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由于糧食供應短缺和糧價飛漲，一些非洲國家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海地等國家爆發了騷亂，共有37個國家面臨糧食安全危機，美國也出現了搶購糧食的風波。目前世界糧食儲備已降至30年來的最低點，只夠維持53天，遠遠低于去年年初的169天的水平。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都發出嚴重警告，《誰來養活中國》的作者布朗先生近期也發出強烈呼吁：必須用非常手段應對全球糧食危機。

　　這次糧食危機和以往不一樣，是有大背景的。但如果僅僅只從糧食價格長期高位運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高企的糧價也許會給中國糧食生產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

　　以稻谷價格為例。現在國際稻谷的價格大約合人民幣5元/公斤，假如生產資料價格保持不變，只要國內稻谷保護價提高到3-4元/公斤，我國中部地區單季稻的畝純收入就可以達到1500元以上，雙季稻的畝純收入將超過3000元以上。這可以使我國中東部和南部地區的水稻播種面積(主要是提高復種指數)擴大70%以上，稻谷的產量可增加60%以上。同樣的道理，全國各地的其他糧食品種的生產面積也會大幅增加，產量也會同步增長;此外，糧食種植比較效益的提高，各種利于擴大種植面積和單位面積產量的物質裝備、利于提高地位面積產量的技術和品種，都可以用于農業了，至少會增加20%以上的糧食產量;此外，農村勞動力會有所回流，農民新修水利、培育地力、改造低產田和荒地的積極性也會調動起來，18億畝紅線至少可以抬高到20億畝。

　　我國現在的糧食產量是5億噸，增產30%就可以達到6.5億噸。按照近30年的經驗來看，種糧比較效益提高10%，糧食可增產3%，只要糧食價格提高一倍，我國糧食產量在短期(3-5年)內沖擊6.5億噸大關是完全可能的。若如此，每年可以出口1.5億噸糧食，將成為世界第一糧食出口國，其意義非常重大：

　　對外可以主導世界糧食貿易某些品種的價格;對內為中國農民帶來巨大利益，有利實現全面小康。如果市場原糧價格達到3-4元/公斤，我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可以增加1500元以上。人均1500元的巨大增量，比上世紀80年代的承包制創造的增量大4倍，這無疑會推動農村新一輪經濟大發展和需求升級，不僅為再翻兩番奠定基礎，更重要的是有利我國由外需拉動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讓經濟發展的目的回歸“滿足本國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本位。

　　可以爭取更有利的國際環境。當世界糧食稀缺時，有利我國加強同缺糧國家的戰略伙伴關系;當世界糧食過剩時，有利我國同能源富裕國家建立更加牢固和平等的戰略伙伴關系。總之，充足的糧食，有利我國爭取更有利的國際環境，并鞏固國際地位。

　　可以增加我國在“糧食—石油—生物能源—美元”一體化框架下的貿易砝碼，保護中國經濟主權和經濟發展成果。如果美元疲軟，糧食和石油價格走高，中國可以多出口糧食獲得利益，彌補石油漲價和外匯儲備損失;如果美元升值，糧食和石油價格走低，中國可以用外匯儲備增值和石油降價收益彌補糧食降價損失。

　　可以適當發展生物能源產業，增強中國在生物能源領域的參與權和話語權，對中國長期能源戰略有利。

　　為此，我建議：

　　迅速提高糧食保護價。今年已經出臺的保護價僅比去年高9%，在生產資料價格上漲30%以上的情況下，這個保護價顯然不能調動農民糧食生產積極性，今年上半年的糧食播種面積肯定比去年萎縮。必須迅速提高保護價，扭轉農民撂荒或降低復種指數的局面。建議糧食保護價比去年上漲100%，平均收購價格不低于3元/公斤。與此同時，遵循經濟規律，逐步提高國內市場糧價，達到與新保護價相當的價格水平。這樣既可以刺激糧食生產，也可以減緩邊境糧食走私壓力，還可以防止國內出現地方保護主義。有一點要特別說明：國內糧食價格上漲后，必然增加國內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困難，政府應該實施針對低收入人群的食品補貼。

　　控制和降低糧食生產成本。國家要采取金融、財政、稅收等綜合性措施，控制和穩定生產資料價格，嚴厲打擊生產資料壟斷性漲價。同時，加對大糧食生產和收購倉儲的金融支農力度。

　　加大財政對農業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支持的力度。雖然最近幾年國家對三農投入的幅度有所加強，但還沒有趕上我國財政收入增長的幅度。加上三農投入的基數低，按照比例增加對三農投入，是不夠的。應該有超常規的做法，我認為至少要在今年5600億的水平上，明年增加到10000億以上，此后再以10000億為基數和財政收入同比例增長。財政對三農支出的增長，要特別注重對商品糧基地建設的傾斜。

　　推廣“糧食銀行”模式，增加糧農收益。“糧食銀行”是大午集團創辦的一種模式。大午集團周邊的農民，在糧食收獲以后，可以將糧食存入大午集團的“糧食銀行”，當糧食價格下降到存入時的價格以下時，大午集團按照糧食存入時的價格和農民結算，并支付利息;如果糧食價格一路上漲，大午集團按照當時市價結算，并支付利息。農民還可以用糧食在大午集團換飼料、肥料和食品，享受出廠價待遇。大午集團“糧食銀行”模式，不僅國有糧食企業應該學習，政府還要大力扶持農民合作互助組織學習。大午集團的“糧食銀行”模式對保護糧農利益和可持續生產積極性，作用非常明顯。

　　完善土地和土地金融制度，調動農民保護土地和造地積極性。一方面，政府要放棄土地市場的壟斷權，準許農民造地和村莊整合節約的土地直接進入土地市場;廢除現在的征地制度，準許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農轉非”(政府無償獲得50%，用于公益事業)、并保持土地所有者身份，商業用地不再由政府壟斷供應，讓農民獲得土地“財產性收益”。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土地銀行，準許農民集體用土地所有權在土地銀行抵押貸款，農民集體和合作組織以所有權抵押獲得的貸款作為本金，建立土地信用合作社，準許農民家庭用土地承包權在土地信用合作社抵押貸款。這樣可以一舉多得，既可以增加土地經濟，增加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又可以解決制約農村發展的資金瓶頸，促進農村經濟全面發展;還可以增強農民的組織功能，保護農民權益。

　　建立以中、日、東盟和東北亞“糧食―能源” 貨幣貿易區。在沒有亞元以前，以糧食和石油貨幣作為貿易尺度和結算工具，放棄用美元結算。

　　文章首發于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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