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再“說實話”

　　前幾天，在一個網站上讀到李昌平同志的文章——《一個改革者對改革的質疑》，很有點“前度劉郎今又來”的架勢。這是他十五年前《我向總理說實話》之說，再度“說實話”。

　　十五年前，他寫了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本書，記載了他在農村艱難地進行“改革”的全過程。實際上，是揭了當時農村改革的蓋子，捅了農村改革的婁子。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拉開序幕的。推翻了人民公社，推行了“大包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引起了農村的大變革。“萬元戶”在普遍貧困的農村，如雨后春筍般地破土而出，鄉鎮企業，遍地花開，不僅搞活了農村經濟，繁榮了集貿市場，一些“農民企業家”，還帶著泥土氣息，大步流星地闖蕩城市大市場，比起那些國企老總，還要風光神氣，迫使得他們也向“大包干”看齊。小崗村，一個靠鳳陽花鼓謀生的偏僻之地，由于18位農民申請大包干而按下的血手印成為圣物，陳列進北京天安門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一下子名噪天下。歷屆黨政領導人，紛紛來此竟折腰。

　　在一片太平盛世里，江漢平原上洪湖西岸的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卻一聲呼喊，石破天驚：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有人把他斥之為改革的逆子，李昌平卻自認為是真正的改革者，父老鄉親們說“昌平是農民之子”。他的改革最終落敗，還為此砸了鐵飯碗，遠走他鄉，闖蕩江湖。但他提出的“三農”問題，卻被列為“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隨后多年，舉全黨全國之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是為了解決李昌平提出的“三農”之困。成功與否，姑且不論，李昌平對中國農村改革的探索和實踐，確實影響著中國農村改革的進程。

　　在讀了他近期的文章之后，我又重讀了他十多年前寫的那篇《實話》。對心靈的震撼比初讀時更加強烈，感悟比那時更為深刻。

　　李昌平是真正的“農民之子”。他在農村改革中長大，又在農村工作了十七年，最后四年是在鄉鎮黨委書記的位置上。他不是處在“官位”上來思考改革，而是從“農民之子”的地位上來思考改革。他的書，記述的是父老鄉親們的傾心泣訴，他也是滿含熱淚而寫書。

　　他的改革，是要擺脫“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要把那些白吃“皇糧”的蛀蟲們趕走，要把那些吸血的高利貸者們清除。這必然和官方推行的“改革”對立，那些蛀蟲、吸血鬼們可都是官方“改革”的受益者，有的還直接是“官方的人”，或者是與“官方有密切關系的人”。一個鄉幾十名高利貸者，竟然都是干部及其家屬，他們能容忍李昌平的“改革”嗎?

　　很可惜，作為經濟學碩士的李昌平，沒有從政治經濟學的階級分析角度來衡量兩種不同的改革觀。當資本已牢控改革，資本已牢控權勢，作為“農民之子”的“改革”，必然是“孤軍奮戰”，必然是“四面楚歌”，必然是“人走政息”，

　　李昌平在他近期的文章中，回憶他當初的“改革”，用了三個字——“瞎折騰”。

　　豈止是“瞎折騰”，反而把自己推行的改革陷進了“被改革”。可以拿他出的那本書來作證。就拿該書一頭一尾的兩篇文章來分析吧：

　　開頭的《序言》是被尊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所寫。杜老把李昌平反映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歸因于“城鄉二元化結構”，“應給農民的國民待遇”，“使中國的農民比重從現有的70%降到20%的時候，三農問題也就不是大問題了”。把杜老的話，再簡明一下：農民沒有了，農村也消失了，三農問題就自然解決了。

　　我們看到，城鎮化，資本對農民土地的掠奪，新土豪的出現，農村的凋敝……。人們很少再談“三農”了。杜潤生不愧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

　　書的尾篇是一位名叫胡學華的留美學子寫給中國總理的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改革的目標就是美國模式。

　　“美國幾乎沒有國企，卻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可見國企多少和國家強大與否，沒有關系。”

　　“近日看到克林頓訪問中國，克林頓的輕松之態其實是一種制度的輕松，而您老的疲憊其實是一種制度疲憊。”

