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證明，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沒有鄉村的振興，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何解決好“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十分關注的問題。2017年，當我讀到《塘約道路》一書時，十分高興，看到了農村發展的“希望之光”，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稱贊其為“新時期的大寨”。此后，我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塘約村出現。可喜的是，聽說煙臺市委組織部部長于濤也是在《擺脫貧困》《塘約道路》的鼓舞啟發下，將理論、政策與當地實際相結合，先試點后推廣，在全市施行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探索，如今已經3年多。據了解，全市已有2779個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吸收入社群眾34.5萬人，領辦合作社村占全市村莊總數43%；領辦合作社以來，帶動集體增收3.91億元、群眾增收5.01億元，這個成果令人振奮欣喜。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通過近4年的執著探索，從理論和實踐上逐步回答了一系列當前各地在解決“三農”問題中普遍遇到的問題。比如，農村集體經濟“空殼化”、農村人口老齡化、基層黨組織邊緣化等等，而且當地很多農民賴以生存的煙臺蘋果，第一茬果樹已經30多年，到了更新換代的瓶頸期，很多農戶沒錢更種，能更種的也要等幾年才能結果，期間還要不斷投入，進退兩難，這些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他們意識到，鄉村振興的“牛鼻子”是組織振興，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決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在市委和市政府及各部門支持下，他們主動打破原有分工界限，走上鄉村振興主戰場。

　　從理論層面看，他們針對“集體經濟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只要農民富裕了，集體經濟無關緊要”“黨支部沒有責任、沒有資格領辦合作社”等觀點，組織全市干部學習總書記《擺脫貧困》著作和“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的重要指示，從歷史、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一是講清楚黨支部有無法比擬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的必然要求，是重建黨同群眾的經濟聯系和促進集體意識回歸的必然要求，也是黨內法規的明確要求，從法理上完全講得通。二是講清楚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是簡單的“黨支部+合作社”“黨支部建在合作社上”，而是黨支部統領合作社一切工作，黨建全面融入產業發展、農民共富，依靠經濟紐帶把群眾緊緊凝聚在一起。三是講清楚新時代的農業合作化不是“一大二公”，而是遵循入社自由、責權清晰、按貢獻分配的原則，是農村經濟體制的“螺旋式上升”，而不是走回頭路。四是講清楚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熱烈歡迎，但要通過黨的領導發展集體經濟，保障集體和群眾的利益，實現多贏，“不能富了老板、丟了老鄉”。五是講清楚只有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才能保護好農村的綠水青山，避免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指出的“以追逐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切進步，不僅是搶劫勞動者藝術的進步，而且是搶劫土地的藝術的進步”。

　　從實際操作層面看，他們一是堅持合作社姓黨。由村黨支部書記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合作社，并明確這是職務行為，不是個人行為。已經進行集體經濟確權的村，由股份經濟合作社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合作社，也是在黨支部全面領導下。二是堅持理事長在黨。把“村黨支部書記擔任合作社理事長”寫入合作社章程，保障合作社“姓公不姓私”。三是堅持決策權歸黨。明確合作社中集體占股為“金股”，確保集體股保留決策權和否決權，利潤分紅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主導，向普通社員特別是老弱病殘傾斜。在這原則下，他們制定了一整套具體規章制度，確保整個發展方向始終沿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確方向前進。

　　江宇同志撰寫的《煙臺紀事》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以煙臺市委組織部為代表的廣大基層干部團結帶領群眾，創造性地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歷程，一個個生動的事例感人至深，一些深刻的思考給人以啟發。令我感動的是，江宇同志是帶著感情，帶著責任，也帶著問題在10多次鄉野調查，掌握大量一手資料基礎上完成了這部著作，這種“把文章寫在大地上”的務實作風很值得肯定。通過對煙臺經驗的了解，我有幾點粗淺的體會，供讀者朋友們參考。

　　第一，鄉村振興必須堅持正確的道路，這個道路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

　　過去，毛主席說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現在我們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做出一系列關于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指示。2020年7月，他在地方考察工作時又明確指出“走好農業合作化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是從最基層一步一步走上來的領導干部，有豐富的基層工作、實際工作和領導工作經驗，又有深厚的理論功底。他曾在農村插隊7年，和農民一起艱苦奮斗、摸爬滾打，他是真正懂得農民、和農民心連心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是提不出“城鄉發展一體化”“走好農業合作化的道路”這樣好的戰略思想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基礎是發展農村經濟，如果農村經濟發展滯后，靠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中國農村那么多，是反哺不過來的。要發展農村經濟，必須走把農民組織起來的道路，靠一家一戶的單打獨斗實現不了城鄉發展一體化，只靠土地流轉、引進大公司，也難以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這已經被很多地方的實踐所證明了。早在1982年中央印發的“一號文件”（即《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就明確指出，要進行“兩不變”、“三兼顧”的宣傳教育，使農民懂得：我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公有制長期不變，生產責任制長期不變；要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兼顧，不能只顧一頭。南街、劉莊、華西、周家莊等先進典型，就是靠把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而富裕的。而煙臺能夠在一個地市范圍內，大面積地推動集體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支持和參與，是順應黨心民意的，這充分說明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一條正確的、有生命力的道路。煙臺之所以能夠率先在鄉村振興方面取得這樣重大的突破，正是因為像煙臺市委組織部長于濤同志說的那樣，他們想清楚了“道”的問題，遵循總書記的指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第二，走農業合作化道路，要有一個核心，就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

