程的附屬，農業失去它曾經有過的獨立性。

食物的背后的危機 | 圖片來源：新浪網

　　那我們今天面臨什么問題？身處在什么體系里面？根據弗里德曼的看法，她認為第二個食物體系已經走向解體，今天又有新的問題出現了，我們現在處于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時期：舊的東西尚未徹底消失，新的東西還未完全形成。

四

今天面臨的新挑戰

　　(1) 首先是我們整個生產依賴于化石能源。 我們對它有一個強烈的依賴，這個依賴是不可持續的。

　　(2) 第二個挑戰是氣候變化，其實工業化的糧食生產，產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大家知道現在氣候變化越來越劇烈，越來越不穩定，而且我們面臨的危機，其實是看得見的危機，比如說在北極，冰山已經開始融化，這些大家都是可見的，但是現在仍然沒有一個有效應對的措施，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各國依舊各自為政，沒有形成統一行動。

　　(3) 第三個面臨的挑戰是整個健康方面的不安全以及風險。我們吃了各種各樣的東西，但我們自己的飲食結構和飲食口味都被工業資本牽制，這樣的情況給我們的健康帶來很多隱患。肥胖開始成為全球的通病。

　　(4) 第四個挑戰是我們原有本土的、本鄉的這些知識，地方性的知識還有人們世代以來的這些權益，保護種子的權益，我們的文化傳承，我們的飲食文化都在流失。這也是非常嚴重的。因為這些東西越流失，我們就越受制于單一化，資本化的食品體系的控制，所以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四個巨大的挑戰。

　　我們最后回到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上來，政治經濟學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誰擁有知識，今天，知識掌握在誰的手里面？我們通常說知識帶來權力，知識給我們權力，但是福柯說的也對，實際上是權力產生知識，公司的權力不斷的把資源知識產權化。那么誰擁有這些植物，誰擁有動物，誰擁有基因呢？現在變成公司所擁有的，所以這些風險又如何來評估，當所有這些東西都被公司壟斷，全球化的風險評估如何來做呢？出了問題之后，誰又為這些問題負責任呢？

　　所以，面對這樣這些挑戰，微觀上、宏觀上，我們到底能夠做哪些東西，我們要倡導什么，我們自己應該改變什么？如何走向生態社會主義？這些都需要我們的思考、參與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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