　　這一“序”一“跋”，也許李昌平認為是“三農”的希望，實際上是“三農”的陷阱，把李昌平自己也陷進了“被改革”的境地。在中國南方，他被捧為“明星”。

　　但李昌平畢竟是“農民之子”，他沒有同那些要在中國“殺開一條血路”的改革者同流，也沒有同那些“普世價值”的改革者合污。他仍然站在為被改革淪為弱勢群體的勞苦大眾一邊，再度高聲吶喊：

　　“我們的改革正走向邪路”

　　李昌平的這篇文章，從語氣來看，是寫于胡、溫時代，沒有像《我向總理說實話》那篇引起社會的轟動，網站的編輯今天再發表，是期望引起社會的再關注，但不幾天，就刪除了，我怕它淹沒，就把它放進我的博客。

　　李昌平的再度吶喊，比第一次聰明多了。經過這十多年的磨練，他不僅是一位“農民之子”，而是練成了“人民赤子”。他“體會到了中國不同階層的人們對改革的炎涼感受”。他是有資格代表這些不同階層的人們，特別是親身經歷了中國城鄉弱勢群體的人們講話的。他自述道：

　　“我的這些經歷，讓我由一個在一個縣工作了十七年的井底之蛙，變成了一個在國內外精英和草民、體制內和體制外、上層和基層、中心和邊遠、現代和落后、左派和右派……之間穿梭的自由烏鴉。”

　　但他決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也不是一個袖手旁觀者，而是以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赤誠之心，希望“共產黨應該找回78年前后探究真理的勇氣和智慧，再次理直氣壯地領導起對30年改革大總結、大反思、大辯論”。

　　回想這些年來，我們在深化改革中的許多計劃、方案、綱領、政策、都是“頂層設計”而出，甚至荒唐到由一些根本不懂中國的外國專家制定。這怎么能保護廣大群眾的利益，怎么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國企改制得罪了幾千萬工人，土地流轉得罪了成億的農民，房屋拆遷，得罪了千千萬萬的居民。千萬人次的上訪，成千上萬次的群體性事件，強拆、強征、鎮壓、黑監獄、法西斯式的治理手段都用上了，真叫人觸目驚心。不要再用“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條”這樣的話來嚇唬人了。那一個人說了不要改革呢?人們所反對的是損害人民利益的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都講過，不要走上邪路。我們走上了邪路沒有!?為什么怕議論，怕討論、怕辯論!?用“反改革”的大帽子壓人!

　　1958年，興起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了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全黨展開了一場大辯論、大批判。中央開了規模空前的七千人大會，各省也開了一通到底的萬人大會。我參加過五級干部的“萬人大會”，有人把它簡稱為“出氣會”，實際上也是基層向上層出氣。會中間，組織了一次基層干部(小隊長大隊長為主)對湖北日報提意見(實際上是出氣)，我坐到會場角落里作記錄。會議一開始，就是急風暴雨，把報紙上放衛星罵了個狗血淋頭。我低垂著頭，不斷流淚不斷記。省長張體學也來聽會。大家氣出得差不多了，他站到會場中央，向大家深深地一鞠躬，面色嚴峻地說：“報紙上的這些歪風、邪風，大多是我們省委、省政府刮起來的，我誠懇接受大家的批評，大家認為要受處分，我也心甘情愿。我張體學一輩子不會再干這樣的蠢事!”他的眼淚一直流淌到面頰上。全場一片掌聲。

　　李昌平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就在于她數十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明確承認前進中的錯誤，并及時改正。”我就想起當年的七千人大會和萬人大會，以為證。當然，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不止在于她對自身錯誤的承認和改正。

　　今天，由于擔心改革開放走上邪路，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對共產黨是不是要搞共產主義產生了爭論。共產黨要不要搞共產主義倒成了一個問題，共產黨人不應反省么!不應反思么!