　　在農村，一些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被弱化，集體經濟空殼化，是導致貧困落后以及各種亂象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村黨組織是農村各項工作領導核心的理念，必須強起來、硬起來，必須把集體經濟搞起來。因為這種核心地位是在長期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中自然形成的，并且被廣大群眾所擁護、所接受。《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黨支部要“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黨章、《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都作了同樣的規定，這就從法理上明確了黨支部的核心地位不容動搖和懷疑。農村黨支部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到基層的組織者、領導者，代表了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也最大多數人利益的維護者、建設者。煙臺市委組織部發揮組織部門的獨特優勢，以黨建帶動農村各項事業全面發展。以村支部換屆為契機，堅持“好人里面選能人”，選拔、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村黨支部書記，成為了發展集體經濟的帶頭人，這些村莊很快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像書里寫的衣家村的書記衣元良，在部隊當兵十三年，受到黨的培養教育，轉業回村里之后，被選做黨支部書記，很想做點事改變衣家村的面貌。但是他摸索了七八年，始終沒有找到帶領群眾致富的道路。直到2017年，煙臺市委組織部推薦全市村支書學習《擺脫貧困》《塘約道路》，引導廣大黨員和群眾走合作化道路，衣元良才找到了實現理想的途徑，帶領群眾發展集體經濟，衣家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充分證明，善于組織群眾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組織起來”的積極性就蘊含在廣大黨員和群眾當中，只要充分發揮黨組織的作用，就能把這種積極性變成現實。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絕對不是“務虛”，更不是“兩張皮”，基層組織振興是鄉村振興的核心，是一切鄉村振興的基礎和前提。

　　第三，走農業合作化道路，要有一個好的辦法，這就是走群眾路線。

　　我們黨一向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實踐者最聰明，被組織起來的群眾會迸發出戰勝任何困難的偉大力量。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夠在全國率先開辟新局面，離不開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煙臺市委組織部提出：“把黨員組織起來是基礎，把群眾組織起來才是關鍵”。他們尊重群眾、依靠群眾；充分地宣傳群眾、發動群眾。他們懂得，群眾中有人才、有點子、有智慧，外在的扶持幫助只能作為鄉村振興的“發面引子”，根本上還要靠把群眾充分發動和動員起來，激發他們的內生動力。書里寫到的衣家村，村民在“工票”還沒有兌現時，還堅持參加集體勞動；西石河頭村的群眾面對有人給出更高的土地流轉價格，仍然選擇把土地流轉給集體；田家村一個矛盾重重的亂村，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后，大亂變大治，干部到群眾家里要杯水喝，群眾會端給他一碗湯。這些感人的事例，都是因為黨組織通過走群眾路線，讓群眾認識到集體和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愿意跟著黨走。在今天的新時代，不忘初心，繼續走好群眾路線，仍然是我們黨至關重要的工作方法。不能把群眾當成阿斗，要堅決反對強迫命令，堅持一切從農民中來，到農民中去，尊重農民意愿、維護農民利益。只有這樣，才能激活“一池春水”，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緊密團結在黨組織周圍，使鄉村振興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第四，走農業合作化道路，要有一種精神狀態，就是敢于擔當、勇于奮斗。

　　農村要不要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要不要走農業合作化道路，客觀上還存在不同的認識。煙臺市委組織部的同志們敢舉旗幟、敢打硬仗、敢于擔當，他們旗幟鮮明地在農村加強黨的領導、高高舉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旗幟，這是完全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對干部“不做紳士、要做戰士”的要求的。2017年開始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時，為了統一思想，市委組織部主動擔當“點燈的人”，把習總書記的思想像春風化雨般傳遞給基層干部。書中寫道，煙臺市委組織部的干部，“談起工作來眼睛里都是光”，辦合作社時和群眾打成一片、水乳交融，講起合作社如數家珍、神采飛揚，實踐證明，為人民謀利益的事業最能激勵人、團結人、培養人。煙臺能夠克服重重困難，走出一條新路，正是因為煙臺的同志堅決做到了“兩個維護”和“四個自信”，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有高度的歷史自覺性，有強烈的使命擔當，有甘于奉獻的精神。一些一開始不理解、不支持農業合作化的干部，通過深入細致的思想教育，通過到農村基層實地調研，都轉變了觀念，成為帶領農民辦合作社的行家里手。如果“愁”字當頭，“難”字擋道，不敢“破題”，怎么能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呢？煙臺的例子證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首先要改變黨員干部的精神狀態，清除各種思想障礙，激發起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改變現狀的內生動力，農村合作化道路就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習近平總書記在剛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全黨務必充分認識新發展階段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指出我國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提出了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強調了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出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等重大部署。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踐，就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走向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有益探索，很值得認真研究。

　　截至目前，自發到煙臺觀摩學習的已經有1.5萬多人次。我相信，煙臺的經驗一定能夠帶動、啟發更多的地方走上發展集體經濟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希望煙臺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辦好鄉鎮聯社，實現供銷、信用、合作“三位一體”，推動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等方面繼續探索，提供更多可資借鑒的經驗。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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