　　李昌平文章最后的一句話發人深省：

　　“但愿我曾經熱愛過的這個黨不要淪為一件任人想穿就穿，想脫就脫的馬甲。”

　　沉痛斯言！

　　【后記】

　　卜客之言

　　博文寫成，猶豫再三。李文被刪，丑牛點贊。適逢客來，請卜以占。

　　客曰：“君貴庚?”

　　曰：“猴年將至，八十有八。”

　　客曰：“猴年米壽，流年大吉。”

　　曰：“君何以解?”

　　客曰：“‘米’字中杠往上抬，一點誠意‘求’即來”，“‘米’字頭上橫一杠，來也，所求即至”，“‘米’字天上掃一撇(瞥)上面見了‘采’之也”。

　　丑牛大喜，欲點擊上網。客止之曰：“稍待。君今喜之，手舞足蹈，乃不祥兆，雙足攤直，‘米’成‘半’，或半途而廢，雙手合抱，‘米’成‘困’，君須慎”。

　　曰：“吾將何從?”

　　客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天命無違，人言不畏”。

　　附：

李昌平 ：一個改革者對改革的質疑

　　我曾經自以為是堅定的改革者。我現在是改革的旁觀者和質疑者，也是改革的建議者。

　　我1983年元月參加公社工作，1985年擔任鄉黨委書記。直到2000年離開體制，做過四個鄉鎮的黨委書記。

　　在我擔任鄉鎮黨委書記多年的改革實踐中，搞過無數的改革，可以稱得上最有改革意識的鄉黨委書記了。我主導過的眾多項鄉村改革，幾乎可以用一句話總結：“瞎折騰”或“人走政熄”，極少有成功的改革。我在2009年出版的《大氣候》一書中講過我的一些“改革故事”。這里我不重復我哪些改革的陳年舊事了。

　　2000年我辭去鄉鎮書記的職務，由吃體制飯的“公仆”變成了吃市場飯的“主人”。

　　如果說在2000年前，我只算是個僅了解自己主導的改革或只知道局部地區改革的井底之蛙。但在2000年之后，我有機會到了更多的農村(在云南、貴州農村扶貧3年，還去過國內外很多地方的農村)，還在城市(深圳、珠海、廣州、北京等)當了打工仔、暫住者、“二等工人階級”、“二等記者編輯”、“非法NGO社會工作者”等，親身經歷了中國城鄉弱勢群體的生活;我還認識了好多國內外研究中國三農的知名專家教授和官員，被成為了“最有問題意識”的三農“愛好者”。我的這些經歷，讓我由一個在一個縣工作了十七年的“井底之蛙”，變成了一個在國內外精英和草民、體制內和體制外、上層和基層、中心和邊遠、現代和落后、左派和右派……之間穿梭的“自由烏鴉”，讓我有機會看到、聽到、感受到、體會到了中國不同階層的人們對改革的炎涼感受。

　　改革和革命一樣，確實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改革確實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中國的每一個人。但是，改革發展到今天，贊美改革的人正在由多變少，對改革寄托希望的人正在由多變少，對繼續堅持“既有改革”持支持態度的人正在由多變少。

　　原因其實很簡單：分享到改革收益的人正在由多變少，而為改革付出代價的人正在由少變多;改革正在讓絕大多數人上升的空間越來越小，卻讓權力、地位等變成了極少數人的世襲之物;改革正在讓“公平正義”和“有尊嚴的生活”離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遠去，改革正在讓越來越多的人產生越來越深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懼情緒。

　　懷疑改革的人越來越多了!甚至，懷疑改革的人遠遠超過了曾經懷疑革命的人。

　　鄧小平曾經說：如果我們的改革開放導致了兩極分化，那就說明我們(改革)走上了邪路。按照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改革定下的評判標準來檢驗改革，我們的改革正在走向邪路!

　　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為改革設定的評判標準沒有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的切身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90年代以來，不僅我李昌平“主導”的鄉村改革是“瞎折騰”，我黨中央和中央政府領導的很多改革都正在背離改革的初衷。如：

　　中國改革發端于農村改革。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讓農民過上好日子，可農民只在80年代獲得了農村和農業改革的好處，進入90年代后，農民和農村迅速淪為了為改革付代價的對象;

　　80年代以來的醫療體制改革，目的是為了增進全民的醫療福利，改善醫患關系，可是改革后的實際情況是少部分人享受了醫改的好處，少數人借醫改發了大財，到90年代中后期，80%以上的城市居民、農民工和農民成為了為醫療改革付代價的群體。改革前，人們贊美醫生護士是天使，現在，在越來越多的缺醫少藥者的心目中醫生護士是“最值得警惕”的人;

　　80年代后期開始教育體制改革，在各級政府財政每年對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同時，全民也迅速淪為了為教育改革付出高昂代價的“學奴”。學校變成了公司，校長變成了首長，教授變成了叫獸，學生變成了羊。

　　起始于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體制內工作者和國有企業職工受益，地方政府、開發商和投機客發財，讓無數的民眾、特別是80后、90后、00后……付出代價，淪為了“房奴”，甚至有很多人連獲得“房奴”資格的能力都沒有了。

　　礦產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基本上是黑社會、黑心官員和黑心資本家的一場聯合搶劫，極少數人發大財，礦產所在地人民和全國消費者付出了代價;

　　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改制……創建資本市場等等改革，都避免不了改革等同于合法搶劫的命運。市場化改革數年，連人稱“吳市場”的吳敬璉教授也坐不住了，驚呼：改革正在建立一個壞的市場經濟制度。

　　幾乎所有的改革，初衷都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終基本上都走向了背離。

　　2003年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一時間讓人民看到了我黨“反思改革”的勇氣，重新喚起了人民對改革的期待。但“反思改革”還沒有真正開展起來，就被“和諧”了。

　　2003年以來，中央財政確實拿出了更多的錢以改善弱勢群體的民生問題，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弱勢群體的民生問題并無大的改善，有些方面還惡化了。如中央財政統籌義務教育了，每年數千億資金到了地方，迅速集中配置到了市縣的“教育城”政績工程，好老師、好學校向縣市的“教育城”集中，有錢的農村孩子不得不到縣城上學，要交擇校費、生活費、住房費……家長還要陪讀等等，讀書更貴了、更難了。沒錢的農村孩子，厭學、逃學不斷增加，讀書的人更少了。中央財政拿出巨大的錢搞義務教育，本來是為了更多的孩子能夠讀得起書、方便讀書、讀好書，可結果恰恰相反。教育淪為了地方政府城市化的工具、推高房價的工具、搞面子工程的工具;

　　2003年以來，藥品價格下調了20多次，每次都是兩位數，可是，藥品的實際價格不僅沒有降低，而是實實在在的越來越高了，甚至過去弱勢群體消費的便宜藥也借政府降價之機退出了市場;

　　很多地方政府搞的戶籍制度改革，不是為了實現公民待遇均等化，而是把戶籍作為一種獎勵品獎勵給少數所謂的“精英”人才，不僅沒有解決既有的戶籍歧視，而且還進一步擴大了戶籍歧視。過去的戶籍歧視只是城鄉二元，戶籍改革不僅沒有消除城鄉歧視，還發展為城城歧視、省省歧視……每一個城市都像一個“諸侯國”，搞得我等體制外吃飯的人像“喪國之犬”，搞得每年數百萬大學畢業生戶籍沒有安放之地，讓悻悻學子離開學校時甚感泱泱大國“無立錐之地”。

　　我黨一方面說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另一方面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卻越來越遠離黨代表大會、人民代表代會、政治協商代會。黨想得到、說得到，但做不到了!

　　2008年經濟危機，出口依賴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進口依賴卻日益嚴重起來;舊的產能過剩還沒消化，新的產能過剩卻更加嚴重;舊的結構性問題還沒有解決，新的結構性問題卻更加突出;……

　　房價越控越高、“豆你玩”、“蒜你狠”、“姜你軍”輪番登場……

　　三聚氰胺還沒結束，轉基因種子、轉基因食品就偷偷摸摸鋪天蓋地了……

　　腐敗反了多年，戰績越來越大，腐敗也越來越嚴重……

　　改革發展到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似乎進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政府想得到、說得到，做不到了!

　　吳敬璉先生近乎于對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絕望了，老先生是經濟學家，現在極少談經濟體制改革了，吳敬璉先生更多的談政治體制改革了。“吳市場”變成了“吳政改”。

　　溫總理最近在深圳考察時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

　　胡總書記最近在深圳特區30周年紀念大會上重申：“必須堅定不移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

　　吳敬璉期待的改革是什么樣的改革?溫總理所指的改革是什么樣的改革?胡總書記所指的改革是什么樣的改革?

　　他們說的改革是一樣的改革嗎?

　　未來30年，中國怎么走?中國有多少人明白了?同意了?相信了?

　　我們必須承認現實：明白未來30年如何繼續改革的人越來越少了，參與和推動改革的人民群眾越來越少了，改革正在官僚化、口號化，甚至很多地方的改革正在“專制化”和“鐘馗化”，其改革是在外國力量、資本力量、專制者力量、腐敗分子力量、黑惡勢力力量的主導和推動下進行，人民大眾越來越被所謂的“改革”邊緣化，越來越多的民眾對通過改革來解決改革中日益堆積起來的問題和矛盾越來越沒有信心了!

　　繼續改革，迫切需要全黨共識、全民共識，需要人民力量!

　　改革30年了，成績是很大，代價也是巨大的，問題也是堆積如山的，應該坐下來對過去30年的改革做一次大總結、大反思和大辯論了。

　　當初鄧小平提出“不爭論”，是因為黨領導人民對前面30年進行了大總結，進行了大反思和大辯論，全黨、全民在大總結、大反思、大辯論的基礎上有了“改革共識”——“三個有利于”，黨對改革的方向、目標、道路、旗幟、戰略等有了《決議》，絕大多數國民都是改革的推動者、參與者、受益者。

　　鄧總設計師不可能萬歲，“不爭論”也不可能萬歲，這是規律!改革走過30年了，“不爭論”早該過時了，現在是對前30年、甚至60年的方向、目標、道路、旗幟、戰略等等展開大總結、大反思、大辯論的時候了。不要怕辯論，真理越辯越明，不辯論就不可能有思想和行動的統一。我黨要勇敢的重新領導一次對中國未來30年方向、目標、道路、旗幟、戰略等等的全民大辯論，在全民大辯論的基礎上，把認識統一到“科學發展觀”上來，形成未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學發展”的新《決議》，以新《決議》指導未來30年的行動。

　　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集全民、全黨智慧的《決議》來明確未來30年前進方向、目標、道路、旗幟和戰略，指導未來的行動。現在，任意由文人墨客隨意解讀胡錦濤、溫家寶等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講話中的只言片語來“引導”未來改革或借洋人、假洋人之“信口開河”為指導中國改革之“圣旨”的混亂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如果繼續默認國內外文人墨客們隨意把黨中央領導中國改革的一個司令部拆解成兩個司令部、甚至多個司令部，改革一定會亂套的、改革會無法無天的、改革會導致天下會大亂的，改革甚至會導致亡黨亡國的!

　　共產黨應該找回78年前后探究真理的勇氣和智慧，再次理直氣壯的領導起對30年改革的大總結、大反思、大辯論。這既是共產黨繼續存在的需要，也是中國改革事業的需要。

　　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就在于她數十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明確承認前進中的錯誤、并及時改正前進中的錯誤。這需要勇氣、智慧和能力。如果一個政黨連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勇氣都失去了，這個黨執政的時日就不多了。

　　我李昌平之所以還承認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因為我對這個黨還有期待。如果這個黨永遠都“不爭論”，永遠都假裝一團和氣，永遠都不反思、不辯論，永遠都不開誠布公的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永遠都不敢純潔隊伍，還永遠都撅著屁股(鴕鳥)自詡偉大、光榮、正確，這個黨就不值得期待了!

　　如果有一天，像我李昌平這樣的共產黨員都對這個黨不抱有期待了，這個黨恐怕就是趙本山的馬甲了。

　　但愿我曾經熱愛過的這個黨不要淪為一件任人想穿就穿、想脫就脫的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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